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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背景下，文化融合和交流是展现文化软实力重要的一环。戏剧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民族的精神内核和文化，能促进文化更好地交流。本文通过对广州车陂宗祠剧这一具体案例进行研究，探讨车陂宗祠剧如何开拓新的剧场、如何创新承载并传承广府文化。车陂宗祠剧能够凝聚人心，增强社区成员的归属感和建设当代人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广州城中村;宗祠文化;社区剧场;文化折扣;恋地情节
在跨越式的中国城市化扩张进程中，广州许多落后城中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应的村内成员结构与属性也在慢慢转变。城中村大多分布在城市近郊，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厚的征地补偿金，逐渐形成以租赁房屋为主的谋生方式。村民“摇身一变”成为“包租公”“包租婆”。同时，城市化扩张不仅影响了经济、人口结构等，还使原以道德伦理为主的村落文化逐渐淡化，现代市民文化逐渐占据大众生活的主导地位。为了传承与弘扬车陂村文化，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文化影响力，广州车陂政府联合车陂龙舟文化促进会、广州大剧院和7所广府高校联合策划的，以车陂家族故事为原型打造的“宗祠剧”，于2019年6月8日在车陂村苏轼后人的“晴川苏公祠”中上演。车陂宗祠剧讲述了车陂后代苏为氹自小随父亲移居澳门，长大后回到车陂故乡，遇到了九堂叔苏身正和车陂村村民们，故事是围绕船桨和龙形拳展开的一系列戏剧矛盾。通过主人公的视角，为观众展现并讲述车陂龙形拳、龙舟赛、民谣等传统文化的形式与内涵。
1 广州车陂城中村的宗祠文化
车陂村中的苏、郝、黄、简等9个姓氏，都拥有自己历史悠久的祠堂。经笔者统计，在辖区行政总面积5.6平方公里的车陂村内藏有21个宗祠建筑，宗祠建筑规模和宗祠数量都展现出车陂村宗祠文化的繁荣盛况。宗祠文化传承方式依托其基本功能，村民在此供奉神灵和先祖牌位，在特定日期举办特定的祭祀活动。以祖先的训诫条规内化成自身的精神支撑。实地调查发现，车陂宗祠文化直接影响下的内部成员关系比想象中的更为复杂：尽管当地居民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但他们会在同一个姓氏的宗祠内祭拜，并对自己的姓氏和宗祠产生较高的认同度，宗祠以及围绕在这一建筑载体发展的宗祠文化在车陂村民内心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和地位。可见，宗祠不仅仅是一种建筑模式，还是传统社会权力秩序的象征，宗祠内部教育后代子孙的训诫场所，是蕴含着丰富文化内涵的物质载体。这种文化内涵滋养了宗祠成员的荣誉感和认同感，成为宗祠成员的“根”和“纽带”。[1]
现代宗祠顺应时代的要求，不断调整自身在现代社会的立足点，并出现新的用途。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广州车陂村在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九举办端午龙舟比赛。宗祠祭祀是不可或缺的仪式活动，在赛前，车陂村民会聚集在宗祠内焚香烛、摆酒菜、敲锣鼓，龙舟比赛的重要仪式环节“起龙”也是在宗祠内进行。赛后，宗祠里摆上“龙舟饭”“龙舟粽”等车陂村的龙舟美食，村民欢聚一堂庆祝赛事成功举办。车陂龙舟文化促进会党支部苏志均书记说：“从车陂出去的人，逢年过节都会带一大批朋友回来，所以车陂每家每户的海外侨胞也特别多。尤其到了端午节假日，端午节划龙舟成为车陂人重要的情感纽带和生活仪式，将海外与故乡同胞凝聚在一起。”[2]端午龙舟节增强了车陂村成员的社区认同感。龙舟赛也是车陂村兼容并蓄、向外展现自身村落文化的机会，很多人前来观赛或是其他地域的龙舟队伍来参赛，让车陂村变成了赛事集散点与文化展示中心。
2 以宗祠构建的社区剧场
宗祠剧这一概念的形成是基于宗祠文化以及承载宗祠文化的实体建筑——宗祠。挪威建筑师诺伯舒兹认为：场所不止适合一个特别的用途，否则很快就会失效，其次，一个场所很显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诠释”。[3]车陂宗祠剧打破宗祠这一传统场所的用途和功能，使其成了一个演出场所，赋予宗祠新的生机。
