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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西文学在先秦历史散文和荷马史诗里体现了实录精神与神话思维的文化差异。从流亡母题出发，结合春秋时晋公子流亡称霸和古希腊英雄返乡的文本细读，可探讨《奥德赛》与《左传》的人神书写。虽然“人”与“神”的叙事比例明显不同，但两书都会借用命定的因素阐释历史细节、塑造王者个性。《左传》透露出对“天命”的叩问和试探，荷马的神学观却使人的生存多了资以比较的维度。
关键词：重耳 奥德修斯 流亡 人神书写
引言
讲述历史的方式具有反映人类构建往事、展望未来的思维特点。公元前9至8世纪，代表欧美文学根源之一的《荷马史诗》在口头传唱中初步形成规模。1873年，德国考古学家施里曼的发现使得长期被认为是源自公元前12世纪甚至更早的虚构诗歌披上历史叙事的色彩。1954年，英国学者芬利所著的《奥德修斯的世界》便是“第一次将荷马史诗视为历史文献的研究尝试”a。国内已出现不少将荷马史诗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如《江格尔》《格萨尔王》等进行比较的论文及专著，近几年还出版了《〈诗经〉与〈荷马史诗〉的比较研究》一书。韵文选择上，学界已展开较为充分的探讨，但在中国叙事文学之源，即先秦历史散文与荷马史诗的比较领域内，尚处于乏善可陈的阶段。国外译著中，德国古典学教授穆启乐（Fritz-Heiner Mutschler）2018年出版的《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史学：比较视野下的探究》一书，选取希罗多德、塔西佗、司马迁等人著作，属于纯史学方向。如果说“将西方的史诗与中国的史传进行比较，是中西比较文学的‘补位’”b，那么先秦历史散文与古希腊史诗的平行研究，在文明发端时于体裁的相异中比较实录精神和神话思维，应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价值。
本文从流亡母题出发，选取两个人物——春秋时期流亡十九年的晋公子重耳与荷马时代经特洛伊战争、海上历险二十年的英雄奥德修斯。重耳由落魄公子逐步成长为目标明确、成熟的政治家，奥德修斯在坚忍守望中回归王者身份；《左传》的“天命”含混不清，《奥德赛》的“众神”意志难违。两者不仅构成解读中西人物命运的表面差异，也体现历史叙事下自然与超自然力量的相似交织。相较《奥德赛》的古希臘神话因素，“神文”也会在号称“信史”的《左传》里以占卜、异象、梦境、鬼魂等方式若隐若现。早期先民的“人文”与“神文”并非截然对立，“中国文化是无神文化，而西方文化是有神文化”c这样的宏观论调可待文本细读增补更多有趣的阐释。
一、命运之门：天命、众神与亡灵
《左传》和《奥德赛》都属于零聚焦叙事，重耳的流亡在历时性展开事件的《左传》中独立性较强，主要见于僖公二十三年的倒叙；奥德修斯的流亡来自涅斯托尔、墨涅拉奥斯及他本人的回忆，于《奥德赛》第十三卷之前同样以倒叙完成。返乡后两者的叙事时间重新走上正轨。
（一）出身和成年
重耳贵为晋献公之子，姬姓，虽起于晋唐叔虞之后，实属晋王室小宗。西周后期，历经曲沃桓叔、庄伯、武公三代的崛起，王室正宗终被武公僭位，为周釐王封侯。重耳便是此新进晋君的孙辈。《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
晋献公……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d
重耳自出生便伴随着父亲的逾矩，献公不仅打破同姓不通婚的惯例，连太子申生也是与母辈通奸的产物。周朝宗法秩序屈服于个人权威和欲望，既是“礼崩乐坏”的表现，也是春秋时代贵族阶层“不信命”的开端。重耳成年伊始，虽“好学而不二，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昭公十三年），却因着骊姬的受宠及争嫡，远戍边邑蒲城，是一份不易的成年礼。后期重耳留恋齐国不愿离开，也许庶出和母亲不受宠的身世使得他初期连享有晋祚的目标都不甚明确。
相形之下，奥德修斯看似幸运得多，其实不然。据《奥德赛》第十六卷，特勒马科斯和装扮成外乡人的父亲介绍自己说：
原来克罗诺斯之子使我家独子繁衍，阿尔克西奥斯生了独子拉埃尔斯特，祖父生独子奥德修斯，奥德修斯生我，也是独子。e
