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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体制改革棋至中盘，遭遇经济寒流。
GDP（国内生产总值）自2014年二季度以来一路下跌，于今年三季度破7，收于6.9%。
财政数据方面，10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8.7%，同口径增长5.9%，这与2014年10月9.4%和2013年10月16.2%的同比增幅，形成明显反差。
财政支出反其道行之，较往年明显增加，10月财政支出同比增幅高达36.1%，已是今年以来连续第四个月增速超过20%。
经济形势下滑之际，财政收支矛盾可见一斑。整个财税体制改革的步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调整、艰难推进。
具有“稳增长”意味的政策和改革，则被提到重要位置。盘活存量财政资金正在地方政府加速推动，已推出第三期的存量债务置换也成为财政部重点工作。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在今年“力争全面完成营改增”。眼下，营改增尚未推行的行业仅剩四个：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是改革最难啃的骨头，涉及营业税额约1.6万亿元，占营业税税收总额的67%。
营改增早在2012年就正式启动，可谓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排头兵”，也是“重头戏”，已覆盖交通运输、邮政、电信业以及7个现代服务业，截至今年6月底累计减税4848亿元。每隔数月，上述四大行业改革消息就会见诸舆论，但时至年底，仍未有真正动作。
未来营改增将何去何从，可能需要回答以下几问：营改增和稳增长、营改增和税收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事关四大行业切身利益的进项税抵扣、增值税税率有哪些选项，又应如何设定？这些正是营改增行业扩围最后一役面临的关键问题。
对消费者而言，避免重复征税意味着最终商品中的税负减轻了，促进消费
的作用显而易见。
营改增利好“稳增长”
9月8日，财政部在其官网上发布《财政支持稳增长的政策措施》一文，在加快税制改革部分提到营改增试点，措辞由以往的“力争全面完成”，转为“适时推进”。
这一措辞调整配以严峻的经济和财政形势，坊间纷纷猜测营改增或许不符合改革预期或“稳增长”基调，遭遇搁置。
然而，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营改增未按原计划推进，一个重要原因是四大行业地位举足轻重，而财政支出对保民生作用也十分关键，在经济形势下滑之中，改革面临更多博弈，也须更加慎重，营改增节奏因此有所调整。
但这并不能否认改革对“稳增长”的作用。一位接近财政部的专家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从根本上看，营改增从多个方面利好“稳增长”，在经济“新常态”下，更具长远意义。
国家税务总局某知情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营改增是宏观调控当局用税收手段阻止经济下滑的一个重要杠杆。“对整个经济是绝对利好”。
上述接近财政部的专家认为，虽然营改增将令四大行业面临许多挑战，但必须明确的是，营业税最大的弊端是在整个产业链条中存在重复征税，而增值税则通过进项税抵扣，避免了这一问题，对于整个经济发展是极其有利的。
对消费者，避免重复征税意味着最终商品中的税负减轻了，促进消费的作用显而易见。对于企业，意味着能够完全从市场需求出发来投资，而不再顾虑更多投资是否招致更多不合理税负，这正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目标。
此外，进项抵扣还鼓励了企业购买各种服务，而非追求“大而全”，这将促进市场分工，引导更多行业的出现和发展，扩大就业。由于营业税多覆盖在我国第三产业，所以营改增扩大就业的作用在服务业就表现的更为明显，尚待改革的金融和生活服务业正属此列。
因此，四大行业营改增虽有所推迟，但启动是早晚的事。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10月23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财政部正在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进行研究和不断地完善方案，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四大行业改革方案经过一定的决策程序之后将会推出。
“减税不是营改增的主要目标”
前述接近财政部的专家认为，在企业和舆论中颇有市场的“只要营改增就应该减税”的观念，正在让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
“在这种时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一下营改增的改革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位专家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现在一说营改增，言必提增税减税，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本末倒置。”
在他看来，营改增就是要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上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下能引导企业升级。而减税并非营改增刻意追求的目标，只是一个客观结果。
