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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起，筹划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促成了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曾称赞马林是一个由“共产国际派来的”、“精力旺盛和富有说服力的人”。
马林，荷兰人，早年在荷兰从事铁路工人运动。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到印度尼西亚，担任《泗水商报》编辑。不久调任三宝垅商会秘书。1914年5月，在他的倡导发起下，成立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20年7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大会上，马林提议为远东和中东建立共产国际宣传机构，接纳远东领导人到苏联生活学习，以便使远东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有朝气的会员。
马林的建议得到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充分肯定。1920年8月，列宁指派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到中国指导建立共产党性质的组织。1921年4月，马林开始东方之行。6月3日，他与维经斯基一起抵达中国第一个大都市——上海。
在马林来到中国之前，李大钊和陈独秀就相约建党。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等在上海建立起了党的组织。并在上海党组织的积极推动下，又先后建立起北京、武汉、湖南、山东、广州等地方党组织。
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与共产国际之间的问题，是马林采到中国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是他到中国的主要任务之一。
马林首先拜访了李汉俊，询问中国共产党筹备情况，提出他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要求在成立大会作报告，中国共产党应该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着又要求了解工作计划和预算情况，表示共产国际将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对此，李汉俊提出了异议，认为党的组织还处于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没有决定，它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如何，还得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
没有与李汉俊达成共识，马林又先后与李达、张国焘进行了交谈。但是仍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之后，在马林的反复要求下，他与维经斯基出席了7月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马林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介绍了他在印尼进行革命活动的情况，建议中国共产党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组织。7月30日，会议刚开始不久，会场突然闯入一个陌生人。马林机警地要求大家立即散会，分头离开。
尽管马林尽到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意见分歧，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没有确定下来。但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并作报告，这使马林感到欣慰。因为他才到中国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深知理顺一些关系还需要时日。
“一大”后，中共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着重开展工人运动。8月，马林建议要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委员职务，回上海就任中央总书记。中央即派包惠僧到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一大”会议情况，请求他回到上海。陈独秀同意了马林的建议。
陈独秀回到上海的第二天，马林即与他会谈，提出共产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而各国共产党都是其支部，中共的方针政策应在共产国际统一领导下进行。陈独秀以中国共产党还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不必戴上共产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现在最好保持中苏两党的兄弟关系。等中国工作发展起来后，再请求共产国际援助。张太雷作为远东书记处中国科负责人，也认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由发生到发展，由成长到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也不能例外。但陈独秀坚持认为，各国革命有各国的国情，中国是一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党要保持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有多大的能耐做多大的事，“决不能戴上共产国际这顶大帽子”。
尽管意见分歧明显，但是马林没有因此气馁。当天他即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要求陈独秀再加以考虑，语气显得非常恳切。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营救陈独秀等人被捕一事上。10月4日，陈独秀，包惠僧、杨明斋、高君曼、柯庆施等5人，在上海法租界被捕。陈独秀被捕后，马林与张太雷非常着急，他们竭尽全力，四处奔走，先是请法国律师巴和为陈独秀辩护，随后又上交500两白银做担保，第三天，陈独秀获保出狱。几天后，法庭仅仅以“违背禁令”，罚款700元结案。
陈独秀出狱后，马林继续与他会谈，最后初步确定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关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
共产党应该同国民党实现合作
确立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只是马林完成共产国际任务的第一步。从中国共产党近期的革命方向问题中，他想到了国民党，想到了孙中山。
11月，为准备召开东方各民族人民代表大会，马林开始积极联系国民党，不久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代表张继。张继转达了国民党邀请马林访问孙中山的愿望。
12月中旬，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辗转武汉、长沙，前往桂林拜会了孙中山。经过9天的商谈，孙中山表示，国民党与苏联的联盟现在还不行，这要等到北伐吴佩孚胜利后，才能实行，以免招致列强的干涉；国共两党的合作，共产党必须加入国民党内才能实现。
中国革命要有国民党参加，中国共产党要联合国民党一起开展民主民族革命，这是马林经过与孙中山接触后得到的基本思想。
1922年春，经过长时间的思考，马林决定劝说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开展国民革命。3月底，马林抵达上海。他同陈独秀讨论与国民党联合的问题，强调要放弃对国民党不介入的态度，共产党要加入到国民党内去开展活动。
马林的意见首先遭到陈独秀的反对。
由于国共两党联盟关系短时期内不能达成一致，马林知道争论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同时对于这一重大问题，他必须向共产国际请示。4月23日，马林乘船离开上海，经过新加坡、马赛、柏林，前往莫斯科。