三代独子使得伊塔卡王位继承没有悬念，并且特勒马科斯认为这是出于宙斯的意愿，人不是神谱家族的后续，被神辖制，应有敬虔。而《奥德赛》第十九卷描述“博得神明欢心，神明乐意伴随他”的奥德修斯外祖父——奥托吕科斯出于对伊塔卡男女的怒不可遏，在探望外孙取名时竟然记录了与婴儿庆生相反的情绪。作者没有明说奥托吕克斯愤怒的原因，但可以揣摩的是，其愤怒应与人民的不敬神有关。既然这个家族坚信王命源自众神的合法性，那么伊塔卡人民对于众神信仰表现出的漠然和丧失，也可直接反映为《奥德赛》第二卷里特勒马科斯召开民会时民众对于政治的沉默和冷淡。好在奥德修斯的成年礼较为健康，虽与舅舅们一同猎于帕尔涅索斯山被野猪所伤，但狩猎的胜利和外祖的赠礼都标志着未来继承人的王者气概及地位。何况这伤疤成为他被仆人认出的最早记号，妻子佩涅洛佩强弓择偶，弓箭也是少年奥德修斯到墨塞涅索债时好友所赠。作者一再提及他的出身和成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所以当仙女卡吕普索万般柔情以长生不死为许诺款留时，奥德修斯却眼望家乡泪水涟涟，如此的归意坚决也不足为怪。
（二）落难式流亡
在叙述影响晋国国运至少半个世纪的事件“骊姬之难”时，这场王室内乱被作者安排为起于女人的不祥和占卜的应验。《左传·僖公四年》回顾道：
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弗听，立之。生奚齐。
诚然，《左传》里的女性角色往往存在利益冲突，身为人妻，出于他姓诸侯的娘家，又生活在丈夫的国度。她们会拥有跨越甚至威胁构成周朝礼制根本的嫡子、君权、公卿等关系的“特权”，寻求政治结盟的婚姻会缓解不和，但更会带来深远的动乱。骊姬的来晋，就与晋献公伐戎的胜利有关。占卜婚姻后的献公选择“从筮”，显然是不顾天命、私欲膨胀、刚愎自用的结果。《国语·晋语一》补充了献公伐戎前“胜而不吉”f的占卜和卜官史苏红颜祸水的论断。而据《左传》，更早前献公吞并虢、虞两国，两国还自信“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左传》里的神明相对反复莫测，征兆也模棱两可。这样客观上有利于作者组织材料，将其放在事件的因果之中，暗示某种德行上的必然。晋国内乱的叙事中，经占卜后节奏加快，骊姬如愿害死申生，诬陷其他公子参与谋害献公，于是“重耳奔蒲”，踏上了十九年的流亡之旅。 反观特洛伊十年战争后，奥德修斯滞留海外的原因既有波塞冬复仇式的阻挠，也和希腊盟军的不断争吵、自身船员的嫉妒多疑有关。《奥德赛》第一卷宙斯于奥林波斯的盛宴中就感慨：
可悲啊，凡人总是归咎于我们天神，说什么灾祸由我们遣送，其实是他们因自己丧失理智，超越命限遭不幸。
古希腊神话体系里，人与神的界限明晰，能力有限和理性欠缺的弱点在众神视角的参照下尤为突出。这有助于事件解读中自然地反求诸己。即使是奥德修斯机智战胜独眼巨人的情节中，也能看到不能自已、得意忘形的后果。他自豪又轻率地向愤怒受伤的波吕斐摩斯报出家世姓名，使得巨人祈祷父亲波塞冬报复时指明说：“不要让攻略城市的奥德修斯返家园，就是那拉埃尔特斯之子，家住伊塔卡。”这和奥德修斯回家后遭遇牧羊奴脚踢、女仆背叛、求婚人怒斥、乞丐挑衅等各样敌意时所表现的隐忍克制形成鲜明对比。《奥德赛》第十八卷里，连奥德修斯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原来我从前在世人中也属幸福之人，强横地作过许多狂妄的事情，听信于自己的权能，倚仗自己的父亲和兄弟。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可超越限度，要默默地接受神明赐予的一切礼物。
（三）命定的归返
鲁僖公九年，献公佹诸去世，晋国果然陷入更大的内乱。大夫里克连续杀掉骊姬及其妹妹所生的奚齐和卓子，第二年公子夷吾被拥立为晋惠公。《国语·晋语二》交代此时重耳在里克和秦穆公的试探下，听从舅舅子犯的劝告，以“父生不得供备洒扫之臣，死又不敢莅丧以重其罪”为名辞谢王位。《左传》则不然，不但没有说明重耳的动向，还在僖公十年（前650）插入一段前太子申生亡灵的预言，提醒惠公这一脉将遭遇命定的覆灭：
晋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适下国，遇大子。大子使登仆而告知曰：“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矣。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余。”对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君祀乃无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图之！”君曰：“诺。吾将复请。七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而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许我罚有罪矣，敝于韩。”
