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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权威学术期刊《联合部队季刊》2018年第3期刊登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海德迈上校等多名美军高级军官联合撰写的文章《效仿戈德华特-尼科尔斯——中国的联合部队改革》，文章将解放军正在进行的新一轮军改与美军历史上著名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改革进行对比。那么，在美军高级军官眼中，中国军改新增的部门，暗含哪些指向？在对一些职能的认识上，美军和解放军有哪些异同？解放军新一轮改革面临哪些挑战……当然，由于国情、军情和时代的不同，美军军改自不能与中国军改相提并论。本刊介绍的一些情况，仅为读者提供观察问题的另一个视角。
美军的“联合”之路
海德迈等人指出，与解放军学习美式技战术来击败美军一样，解放军正借鉴美国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编注：以下简称《戈-尼法案》）的做法进行改革。《戈-尼法案》出台，在于克服美军的顽疾——军种狭隘主义。历史上，美国曾多次试图对国防体制进行改革，其中，1947年推出的《国家安全法》和1958年推出的《国防部改组法》最为重要。
《戈-尼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提高参联会主席的地位，规定其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防部长享有同等权力和责任，明确其在作战指挥序列中负责传达而非发布指令，明确联合参谋部只接受参联会主席领导并协助其工作。二是增强各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的职权，由其指导所属部队的训练、作战和后勤保障，明确其在作战指挥序列中直接由总统和国防部长领导，规定各军种司令不承担作战责任 。三是加强国防部长的权力。如规定国防部长负责发布各军种计划和预算指令，对国防部所属各局和各专业机构进行监督和照管等。四是改进战略规划，要求总统向国会提交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部据此做出预算决定并进行战役计划准备。参联会主席作为总统首席军事顾问，有权就预算提供建议。五是改进联合军官人事政策，建立新的联合军官管理制度。
中国的“联合”军改
中国军队并非只是师从美军，但美军的联合部队改革和实战经验是其关注的重点。 美军在戈-尼改革前存在的很多国防体制弊端，同样出现在解放军身上，戈-尼改革后进行的海湾战争（1991年），极大地启发了中国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
加强文官治军。文章认为，中国此轮军改的主要政治动机，是加强对解放军的政治控制和监督。这一点与戈-尼改革试图加强文官在国防部内部的权力不同。相关的组织调整包括，推行“军委主席负责制”，将原四总部调整为15个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的职能部门等，确保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拥有一切与军队相关的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并有多种手段使这种权威得到服从。
提高军事建议的质量。组建直属中央军委的15个职能部门后，决策者有了更多可以直接向其提供军事建议的顾问。以往，解放军与外军的互动，甚至2009年“无瑕”号事件的处理，都由国防部外事办公室负责，新一轮军改后，类似事件将从国防部转隶至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尽管职责未变，但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的职能部门，该办公室可以更直接地提供军事建议。另一项举措是，组建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的训练管理部，其职责包括与各战区司令和军种合作制定联合训练标准，并评估战区、军种和部队的演习及训练效果。
明确作战司令部职责。在此轮军改中，解放军以五大战区取代了原先的七大军区，打破了类似于美军历史上军种保留作战职责的现象。如今，战区成为中国的主要作战部门，战区司令作为联合部队司令，在作战中将控制本战区内的军种部队。自海湾战争以来，解放军密切关注美军的联合作战和信息化、精确化战争的发展。这一调整，正是源于中国对其所面临威胁和现代战争本质的认识。
加强对战略制定和应急计划的关注。新组建的中央军委职能部门中，包括战略规划办公室。该办公室保留了原总参战略规划部开展长远战略分析的职责，尤其关注如何进行信息化多域作战，如何实现陆、海、空、天和网络部队的真正联合，以应对未来威胁等问题，这种将负责特定应急计划制订的战区司令部、联合参谋部和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相结合的做法，表明如今的解放军同美军一样，高度重视当前和未来的战略制定与作战规划。
更高效地运用国防资源。历史上，解放军曾进行过多次精简改革。然而，过去的精简仅仅是减少军队总人数，而新一轮军改的重点是高效地利用资源。在此背景下，解放军宣布裁军30万。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此次裁军的重点将是陆军的非战斗和低技术岗位，以及那些装备过时的部队，具有优化兵力结构、实现军种平衡的效果。