虽然陈独秀等不同意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现党内合作，但马林的想法改变了共产党人“单打独斗”的思维方式。5月，李大钊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要求保护产业工人。吴佩孚发表了“保护劳工”等4条政治主张。陈炯明事变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无产阶级在目前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而在现阶段“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6月30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再次表明他反对无条件地同国民党实现党内合作，但同时也表示：“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7月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 “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命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
7月上旬，马林抵达莫斯科。17日，向共产国际提交了《给共产国际执委的报告》，介绍了中国一些基本情况，提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各阶级联盟的组织，包括起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侨民、南方军队中的士兵和工人。以此建议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同时保持自己独立性。共产国际执委会对马林的报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决定“在中国实行马林关于国共合作及把中共总部迁往广州等意见”，“所有工作必须在马林密切联系下进行”。为了安全起见，这个文件打印在马林的衬衣上，秘密带往中国。7月24日，马林被任命为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通讯社的远东通讯员。
7月27日，马林与越飞一起从莫斯科启程，8月12日，抵达北京。
西湖特别会议
在马林同越飞还在行进中国的路上时，共产国际发出了《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指出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活动“必须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决议为基础”；中国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这个政党坚持辛亥革命的使命，并渴望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共产党为完成自己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在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共产党须成立一个宣传机构，“这个机构的建立主要尽可能的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
马林接到共产国际指示后，立即赶往上海，与陈独秀等讨论国共间的合作问题。但陈独秀强调加入国民党须打手模和宣誓，如果这些陋习不改变，谈不上联合战线。
在这种情况下，马林要求召开中央会议，具体讨论与国民党合作事宜。此时，李大钊也来到上海，马林又向他说明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召开中央会议商讨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得到了李大钊的支持。
8月25日，马林以苏联使者越飞的代表身份，拜会时在上海法租界的孙中山。孙中山是经过陈炯明叛变后到达上海的，正在思考寻找革命的新途径。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莫斯科的情况和共产国际的决定，同时要求共产党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也必须加以改造，去掉打手模、宣誓等封建习俗。孙中山表示，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对国民党应进行改造，热忱欢迎共产党的加入，以建立国共合作。随后几天，陈独秀、李大钊也多次拜访孙中山，商谈两党合作事宜。
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张太雷。会上，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议中国共产党员应以个人的资格加入国民党，从而推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张国焘不同意马林的提议，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如加入进去，会与资产阶级混合，丧失党的独立性。马林则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进去改进这个党，以推动革命。”李大钊支持马林的提议，指出国民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共产党员加入进去，不会受到约束。但陈独秀仍然强调不能无条件地加入国民党。随后，马林强调这个指示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指导。经过讨论，最后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提议，原则上确定只要国民党能够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进行改组，并取消入党时打手模和向孙中山本人宣誓等封建主义形式，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
9月初，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等，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在上海以个人的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国共统一战线的形成
共产党员开始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加速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9月4日，孙中山约集马林、陈独秀、张太雷和在上海的53名国民党人召开座谈会，征求改进党务的意见。第二天，即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9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拟定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
一切都在顺利地推进，这是马林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为了把中国的情况系统地汇报给共产国际，这年冬，马林再次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国共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情况。
1923年1月10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中国情况的汇报。12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且软弱”，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由于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在目前条件下，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纪律和严格的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同时决定任命马林为驻海参崴的远东局第三书记。
1月下旬，马林完成了在莫斯科的使命，经沈阳，到北京。2月初，召集中共北京区负责人李大钊、何孟雄、包惠僧等在苏俄使馆讨论国共两党联合战线问题，马林作了长篇发言，并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做了说服工作。随后，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军阀吴佩孚镇压。马林因被通缉，离开北京到上海。
