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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是基于自身资源结构的外部资源决策，具有不同资源结构的企业具有不同的国际化战略框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型企业虽不具备充分的所有权优势，但具有一定的企业特定优势，并享有国家特定优势和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因此，该区域的大型企业可以在两个向度上构架自身的国际化战略框架：一方面开拓以东盟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另一方面追逐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资源。前者是既有优势的利用，后者在于培育更高层次的竞争能力。
【关键词】国家特定优势；企业特定优势；东盟区位优势；大型企业的国际化
【作者】宋泽楠，广西财经学院教师，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南宁，530003；胡剑波，贵州财经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讲师，贵阳，550004
【中图分类号】F12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2）01-0167-007
引言
对于任何开放经济体，无论是FDI流入产生的内向国际化，还是FDI流出形成的外向国际化，企业都将以被动和主动的方式融入全球市场和参与国际竞争。当前，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尤其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大型企业正从被动国际化向主动国际化过渡。然而，作为来自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新兴跨国企业，它们在资源结构、竞争能力与商业模式等方面同传统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存在差异（Rugman & Li, 2007; Luo & Tung, 2007; Rui & Yip, 2008; Buckley et al, 2008; Sun et al, 2010; Pranger & Verdier, 2011 ）。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些新兴跨国企业的国际化应该具有自身的国际化战略框架。
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国企业应该如何构建自身的国际化战略？这一问题成为本研究展开的逻辑起点。我们认为，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本质上是基于自身资源结构的全球外部资源决策。具有不同资源结构的企业因此具有不同的资源诉求和战略动机。
当然，由于企业异质性的普遍存在，试图为所有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国企业构建一个样板性的国际化战略框架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将样本空间限定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广西、云南和贵州），其原因如下：第一，较小的研究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间的资源结构较为相近。该区域属于民族区域和资源富集地区，企业成长的内生诱致性制度环境（徐成波，2010）和外部资源环境相似，企业技术水平相当。第二、学界对该区域大型企业的国际化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研究的分析样本主要来自于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
基于此，我们结合中国国内经济形势和外部经济联系，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型企业的资源结构入手，探索它们的国际化战略框架，构建相应的时空战略抉择模型，既为这些企业的国际化运营提供一定的参考，亦填补现有文献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企业国际化运营研究的不足。
一、 国际化战略构建的理论分析
企业的对外直接投与国际化运营往往具有不同的战略动机，现有的国际商务理论主要从国家宏观层面FDI流量的区域分布以及企业微观层面的资源结构两个方面对企业的国际化动机进行识别和阐释。
（一）经济发展阶梯与国际化战略动机
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世界经济是一个以国别经济为单位的经济发展阶梯。传统FDI往往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处于经济发展阶梯高端的发达经济体流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和更为落后的贫困国家，因而是一种顺向的资本流动，称为顺梯度FDI。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这些国家的部分FDI按照优势落差的方向流向了经济更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而另一部分FDI却流向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发达国家，从而形成了逆向的资本流动，称为逆梯度FDI（Dunning，1998；李桂芳，2008）。
顺梯度FDI是资本和优势的顺向流动，即资本的来源国同接收国存、投资企业同东道国的企业存在正的优势落差。因此，顺梯度FDI在动机上往往是运用企业特定优势开拓东道国市场以及对东道国要素资源进行整合，属于市场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FDI。而逆梯度FDI由于不具备正的优势落差，在投资动机上主要表现为获取东道国的战略资源，属于战略资源寻求型FDI（Dunning，1998；Deng，2009）。
（二）企业资源结构与国际化战略动机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认为，“外来者劣势”是企业跨境经营面临的普遍性问题（Hymer, 1976），而一个跨国公司能够在海外市场成功运营就必然意味着其具备克服外来者劣势的核心能力或和竞争优势。因此，识别和界定支撑企业国际化运营的优势体系便成为贯穿国际商务理论发展的一条主线。Hymer（1960）认为支撑企业国家化运营的优势和能力是企业的垄断优势。Buckley 和 Casson (1976)认为这种优势是企业内部化不完全市场进而跨越国境拓展组织边界的内部化能力。Dunning（1980）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折衷整合，提出了更具一般意义的折衷范式（OLI），认为跨国企业往往具有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