在狐突的追问和恳求之下，晋国得以持续。接着才是秦穆公接回重耳的计谋失败，惠公即位大局暂定。记于僖公十年的晋侯继承人事件就此告一段落，叙述的一波三折使得重耳回国看似遥遥无期，亡灵的预言却使他的归返有了命定的意味，为结束流亡的日子铺设可能性。而在安排奥德修斯归返时，既有第一卷“命定的时限已来临，神明们终于决定，让他回乡返家园”，也有第十一卷奥德修斯遵照魔女基尔克的嘱咐，进入冥府求问特瑞西阿斯亲耳听到归返的消息。纵使两者存在道义层面的支撑和追求财富的原动力，这种不谋而合仍令人唏嘘，也许对两三千年前的作者而言，不论东方西方、大陆海洋，长期流亡后的归返足以不同寻常到需要有命定的许可。
二、塑造王者：信义、荣誉与诡谲
当然，归返不是最终目的。晋文公回国称霸，古希腊英雄返乡完成身份的回归，必有其过人之处。《论语·宪问》里孔子曾评价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g《奥德赛》第十三卷里雅典娜揭穿奥德修斯的谎言时也说：“一个人必须无比诡詐狡狯，才堪与你比试各种阴谋，即使神明也一样。”流亡结束后，两书作者着意塑造王者形象，也包含对复杂人性的诠释。
僖公二十四年（前636），秦穆公派兵护送重耳回国，在能否共富贵的关键时刻，《左传》记载的君臣互动值得玩味：心腹加外戚的子犯主动请辞，文公投白璧于黄河发誓挽留；太监和仓库小吏求见，开始均被拒，听闻论及为君之道才肯接见；论功行赏漏掉的介子推，则慨叹“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而离开。作者于此并未品评。僖公二十七年（前633），楚成王攻打宋国，宋求救于晋。流亡时宋、楚对晋皆有恩遇，晋文公却在先轸“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计谋下，使得曹、卫、齐、秦与楚的关系相继破裂，又拘禁楚大夫激怒令尹子玉，晋国如愿与楚国兵戎相对。后经城濮一战，晋文公不仅为宋解围，还实现了退辟三舍的诺言，对内征兵时以“义”“信”“礼”教化民众，对外胜利时以处死舟之侨等人树立军威。表面对各国、个人恩仇必报，赏罚有信，实际出于自身利益和野心的诉求，晋文公可谓手段用尽。此时作者的评论也不过“文公其能刑矣”“一战而霸，文之教也”。再次回顾介子推所谓上下为奸的言论时，不禁使人莞尔。
奥德修斯在费埃克斯人护送返乡的前后，颇得阿伽门农鬼魂“妇女们不可信”和雅典娜“切不可告知任何人”的真传。不仅面对敌人时百般忍耐，对忠心的妻子和殷勤的仆人也守口如瓶，仅仅将真实身份透露给儿子特勒马科斯。《奥德赛》第二十二卷，计谋成功，父子俩终于将上百名求婚人一网打尽。作者将完胜的奥德修斯形容为：
犹如一头雄狮，那雄狮刚刚吞噬牧场的壮牛离开，整个胸部和它那两片面颊的侧面沾满浓浓的血污，令人见了心惊惧。
给人庄严勇猛的印象。其实恶战中，“雄狮”也有胆战心惊的时刻。背叛他的牧羊奴给手无寸铁的求婚人打开库房暗送兵器，这曾短暂地鼓舞那些不曾料想王者归来、惊魂未定的年轻人，其中阿革拉奥斯反应最快，首先号召他们起来齐心杀死父子俩。奥德修斯露怯，遭到雅典娜怒斥：
你凭那勇力曾为高贵的白臂海伦，与特洛亚人不倦地连续奋战九年，在激烈的战斗中杀死了难以胜计的敌人，设谋攻下了普里阿莫斯的广阔都城。现在你返回家园，见到自己的财富，面对求婚人却可悲地缺乏应有的勇气？
古希腊战场上，王者形象源自智慧的诡谲和英雄的荣誉。凭借这份荣誉，雅典娜适时激发他的斗志，使史诗的书写平添几分阳刚之气。
三、人神书写的价值
《左传》和《奥德赛》处理流亡母题的方式，固然因时代、区域、文化等因素体裁相异，但重耳和奥德修斯的困境同为政治思想史的问题。国内有历史学者对比《雅典政制》《周官》等文献后认为，“城邦的主人，主体——公民，无论行何种政体，或贵族，或平民，或寡头，或民主，都是就奴隶制城邦范围内而言，其阶级实质是一样的”h，并指出中西双方在古代奴隶社会初期存在极为相似的“公民”和“城邦”概念。若回到将奥林波斯众神视作能够真实介入人类生活的古希腊“黑暗时代”，众神的讲述其实是历史思维的一种特殊表现，与实录精神并非毫无交集。 荷马描述的是黑暗时代的晚期，神的书写在《伊利亚特》里次数比《奥德赛》多，神与人的关系也更亲近。这不禁令人怀疑众神信仰是否在史诗形成时开始有退却荣光的迹象。单就《奥德赛》而言，年轻的求婚者对众神的无知就前所未见。与奥德修斯多次虔敬强调宙斯是漂泊旅人的保护者相比，新一代的青年对此不仅毫不在意，第二十卷谈及他们的无礼时还提到：