“晴川苏公祠”建于明朝宪宗成化年间，位于车陂村村中心的车陂河西岸。宗祠内厅是烧香祭祖场所，外厅是观众观赏的露天平地。宗祠剧制作团队依托晴川苏公祠的外厅露天场地，营造了一个开放式的露天三面式观看“剧场”。由两边柱廊与门口包围形成的一个以外厅为中心的剧场，“晴川苏公祠”近毗的建筑都高于它，这种结构自然地营造出了一种半开放式的形式。这与以往观众和演员之间各自独立存在的传统的戏剧表演场地区别明显。观众作为戏剧演出的一员出现在这个“剧场”里，“观”与“演”的距离被拉近，充满真实感和开放性的剧场让人们在表演空间中获得了沉浸式的娱乐体验，加上宗祠建筑古色生香的装修风格，营造出了一种“雅俗融合”的文化空间氛围。
在众多的“非正式剧场”类型中，笔者选择了与车陂宗祠剧演出场所属性相符的剧场类型——“社区剧场”。这一概念最早被英美两国使用，波西·马凯在1917年出版的著作《社区戏剧》中提到了社区参与的观念。社区剧场“代表着特定的地区的居民，其戏剧活动往往受限于这个特定地区，而观众亦主要源生与此地区”。[4]“社区剧场是有特定的社区成员来演出，其次演出是为了此社区的人民，特别是一个城市或市镇，通常是业余的，但有时包括专业导演，设计者及行政职员等。”[4]
车陂宗祠剧的剧场可归属于社区剧场。首先，车陂宗祠是车陂村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容與文化价值的传统建筑;其次，车陂宗祠剧的社区剧场具有社区性，宗祠文化圈内的人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属性，并有意与外文化相区别;最后，车陂宗祠剧由车陂村的社区成员来演出，演员基本是业余人员，车陂宗祠剧有专业的戏剧指导者、编剧以及导演。从演出制作来看，车陂宗祠剧是非营利性质的项目，它的演出内容不像剧团那般商业化，演出内容是以地方主题作素材。它的剧本创作元素来源于车陂人口讲述的宗祠故事，演员从车陂村内的成员中挑选，面向社会内外成员进行公开演出。车陂宗祠剧是为了特定的群众，以特殊的语言进行特殊演出。因此，无论从场地还是内容上，车陂宗祠剧都属于社区戏剧。
3 宗祠剧的“局内观”和“局外观” 社区剧场的独特性在于它依赖基层社会，尽可能与所处的社区密切联系和结合。因此，若非属于他们的特定群众，理解他们的演出变得不那么容易。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对当地文化的不熟悉，又激发了外地观众的新鲜感与好奇心，因此，宗祠剧吸引了不少宗祠文化圈之外的人来欣赏。例如，在广州车陂村的晴苏公祠内观看宗祠剧的演出时，想进宗祠内落座的村民都拥挤到了晴川苏公祠门外，而租在村里的外地人则会很好奇从祠堂两旁比邻的建筑阳台上，从上往下眺望观看戏剧，并将从“上帝视角”观看的戏剧内容分享到朋友圈，引起更广泛的传播。由于故事题材来源于车陂村旧时故事，因此在当地居民中迅速引起强烈共鸣。虽然宗祠剧是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结合体，但车陂宗祠剧带着车陂民间文化的烙印，人们在享受宗祠剧时也获得了对宗祠文化的归属感。相对于文化圈外的观众，表示他们无法听懂语言，也无法体会戏剧中的内容以及冲突。由此可见，宗祠剧在传播过程中，文化圈外部的人可能遭遇“文化折扣”现象。
“文化折扣”这个概念最早是加拿大国籍学者霍斯金斯和米卢斯提出的，“文化折扣”涉及在文化产品交易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和关注到其文化差异。[5]由于文化差异和文化认知差异，当人们接受不同文化的产品时，他们的兴趣、认同和理解将大大降低，产品的价值将大大降低。同时，文化折扣对于文化圈中的人会有较强的吸引力，而文化圈外的人相比文化圈中的人来说，其文化产品的吸引力、认同感、理解度都会大大降低。
车陂宗祠剧的对白语言是粤语，对于文化圈内的成员，粤语能引起文化圈内部成员的精神文化共鸣。车陂宗祠剧在表演台词上还设置了粤语的文字游戏，使对白台词一语双关，文化圈内的人开怀大笑。但对于文化圈外部的成员来说，粤语是理解和欣赏车陂宗祠剧的一大障碍。他们在观赏车陂宗祠剧时，对于整体戏剧剧情的把握处于懵懂的状态，只能通过肢体语言来大概判断剧情发展，无法体会宗祠剧剧情上的矛盾冲突，导致整体观赏体验感降低。
4 宗祠剧的恋地情结和陌生化
笔者在总体调研中发现文化圈外部的人对于宗祠剧的表演形式赞赏有加，反观文化圈内的成员对宗祠剧的评价很高，我们需要思考引发这一现象的机制是什么。