民族经济研究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主要指企业通过不断累积独特、富有价值、难以转移和不可复制的异质性生产资源（Barney, 1991; Amit & Schoemaker, 1993），最终在市场竞争中形成技术、管理、市场等方面的企业特定优势和持续性竞争能力，具体表现在控制行业的产品设计、技术研发和品牌营销等高端、高附加环节，支配全球生产链的内部分工并主导全球价值链的价值流向。区位优势主要体现在资源获取的分散性和知识整合的异区位性（non-co-location）（薛求知，2007），即能够获得多个区位的最优资源并享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创新主体，从而更能够摆脱创新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容易产生突破性的创新。因此，传统跨国企业的国际化主要是运用既有优势和竞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更大的市场空间和实现更为优化的资源配置，本质上体现了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经济学逻辑。 当前，学界关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跨国公司有一个基本共识：前国际化阶段的资源储备和能力累积不够成分，企业的“初源能力”较弱，缺乏充分的所有权优势（Child & Rodrigues, 2005; Rugman & Li, 2007; Buckley et al, 2008; Sun et al, 2010; Barnard, 2010; Pranger & Verdier, 2011）。因此，这些企业的国际化更多地表现为系统性、递归性和精心设计的宏大计划和跳板战略（Luo & Tung, 2007; Rui & Yip, 2008），其国际化的主要战略诉求是通过并购等方式创建资源节点来构建海外关系网络，获取关键性互补资源，尤其是以技术和品牌为载体的战略资源，并持续培育和不断提升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竞争力。对于这些跨国公司而言，其国际化战略在本质上体现了企业实现能力最大化的管理学逻辑以及远期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学逻辑。
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型企业的资源结构和优势体系
从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中游”水平，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具有顺梯度FDI和逆梯度FDI的二元结构，企业的国际化运营具有双向投资的理论可能性和现实基础。从企业的资源结构和优势体系来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型企业显然不具备主导全球产业链条的所有权优势。但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企业实力的持续提升，这些企业主要形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
（一） 经济发展与内向国际化带来的企业特定优势
30多年的对外开放和外资吸引过程对我国经济和企业而言也是一个内向的国际化过程（Deng，2009； Kang & Jiang, 2010）。这一过程同中国经济发展形成演进发展的互动格局。在此格局之下，我国企业不仅在运营规模上不断壮大，同时也接触了西方商业文明、现代管理理念和行业先进技术。
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FDI流入规模相对较小。然而，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FDI流入规模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该区域企业的运营规模和能力。首先，伴随着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该区域的企业亦迅速成长、竞争能力不断提升。其次，FDI流入以引入国际竞争者的方式迫使本土企业参与国内环境下的“全球竞争”，提升企业的运营绩效。此外，具有不同制度背景的跨国公司进入该区域逐渐改变和丰富了当地的商业生态环境，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和以市场为主导的企业竞争手段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商业模式。而且通过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该区域的企业开始接触西方商业文明、现代管理理念和行业先进技术。所有这些因素推动该区域企业在不断壮大规模的同时亦及时构建现代企业制度，提升组织管理能力和市场营销技能，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培育企业优势体系，并全面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和整体实力。
当前，该区域大型企业的企业特定优势主要包括具有一定的管理水平和能力，较低成本的生产能力，较为成熟和领先的生产技术，较大的国内市场份额和国内品牌知名度，以及特殊融资能力和资本优势等。
（二） 国家经济崛起形成的“国家特定优势”
“国家特定优势”的概念最早由Rugman（1981）提出，目前已发展成跨国公司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解释，能够较好地解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Rugman & Li, 2007; Sun et al, 2010; 裴长洪、樊英，2010； 裴长洪、郑文，2011）。
国家经济实力是企业竞争能力形成的基石，国家拥有的资源禀赋为企业提供进行生产、转换和交易所需的各种资源，其建立的相关制度为企业确定运营框架及所需的制度保障（Havawini et al, 2004; Wan, 2005），其在国民收入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等方面为本国企业的发展提供基础性条件（裴长洪、郑文，2011）。目前，中国的国家特定优势主要包括，国家宏观经济快速发展，市场规模、潜力巨大，要素投入相对低廉，企业运营成本较低，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并提供了一些相应的制度保障，人民币资产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及其丰富，企业财富积累和资本聚集较快（陈睿洁，2011），企业成长性较好。这些优势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企业由于缺乏所有权优势导致的竞争力不足，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支撑具有一定企业特定优势和运营规模的大型企业“走出去”，并帮助它们在全球价值链条上借助非内生技术性阶梯逐渐升级（Sun, 2009）。