帕拉斯·雅典娜激发求婚人的狂笑，搅乱了他们的心智。他们大笑不止，直笑得双颌变形，吞噬着鲜血淋漓的肉块；笑得他们双眼噙满泪水。心灵想放声哭泣。
伊塔卡的政治失序来自不知王者下落的权力真空，也有丧失古希腊众神信仰的因素。奧德修斯的成熟既表现为心性坚忍，也是一个愈加明白神明启示的过程。秉承人文为主的《左传》，不易探得究竟时采取神文阐释，应与殷商巫筮之风依旧残存有关。太子申生的自杀悲剧及其亡灵预言，为惠公对秦战败做出了政治人事以外的神秘解读，也因宣扬至忠至孝、自我牺牲的精神，使得重耳继位时杀害惠公之子晋怀公变得理所应当。从创作心理看，超自然叙事的必要性，可能出于面对战国礼崩乐坏重建秩序的责任感，抑或游吟四方时迎合古希腊城邦复兴的需要。
结语
面对历经苦难的王者人生，无论信奉神明与否，《左传》和《奥德赛》不约而同选择了命定的因素来展现流亡的母题。荷马史诗里的众神并不神秘：长生不死、能力超群又充满七情六欲，“众神”和“命运”构成了荷马时代解读人物的命定因素。《左传》虽有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传统，但除了有限的道德警示外，作者也时有“天之所启”的征兆预言。“神文”与“人文”的比例虽明显不同，但两书都或多或少借用超自然叙事来开启命运之门。至少，在都未否认“亡灵”的叙事里，《左传》透露出更多的是对“天命”的叩问和试探，而荷马的神学观却使人的生存多了一个可以比较的维度。然而，就人神书写的价值探索还十分有限，涉及政治思想史的论题尚未成形，浅见仅供以抛砖引玉。
a 〔英〕M.I.芬利 ：《奥德修斯的世界》，刘淳、曾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导言，第2页。
b 高旭东、蒋永影：《平行研究·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
c 童辰、汪华、李智萍：《〈诗经〉与〈荷马史诗〉的比较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9页。
d 洪亮吉撰、李解民点校：《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57页。以下《左传》出处皆从此版本，不再另注。
e 〔古希腊〕荷马：《奥德赛》，王焕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75页。以下《奥德赛》出处皆从此本。
f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49页。以下《国语》出处皆从此版本，不再另注。
g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3页。
h 郝际陶：《雅典人与周人》，《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6期，第49—54页。
参考文献：
[1] 陈召荣.流浪母题与西方文学经典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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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格里芬.刘淳译.荷马史诗中的生与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 黄洋.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 贺方婴.荷马之志——政治思想史中的奥德修斯问题[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7]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8] 陈中梅.荷马史诗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9] 刘象愚.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10] 郝际陶.“黑暗时代”的雅典国家[J].东北师大学报，1995（2）：27-31.