恋地情结（Topoplilia）是指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6]这个概念是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来的一个词，它定义了我们与物理环境的所有情感联系，它与特定地方的情感相关联。恋地情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念旧。车陂宗祠大多建于明朝，每年村民会自发捐钱用于重修祠堂，维护祠堂的原貌。对于车陂村民来说，宗祠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物，他们能够从祠堂和周围的环境中感受到从遥远的地方遗传下来的痕迹，是祖先传承下来的创造物。他们依附于车陂这片土地，也是他们寻根问祖、落叶归根的恋地情结。
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宗祠对于他们是难以表达的、复杂的，它只能通过行为、习俗等方式间接地表达出来。他们对宗祠文化和宗祠建筑的熟悉与依附，导致他们认为车陂宗祠剧这种直观的艺术形式无法完美地体现出宗祠的魅力。我们一般可能认为外来人（尤其是游客们）都有一个明确的立场，他们的感知过程经常是通过自己的眼睛来构成一幅图景。相反，本地人所持有的一种复杂的态度，根源是他们浸淫在自己所处的环境整体中。人类对物质世界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车陂村村民可能对一些环境察觉不到，因为他们和宗祠融为一体，存活在他们的意识中。
而对于被车陂宗祠剧吸引过来的文化圈外的成员来说，异域文化具有“陌生性”。作品表演使用非本国通用语言，这样的特色语言表达方式能够让人们拥有完全新奇的感受，让文化圈外的成员与该文化形成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能使外地人对宗祠文化产生好奇的心理。制作团队把戏剧的视觉艺术、舞蹈、音乐和民间文化熔于一炉，使人们获得了一场震撼心灵的视听盛宴。演出结束后，笔者随机采访了几名观众：
50岁男性：“我是觉得很热闹，虽听不懂粤语剧本，但整体还挺好。”
40多岁男性：“舞台整体呈现很有意思，舞蹈设计很漂亮并且很有力量，音乐很有风格，有了浓浓的岭南的本土风味。”
可见，观众在观看车陂宗祠剧的同时沉浸在宗祠建筑中，体会宗祠文化凝聚的车陂村村民的精神。车陂宗祠剧赋予了宗祠新的生命，彰显了其文化价值，车陂宗祠剧成为一个文化圈内的人和文化圈外的人相互交流的桥梁。
5 结语
虽然车陂宗祠剧的成员不是专业的戏剧表演，在作品的整体呈现上略显生硬，车陂宗祠剧还需继续回到戏剧舞台进行打磨。但是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冲击下，车陂宗祠剧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奉献出了自己的力量，赋予了宗祠文化新的生命。车陂宗祠剧在宗祠文化的传承中用艺术化的手法进行创新。它使得宗祠不再是固态的建筑，宗祠文化不再只是存活于人们心中的精神，而是将宗祠建筑活态化和宗祠文化具体化，使宗祠文化更具生命力。
车陂宗祠剧并不是文化探索道路上的昙花一现，制作团队如今在积极探索新的艺术形式。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背景下，车陂宗祠剧对于戏剧的初探对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具有借鉴意义，其他城市可以自发地去挖掘潜藏在自身文化内部的艺术元素，使粤港澳大湾区拥有文化凝聚力，打造出文化区域和文化名片。
参考文献：
[1] 吴祖鲲，王慧姝.宗祠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和社会治理逻辑[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学报，2014，54（04）：155-162+176.
[2] 根据文体广播记者采访蘇志均书记的记录[Z].广州，2019-05-23.
[3] 诺伯舒兹（挪）.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18.
[4] 布罗凱特.世界戏剧艺术的欣赏：世界戏剧史[M].胡耀恒，译.志文出版社，1987：18+425.
[5] 考林·霍斯金斯，等.全球性电视和电影——产业经济学导论[M].刘丰海，张慧宇，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45.