国家特定优势是一国内所有企业共同享有的优势体系，当然也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型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优势来源，成为支撑该区域大型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重要力量之一。
（三） 面向东盟自贸区的区位优势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在2009年签署以及自贸区在2010年全面建成，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地区将享受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投资公平公正待遇等制度优势。这一优势同西南少数民族区域与东盟国家间较小的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形成叠加效应，使该区域的企业在投资东盟各国时具备了区位专有优势，这对处于国际化初始阶段的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距离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跨境运营的重要变量。文化是一个群体共享的“集体思维程式”（Hofstede, 2001）。国家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距离，主要表现为价值观念、社会公德及行为标准等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及其产生的心理距离阻碍了跨国公司同东道国市场间的信息交流（Johanson & Vahlne, 1977, 2006），增加了跨国经营的交易成本和运营风险。因此，这些差异越大，企业跨国投资、跨境经营的“外来者劣势”也就越大 （Duarte & Suarez, 2010），经营的难度也就越大。基于此，Johanson & Vahlne （1977,2006）提出了著名的Uppsala模型，主要指投资方式和投资距离两个向度的循序渐进程式，即在投资方式的选用上遵循资源投入强度和控制度由弱到强，在投资地理区位选择上由近及远。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毗邻多个东盟国家，是自贸区的地理中心和核心区域。它们同越南等东盟国家山水相连，他们构建、传承文化的自然、社会内驱动力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因而文化距离相对较小。 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型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构建
传统跨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框架更多表现为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目标导向下的外部资源决策。即一方面运用企业特定优势开拓新市场；另一方面在保留核心业务的前提下追逐要素成本洼地。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西南少数民族大型企业的优势体系来看，它们的国际化战略框架可以而且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立足区位专有优势和一定的企业特定优势开拓以东盟为代表的区域性国际市场，扩大企业规模；另一方面依靠相对所有权优势寻求互补性战略资源，构建和增强企业特定优势，不断提升企业的整体实力和参与全球竞争的所有权优势。前者为企业的中期战略，后者属于企业的长期战略。
(一)区域性市场战略
区域性市场战略是指：立足一定的企业特定优势，充分利用区位专有优势，开拓东盟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力争使企业能够在更为纵深的产业深度和更为广阔的产业宽度上运营一个内部化的区域性国际资源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主要投资方式包括绿地投资和构建产品营销渠道。
由于地缘关系和文化临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型企业投资东盟和其他东南亚市场符合Uppsala模型建议的渐进式国际化程序。同投资其他区域相比，投资东盟和其他东南亚市场的“外来者”劣势相对较小，企业在了解市场需求、市场竞争状况、供应商以及消费者等各方面信息的障碍和成本相对减低，也能以较低成本更好更快处理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因此，企业在东道国的成功运营对企业自身资源优势和国际化运营经验要求相对较低，从而能够较快并较为准确地识别东盟及其他东南亚市场的新商机，发现可以进入的市场，并通过及时推出新产品，适时构建新的营销体系逐渐扩大当地市场份额。
当然，开拓东盟及其他东南亚市场不仅扩大了企业的终端产品销售市场，亦为企业获得了一个更大的生产要素市场，而且企业的国际化往往也伴随着企业业务范围的扩张，从而不仅在供给端实现更有效率的全球资源区域性整合，亦在需求端获得更大的产品销售市场，有助于减少企业运行成本，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扩大企业运营规模和壮大企业整体实力。
(二)战略资源战略
战略资源战略是指：立足一定的企业特定优势，充分利用国家特定优势，力争以并购与合作等方式内化发达国家的互补性战略资源，提升整个跨国企业组织的运营绩效、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主要投资方式包括并购与战略联盟等。
对于企业而言，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主动或被动参与全球竞争。然而，一国资源结构和存量在短期内存在供给刚性，在短期内提供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有困难。很显然，西南少数民族大型企业的国际化缺乏主动重构全球生产链条和主导全球价值流向的企业能力，在资源储备和能力结构上存在明显的“战略”缺口。这同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及中国企业的整体发展水平是一致的。因此，该区域大型企业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以及赢得国际化生存的一个基本途径是立足已有相对所有权优势获取互补性战略资源。主要通过并购、合资、合作等方式在发达国家建立海外子公司，嵌入到这些经济体的组织网络中，直接购买或者间接内化外部网络的技术与知识资源及以品牌与营销渠道为主的商业资本，子公司由此不断获得或生成母公司认为有价值的先进资源，并向国内总部和其他子公司传递，从而不断提升企业内部各单元组织的管理水平、技术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以及企业整体层面的运营绩效、管理水平和竞争实力。