基金项目： 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名称：先秦历史散文与荷马史诗的平行研究，编号：2020J0903
作 者： 缪霄，文学硕士，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重耳 奥德修斯 流亡 人神书写
引言
讲述历史的方式具有反映人类构建往事、展望未来的思维特点。公元前9至8世纪，代表欧美文学根源之一的《荷马史诗》在口头传唱中初步形成规模。1873年，德国考古学家施里曼的发现使得长期被认为是源自公元前12世纪甚至更早的虚构诗歌披上历史叙事的色彩。1954年，英国学者芬利所著的《奥德修斯的世界》便是“第一次将荷马史诗视为历史文献的研究尝试”a。国内已出现不少将荷马史诗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如《江格尔》《格萨尔王》等进行比较的论文及专著，近几年还出版了《〈诗经〉与〈荷马史诗〉的比较研究》一书。韵文选择上，学界已展开较为充分的探讨，但在中国叙事文学之源，即先秦历史散文与荷马史诗的比较领域内，尚处于乏善可陈的阶段。国外译著中，德国古典学教授穆启乐（Fritz-Heiner Mutschler）2018年出版的《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史学：比较视野下的探究》一书，选取希罗多德、塔西佗、司马迁等人著作，属于纯史学方向。如果说“将西方的史诗与中国的史传进行比较，是中西比较文学的‘补位’”b，那么先秦历史散文与古希腊史诗的平行研究，在文明发端时于体裁的相异中比较实录精神和神话思维，应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价值。
本文从流亡母题出发，选取两个人物——春秋时期流亡十九年的晋公子重耳与荷马时代经特洛伊战争、海上历险二十年的英雄奥德修斯。重耳由落魄公子逐步成长为目标明确、成熟的政治家，奥德修斯在坚忍守望中回归王者身份；《左传》的“天命”含混不清，《奥德赛》的“众神”意志难违。两者不仅构成解读中西人物命运的表面差异，也体现历史叙事下自然与超自然力量的相似交织。相较《奥德赛》的古希臘神话因素，“神文”也会在号称“信史”的《左传》里以占卜、异象、梦境、鬼魂等方式若隐若现。早期先民的“人文”与“神文”并非截然对立，“中国文化是无神文化，而西方文化是有神文化”c这样的宏观论调可待文本细读增补更多有趣的阐释。
一、命运之门：天命、众神与亡灵
《左传》和《奥德赛》都属于零聚焦叙事，重耳的流亡在历时性展开事件的《左传》中独立性较强，主要见于僖公二十三年的倒叙；奥德修斯的流亡来自涅斯托尔、墨涅拉奥斯及他本人的回忆，于《奥德赛》第十三卷之前同样以倒叙完成。返乡后两者的叙事时间重新走上正轨。
（一）出身和成年
重耳贵为晋献公之子，姬姓，虽起于晋唐叔虞之后，实属晋王室小宗。西周后期，历经曲沃桓叔、庄伯、武公三代的崛起，王室正宗终被武公僭位，为周釐王封侯。重耳便是此新进晋君的孙辈。《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
晋献公……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d
重耳自出生便伴随着父亲的逾矩，献公不仅打破同姓不通婚的惯例，连太子申生也是与母辈通奸的产物。周朝宗法秩序屈服于个人权威和欲望，既是“礼崩乐坏”的表现，也是春秋时代贵族阶层“不信命”的开端。重耳成年伊始，虽“好学而不二，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昭公十三年），却因着骊姬的受宠及争嫡，远戍边邑蒲城，是一份不易的成年礼。后期重耳留恋齐国不愿离开，也许庶出和母亲不受宠的身世使得他初期连享有晋祚的目标都不甚明确。
相形之下，奥德修斯看似幸运得多，其实不然。据《奥德赛》第十六卷，特勒马科斯和装扮成外乡人的父亲介绍自己说：
原来克罗诺斯之子使我家独子繁衍，阿尔克西奥斯生了独子拉埃尔斯特，祖父生独子奥德修斯，奥德修斯生我，也是独子。e