[6] 段义孚.恋地情结（汉译名著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05.
作者简介：叶键平（1999—），女，广东雷州人，本科，学士，研究方向：艺术管理。
关键词：广州城中村;宗祠文化;社区剧场;文化折扣;恋地情节
在跨越式的中国城市化扩张进程中，广州许多落后城中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应的村内成员结构与属性也在慢慢转变。城中村大多分布在城市近郊，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厚的征地补偿金，逐渐形成以租赁房屋为主的谋生方式。村民“摇身一变”成为“包租公”“包租婆”。同时，城市化扩张不仅影响了经济、人口结构等，还使原以道德伦理为主的村落文化逐渐淡化，现代市民文化逐渐占据大众生活的主导地位。为了传承与弘扬车陂村文化，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文化影响力，广州车陂政府联合车陂龙舟文化促进会、广州大剧院和7所广府高校联合策划的，以车陂家族故事为原型打造的“宗祠剧”，于2019年6月8日在车陂村苏轼后人的“晴川苏公祠”中上演。车陂宗祠剧讲述了车陂后代苏为氹自小随父亲移居澳门，长大后回到车陂故乡，遇到了九堂叔苏身正和车陂村村民们，故事是围绕船桨和龙形拳展开的一系列戏剧矛盾。通过主人公的视角，为观众展现并讲述车陂龙形拳、龙舟赛、民谣等传统文化的形式与内涵。
1 广州车陂城中村的宗祠文化
车陂村中的苏、郝、黄、简等9个姓氏，都拥有自己历史悠久的祠堂。经笔者统计，在辖区行政总面积5.6平方公里的车陂村内藏有21个宗祠建筑，宗祠建筑规模和宗祠数量都展现出车陂村宗祠文化的繁荣盛况。宗祠文化传承方式依托其基本功能，村民在此供奉神灵和先祖牌位，在特定日期举办特定的祭祀活动。以祖先的训诫条规内化成自身的精神支撑。实地调查发现，车陂宗祠文化直接影响下的内部成员关系比想象中的更为复杂：尽管当地居民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但他们会在同一个姓氏的宗祠内祭拜，并对自己的姓氏和宗祠产生较高的认同度，宗祠以及围绕在这一建筑载体发展的宗祠文化在车陂村民内心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和地位。可见，宗祠不仅仅是一种建筑模式，还是传统社会权力秩序的象征，宗祠内部教育后代子孙的训诫场所，是蕴含着丰富文化内涵的物质载体。这种文化内涵滋养了宗祠成员的荣誉感和认同感，成为宗祠成员的“根”和“纽带”。[1]
现代宗祠顺应时代的要求，不断调整自身在现代社会的立足点，并出现新的用途。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广州车陂村在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九举办端午龙舟比赛。宗祠祭祀是不可或缺的仪式活动，在赛前，车陂村民会聚集在宗祠内焚香烛、摆酒菜、敲锣鼓，龙舟比赛的重要仪式环节“起龙”也是在宗祠内进行。赛后，宗祠里摆上“龙舟饭”“龙舟粽”等车陂村的龙舟美食，村民欢聚一堂庆祝赛事成功举办。车陂龙舟文化促进会党支部苏志均书记说：“从车陂出去的人，逢年过节都会带一大批朋友回来，所以车陂每家每户的海外侨胞也特别多。尤其到了端午节假日，端午节划龙舟成为车陂人重要的情感纽带和生活仪式，将海外与故乡同胞凝聚在一起。”[2]端午龙舟节增强了车陂村成员的社区认同感。龙舟赛也是车陂村兼容并蓄、向外展现自身村落文化的机会，很多人前来观赛或是其他地域的龙舟队伍来参赛，让车陂村变成了赛事集散点与文化展示中心。
2 以宗祠构建的社区剧场
宗祠剧这一概念的形成是基于宗祠文化以及承载宗祠文化的实体建筑——宗祠。挪威建筑师诺伯舒兹认为：场所不止适合一个特别的用途，否则很快就会失效，其次，一个场所很显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诠释”。[3]车陂宗祠剧打破宗祠这一传统场所的用途和功能，使其成了一个演出场所，赋予宗祠新的生机。
“晴川苏公祠”建于明朝宪宗成化年间，位于车陂村村中心的车陂河西岸。宗祠内厅是烧香祭祖场所，外厅是观众观赏的露天平地。宗祠剧制作团队依托晴川苏公祠的外厅露天场地，营造了一个开放式的露天三面式观看“剧场”。由两边柱廊与门口包围形成的一个以外厅为中心的剧场，“晴川苏公祠”近毗的建筑都高于它，这种结构自然地营造出了一种半开放式的形式。这与以往观众和演员之间各自独立存在的传统的戏剧表演场地区别明显。观众作为戏剧演出的一员出现在这个“剧场”里，“观”与“演”的距离被拉近，充满真实感和开放性的剧场让人们在表演空间中获得了沉浸式的娱乐体验，加上宗祠建筑古色生香的装修风格，营造出了一种“雅俗融合”的文化空间氛围。