从图1可知，国内市场战略是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基石，而市场开拓战略和战略资源战略时企业发展的中长期战略，从根本上着眼于企业国际化经验的积累和企业所有权优势的构建。随着国际化运营的推进，其在国际市场获取的运营经验和先进知识将回流至母公司，而能够提升母公司的国内运营能力。因此，三种战略相互支撑，各施其职，在时空体系内推动企业的持续和平衡发展。
四、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建议
国际化战略框架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其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实施。因为具体的实施过程不仅需要一定资源的支撑，亦会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根据中国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经验和运营现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型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应充分注意一下几个方面：
其一、兼顾企业的短长期利益，对市场开拓战略、国内市场战略和战略资源战略进行恰当的协调整合，推动三者良性互动，形成企业三位一体的整体战略框架。
对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型企业而言，其国际化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国内核心能力和海外市场开拓的有机整合和互动式演进发展（Luo & Tung, 2007）。国内市场战略是企业的当期战略，关系到企业的当前运营绩效，是企业当前财富聚集的主要来源，因而是国际化战略展开的基石和前提条件。国内市场业绩不佳将导致国际化战略难以为继。市场开拓战略是企业的中期业务战略，对于企业积累国际化运营经验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市场开拓的深入，其很可能成为企业利润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从而成为战略资源战略实施的另一个重要支撑。战略资源战略属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关系到企业的持续性能力构建和长远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能否在一定时间范围在技术能力、知识水平、创新能力、管理绩效等方面实现跨域性突破和提升，对于企业能否依靠自身的个体能力参与和赢得全球市场竞争意义重大。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成熟，部分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运营经验和全球范围的资源整合将大大提升企业的运营绩效、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届时，是否具有国际化运营经验，是否具有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机制将很可能成为中国企业的另一个分水岭。因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型企业应该站在全球竞争的战略高度，基于企业自身资源结构、竞争能力及所处产业的国内外现状与预期发展制定切实可行的协调战略，使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成为企业内在运行系统的有机部分、长期战略和内生发展动力。
其二、 充分意识到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发展的提升式撬动作用，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多途径发挥金融资本的作用（洪银兴，2010）。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型企业多为经过多年发展的工业企业，积淀了较为深厚的产业资本、一定的商业资本和技术水平。然而，该区域的资本化进程相对缓慢，企业利用资本杠杆促进企业发展的现代商业意识亦相对缺乏。在现代商业逻辑和环境中，金融市场及金融资本对企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其在企业重大交易活动中所扮演的关键作用在一定范围内突破了企业内生累积式发展的传统模式。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的研究就表明（2010），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技术进步（狭义）同东部地区并不存在明显差异。但该区域土地资本化、股票资本化和FDI流入三股力量的资本化进程相对较慢，从而导致了该区域的技术效率明显滞后于东部发达地区。
基于此，该区域大型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尤其是通过并购、合并及合资方式在发达国家建立以战略资源为导向的子公司时，需要在不影响企业稳定独立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金融资本的作用。同时，也要坚持“走出去”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相结合（高静，2011），继续推进人民币在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
其三、充分尊重东道国的制度与文化，构建利益内嵌共生、风险共担的深度关联合作机制，避免企业在东道国遭遇反生产行为和形成不良社会形象。
国际化和本土化是企业国际化两个方面，为了企业能够适应东道国的商业环境并满足东道国差异化的市场需求，企业需要基于东道国制度文化及消费者的具体偏好进行适应性的本土化调整。因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型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需要充分尊重东道国管理资源、知识资源、人力资源及其人力资源制度和文化；平衡不同主体的短长期利益诉求，以此为基础建立合作共赢、成就彼此目标的共同理念，构建利益内嵌共生、风险共担的深度关联合作机制，对当地的利益相关者带来应有合理的工人收益和社会回报。此外，创新金融资本对其他资源的整合方式，使之更容易被东道国企业、政府和社会所接受。从而避免企业在整个社会层面产生不良影响以及遭遇子公司员工以怠工和罢工为主的反生产行为，确保子公司在东道国的顺利运营，降低海外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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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家柳〕
