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巴黎圣母院》一定知道那个钟楼怪人“卡西莫多”，我的钟老师差不多就是那个模样，身材矮小，佝偻着腰，一脸的伤疤，极其恐怖。那时，老师们碰到难以调教的学生，只要提到钟老师，再顽劣的孩子，也都乖如羊羔。
　　关于钟老师的事情，我也是稍大点儿才从大人们的口中了解一二。钟老师原是舍房的更夫，舍房也就是当时大集体的粮仓，钟老师因体弱，挣不了高工分，村里照顾他，就派他看管舍房。忽有一天晚上，舍房燃起了无名大火，钟老师为了救火几次冲进火场，后来，就成了现在的模样。再后来，舍房改建成村校，钟老师被安排在学校里看门护院，打理杂务，顺带负责敲钟。
　　七八十年代，相对落后的村庄里还很少看到手表，上课时间都是靠村里的大喇叭。钟老师跟着大喇叭的广播时间敲钟。早晨，大喇叭里音乐响起时，敲预备钟，大喇叭在八点准时播报新闻，这时候敲上课钟。后来，村里的大喇叭取消了，而此时，钟老师也已经在常年的敲钟工作中，摸索出一套别人不知道的辨别时间的方法，不需要大喇叭或者手表，也能够准确地敲响每次上下课的钟声。
　　若干年后的一个秋日，我回老家办事，母亲说起了钟老师，说他患病了，老年病，痴痴呆呆的。母亲说话时，我突然听到了钟声，那声音仿佛自远古时代穿越而来，是那么的厚重而深沉，拨动了我储存在童年记忆的某根神经。母亲说，你听，老钟头又犯病了，一天要敲几次钟。我丢下母亲，往学校跑去，我想看看钟老师，以及那破落的村校。
　　村校已经被荒草侵袭，空旷的村校里寂静无声，远处依稀能够看到教室墙上“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标语。操场上破落的篮球架下拴着一头水牛在悠闲地啃着野草。穿过操场，前排教室门窗上那些残缺不全的玻璃，在阳光下折射出菱形斑斓，煞是耀眼;后排教室更顯破落，空洞的教室里弥漫出阴森森的气息，办公室前的一排杨槐树倒是郁郁葱葱，大铜钟还在，钟绳悬挂在空中随秋风摇摆着，办公室旁的老食堂里，我看到钟老师正在收拾玉米秸秆，那是过冬时老水牛的储粮。
　　我给钟老师递上烟，点上，钟老师打量着我，问我哪家的？咋没见过？我说了父亲的名字，钟老师突然想起似的说，噢！长这么大了！我说，我家二小子都上学了。自始至终，我没有看出钟老师有何毛病，很正常，只是腰杆比以前更弯了，脸上那些恐怖的伤疤也都藏进了岁月里。钟老师原来是那么的慈祥，一点儿也不可怕。
　　夕阳西下，应该已经到了放学的时间了。我辞别钟老师回家，操场上，水牛围着篮球架打转，半截锈迹斑斑的单杠在荒草丛里若隐若现。身后，又传来了那熟悉的钟声，在空荡荡的村校上空回荡，我没有回头，怕被自己的泪水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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