河南省伊川县国税局办税服务大厅，该县某交通运输企业法人代领到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务登记证》。
以上海一家IT类中小型民营企业为例，营改增之前由于重复征税、缺乏财务上的积极性，其IT服务业务虽然做得不好，但一直没有外包。改革后其服务外包得以实现，这让它至少获得了四个方面的提升。
首先是外包后更为专业的服务让消费者更满意;第二是通过招标采购降低了这块业务的成本;第三是进项税抵扣制度，让企业在发票管理等企业内控上更加严格;第四还能促进员工素质的提高。
“第四点是我们之前没想到的。”上述专家表示：“大而全”的企业对外交流少，容易导致企业思想封闭。业务外包后，员工与专业人士一沟通才发现‘原来还有更高效的技术路线，还能这样做！’这就是改革的外溢性。” 由此可见，营改增无论对宏观经济，还是对企业微观主体，影响都是全方位的，绝非只有减税那么简单。
“如果在这方面没有达成共识，总是盯着一些企业是否减税了，那么对改革的方案、效果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就容易影响决策，改革就没法往下推。”这位接近财政部的专家进一步表示，“理性看待营改增，对推动改革至关重要。”
抵扣慎谈“变通”
建筑业营改增中，进项抵扣政策如何设定，一直在业内有所争论。
建筑业最主要材料是钢铁、水泥、砂石等。与钢铁、水泥不同，砂石的提供方除了一些正规企业外，很多还来自个人，少有发票可开，建筑业企业拿不到砂石发票就意味着没有进项税抵扣。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业内有不少呼声，希望政策做一些“变通”，采取“只要税务部门认定它的销售收入是真实的，就可以允许收购企业自行开具发票”的做法，还有企业提出能不能采用合并扣除的办法，解决抵扣难。
“最可怕的就是变通，这样做是破坏行业竞争秩序，那些真正开发票的企业会吃亏，造成行业内劣币驱逐良币。”上述接近财政部的专家说。
不仅如此，一旦进项税抵扣发票交给收购方自己开，这一“变通”之举就可能导致虚开发票盛行。增值税涉及到全行业的抵扣链条，上下游在发票的传递上互相制约，最终保证财政收入不受损失。
这本是增值税的一个优点，但如果代开虚开，就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所以拿不到砂石发票，就不应该抵扣。”
房地产业营改增也面临类似问题。目前行业博弈的焦点之一，在于土地出让金能否纳入抵扣。
按说，土地出让金是政府以土地所有者名义的卖地收入，抵扣是无从谈起的。但因为开发商买地的成本巨大，业内有人认为应采取销售收入和土地出让金的差额计算征税，相当于进项税抵扣。
“如果真这样做，那就不符合增值税原理。”上述专家说。至于最终如何安排，他希望决策部门进一步征求各方意见后统筹决策。
金融业不免税已有共识
金融业营改增是世界性难题，涉税业务范围、税收结构、征管方式等极其繁杂。因此，业内一度认为应参照欧盟模式，实行基本免税法，即对金融机构大部分隐性收费的金融业务免税。
然而，上述接近财政部的专家认为，这一在欧盟本身已得到反思的模式，并不适合中国。
从行业链条的角度看，金融业如果免税，会导致下游的增值税不能抵扣，尤其涉及到B2B业务时，更会造成市场扭曲。
“比如，我从银行贷款不能做进项税抵扣，那我可以找资金充沛的工厂，给我做分期付款，分期付款也是融资，却可以抵扣17%的税率。政策这样设计是一种很不好的引导。”前述接近财政部的专家说。
而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免税也同样有负面作用。“免税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你为了合法的最大化免税，就会做大而全的企业，什么都自己干。”欧盟有报告指出，欧盟金融业国际竞争力逐渐降低的趋向，与其长期对金融业实行免征增值税的政策密切相关。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对于金融业不应免征增值税这一点，财政部门与金融保险界已经取得共识，下一步是如何征收和细化改革方案等问题。
多税率之困
推动四大行业营改增的同时，财政部门还面临着更艰巨的挑战，即增值税多档税率问题。
在4年的营改增历程中，企业的博弈以及政策面担心商品价格上涨过快等因素，导致了多档税率并存，目前共包括17%、13%、11%、6%、出口零税率和部分行业优惠税率。
“税率档次过多是‘营改增’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必须高度关注。”财政部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对记者说。
多档税率弊端已经显现，税制复杂消耗大量社会精力，还对一些企业尤其是提供中间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帮倒忙”。
上述接近财政部的专家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以交通运输业和货代业为例，目前二者增值税税率分别为11%和6%。乍一看去，货代业税率更低、交的税少，似乎占了便宜。
“但我们调研就发现，事实恰好相反。”下游企业出于进项税抵扣的考虑，喜欢找抵扣税率更高的企业。如果下游企业的增值税税率是11%，找交通运输企业意味着能完全抵扣，但是如果找了货代企业，则意味着要多负担5%的税率。
“最后就造成，货代企业无法正常做生意。为了生存下去，有些货代企业接了业务就去找交通运输企业，虚开一个11%的增值税发票。这种政策无异于逼着企业做违法的事。”这位专家说。
其实，如果行业抵扣链条完整、应抵尽抵，增值税率设定在什么水平跟企业税负没有直接关系。上游企业的增值税可以转嫁给下游企业，层层传递至终端商品。因此增值税实际上是由消费者承担，并非企业税负。从这个角度说，企业争取低税率实为多虑。