【关键词】国家特定优势；企业特定优势；东盟区位优势；大型企业的国际化
【作者】宋泽楠，广西财经学院教师，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南宁，530003；胡剑波，贵州财经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讲师，贵阳，550004
【中图分类号】F12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2）01-0167-007
引言
对于任何开放经济体，无论是FDI流入产生的内向国际化，还是FDI流出形成的外向国际化，企业都将以被动和主动的方式融入全球市场和参与国际竞争。当前，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尤其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大型企业正从被动国际化向主动国际化过渡。然而，作为来自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新兴跨国企业，它们在资源结构、竞争能力与商业模式等方面同传统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存在差异（Rugman & Li, 2007; Luo & Tung, 2007; Rui & Yip, 2008; Buckley et al, 2008; Sun et al, 2010; Pranger & Verdier, 2011 ）。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些新兴跨国企业的国际化应该具有自身的国际化战略框架。
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国企业应该如何构建自身的国际化战略？这一问题成为本研究展开的逻辑起点。我们认为，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本质上是基于自身资源结构的全球外部资源决策。具有不同资源结构的企业因此具有不同的资源诉求和战略动机。
当然，由于企业异质性的普遍存在，试图为所有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国企业构建一个样板性的国际化战略框架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将样本空间限定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广西、云南和贵州），其原因如下：第一，较小的研究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间的资源结构较为相近。该区域属于民族区域和资源富集地区，企业成长的内生诱致性制度环境（徐成波，2010）和外部资源环境相似，企业技术水平相当。第二、学界对该区域大型企业的国际化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研究的分析样本主要来自于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
基于此，我们结合中国国内经济形势和外部经济联系，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型企业的资源结构入手，探索它们的国际化战略框架，构建相应的时空战略抉择模型，既为这些企业的国际化运营提供一定的参考，亦填补现有文献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企业国际化运营研究的不足。
一、 国际化战略构建的理论分析
企业的对外直接投与国际化运营往往具有不同的战略动机，现有的国际商务理论主要从国家宏观层面FDI流量的区域分布以及企业微观层面的资源结构两个方面对企业的国际化动机进行识别和阐释。
（一）经济发展阶梯与国际化战略动机
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世界经济是一个以国别经济为单位的经济发展阶梯。传统FDI往往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处于经济发展阶梯高端的发达经济体流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和更为落后的贫困国家，因而是一种顺向的资本流动，称为顺梯度FDI。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这些国家的部分FDI按照优势落差的方向流向了经济更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而另一部分FDI却流向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发达国家，从而形成了逆向的资本流动，称为逆梯度FDI（Dunning，1998；李桂芳，2008）。
顺梯度FDI是资本和优势的顺向流动，即资本的来源国同接收国存、投资企业同东道国的企业存在正的优势落差。因此，顺梯度FDI在动机上往往是运用企业特定优势开拓东道国市场以及对东道国要素资源进行整合，属于市场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FDI。而逆梯度FDI由于不具备正的优势落差，在投资动机上主要表现为获取东道国的战略资源，属于战略资源寻求型FDI（Dunning，1998；Deng，2009）。
（二）企业资源结构与国际化战略动机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认为，“外来者劣势”是企业跨境经营面临的普遍性问题（Hymer, 1976），而一个跨国公司能够在海外市场成功运营就必然意味着其具备克服外来者劣势的核心能力或和竞争优势。因此，识别和界定支撑企业国际化运营的优势体系便成为贯穿国际商务理论发展的一条主线。Hymer（1960）认为支撑企业国家化运营的优势和能力是企业的垄断优势。Buckley 和 Casson (1976)认为这种优势是企业内部化不完全市场进而跨越国境拓展组织边界的内部化能力。Dunning（1980）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折衷整合，提出了更具一般意义的折衷范式（OLI），认为跨国企业往往具有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