在众多的“非正式剧场”类型中，笔者选择了与车陂宗祠剧演出场所属性相符的剧场类型——“社区剧场”。这一概念最早被英美两国使用，波西·马凯在1917年出版的著作《社区戏剧》中提到了社区参与的观念。社区剧场“代表着特定的地区的居民，其戏剧活动往往受限于这个特定地区，而观众亦主要源生与此地区”。[4]“社区剧场是有特定的社区成员来演出，其次演出是为了此社区的人民，特别是一个城市或市镇，通常是业余的，但有时包括专业导演，设计者及行政职员等。”[4]
车陂宗祠剧的剧场可归属于社区剧场。首先，车陂宗祠是车陂村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容與文化价值的传统建筑;其次，车陂宗祠剧的社区剧场具有社区性，宗祠文化圈内的人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属性，并有意与外文化相区别;最后，车陂宗祠剧由车陂村的社区成员来演出，演员基本是业余人员，车陂宗祠剧有专业的戏剧指导者、编剧以及导演。从演出制作来看，车陂宗祠剧是非营利性质的项目，它的演出内容不像剧团那般商业化，演出内容是以地方主题作素材。它的剧本创作元素来源于车陂人口讲述的宗祠故事，演员从车陂村内的成员中挑选，面向社会内外成员进行公开演出。车陂宗祠剧是为了特定的群众，以特殊的语言进行特殊演出。因此，无论从场地还是内容上，车陂宗祠剧都属于社区戏剧。
3 宗祠剧的“局内观”和“局外观” 社区剧场的独特性在于它依赖基层社会，尽可能与所处的社区密切联系和结合。因此，若非属于他们的特定群众，理解他们的演出变得不那么容易。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对当地文化的不熟悉，又激发了外地观众的新鲜感与好奇心，因此，宗祠剧吸引了不少宗祠文化圈之外的人来欣赏。例如，在广州车陂村的晴苏公祠内观看宗祠剧的演出时，想进宗祠内落座的村民都拥挤到了晴川苏公祠门外，而租在村里的外地人则会很好奇从祠堂两旁比邻的建筑阳台上，从上往下眺望观看戏剧，并将从“上帝视角”观看的戏剧内容分享到朋友圈，引起更广泛的传播。由于故事题材来源于车陂村旧时故事，因此在当地居民中迅速引起强烈共鸣。虽然宗祠剧是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结合体，但车陂宗祠剧带着车陂民间文化的烙印，人们在享受宗祠剧时也获得了对宗祠文化的归属感。相对于文化圈外的观众，表示他们无法听懂语言，也无法体会戏剧中的内容以及冲突。由此可见，宗祠剧在传播过程中，文化圈外部的人可能遭遇“文化折扣”现象。
“文化折扣”这个概念最早是加拿大国籍学者霍斯金斯和米卢斯提出的，“文化折扣”涉及在文化产品交易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和关注到其文化差异。[5]由于文化差异和文化认知差异，当人们接受不同文化的产品时，他们的兴趣、认同和理解将大大降低，产品的价值将大大降低。同时，文化折扣对于文化圈中的人会有较强的吸引力，而文化圈外的人相比文化圈中的人来说，其文化产品的吸引力、认同感、理解度都会大大降低。
车陂宗祠剧的对白语言是粤语，对于文化圈内的成员，粤语能引起文化圈内部成员的精神文化共鸣。车陂宗祠剧在表演台词上还设置了粤语的文字游戏，使对白台词一语双关，文化圈内的人开怀大笑。但对于文化圈外部的成员来说，粤语是理解和欣赏车陂宗祠剧的一大障碍。他们在观赏车陂宗祠剧时，对于整体戏剧剧情的把握处于懵懂的状态，只能通过肢体语言来大概判断剧情发展，无法体会宗祠剧剧情上的矛盾冲突，导致整体观赏体验感降低。
4 宗祠剧的恋地情结和陌生化
笔者在总体调研中发现文化圈外部的人对于宗祠剧的表演形式赞赏有加，反观文化圈内的成员对宗祠剧的评价很高，我们需要思考引发这一现象的机制是什么。
恋地情结（Topoplilia）是指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6]这个概念是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来的一个词，它定义了我们与物理环境的所有情感联系，它与特定地方的情感相关联。恋地情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念旧。车陂宗祠大多建于明朝，每年村民会自发捐钱用于重修祠堂，维护祠堂的原貌。对于车陂村民来说，宗祠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物，他们能够从祠堂和周围的环境中感受到从遥远的地方遗传下来的痕迹，是祖先传承下来的创造物。他们依附于车陂这片土地，也是他们寻根问祖、落叶归根的恋地情结。