改进联合军官管理。2017年1月，原北海舰队司令袁誉柏中将出任南部战区司令，这是海军将领首次担任战区主官，对中国军队的联合军官管理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从前“无法想象”的任命，为在中央军委和战区司令部层级建立起真正的联合参谋部，指明了积极的方向。另一个表明解放军加强联合军官队伍建设的迹象，是国防大学新开设了“联合作战指挥专业培训班”，用于培训拟晋升的军官。今后，参加该培训班，很有可能成为在联合司令部任职的必要条件。
提升军事行动的成效。中国原先的军区体系，并未将军种部队有效地整合进军区司令部，军种总部仍把持着很多作战控制权，当爆发冲突时，军区司令部司令也不会自动成为作战指挥官，这往往导致部队不能及时做出反应。新设立的战区体系，通过将军种总部排除在作战指挥序列之外，并提前规定战区司令为作战指挥官，试图对解放军的指挥和控制体制进行优化。
“联合”作战在路上
《戈-尼法案》问世已有30余年，美军仍在不断完善联合部队的能力和流程。同样，随着制度的成熟、威胁的变化和战法的演进，解放军也将在相关方面不断改进。
前美军参联会主席邓普西曾指出，在高度连通的时代，破坏性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正在迅速扩散，给联合作战环境带来影响。未来的美军联合部队，必须实现跨地区、跨军种和跨领域作战。未来的美军联合作战，应当是“与各种伙伴合作，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迅速集结并运用决定性力量”的全球一體化作战。解放军对此持类似观点，并且正在采取相应的举措。
一是成立新军种。2016年1月，解放军陆军不再通过总参发挥职能，而是拥有了与其他军种同等的总部。此举既削弱了陆军在全军的统治地位，又为更有效地聚焦陆上作战的战术和军种需求提供了平台。
二是深化军民融合。中国加强军队与产业界合作的一个重要动作，是成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该机构负责在技术领域推动军民融合，旨在让军队和产业界合作开发军民两用技术，同时加强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此类合作，将是解放军迈向未来的关键。
作者认为，中国的决策者似乎从美军联合部队改革中吸取了教训，而不必承担美军遭受的挫折与付出的代价。当然，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终极标准，是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随着中国的发展，原先奉行大陆主义学说的解放军正转向发展远征能力。组建战区司令部负责作战，是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重大调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司令部虽然实现了联合，但仍聚焦于国门之内，海外军事行动仍在中央军委层级领导实施。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战区体系有别于美军。
（摘自《世界军事》）
美军的“联合”之路
海德迈等人指出，与解放军学习美式技战术来击败美军一样，解放军正借鉴美国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编注：以下简称《戈-尼法案》）的做法进行改革。《戈-尼法案》出台，在于克服美军的顽疾——军种狭隘主义。历史上，美国曾多次试图对国防体制进行改革，其中，1947年推出的《国家安全法》和1958年推出的《国防部改组法》最为重要。
《戈-尼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提高参联会主席的地位，规定其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防部长享有同等权力和责任，明确其在作战指挥序列中负责传达而非发布指令，明确联合参谋部只接受参联会主席领导并协助其工作。二是增强各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的职权，由其指导所属部队的训练、作战和后勤保障，明确其在作战指挥序列中直接由总统和国防部长领导，规定各军种司令不承担作战责任 。三是加强国防部长的权力。如规定国防部长负责发布各军种计划和预算指令，对国防部所属各局和各专业机构进行监督和照管等。四是改进战略规划，要求总统向国会提交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部据此做出预算决定并进行战役计划准备。参联会主席作为总统首席军事顾问，有权就预算提供建议。五是改进联合军官人事政策，建立新的联合军官管理制度。
中国的“联合”军改
中国军队并非只是师从美军，但美军的联合部队改革和实战经验是其关注的重点。 美军在戈-尼改革前存在的很多国防体制弊端，同样出现在解放军身上，戈-尼改革后进行的海湾战争（1991年），极大地启发了中国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
加强文官治军。文章认为，中国此轮军改的主要政治动机，是加强对解放军的政治控制和监督。这一点与戈-尼改革试图加强文官在国防部内部的权力不同。相关的组织调整包括，推行“军委主席负责制”，将原四总部调整为15个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的职能部门等，确保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拥有一切与军队相关的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并有多种手段使这种权威得到服从。