为了尽快促使国共统一战线的形成，马林又赶往广州。由于陈炯明叛乱已被平定，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马林时常与孙中山会谈与苏联的联盟和国民党改组的问题。5月1日，马林在广州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讲，指出“孤立的革命是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必须把各种革命力量联合起来。5月9日，马林在《向导》上发表《吴佩孚与国民党》，指出吴佩孚是“中国人民最危险的仇敌”。要打倒这个仇敌，“我们首先必须要紧的责务就是成立一个全国国民革命分子的强有力的组织——一个真正强有力的革命党”。同时批评国民党过去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军事上和放在政客议员的秘密计划上”。
陈独秀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一方面推动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另一方面在党内宣讲实行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并积极准备召开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
5月13日，在中共三大即将召开时，共产国际发来了13点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扩大与国民党的合作，“要求尽快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革命问题，应当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必须“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吸引农民到革命中来。“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但“领导权应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加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但这个指示，直到中共三大以后，才于7月中旬送达中共中央。
6月12日，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马林出席了大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关于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讨论中，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最后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成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组织于全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正式确定了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
中共三大后，为了建立国民统一战线，马林奔走于上海和广州之间，督促孙中山加紧改组改造工作，以担负起领导国民革命的重任；与陈独秀商谈，加快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步伐。同时积极推动并帮助国民党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从上海启程去苏联访问。
9月，马林奉共产国际命令，返回莫斯科。10月，离开中国，完成了来华的工作使命。同时苏联政府派遣鲍罗廷为驻广州常设代表。
10月中旬，孙中山任命廖仲凯、汪精卫和共产党员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并于25日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65人，共产党员20多人，其中有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李立三等。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特别是新三民主义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方面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伟大步骤，它的形成，体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功绩。
马林，荷兰人，早年在荷兰从事铁路工人运动。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到印度尼西亚，担任《泗水商报》编辑。不久调任三宝垅商会秘书。1914年5月，在他的倡导发起下，成立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20年7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大会上，马林提议为远东和中东建立共产国际宣传机构，接纳远东领导人到苏联生活学习，以便使远东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有朝气的会员。
马林的建议得到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充分肯定。1920年8月，列宁指派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到中国指导建立共产党性质的组织。1921年4月，马林开始东方之行。6月3日，他与维经斯基一起抵达中国第一个大都市——上海。
在马林来到中国之前，李大钊和陈独秀就相约建党。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等在上海建立起了党的组织。并在上海党组织的积极推动下，又先后建立起北京、武汉、湖南、山东、广州等地方党组织。
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与共产国际之间的问题，是马林采到中国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是他到中国的主要任务之一。
马林首先拜访了李汉俊，询问中国共产党筹备情况，提出他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要求在成立大会作报告，中国共产党应该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着又要求了解工作计划和预算情况，表示共产国际将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对此，李汉俊提出了异议，认为党的组织还处于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没有决定，它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如何，还得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
没有与李汉俊达成共识，马林又先后与李达、张国焘进行了交谈。但是仍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之后，在马林的反复要求下，他与维经斯基出席了7月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马林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介绍了他在印尼进行革命活动的情况，建议中国共产党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组织。7月30日，会议刚开始不久，会场突然闯入一个陌生人。马林机警地要求大家立即散会，分头离开。
尽管马林尽到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意见分歧，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没有确定下来。但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并作报告，这使马林感到欣慰。因为他才到中国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深知理顺一些关系还需要时日。
“一大”后，中共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着重开展工人运动。8月，马林建议要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委员职务，回上海就任中央总书记。中央即派包惠僧到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一大”会议情况，请求他回到上海。陈独秀同意了马林的建议。