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宗祠对于他们是难以表达的、复杂的，它只能通过行为、习俗等方式间接地表达出来。他们对宗祠文化和宗祠建筑的熟悉与依附，导致他们认为车陂宗祠剧这种直观的艺术形式无法完美地体现出宗祠的魅力。我们一般可能认为外来人（尤其是游客们）都有一个明确的立场，他们的感知过程经常是通过自己的眼睛来构成一幅图景。相反，本地人所持有的一种复杂的态度，根源是他们浸淫在自己所处的环境整体中。人类对物质世界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车陂村村民可能对一些环境察觉不到，因为他们和宗祠融为一体，存活在他们的意识中。
而对于被车陂宗祠剧吸引过来的文化圈外的成员来说，异域文化具有“陌生性”。作品表演使用非本国通用语言，这样的特色语言表达方式能够让人们拥有完全新奇的感受，让文化圈外的成员与该文化形成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能使外地人对宗祠文化产生好奇的心理。制作团队把戏剧的视觉艺术、舞蹈、音乐和民间文化熔于一炉，使人们获得了一场震撼心灵的视听盛宴。演出结束后，笔者随机采访了几名观众：
50岁男性：“我是觉得很热闹，虽听不懂粤语剧本，但整体还挺好。”
40多岁男性：“舞台整体呈现很有意思，舞蹈设计很漂亮并且很有力量，音乐很有风格，有了浓浓的岭南的本土风味。”
可见，观众在观看车陂宗祠剧的同时沉浸在宗祠建筑中，体会宗祠文化凝聚的车陂村村民的精神。车陂宗祠剧赋予了宗祠新的生命，彰显了其文化价值，车陂宗祠剧成为一个文化圈内的人和文化圈外的人相互交流的桥梁。
5 结语
虽然车陂宗祠剧的成员不是专业的戏剧表演，在作品的整体呈现上略显生硬，车陂宗祠剧还需继续回到戏剧舞台进行打磨。但是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冲击下，车陂宗祠剧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奉献出了自己的力量，赋予了宗祠文化新的生命。车陂宗祠剧在宗祠文化的传承中用艺术化的手法进行创新。它使得宗祠不再是固态的建筑，宗祠文化不再只是存活于人们心中的精神，而是将宗祠建筑活态化和宗祠文化具体化，使宗祠文化更具生命力。
车陂宗祠剧并不是文化探索道路上的昙花一现，制作团队如今在积极探索新的艺术形式。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背景下，车陂宗祠剧对于戏剧的初探对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具有借鉴意义，其他城市可以自发地去挖掘潜藏在自身文化内部的艺术元素，使粤港澳大湾区拥有文化凝聚力，打造出文化区域和文化名片。
参考文献：
[1] 吴祖鲲，王慧姝.宗祠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和社会治理逻辑[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学报，2014，54（04）：155-162+176.
[2] 根据文体广播记者采访蘇志均书记的记录[Z].广州，2019-05-23.
[3] 诺伯舒兹（挪）.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18.
[4] 布罗凱特.世界戏剧艺术的欣赏：世界戏剧史[M].胡耀恒，译.志文出版社，1987：18+425.
[5] 考林·霍斯金斯，等.全球性电视和电影——产业经济学导论[M].刘丰海，张慧宇，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45.
[6] 段义孚.恋地情结（汉译名著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05.
作者简介：叶键平（1999—），女，广东雷州人，本科，学士，研究方向：艺术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