三代独子使得伊塔卡王位继承没有悬念，并且特勒马科斯认为这是出于宙斯的意愿，人不是神谱家族的后续，被神辖制，应有敬虔。而《奥德赛》第十九卷描述“博得神明欢心，神明乐意伴随他”的奥德修斯外祖父——奥托吕科斯出于对伊塔卡男女的怒不可遏，在探望外孙取名时竟然记录了与婴儿庆生相反的情绪。作者没有明说奥托吕克斯愤怒的原因，但可以揣摩的是，其愤怒应与人民的不敬神有关。既然这个家族坚信王命源自众神的合法性，那么伊塔卡人民对于众神信仰表现出的漠然和丧失，也可直接反映为《奥德赛》第二卷里特勒马科斯召开民会时民众对于政治的沉默和冷淡。好在奥德修斯的成年礼较为健康，虽与舅舅们一同猎于帕尔涅索斯山被野猪所伤，但狩猎的胜利和外祖的赠礼都标志着未来继承人的王者气概及地位。何况这伤疤成为他被仆人认出的最早记号，妻子佩涅洛佩强弓择偶，弓箭也是少年奥德修斯到墨塞涅索债时好友所赠。作者一再提及他的出身和成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所以当仙女卡吕普索万般柔情以长生不死为许诺款留时，奥德修斯却眼望家乡泪水涟涟，如此的归意坚决也不足为怪。
（二）落难式流亡
在叙述影响晋国国运至少半个世纪的事件“骊姬之难”时，这场王室内乱被作者安排为起于女人的不祥和占卜的应验。《左传·僖公四年》回顾道：
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弗听，立之。生奚齐。
诚然，《左传》里的女性角色往往存在利益冲突，身为人妻，出于他姓诸侯的娘家，又生活在丈夫的国度。她们会拥有跨越甚至威胁构成周朝礼制根本的嫡子、君权、公卿等关系的“特权”，寻求政治结盟的婚姻会缓解不和，但更会带来深远的动乱。骊姬的来晋，就与晋献公伐戎的胜利有关。占卜婚姻后的献公选择“从筮”，显然是不顾天命、私欲膨胀、刚愎自用的结果。《国语·晋语一》补充了献公伐戎前“胜而不吉”f的占卜和卜官史苏红颜祸水的论断。而据《左传》，更早前献公吞并虢、虞两国，两国还自信“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左传》里的神明相对反复莫测，征兆也模棱两可。这样客观上有利于作者组织材料，将其放在事件的因果之中，暗示某种德行上的必然。晋国内乱的叙事中，经占卜后节奏加快，骊姬如愿害死申生，诬陷其他公子参与谋害献公，于是“重耳奔蒲”，踏上了十九年的流亡之旅。 反观特洛伊十年战争后，奥德修斯滞留海外的原因既有波塞冬复仇式的阻挠，也和希腊盟军的不断争吵、自身船员的嫉妒多疑有关。《奥德赛》第一卷宙斯于奥林波斯的盛宴中就感慨：
可悲啊，凡人总是归咎于我们天神，说什么灾祸由我们遣送，其实是他们因自己丧失理智，超越命限遭不幸。
古希腊神话体系里，人与神的界限明晰，能力有限和理性欠缺的弱点在众神视角的参照下尤为突出。这有助于事件解读中自然地反求诸己。即使是奥德修斯机智战胜独眼巨人的情节中，也能看到不能自已、得意忘形的后果。他自豪又轻率地向愤怒受伤的波吕斐摩斯报出家世姓名，使得巨人祈祷父亲波塞冬报复时指明说：“不要让攻略城市的奥德修斯返家园，就是那拉埃尔特斯之子，家住伊塔卡。”这和奥德修斯回家后遭遇牧羊奴脚踢、女仆背叛、求婚人怒斥、乞丐挑衅等各样敌意时所表现的隐忍克制形成鲜明对比。《奥德赛》第十八卷里，连奥德修斯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原来我从前在世人中也属幸福之人，强横地作过许多狂妄的事情，听信于自己的权能，倚仗自己的父亲和兄弟。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可超越限度，要默默地接受神明赐予的一切礼物。
（三）命定的归返
鲁僖公九年，献公佹诸去世，晋国果然陷入更大的内乱。大夫里克连续杀掉骊姬及其妹妹所生的奚齐和卓子，第二年公子夷吾被拥立为晋惠公。《国语·晋语二》交代此时重耳在里克和秦穆公的试探下，听从舅舅子犯的劝告，以“父生不得供备洒扫之臣，死又不敢莅丧以重其罪”为名辞谢王位。《左传》则不然，不但没有说明重耳的动向，还在僖公十年（前650）插入一段前太子申生亡灵的预言，提醒惠公这一脉将遭遇命定的覆灭：