提高军事建议的质量。组建直属中央军委的15个职能部门后，决策者有了更多可以直接向其提供军事建议的顾问。以往，解放军与外军的互动，甚至2009年“无瑕”号事件的处理，都由国防部外事办公室负责，新一轮军改后，类似事件将从国防部转隶至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尽管职责未变，但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的职能部门，该办公室可以更直接地提供军事建议。另一项举措是，组建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的训练管理部，其职责包括与各战区司令和军种合作制定联合训练标准，并评估战区、军种和部队的演习及训练效果。
明确作战司令部职责。在此轮军改中，解放军以五大战区取代了原先的七大军区，打破了类似于美军历史上军种保留作战职责的现象。如今，战区成为中国的主要作战部门，战区司令作为联合部队司令，在作战中将控制本战区内的军种部队。自海湾战争以来，解放军密切关注美军的联合作战和信息化、精确化战争的发展。这一调整，正是源于中国对其所面临威胁和现代战争本质的认识。
加强对战略制定和应急计划的关注。新组建的中央军委职能部门中，包括战略规划办公室。该办公室保留了原总参战略规划部开展长远战略分析的职责，尤其关注如何进行信息化多域作战，如何实现陆、海、空、天和网络部队的真正联合，以应对未来威胁等问题，这种将负责特定应急计划制订的战区司令部、联合参谋部和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相结合的做法，表明如今的解放军同美军一样，高度重视当前和未来的战略制定与作战规划。
更高效地运用国防资源。历史上，解放军曾进行过多次精简改革。然而，过去的精简仅仅是减少军队总人数，而新一轮军改的重点是高效地利用资源。在此背景下，解放军宣布裁军30万。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此次裁军的重点将是陆军的非战斗和低技术岗位，以及那些装备过时的部队，具有优化兵力结构、实现军种平衡的效果。
改进联合军官管理。2017年1月，原北海舰队司令袁誉柏中将出任南部战区司令，这是海军将领首次担任战区主官，对中国军队的联合军官管理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从前“无法想象”的任命，为在中央军委和战区司令部层级建立起真正的联合参谋部，指明了积极的方向。另一个表明解放军加强联合军官队伍建设的迹象，是国防大学新开设了“联合作战指挥专业培训班”，用于培训拟晋升的军官。今后，参加该培训班，很有可能成为在联合司令部任职的必要条件。
提升军事行动的成效。中国原先的军区体系，并未将军种部队有效地整合进军区司令部，军种总部仍把持着很多作战控制权，当爆发冲突时，军区司令部司令也不会自动成为作战指挥官，这往往导致部队不能及时做出反应。新设立的战区体系，通过将军种总部排除在作战指挥序列之外，并提前规定战区司令为作战指挥官，试图对解放军的指挥和控制体制进行优化。
“联合”作战在路上
《戈-尼法案》问世已有30余年，美军仍在不断完善联合部队的能力和流程。同样，随着制度的成熟、威胁的变化和战法的演进，解放军也将在相关方面不断改进。
前美军参联会主席邓普西曾指出，在高度连通的时代，破坏性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正在迅速扩散，给联合作战环境带来影响。未来的美军联合部队，必须实现跨地区、跨军种和跨领域作战。未来的美军联合作战，应当是“与各种伙伴合作，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迅速集结并运用决定性力量”的全球一體化作战。解放军对此持类似观点，并且正在采取相应的举措。
一是成立新军种。2016年1月，解放军陆军不再通过总参发挥职能，而是拥有了与其他军种同等的总部。此举既削弱了陆军在全军的统治地位，又为更有效地聚焦陆上作战的战术和军种需求提供了平台。
二是深化军民融合。中国加强军队与产业界合作的一个重要动作，是成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该机构负责在技术领域推动军民融合，旨在让军队和产业界合作开发军民两用技术，同时加强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此类合作，将是解放军迈向未来的关键。
作者认为，中国的决策者似乎从美军联合部队改革中吸取了教训，而不必承担美军遭受的挫折与付出的代价。当然，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终极标准，是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随着中国的发展，原先奉行大陆主义学说的解放军正转向发展远征能力。组建战区司令部负责作战，是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重大调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司令部虽然实现了联合，但仍聚焦于国门之内，海外军事行动仍在中央军委层级领导实施。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战区体系有别于美军。
（摘自《世界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