“未来随着营改增基本到位，要尽快清理、兼并现行较为繁琐的税率档次。”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GDP（国内生产总值）自2014年二季度以来一路下跌，于今年三季度破7，收于6.9%。
财政数据方面，10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8.7%，同口径增长5.9%，这与2014年10月9.4%和2013年10月16.2%的同比增幅，形成明显反差。
财政支出反其道行之，较往年明显增加，10月财政支出同比增幅高达36.1%，已是今年以来连续第四个月增速超过20%。
经济形势下滑之际，财政收支矛盾可见一斑。整个财税体制改革的步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调整、艰难推进。
具有“稳增长”意味的政策和改革，则被提到重要位置。盘活存量财政资金正在地方政府加速推动，已推出第三期的存量债务置换也成为财政部重点工作。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在今年“力争全面完成营改增”。眼下，营改增尚未推行的行业仅剩四个：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是改革最难啃的骨头，涉及营业税额约1.6万亿元，占营业税税收总额的67%。
营改增早在2012年就正式启动，可谓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排头兵”，也是“重头戏”，已覆盖交通运输、邮政、电信业以及7个现代服务业，截至今年6月底累计减税4848亿元。每隔数月，上述四大行业改革消息就会见诸舆论，但时至年底，仍未有真正动作。
未来营改增将何去何从，可能需要回答以下几问：营改增和稳增长、营改增和税收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事关四大行业切身利益的进项税抵扣、增值税税率有哪些选项，又应如何设定？这些正是营改增行业扩围最后一役面临的关键问题。
的作用显而易见。
营改增利好“稳增长”
9月8日，财政部在其官网上发布《财政支持稳增长的政策措施》一文，在加快税制改革部分提到营改增试点，措辞由以往的“力争全面完成”，转为“适时推进”。
这一措辞调整配以严峻的经济和财政形势，坊间纷纷猜测营改增或许不符合改革预期或“稳增长”基调，遭遇搁置。
然而，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营改增未按原计划推进，一个重要原因是四大行业地位举足轻重，而财政支出对保民生作用也十分关键，在经济形势下滑之中，改革面临更多博弈，也须更加慎重，营改增节奏因此有所调整。
但这并不能否认改革对“稳增长”的作用。一位接近财政部的专家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从根本上看，营改增从多个方面利好“稳增长”，在经济“新常态”下，更具长远意义。
国家税务总局某知情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营改增是宏观调控当局用税收手段阻止经济下滑的一个重要杠杆。“对整个经济是绝对利好”。
上述接近财政部的专家认为，虽然营改增将令四大行业面临许多挑战，但必须明确的是，营业税最大的弊端是在整个产业链条中存在重复征税，而增值税则通过进项税抵扣，避免了这一问题，对于整个经济发展是极其有利的。
对消费者，避免重复征税意味着最终商品中的税负减轻了，促进消费的作用显而易见。对于企业，意味着能够完全从市场需求出发来投资，而不再顾虑更多投资是否招致更多不合理税负，这正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目标。
此外，进项抵扣还鼓励了企业购买各种服务，而非追求“大而全”，这将促进市场分工，引导更多行业的出现和发展，扩大就业。由于营业税多覆盖在我国第三产业，所以营改增扩大就业的作用在服务业就表现的更为明显，尚待改革的金融和生活服务业正属此列。
因此，四大行业营改增虽有所推迟，但启动是早晚的事。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10月23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财政部正在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进行研究和不断地完善方案，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四大行业改革方案经过一定的决策程序之后将会推出。
“减税不是营改增的主要目标”
前述接近财政部的专家认为，在企业和舆论中颇有市场的“只要营改增就应该减税”的观念，正在让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
“在这种时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一下营改增的改革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位专家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现在一说营改增，言必提增税减税，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本末倒置。”
在他看来，营改增就是要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上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下能引导企业升级。而减税并非营改增刻意追求的目标，只是一个客观结果。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务登记证》。
