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爱开创事业 以责任对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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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充满热爱的心,是邵巍在教育领域几十年的力量源泉。
  “采访最重要的是缩短距离。”采访前夕,邵巍与记者分享了这样一句话,而他充满活力的语调,清晰的逻辑和有条不紊的回忆,还有富于感情的讲述,都确实让《留学》记者与他之间的距离消于无形,也让我们得以一窥他四十余年教育领域工作的成就与心得,与他一道纵观教育领域,特别是国际教育发展的理论总结与前景展望。
  从研究图书馆学到研究教育,无论在哪个专业领域,邵巍始终对事业抱持着一颗热爱之心,“只有心中有爱,才能包容差异,敞开心扉分享自己的成果,坚定地以智慧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从事教育国际交流,发自内心的热爱是最重要的品质,也是我们的力量源泉。”
  回头细想几十年教育之路,“爱”是始终贯穿邵巍事业的一条主线,也是无比强大的驱动力。
  从学术到行政
  “立言”“立功”成就一生事业
  谈起当初投身教育领域的种种缘由,回忆往事的邵巍感触颇多,“最主要的是我个人内心的愿望,我们那时受到的教育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此我进入教育委员会后,觉得能为全国的教育事业尽微薄之力,是非常荣幸的事情。”
  把教育工作当成给自己带来满足感的使命,并非一句虚言。从北京大学毕业后,邵巍留校工作,除从事一线教学工作外,还与系里老师合作编著了《图书馆学概论》,这本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前身)出版,成为当时的博士入学参考书目,还被全国各地图书馆学本科、专科和在职培训等教学单位和各类图书馆采用,“这给我一个很大的鼓舞,让我认为做学术很有意义。”邵巍如是说道。
  其实,在编写这本学术专著时,邵巍就面临着学术与行政的双重选择。有机会进入中组部工作的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最终还是选择了《图书馆学概论》,“当时我脑海里出现了一句古训,‘立德、立功、立言’,那还是先立言吧,就选择了做学问。”
  将《左传》中提出的“三不朽”铭记于心的邵巍,很快又得到了“立功”的机会。1985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成立后,他进入了办公厅工作,从此开始了教育行政之路,致力于推动国内教育保障和教育国际交流。
  以理念驱动工作
  以工作实现理念
  1989年5月,邵巍进入电教司工作,在此之前,他见证了电教馆大楼从立项到开工的艰难历程,还参与和调研了电视师范教育及农村教育改革“燎原计划”的工作。在过往的工作实践中,他亲眼见证了农民通过远程教育提升自身素质,并切实运用知识改善自己的生活。
  “从我做电化教育开始,我就有一个秉承到底的理念—我们办教育一定要为受教育者服务,解决受教育者、教师队伍的问题和社会对教育的需求。”谈到自己的教育理念,邵巍将“解决问题,对结果负责”放在了第一位,“一句话,我们不是对过程负责,不是对空洞的原则理论和规章制度负责,而是对结果负责,真正地解决具体问 题。”
  秉承这一理念,从事留学服务工作之后,邵巍面对众多刚刚开始人生旅程的学生和家长们期待的目光,深感教育工作者肩担重责,“我们其实在指点学生的人生,改变他们的命运。”在他看来,留学咨询不能随便对学生提出意见,一定要综合各方情况,以尊重和珍惜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的咨询。“我想,对学生负责和对国家人才需求负责其实是一致的,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处理好每个人的发展,国家的发展也蘊含其中。因此,如何对国家未来人才需求负责,一贯是我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在他看来,引导学生留学最重要的是衡量学生对出国留学的兴趣,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梦想获取知识,学到服务社会的本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争取家长的谅解、同意和配合,让他们观察自己的孩子,发现孩子蕴含的潜能,更要引导学生了解自己内心深处的呼唤。”
  参与引进HND(英国高等教育文凭)项目时,邵巍发现,办学最重要的是五要素:学生、教师、课程、装备和管理。而在这五要素中,最核心的便是课程。在他看来,学校的“产品”是课程而不是学生,教师是课程的设计者和生产者,学生是课程的“用户”,课程的价值体现在学分上,而学分可以购买,因此课程就具有了商品的属性,学生购买课程、修学分的过程就是一种服务贸易活动。
  “贸易的关键点在于,课程用学分体现,线上课程用课时体现,学生的学费购买的其实就是课程这款产品。评价办学的好与坏,看课程这个产品的质量如何,是否受到学生的欢迎。”产品的背后是生产者,因此师资队伍的素质极其重要,“我非常重视课程建设,不同学校的区别也正在于此,课程区别的背后是教师队伍的区别,优秀学校基础正是这两项要素。”
  人们常把教师比作蜡烛,比作照亮学生心灵的明灯,邵巍颇为幽默地说道:“但教育也需要人们不断往里添油,如果得不到支持,那这盏灯也只能熄灭了。”学生的购买力正是学生给教育添加的活力,教育需要得到人们的认可,才能不断推陈出新,“所以我认为课程是核心,因为它能够被用户接受,用户能购买它,它变成了商品,也就能长久地生存下去,用自己的光辉照亮更多人。”
  在这几条原则和理论的驱动下,邵巍从事教育国际交流工作期间,不断推进行业标准制定,中外合作办学认证及高等职业教育等工作,尽可能为所有受教育者找到光明的出路,其中辛苦不言自明,但他乐在其中。
  对邵巍而言,看似繁琐普通的日常工作其实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位面。撰写博士论文时,他也曾举棋不定,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研究课题,一位老师建议他将工作与研究联系起来,研究留学领域,这句话一语点醒梦中人,观念上的转变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与对工作的热爱,让他在此后的几十年工作中受益无穷。