陈独秀回到上海的第二天，马林即与他会谈，提出共产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而各国共产党都是其支部，中共的方针政策应在共产国际统一领导下进行。陈独秀以中国共产党还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不必戴上共产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现在最好保持中苏两党的兄弟关系。等中国工作发展起来后，再请求共产国际援助。张太雷作为远东书记处中国科负责人，也认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由发生到发展，由成长到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也不能例外。但陈独秀坚持认为，各国革命有各国的国情，中国是一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党要保持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有多大的能耐做多大的事，“决不能戴上共产国际这顶大帽子”。
尽管意见分歧明显，但是马林没有因此气馁。当天他即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要求陈独秀再加以考虑，语气显得非常恳切。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营救陈独秀等人被捕一事上。10月4日，陈独秀，包惠僧、杨明斋、高君曼、柯庆施等5人，在上海法租界被捕。陈独秀被捕后，马林与张太雷非常着急，他们竭尽全力，四处奔走，先是请法国律师巴和为陈独秀辩护，随后又上交500两白银做担保，第三天，陈独秀获保出狱。几天后，法庭仅仅以“违背禁令”，罚款700元结案。
陈独秀出狱后，马林继续与他会谈，最后初步确定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关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
共产党应该同国民党实现合作
确立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只是马林完成共产国际任务的第一步。从中国共产党近期的革命方向问题中，他想到了国民党，想到了孙中山。
11月，为准备召开东方各民族人民代表大会，马林开始积极联系国民党，不久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代表张继。张继转达了国民党邀请马林访问孙中山的愿望。
12月中旬，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辗转武汉、长沙，前往桂林拜会了孙中山。经过9天的商谈，孙中山表示，国民党与苏联的联盟现在还不行，这要等到北伐吴佩孚胜利后，才能实行，以免招致列强的干涉；国共两党的合作，共产党必须加入国民党内才能实现。
中国革命要有国民党参加，中国共产党要联合国民党一起开展民主民族革命，这是马林经过与孙中山接触后得到的基本思想。
1922年春，经过长时间的思考，马林决定劝说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开展国民革命。3月底，马林抵达上海。他同陈独秀讨论与国民党联合的问题，强调要放弃对国民党不介入的态度，共产党要加入到国民党内去开展活动。
马林的意见首先遭到陈独秀的反对。
由于国共两党联盟关系短时期内不能达成一致，马林知道争论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同时对于这一重大问题，他必须向共产国际请示。4月23日，马林乘船离开上海，经过新加坡、马赛、柏林，前往莫斯科。
虽然陈独秀等不同意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现党内合作，但马林的想法改变了共产党人“单打独斗”的思维方式。5月，李大钊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要求保护产业工人。吴佩孚发表了“保护劳工”等4条政治主张。陈炯明事变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无产阶级在目前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而在现阶段“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6月30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再次表明他反对无条件地同国民党实现党内合作，但同时也表示：“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7月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 “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命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
7月上旬，马林抵达莫斯科。17日，向共产国际提交了《给共产国际执委的报告》，介绍了中国一些基本情况，提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各阶级联盟的组织，包括起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侨民、南方军队中的士兵和工人。以此建议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同时保持自己独立性。共产国际执委会对马林的报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决定“在中国实行马林关于国共合作及把中共总部迁往广州等意见”，“所有工作必须在马林密切联系下进行”。为了安全起见，这个文件打印在马林的衬衣上，秘密带往中国。7月24日，马林被任命为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通讯社的远东通讯员。
7月27日，马林与越飞一起从莫斯科启程，8月12日，抵达北京。
西湖特别会议
在马林同越飞还在行进中国的路上时，共产国际发出了《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指出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活动“必须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决议为基础”；中国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这个政党坚持辛亥革命的使命，并渴望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共产党为完成自己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在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共产党须成立一个宣传机构，“这个机构的建立主要尽可能的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
马林接到共产国际指示后，立即赶往上海，与陈独秀等讨论国共间的合作问题。但陈独秀强调加入国民党须打手模和宣誓，如果这些陋习不改变，谈不上联合战线。
在这种情况下，马林要求召开中央会议，具体讨论与国民党合作事宜。此时，李大钊也来到上海，马林又向他说明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召开中央会议商讨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得到了李大钊的支持。
8月25日，马林以苏联使者越飞的代表身份，拜会时在上海法租界的孙中山。孙中山是经过陈炯明叛变后到达上海的，正在思考寻找革命的新途径。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莫斯科的情况和共产国际的决定，同时要求共产党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也必须加以改造，去掉打手模、宣誓等封建习俗。孙中山表示，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对国民党应进行改造，热忱欢迎共产党的加入，以建立国共合作。随后几天，陈独秀、李大钊也多次拜访孙中山，商谈两党合作事宜。