以上海一家IT类中小型民营企业为例，营改增之前由于重复征税、缺乏财务上的积极性，其IT服务业务虽然做得不好，但一直没有外包。改革后其服务外包得以实现，这让它至少获得了四个方面的提升。
首先是外包后更为专业的服务让消费者更满意;第二是通过招标采购降低了这块业务的成本;第三是进项税抵扣制度，让企业在发票管理等企业内控上更加严格;第四还能促进员工素质的提高。
“第四点是我们之前没想到的。”上述专家表示：“大而全”的企业对外交流少，容易导致企业思想封闭。业务外包后，员工与专业人士一沟通才发现‘原来还有更高效的技术路线，还能这样做！’这就是改革的外溢性。” 由此可见，营改增无论对宏观经济，还是对企业微观主体，影响都是全方位的，绝非只有减税那么简单。
“如果在这方面没有达成共识，总是盯着一些企业是否减税了，那么对改革的方案、效果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就容易影响决策，改革就没法往下推。”这位接近财政部的专家进一步表示，“理性看待营改增，对推动改革至关重要。”
抵扣慎谈“变通”
建筑业营改增中，进项抵扣政策如何设定，一直在业内有所争论。
建筑业最主要材料是钢铁、水泥、砂石等。与钢铁、水泥不同，砂石的提供方除了一些正规企业外，很多还来自个人，少有发票可开，建筑业企业拿不到砂石发票就意味着没有进项税抵扣。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业内有不少呼声，希望政策做一些“变通”，采取“只要税务部门认定它的销售收入是真实的，就可以允许收购企业自行开具发票”的做法，还有企业提出能不能采用合并扣除的办法，解决抵扣难。
“最可怕的就是变通，这样做是破坏行业竞争秩序，那些真正开发票的企业会吃亏，造成行业内劣币驱逐良币。”上述接近财政部的专家说。
不仅如此，一旦进项税抵扣发票交给收购方自己开，这一“变通”之举就可能导致虚开发票盛行。增值税涉及到全行业的抵扣链条，上下游在发票的传递上互相制约，最终保证财政收入不受损失。
这本是增值税的一个优点，但如果代开虚开，就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所以拿不到砂石发票，就不应该抵扣。”
房地产业营改增也面临类似问题。目前行业博弈的焦点之一，在于土地出让金能否纳入抵扣。
按说，土地出让金是政府以土地所有者名义的卖地收入，抵扣是无从谈起的。但因为开发商买地的成本巨大，业内有人认为应采取销售收入和土地出让金的差额计算征税，相当于进项税抵扣。
“如果真这样做，那就不符合增值税原理。”上述专家说。至于最终如何安排，他希望决策部门进一步征求各方意见后统筹决策。
金融业不免税已有共识
金融业营改增是世界性难题，涉税业务范围、税收结构、征管方式等极其繁杂。因此，业内一度认为应参照欧盟模式，实行基本免税法，即对金融机构大部分隐性收费的金融业务免税。
然而，上述接近财政部的专家认为，这一在欧盟本身已得到反思的模式，并不适合中国。
从行业链条的角度看，金融业如果免税，会导致下游的增值税不能抵扣，尤其涉及到B2B业务时，更会造成市场扭曲。
“比如，我从银行贷款不能做进项税抵扣，那我可以找资金充沛的工厂，给我做分期付款，分期付款也是融资，却可以抵扣17%的税率。政策这样设计是一种很不好的引导。”前述接近财政部的专家说。
而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免税也同样有负面作用。“免税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你为了合法的最大化免税，就会做大而全的企业，什么都自己干。”欧盟有报告指出，欧盟金融业国际竞争力逐渐降低的趋向，与其长期对金融业实行免征增值税的政策密切相关。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对于金融业不应免征增值税这一点，财政部门与金融保险界已经取得共识，下一步是如何征收和细化改革方案等问题。
多税率之困
推动四大行业营改增的同时，财政部门还面临着更艰巨的挑战，即增值税多档税率问题。
在4年的营改增历程中，企业的博弈以及政策面担心商品价格上涨过快等因素，导致了多档税率并存，目前共包括17%、13%、11%、6%、出口零税率和部分行业优惠税率。
“税率档次过多是‘营改增’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必须高度关注。”财政部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对记者说。
多档税率弊端已经显现，税制复杂消耗大量社会精力，还对一些企业尤其是提供中间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帮倒忙”。
上述接近财政部的专家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以交通运输业和货代业为例，目前二者增值税税率分别为11%和6%。乍一看去，货代业税率更低、交的税少，似乎占了便宜。
“但我们调研就发现，事实恰好相反。”下游企业出于进项税抵扣的考虑，喜欢找抵扣税率更高的企业。如果下游企业的增值税税率是11%，找交通运输企业意味着能完全抵扣，但是如果找了货代企业，则意味着要多负担5%的税率。
“最后就造成，货代企业无法正常做生意。为了生存下去，有些货代企业接了业务就去找交通运输企业，虚开一个11%的增值税发票。这种政策无异于逼着企业做违法的事。”这位专家说。
其实，如果行业抵扣链条完整、应抵尽抵，增值税率设定在什么水平跟企业税负没有直接关系。上游企业的增值税可以转嫁给下游企业，层层传递至终端商品。因此增值税实际上是由消费者承担，并非企业税负。从这个角度说，企业争取低税率实为多虑。
“未来随着营改增基本到位，要尽快清理、兼并现行较为繁琐的税率档次。”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