  “如果你能把工作作为研究对象,实现理论联系实际,工作也会变得非常有意思。”将教育国际交流工作变成研究对象的邵巍,常常以研究者的角度从另一层面观照自身,“无论做什么事,我们都应当作为社会角色而不是作为自然人理解和处理事务,提炼出工作的本质属性,探讨工作的性质和结果。”   正视问题 认清利害
  做好走向世界的准备
  留学行业二十余年的迅猛发展历程,对行业而言既是大好时机,也催生了不少崭新的问题。在邵巍看来,本行业存在的核心问题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成功的留学机构和学校,都应当把握住二者之间微妙的平衡。
  进入为一线留学人员服务的领域后,邵巍体会到留学中介作为企业,需要寻求经济效益,而创造经济效益也要依靠社会效益,一句话解释便是“没有钱无法生存,没有质量也不可能有钱”。在他看来,留学行业的从业者首先应当诚信宣传,同时帮助学生解决具体问题,这一点在疫情期间尤为突出。“学生在国外有很多困难亟待解决,这时一定是经济效益服从于社会效益,取信于广大客户,才能换来客户的信任和后续购买力,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也正因此,他一直身体力行地反对部分留学中介机构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只图“量”忽略“质”的经营方式,他反复强调,一定要“对人负责”。
  从这一根本问题出发,邵巍也看到,从业人員的队伍建设,到留学行业的整体标准制定都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标准建设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实际上,队伍建设、机构发展和行业内部的一些问题都需要标准去衡量,做到有据可循。”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领域逐步拓宽,方式更为新颖,合作办学、线上教育等新型国际教育形式都影响着行业的发展,邵巍表示,“合作办学和线上教育必定会吸引大量的学生,他们将来的留学服务有哪些需求,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都是需要咱们留学中介去考虑的未来。”
  谈到现下存在的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题目。对这场疫情,邵巍更愿意从正反两方面去分析。“从消极层面说,疫情扰乱了社会秩序,经济下行造成留学行业的巨大危机,由经济社会因素产生的国际政治问题也影响着国际教育领域,这些都使得留学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学生往往也在此时出现新的迷茫情绪。”
  “但这次疫情也让我们又一次认识到社会的脆弱性和不足之处,从而催生下一轮的变革。”邵巍指出,教育领域的变革更为显而易见,“线上教育、合作办学都在蓬勃发展,从这个方面说,有利与不利是共生关系,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次突发事件,把握自己的主动权,增强适应能力和预见性。”
  除此之外,邵巍还提出了留学的“外在拉力”和“内在动力”。出于财务原因,此时也正是国外院校迫切希望招收学生的时刻,必然促使国外院校尽可能吸引更多带来经济效益的留学生。从这方面来看,疫情对中国学生而言,其实是积极的拉力,“生源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影响学校的经济乃至学术、校园品牌,因此国外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也需要我们的学生,这一点要给予高度清醒的认识。”
  邵巍对留学行业的光明前景有着坚定的信心。他告诉《留学》记者,我国的开放政策,学生和家庭的期待,也都推动着学生迈出国门。“人们都向往更好的教育和开阔的视野,这是不可否认的内驱力。这两个力合在一起,预示着留学市场的新平台和新时期,我们要为此做好准备。”
  采访摘要(Q:《留学》记者 A:邵巍)
  Q:在您的工作历程中,亲身参与和见证了哪些教育领域的里程碑式事件?
  A:首先我直接参与了留学行业协会的组织建设,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说是不辱使命。2003年,我参加发起并组织了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担任监事长,那也是全国首家留学行业协会。
  我们有两项成就,一是推出了诚信公约,参与我们协会的中介机构都要遵守诚信公约;二是提出了留学中介的主题年活动,包括规范年、管理年、协作年、服务年。
  从美国离任后,我着手成立了中教国际交流协会出国留学服务分会,大家共同着力于建设和提出行业标准,包括组织建设标准和中介机构服务的标准等,一方面用行业协会提出的标准规范行业行为,同时也让消费者有可以信任的、依赖的对行业进行监管的机构。
  其次是国外学历认证和中外合作办学认证工作。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甄别国外学历学位的真伪,为用人单位提供依据。有些学生因为中外合作办学的资质问题,得不到文凭认证,我认为我们应当给学习者一个说法,我就与相关同志一起开始了中外合作办学认证的工作,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从2000年后,我积极推动中外合作办学的标准制定和认证流程,后来教育部设置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发起国外院校推荐名单,为留学做出了方向性指引,对留学成果提供了确切的保证,提升了留学效益和各单位用人的依据。
  最后,我也直接参与了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从2003年开始,与留服中心合作HND(英国高等教育文凭)项目,为高考落榜生找到另一条出路,只要拿到苏格兰国家大学认证委员会SQA的证书,就可以同时颁发国家三级职业资格证书,这也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首开先河。现在留服中心仍然在做这个项目,让学生们实实在在地学到知识技能,改变自己的人生。此外,我也直接参与了留学服务的工作,从事举办国际教育展、招生等与留学直接相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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