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1891年的一天，在湖南湘阴，有一位七旬老人，面对着镜中暮雪容颜，不禁油然而生怆然，在无限悲凉的心境中，他赋诗写道：
　　
　　流转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这个悲伤的老人便是1879年卸任英法公使回国后，连京城也不敢进就黯然回到湖南老家的大清帝国正二品大员郭嵩焘。技术上而言，归国的他仍然是钦差使臣的官衔，但自巡抚以下的官员都对他异常傲慢，甚至恨不能以卖国贼子视之。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1818年生于长沙府属湘阴县。他自幼从父受读，十一岁入湘阴县仰高书院读书，十八岁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刘蓉交往甚密。1837年，他中举人。此后十余年以教馆为生，直到1847年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
　　在郭嵩焘考中进士的时候，中国已经因着第一次鸦片战争而开始了艰辛而屈辱的近代化进程，少数清醒的中国人开始了对是次战争失败的反省，开始了对西方世界的认识。1841年魏源的《海国图志》出版，1844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刊行，但这些书刊在当时的影响力应该是相当有限的。直至1890年，梁启超入京会试，返程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以梁启超这样的博学敏感之人，居然也到半个世纪后才知晓这些书籍的存在，可见这类书籍在当时影响力之小。
　　在中国历史上，被外族侵略从来不乏敌强我弱的情形存在，但中国始终具有文化上的优势，因此匈奴也好突厥也好，最终仍不得伤我中华分毫的概念于中国人的心底深处植根，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乃至后来更长的一个时间。此时，我们甚至都不能说这是一群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中国人，最大的可能是这次战争的失败根本就不曾在当时国人的身上留下明显伤痕。林则徐面对这种情形，也不禁慨叹“大有雨过忘雷之意。”
　　虽然郭嵩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也曾入幕于浙江学政罗文俊，并曾赋诗明志：“磨盾从戎真自许，好谈形势向鲛门。”^〔1〕但究其根本，此时的举人郭嵩焘可能更像是一名激情荡漾的青年知识分子，经受的只是想像中的投笔从戎的豪情，对于“沧海奔鲸”的巨变形势并没有什么深刻认识。
　　
　　二
　　
　　命运在刚开始的时候，给予郭嵩焘的是一个坦进仕途的机会。他十七岁进学，十九岁中举，二十九岁中进士、点翰林，完全符合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培育人才的程式。而且，似乎是适逢其时般的，改变了整整一代湖南人命运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曾国藩曾经如是评论郭嵩焘“筠公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在这场平定“发捻之乱”的内战中，郭嵩焘却表现得十分出色。他始而推动了回乡办团练的曾国藩雄心勃发，然后又促成了避居山中的左宗棠出来与曾国藩联手，这就直接奠定了湘军架构的形成他甚至还统兵作战，筹建水师，推行“厘捐”、“盐捐”、“劝捐”，被誉为“湘军财神”，湘军集团的许多文件、布告也同样出于郭嵩焘的妙笔。
　　郭嵩焘在这场内战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终于引起了当时清政府的重视，被召入朝任职。
　　北入京师之后，郭嵩焘先后出任天津海防、山东海防，此间又办理过江苏事务，1863年郭嵩焘来到天朝的最南端、近代中国多事之地广东，署理广东巡抚一职。
　　由于郭嵩焘拙于行政管理的缺点，导致其在广东政绩平平，而且这个“著述之才”在性格上又很有几分桀骜不驯之处，当年随僧格林沁办理天津海防时就曾经因为与僧王抬杠而受到降级三等的处分，在广东与总督不合倒也是意料中事，但他同时却遭到儿女亲家左宗棠的再三弹劾，终于被朝廷以虚衔打发回乡。
　　郭嵩焘的好友“曾、左、彭、胡”这四位“中兴名臣”，此时已尽皆官居一品，和他们相比，“赋闲三品”的郭嵩焘在仕途上不能说是很得志，但他作为曾经一方的封疆大吏，仍然受到世人的足够尊重。
　　尽管郭嵩焘在广东的政绩乏善可陈，但他在这个洋务繁剧的省份的任职经历，也使得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更进一步，在思想上开始了对于夷夏之辨的沉思，从而也埋下了日后他被时人唾骂的种子。
　　
　　三
　　
　　蛰居八年之后，朝廷重召郭嵩焘入京，不久就被委以“出使英国钦差大臣”，专一办理马嘉理案赴英道歉之事。消息传开，不只谩骂之声遽起，当时还有人集句为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他的湖南故乡，竟至于有人出于“义愤”要毁坏他的老宅，他的朋友也多劝说他辞谢使命，但在平定“发捻之乱”期间与抚粤任内的所见所闻，以及他本身思想上固有的一些超前性思维，使郭嵩焘认定“意以为时难方艰，无忍坐视之理”，因为时局维艰之时，正是士人报效国家之时，而对外夷要“悉通其情伪”，更是方今要义。其实，早在1859年他就给咸丰皇帝上书：“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窍要，莫切于是。”^〔2〕而且在中国士大夫的传统理念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从来都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崇高理想境界。在这种理想境界的策动下，郭嵩焘毅然接受了使命，即便这时保荐他的文祥已经去世，总署大臣沈桂芬等“不免上下抵牾，必挤去之而后已”，郭嵩焘仍然抱着“通察洋情”目的，怀着深入探究西学与西方制度人心的愿望，置世人白眼非难于不顾，以将近六旬之病躯踏上了七万里的慷慨之行。