民族经济研究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主要指企业通过不断累积独特、富有价值、难以转移和不可复制的异质性生产资源（Barney, 1991; Amit & Schoemaker, 1993），最终在市场竞争中形成技术、管理、市场等方面的企业特定优势和持续性竞争能力，具体表现在控制行业的产品设计、技术研发和品牌营销等高端、高附加环节，支配全球生产链的内部分工并主导全球价值链的价值流向。区位优势主要体现在资源获取的分散性和知识整合的异区位性（non-co-location）（薛求知，2007），即能够获得多个区位的最优资源并享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创新主体，从而更能够摆脱创新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容易产生突破性的创新。因此，传统跨国企业的国际化主要是运用既有优势和竞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更大的市场空间和实现更为优化的资源配置，本质上体现了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经济学逻辑。 当前，学界关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跨国公司有一个基本共识：前国际化阶段的资源储备和能力累积不够成分，企业的“初源能力”较弱，缺乏充分的所有权优势（Child & Rodrigues, 2005; Rugman & Li, 2007; Buckley et al, 2008; Sun et al, 2010; Barnard, 2010; Pranger & Verdier, 2011）。因此，这些企业的国际化更多地表现为系统性、递归性和精心设计的宏大计划和跳板战略（Luo & Tung, 2007; Rui & Yip, 2008），其国际化的主要战略诉求是通过并购等方式创建资源节点来构建海外关系网络，获取关键性互补资源，尤其是以技术和品牌为载体的战略资源，并持续培育和不断提升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竞争力。对于这些跨国公司而言，其国际化战略在本质上体现了企业实现能力最大化的管理学逻辑以及远期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学逻辑。
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型企业的资源结构和优势体系
从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中游”水平，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具有顺梯度FDI和逆梯度FDI的二元结构，企业的国际化运营具有双向投资的理论可能性和现实基础。从企业的资源结构和优势体系来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型企业显然不具备主导全球产业链条的所有权优势。但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企业实力的持续提升，这些企业主要形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
（一） 经济发展与内向国际化带来的企业特定优势
30多年的对外开放和外资吸引过程对我国经济和企业而言也是一个内向的国际化过程（Deng，2009； Kang & Jiang, 2010）。这一过程同中国经济发展形成演进发展的互动格局。在此格局之下，我国企业不仅在运营规模上不断壮大，同时也接触了西方商业文明、现代管理理念和行业先进技术。
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FDI流入规模相对较小。然而，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FDI流入规模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该区域企业的运营规模和能力。首先，伴随着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该区域的企业亦迅速成长、竞争能力不断提升。其次，FDI流入以引入国际竞争者的方式迫使本土企业参与国内环境下的“全球竞争”，提升企业的运营绩效。此外，具有不同制度背景的跨国公司进入该区域逐渐改变和丰富了当地的商业生态环境，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和以市场为主导的企业竞争手段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商业模式。而且通过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该区域的企业开始接触西方商业文明、现代管理理念和行业先进技术。所有这些因素推动该区域企业在不断壮大规模的同时亦及时构建现代企业制度，提升组织管理能力和市场营销技能，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培育企业优势体系，并全面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和整体实力。
当前，该区域大型企业的企业特定优势主要包括具有一定的管理水平和能力，较低成本的生产能力，较为成熟和领先的生产技术，较大的国内市场份额和国内品牌知名度，以及特殊融资能力和资本优势等。
（二） 国家经济崛起形成的“国家特定优势”
“国家特定优势”的概念最早由Rugman（1981）提出，目前已发展成跨国公司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解释，能够较好地解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Rugman & Li, 2007; Sun et al, 2010; 裴长洪、樊英，2010； 裴长洪、郑文，2011）。
国家经济实力是企业竞争能力形成的基石，国家拥有的资源禀赋为企业提供进行生产、转换和交易所需的各种资源，其建立的相关制度为企业确定运营框架及所需的制度保障（Havawini et al, 2004; Wan, 2005），其在国民收入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等方面为本国企业的发展提供基础性条件（裴长洪、郑文，2011）。目前，中国的国家特定优势主要包括，国家宏观经济快速发展，市场规模、潜力巨大，要素投入相对低廉，企业运营成本较低，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并提供了一些相应的制度保障，人民币资产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及其丰富，企业财富积累和资本聚集较快（陈睿洁，2011），企业成长性较好。这些优势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企业由于缺乏所有权优势导致的竞争力不足，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支撑具有一定企业特定优势和运营规模的大型企业“走出去”，并帮助它们在全球价值链条上借助非内生技术性阶梯逐渐升级（Sun, 2009）。