晋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适下国，遇大子。大子使登仆而告知曰：“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矣。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余。”对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君祀乃无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图之！”君曰：“诺。吾将复请。七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而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许我罚有罪矣，敝于韩。”
在狐突的追问和恳求之下，晋国得以持续。接着才是秦穆公接回重耳的计谋失败，惠公即位大局暂定。记于僖公十年的晋侯继承人事件就此告一段落，叙述的一波三折使得重耳回国看似遥遥无期，亡灵的预言却使他的归返有了命定的意味，为结束流亡的日子铺设可能性。而在安排奥德修斯归返时，既有第一卷“命定的时限已来临，神明们终于决定，让他回乡返家园”，也有第十一卷奥德修斯遵照魔女基尔克的嘱咐，进入冥府求问特瑞西阿斯亲耳听到归返的消息。纵使两者存在道义层面的支撑和追求财富的原动力，这种不谋而合仍令人唏嘘，也许对两三千年前的作者而言，不论东方西方、大陆海洋，长期流亡后的归返足以不同寻常到需要有命定的许可。
二、塑造王者：信义、荣誉与诡谲
当然，归返不是最终目的。晋文公回国称霸，古希腊英雄返乡完成身份的回归，必有其过人之处。《论语·宪问》里孔子曾评价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g《奥德赛》第十三卷里雅典娜揭穿奥德修斯的谎言时也说：“一个人必须无比诡詐狡狯，才堪与你比试各种阴谋，即使神明也一样。”流亡结束后，两书作者着意塑造王者形象，也包含对复杂人性的诠释。
僖公二十四年（前636），秦穆公派兵护送重耳回国，在能否共富贵的关键时刻，《左传》记载的君臣互动值得玩味：心腹加外戚的子犯主动请辞，文公投白璧于黄河发誓挽留；太监和仓库小吏求见，开始均被拒，听闻论及为君之道才肯接见；论功行赏漏掉的介子推，则慨叹“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而离开。作者于此并未品评。僖公二十七年（前633），楚成王攻打宋国，宋求救于晋。流亡时宋、楚对晋皆有恩遇，晋文公却在先轸“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计谋下，使得曹、卫、齐、秦与楚的关系相继破裂，又拘禁楚大夫激怒令尹子玉，晋国如愿与楚国兵戎相对。后经城濮一战，晋文公不仅为宋解围，还实现了退辟三舍的诺言，对内征兵时以“义”“信”“礼”教化民众，对外胜利时以处死舟之侨等人树立军威。表面对各国、个人恩仇必报，赏罚有信，实际出于自身利益和野心的诉求，晋文公可谓手段用尽。此时作者的评论也不过“文公其能刑矣”“一战而霸，文之教也”。再次回顾介子推所谓上下为奸的言论时，不禁使人莞尔。
奥德修斯在费埃克斯人护送返乡的前后，颇得阿伽门农鬼魂“妇女们不可信”和雅典娜“切不可告知任何人”的真传。不仅面对敌人时百般忍耐，对忠心的妻子和殷勤的仆人也守口如瓶，仅仅将真实身份透露给儿子特勒马科斯。《奥德赛》第二十二卷，计谋成功，父子俩终于将上百名求婚人一网打尽。作者将完胜的奥德修斯形容为：
犹如一头雄狮，那雄狮刚刚吞噬牧场的壮牛离开，整个胸部和它那两片面颊的侧面沾满浓浓的血污，令人见了心惊惧。
给人庄严勇猛的印象。其实恶战中，“雄狮”也有胆战心惊的时刻。背叛他的牧羊奴给手无寸铁的求婚人打开库房暗送兵器，这曾短暂地鼓舞那些不曾料想王者归来、惊魂未定的年轻人，其中阿革拉奥斯反应最快，首先号召他们起来齐心杀死父子俩。奥德修斯露怯，遭到雅典娜怒斥：
你凭那勇力曾为高贵的白臂海伦，与特洛亚人不倦地连续奋战九年，在激烈的战斗中杀死了难以胜计的敌人，设谋攻下了普里阿莫斯的广阔都城。现在你返回家园，见到自己的财富，面对求婚人却可悲地缺乏应有的勇气？
古希腊战场上，王者形象源自智慧的诡谲和英雄的荣誉。凭借这份荣誉，雅典娜适时激发他的斗志，使史诗的书写平添几分阳刚之气。
三、人神书写的价值