　　1876年12月1日，英国邮船Travancore号于当晚12点准时自上海虹口码头起航。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使西历程，就此开始。
　　实际上，郭嵩焘此行原定乘坐法国轮船出洋，此次乘英轮出行，已比原计划推迟了一个月。使团翻译马格里爵士在其日记中写到：之所以坚持要求使团搭乘英国轮船，乃是因为从上海到南安普敦，沿途停靠的各港口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如此可以使得中国使团每见到一块陆地，见到的都只是英国国旗，得出的印象也一定是全世界都是大英帝国的，大英帝国就是全世界。
　　由此可以看出，煌煌上国的理念其实也算不得我们中华民族的专利，但与当时这位马格里爵士的“帝国即世界”的情结相比，我们的自豪感与现实的距离似乎更为虚幻，甚至已经到了荒诞的程度。
　　郭嵩焘在出国以前，已经有了“西洋立国以政教为本”的认识，但在开初刚到英国一个月的时候，他仍然认为：“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3〕可经过近一年的考察，他的认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4〕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中，道是文明教化的核心。这段议论认为在世界的新格局中，中国已沦为背离文明教化的无道之邦，而敌手的文明开化程度远胜于己。
　　郭嵩焘作为一名精通传统文化、熟谙中国旧政治，明了“洋务”内情的资深中国学者与政府公使，他比之早前亲历欧美并留有著述的许多人具有更优越的条件，以对西方政教人心进行系统考察与比较研究。
　　早在1875年，出洋之前的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中，就对总理衙门把“船坚炮利”当作富国强兵的要务进行了批驳，主张“循行西洋政教”。他比较了西洋与中国的不同情形，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这个“本末之论”，究其实质，说明郭嵩焘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成为了“洋务派”内部的超越者，对于“洋务派”所主张的仿效西洋器物文明他不以为意，主张要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就是在制度文明的层面上仿效西方。这种主张已经相当接近于后来“戊戌变法”的内容，此处，郭嵩焘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名维新先驱。但两年的使西历程中的所见所闻，让郭嵩焘更进一步上升到“心性”层面并结合器物文明与制度文明这两个要素，开始了对于西方文明的多层次思考。
　　在英国，郭嵩焘考察了以议会民主和自由选举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现状与历史。在其日记中，郭嵩焘将议会（parliament）翻译为“巴力门”，将市政厅翻译成买阿尔（mayor）衙门。
　　郭嵩焘对西方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进行了观察，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探究“泰西富甲天下”的根本原因。他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偏重于“富民”，而中国传统社会却孜孜于“富国”。为探究其中道理，他对于西方的经济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虚心向井上馨、马格里等人征询，了解到阿达格斯密斯的《威罗士疴弗呢顺士》（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经典著作。他还积极与英、日等官员反复讨论，日记中多见“中国要务在生财，宜以开采制造等事委之于民，而官征其税”等类似记载，在得知英国税法规定，其所得税“俸人三百镑以上，亦一例输税”后，认为“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
　　郭嵩焘颇为关注英国“君民兼主国政”的情形。光绪三年二月三十日，他“赴下议院听会议事件”，得出“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的结论，并且以为这比我们传统上的仰仗“君德”的做法更有保障。在研究了英国从君权到民权的历史后，他认为“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肯定了英国的“巴力门”和“买阿尔衙门自选”的进步性，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适得其反”，从而否定了绵亘中国两千余年的专制政体。这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之论！
　　郭嵩焘还注意到教育在建设现代文明中的关键作用。在英国，他参观了各类学校，认为英国的学校教育“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而“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因此，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力陈教育的重要性：“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要莫急于学。”“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
　　华夷之辩一直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其中心内容便是：“内中国而外夷狄”，从来“以夏变夷”，而未闻有“以夷变夏”，并且认为“道历千载而不变”，将中华文化直接等同于“道”这个最高的哲学范畴。出使英国之前，郭嵩焘就已经认识到“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5〕。经过在英国的实地考察，郭嵩焘对于西方的伦理教化有了更确切的认识，不禁顿觉锥心之痛：“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6〕这里，郭嵩焘已经直接承认了中国不仅在器物制度上不如西洋，就连伦理教化也远远落后于他们，现在的实际情形居然反倒是西洋诸人视中国为野蛮半野蛮国家，所谓“夷夏之辩”于此竟有乾坤倒转之虞！