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张太雷。会上，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议中国共产党员应以个人的资格加入国民党，从而推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张国焘不同意马林的提议，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如加入进去，会与资产阶级混合，丧失党的独立性。马林则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进去改进这个党，以推动革命。”李大钊支持马林的提议，指出国民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共产党员加入进去，不会受到约束。但陈独秀仍然强调不能无条件地加入国民党。随后，马林强调这个指示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指导。经过讨论，最后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提议，原则上确定只要国民党能够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进行改组，并取消入党时打手模和向孙中山本人宣誓等封建主义形式，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
9月初，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等，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在上海以个人的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国共统一战线的形成
共产党员开始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加速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9月4日，孙中山约集马林、陈独秀、张太雷和在上海的53名国民党人召开座谈会，征求改进党务的意见。第二天，即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9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拟定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
一切都在顺利地推进，这是马林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为了把中国的情况系统地汇报给共产国际，这年冬，马林再次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国共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情况。
1923年1月10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中国情况的汇报。12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且软弱”，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由于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在目前条件下，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纪律和严格的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同时决定任命马林为驻海参崴的远东局第三书记。
1月下旬，马林完成了在莫斯科的使命，经沈阳，到北京。2月初，召集中共北京区负责人李大钊、何孟雄、包惠僧等在苏俄使馆讨论国共两党联合战线问题，马林作了长篇发言，并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做了说服工作。随后，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军阀吴佩孚镇压。马林因被通缉，离开北京到上海。
为了尽快促使国共统一战线的形成，马林又赶往广州。由于陈炯明叛乱已被平定，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马林时常与孙中山会谈与苏联的联盟和国民党改组的问题。5月1日，马林在广州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讲，指出“孤立的革命是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必须把各种革命力量联合起来。5月9日，马林在《向导》上发表《吴佩孚与国民党》，指出吴佩孚是“中国人民最危险的仇敌”。要打倒这个仇敌，“我们首先必须要紧的责务就是成立一个全国国民革命分子的强有力的组织——一个真正强有力的革命党”。同时批评国民党过去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军事上和放在政客议员的秘密计划上”。
陈独秀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一方面推动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另一方面在党内宣讲实行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并积极准备召开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
5月13日，在中共三大即将召开时，共产国际发来了13点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扩大与国民党的合作，“要求尽快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革命问题，应当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必须“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吸引农民到革命中来。“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但“领导权应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加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但这个指示，直到中共三大以后，才于7月中旬送达中共中央。
6月12日，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马林出席了大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关于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讨论中，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最后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成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组织于全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正式确定了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
中共三大后，为了建立国民统一战线，马林奔走于上海和广州之间，督促孙中山加紧改组改造工作，以担负起领导国民革命的重任；与陈独秀商谈，加快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步伐。同时积极推动并帮助国民党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从上海启程去苏联访问。
9月，马林奉共产国际命令，返回莫斯科。10月，离开中国，完成了来华的工作使命。同时苏联政府派遣鲍罗廷为驻广州常设代表。
10月中旬，孙中山任命廖仲凯、汪精卫和共产党员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并于25日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65人，共产党员20多人，其中有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李立三等。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特别是新三民主义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方面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伟大步骤，它的形成，体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