《左传》和《奥德赛》处理流亡母题的方式，固然因时代、区域、文化等因素体裁相异，但重耳和奥德修斯的困境同为政治思想史的问题。国内有历史学者对比《雅典政制》《周官》等文献后认为，“城邦的主人，主体——公民，无论行何种政体，或贵族，或平民，或寡头，或民主，都是就奴隶制城邦范围内而言，其阶级实质是一样的”h，并指出中西双方在古代奴隶社会初期存在极为相似的“公民”和“城邦”概念。若回到将奥林波斯众神视作能够真实介入人类生活的古希腊“黑暗时代”，众神的讲述其实是历史思维的一种特殊表现，与实录精神并非毫无交集。 荷马描述的是黑暗时代的晚期，神的书写在《伊利亚特》里次数比《奥德赛》多，神与人的关系也更亲近。这不禁令人怀疑众神信仰是否在史诗形成时开始有退却荣光的迹象。单就《奥德赛》而言，年轻的求婚者对众神的无知就前所未见。与奥德修斯多次虔敬强调宙斯是漂泊旅人的保护者相比，新一代的青年对此不仅毫不在意，第二十卷谈及他们的无礼时还提到：
帕拉斯·雅典娜激发求婚人的狂笑，搅乱了他们的心智。他们大笑不止，直笑得双颌变形，吞噬着鲜血淋漓的肉块；笑得他们双眼噙满泪水。心灵想放声哭泣。
伊塔卡的政治失序来自不知王者下落的权力真空，也有丧失古希腊众神信仰的因素。奧德修斯的成熟既表现为心性坚忍，也是一个愈加明白神明启示的过程。秉承人文为主的《左传》，不易探得究竟时采取神文阐释，应与殷商巫筮之风依旧残存有关。太子申生的自杀悲剧及其亡灵预言，为惠公对秦战败做出了政治人事以外的神秘解读，也因宣扬至忠至孝、自我牺牲的精神，使得重耳继位时杀害惠公之子晋怀公变得理所应当。从创作心理看，超自然叙事的必要性，可能出于面对战国礼崩乐坏重建秩序的责任感，抑或游吟四方时迎合古希腊城邦复兴的需要。
结语
面对历经苦难的王者人生，无论信奉神明与否，《左传》和《奥德赛》不约而同选择了命定的因素来展现流亡的母题。荷马史诗里的众神并不神秘：长生不死、能力超群又充满七情六欲，“众神”和“命运”构成了荷马时代解读人物的命定因素。《左传》虽有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传统，但除了有限的道德警示外，作者也时有“天之所启”的征兆预言。“神文”与“人文”的比例虽明显不同，但两书都或多或少借用超自然叙事来开启命运之门。至少，在都未否认“亡灵”的叙事里，《左传》透露出更多的是对“天命”的叩问和试探，而荷马的神学观却使人的生存多了一个可以比较的维度。然而，就人神书写的价值探索还十分有限，涉及政治思想史的论题尚未成形，浅见仅供以抛砖引玉。
a 〔英〕M.I.芬利 ：《奥德修斯的世界》，刘淳、曾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导言，第2页。
b 高旭东、蒋永影：《平行研究·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
c 童辰、汪华、李智萍：《〈诗经〉与〈荷马史诗〉的比较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9页。
d 洪亮吉撰、李解民点校：《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57页。以下《左传》出处皆从此版本，不再另注。
e 〔古希腊〕荷马：《奥德赛》，王焕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75页。以下《奥德赛》出处皆从此本。
f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49页。以下《国语》出处皆从此版本，不再另注。
g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3页。
h 郝际陶：《雅典人与周人》，《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6期，第49—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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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名称：先秦历史散文与荷马史诗的平行研究，编号：2020J0903
作 者： 缪霄，文学硕士，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