　　
　　四
　　
　　郭嵩焘将他从上海到伦敦途中的日记钞寄总理衙门，并以《使西纪程》书名刊行。其间种种言论，如“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两千年的文明”等，大大刺激了满朝士大夫的神经，谓之“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刻之者又何必也”——表达观点的是没肝没肺，而刻印刊行的是没安好心。何金寿更是直接弹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给郭嵩焘扣上了一顶重重的“汉奸”帽子。结果，“有诏申斥郭嵩焘，毁其《使西纪程》版”。
　　在郭嵩焘出使时候，他推选了自己的广东老相识刘锡鸿充当使英副使。据说刘曾受命于李鸿藻，随时准备检举揭发郭嵩焘，出京时候刘什么都没带，就带齐了准备参奏郭嵩焘的空白褶子。等到何金寿参奏郭嵩焘，《使西纪程》被毁版后，刘锡鸿立即上书攻讦郭嵩焘，历数郭之罪状为：“游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崇效洋人，用伞不用扇”；“效洋人尚右”；“违悖程朱”；“令妇女学洋语、听戏”；“向巴西国王起立致敬”；“听音乐会频频翻看节目单”。
　　这里面绝大部分指责在今天看来都是无稽之谈，但在当时却颇得“京师议论”响应，“枢府”之外，还有朝廷，还有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终于在朝廷的严旨训诫下，出使甫及两年的郭嵩焘不得不自英法公使任上奏请销差，回国后立即称病乞休，连正常的回京述职也没有进行，就被诏允还乡。
　　这时候的郭嵩焘，所被骂名更甚于出使之前。回到家乡之时，不独当地官员对他十分轻慢冷遇，连士绅百姓也对他表达了各种形式的鄙视。当他抵达长沙时，有人“以轮船不宜至省河，属书阻之”，“士绅至于直标贱名及督抚之名，指以为沟通洋人，张之通衢”。
　　郭嵩焘乞休归里之后，仍没有放弃对于国事洋务的臧否，但大多被目以“书生论政”，他的满腔热情换来的不过是再多一些的打击与冷遇。与其说郭嵩焘“痴顽一船，无计收帆”式的孤独郁闷是他个人的无奈，倒不如说这是所有先知先觉者的宿命。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病卒。当时由王先谦等具奏，李鸿章代奏，对于他为人治学方面的优长颇做铺陈，但终不能获准立传赐谥。身后寂寞，令人唏嘘。
　　在他死后九年，义和团运动酣畅之时，还有京官主张对郭嵩焘行戮尸以谢天下。
　　
　　五
　　
　　郭嵩焘的悲剧人生，其本质是时代悲剧在他个人身上的折射，是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的挫折。
　　晚清中国，老大中华遭遇“五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行径无异于打家劫舍的强盗，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是我们富强与先进的引路人。如何看待这个一身二任的强盗老师，就是我们能否解读与学习西方文明的关键所在。在中国累朝积代的夷夏之辩的强力灌输之下，以西方为夷狄之邦、犬羊之性的观点已远不是流俗那么简单，而成为一种全民语言，成为“套话”（stereotype）。
　　在当时的人们语言文字之中，充斥着对于西方文明诸如“犬羊之性，贪得无厌，反复无常，见利则趋，见害则避；唯利是图，惟威是惧，用意殊险，为计弥毒”式的描述，根本就是“夷狄其邦，禽兽其人”的诅咒，完全谈不上对于西方文明进行正确认识的可能。这种对于西方形象的妖魔化，除了有利于维护当时中国人世界观念秩序的安全外，当然也有利于维护建立在“夷夏大防”基础上的大清帝国统治的合法性。
　　在当时的广东，广州姑娘的穿戴衣着相当欧化，风气所渐，连天津也每见西式带兜服装。在郭嵩焘出洋之前，中国就已经屡见卷发隆胸者。对于这种器物上的仿效，在上层士大夫阶层仍属罕见，林则徐到澳门巡视，深感“夷服太觉不类”，“婚配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7〕。但平民阶层这种对于夷狄的媚艳，并不曾影响到上层知识分子高高端起鄙夷仇夷的文化姿态。曾经行走于天津海防与抚粤大吏的郭嵩焘却以一个地道的上层知识分子身份，出使西方，形成了当时对于西方文明最真切的认识。
　　郭嵩焘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应该说是远远超越了同时代所有人，其始以经世派的“后劲”示人，再成为洋务派的“中坚”，最后成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康、梁也不曾承认的维新派“先驱”，特立独行，与时俱进。虽与世不容，但他就如同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微影像，将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由器物而制度而心性的艰辛历程汇集一身，以自身的悲凉处境照亮了那个集体蒙昧的时代，使得当时看起来似乎已经陷入无尽暗夜的中国传统文化还是露出了一丝希望的光芒。
　　
　　注释：
　　〔1〕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76页。
　　〔2〕《四国新档·英国档》（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版，第854页。
　　〔3〕〔4〕〔5〕〔6〕《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7、548、124、439页。
　　〔7〕《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第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