国家特定优势是一国内所有企业共同享有的优势体系，当然也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型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优势来源，成为支撑该区域大型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重要力量之一。
（三） 面向东盟自贸区的区位优势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在2009年签署以及自贸区在2010年全面建成，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地区将享受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投资公平公正待遇等制度优势。这一优势同西南少数民族区域与东盟国家间较小的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形成叠加效应，使该区域的企业在投资东盟各国时具备了区位专有优势，这对处于国际化初始阶段的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距离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跨境运营的重要变量。文化是一个群体共享的“集体思维程式”（Hofstede, 2001）。国家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距离，主要表现为价值观念、社会公德及行为标准等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及其产生的心理距离阻碍了跨国公司同东道国市场间的信息交流（Johanson & Vahlne, 1977, 2006），增加了跨国经营的交易成本和运营风险。因此，这些差异越大，企业跨国投资、跨境经营的“外来者劣势”也就越大 （Duarte & Suarez, 2010），经营的难度也就越大。基于此，Johanson & Vahlne （1977,2006）提出了著名的Uppsala模型，主要指投资方式和投资距离两个向度的循序渐进程式，即在投资方式的选用上遵循资源投入强度和控制度由弱到强，在投资地理区位选择上由近及远。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毗邻多个东盟国家，是自贸区的地理中心和核心区域。它们同越南等东盟国家山水相连，他们构建、传承文化的自然、社会内驱动力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因而文化距离相对较小。 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型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构建
传统跨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框架更多表现为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目标导向下的外部资源决策。即一方面运用企业特定优势开拓新市场；另一方面在保留核心业务的前提下追逐要素成本洼地。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西南少数民族大型企业的优势体系来看，它们的国际化战略框架可以而且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立足区位专有优势和一定的企业特定优势开拓以东盟为代表的区域性国际市场，扩大企业规模；另一方面依靠相对所有权优势寻求互补性战略资源，构建和增强企业特定优势，不断提升企业的整体实力和参与全球竞争的所有权优势。前者为企业的中期战略，后者属于企业的长期战略。
(一)区域性市场战略
区域性市场战略是指：立足一定的企业特定优势，充分利用区位专有优势，开拓东盟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力争使企业能够在更为纵深的产业深度和更为广阔的产业宽度上运营一个内部化的区域性国际资源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主要投资方式包括绿地投资和构建产品营销渠道。
由于地缘关系和文化临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型企业投资东盟和其他东南亚市场符合Uppsala模型建议的渐进式国际化程序。同投资其他区域相比，投资东盟和其他东南亚市场的“外来者”劣势相对较小，企业在了解市场需求、市场竞争状况、供应商以及消费者等各方面信息的障碍和成本相对减低，也能以较低成本更好更快处理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因此，企业在东道国的成功运营对企业自身资源优势和国际化运营经验要求相对较低，从而能够较快并较为准确地识别东盟及其他东南亚市场的新商机，发现可以进入的市场，并通过及时推出新产品，适时构建新的营销体系逐渐扩大当地市场份额。
当然，开拓东盟及其他东南亚市场不仅扩大了企业的终端产品销售市场，亦为企业获得了一个更大的生产要素市场，而且企业的国际化往往也伴随着企业业务范围的扩张，从而不仅在供给端实现更有效率的全球资源区域性整合，亦在需求端获得更大的产品销售市场，有助于减少企业运行成本，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扩大企业运营规模和壮大企业整体实力。
(二)战略资源战略
战略资源战略是指：立足一定的企业特定优势，充分利用国家特定优势，力争以并购与合作等方式内化发达国家的互补性战略资源，提升整个跨国企业组织的运营绩效、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主要投资方式包括并购与战略联盟等。
对于企业而言，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主动或被动参与全球竞争。然而，一国资源结构和存量在短期内存在供给刚性，在短期内提供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有困难。很显然，西南少数民族大型企业的国际化缺乏主动重构全球生产链条和主导全球价值流向的企业能力，在资源储备和能力结构上存在明显的“战略”缺口。这同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及中国企业的整体发展水平是一致的。因此，该区域大型企业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以及赢得国际化生存的一个基本途径是立足已有相对所有权优势获取互补性战略资源。主要通过并购、合资、合作等方式在发达国家建立海外子公司，嵌入到这些经济体的组织网络中，直接购买或者间接内化外部网络的技术与知识资源及以品牌与营销渠道为主的商业资本，子公司由此不断获得或生成母公司认为有价值的先进资源，并向国内总部和其他子公司传递，从而不断提升企业内部各单元组织的管理水平、技术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以及企业整体层面的运营绩效、管理水平和竞争实力。
从图1可知，国内市场战略是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基石，而市场开拓战略和战略资源战略时企业发展的中长期战略，从根本上着眼于企业国际化经验的积累和企业所有权优势的构建。随着国际化运营的推进，其在国际市场获取的运营经验和先进知识将回流至母公司，而能够提升母公司的国内运营能力。因此，三种战略相互支撑，各施其职，在时空体系内推动企业的持续和平衡发展。
四、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建议
国际化战略框架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其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实施。因为具体的实施过程不仅需要一定资源的支撑，亦会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根据中国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经验和运营现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型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应充分注意一下几个方面：
其一、兼顾企业的短长期利益，对市场开拓战略、国内市场战略和战略资源战略进行恰当的协调整合，推动三者良性互动，形成企业三位一体的整体战略框架。
对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型企业而言，其国际化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国内核心能力和海外市场开拓的有机整合和互动式演进发展（Luo & Tung, 2007）。国内市场战略是企业的当期战略，关系到企业的当前运营绩效，是企业当前财富聚集的主要来源，因而是国际化战略展开的基石和前提条件。国内市场业绩不佳将导致国际化战略难以为继。市场开拓战略是企业的中期业务战略，对于企业积累国际化运营经验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市场开拓的深入，其很可能成为企业利润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从而成为战略资源战略实施的另一个重要支撑。战略资源战略属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关系到企业的持续性能力构建和长远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能否在一定时间范围在技术能力、知识水平、创新能力、管理绩效等方面实现跨域性突破和提升，对于企业能否依靠自身的个体能力参与和赢得全球市场竞争意义重大。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成熟，部分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运营经验和全球范围的资源整合将大大提升企业的运营绩效、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届时，是否具有国际化运营经验，是否具有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机制将很可能成为中国企业的另一个分水岭。因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型企业应该站在全球竞争的战略高度，基于企业自身资源结构、竞争能力及所处产业的国内外现状与预期发展制定切实可行的协调战略，使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成为企业内在运行系统的有机部分、长期战略和内生发展动力。
其二、 充分意识到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发展的提升式撬动作用，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多途径发挥金融资本的作用（洪银兴，2010）。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型企业多为经过多年发展的工业企业，积淀了较为深厚的产业资本、一定的商业资本和技术水平。然而，该区域的资本化进程相对缓慢，企业利用资本杠杆促进企业发展的现代商业意识亦相对缺乏。在现代商业逻辑和环境中，金融市场及金融资本对企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其在企业重大交易活动中所扮演的关键作用在一定范围内突破了企业内生累积式发展的传统模式。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的研究就表明（2010），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技术进步（狭义）同东部地区并不存在明显差异。但该区域土地资本化、股票资本化和FDI流入三股力量的资本化进程相对较慢，从而导致了该区域的技术效率明显滞后于东部发达地区。
基于此，该区域大型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尤其是通过并购、合并及合资方式在发达国家建立以战略资源为导向的子公司时，需要在不影响企业稳定独立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金融资本的作用。同时，也要坚持“走出去”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相结合（高静，2011），继续推进人民币在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
其三、充分尊重东道国的制度与文化，构建利益内嵌共生、风险共担的深度关联合作机制，避免企业在东道国遭遇反生产行为和形成不良社会形象。
国际化和本土化是企业国际化两个方面，为了企业能够适应东道国的商业环境并满足东道国差异化的市场需求，企业需要基于东道国制度文化及消费者的具体偏好进行适应性的本土化调整。因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型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需要充分尊重东道国管理资源、知识资源、人力资源及其人力资源制度和文化；平衡不同主体的短长期利益诉求，以此为基础建立合作共赢、成就彼此目标的共同理念，构建利益内嵌共生、风险共担的深度关联合作机制，对当地的利益相关者带来应有合理的工人收益和社会回报。此外，创新金融资本对其他资源的整合方式，使之更容易被东道国企业、政府和社会所接受。从而避免企业在整个社会层面产生不良影响以及遭遇子公司员工以怠工和罢工为主的反生产行为，确保子公司在东道国的顺利运营，降低海外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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