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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充满热爱的心，是邵巍在教育领域几十年的力量源泉。
“采访最重要的是缩短距离。”采访前夕，邵巍与记者分享了这样一句话，而他充满活力的语调，清晰的逻辑和有条不紊的回忆，还有富于感情的讲述，都确实让《留学》记者与他之间的距离消于无形，也让我们得以一窥他四十余年教育领域工作的成就与心得，与他一道纵观教育领域，特别是国际教育发展的理论总结与前景展望。
从研究图书馆学到研究教育，无论在哪个专业领域，邵巍始终对事业抱持着一颗热爱之心，“只有心中有爱，才能包容差异，敞开心扉分享自己的成果，坚定地以智慧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从事教育国际交流，发自内心的热爱是最重要的品质，也是我们的力量源泉。”
回头细想几十年教育之路，“爱”是始终贯穿邵巍事业的一条主线，也是无比强大的驱动力。
从学术到行政
“立言”“立功”成就一生事业
谈起当初投身教育领域的种种缘由，回忆往事的邵巍感触颇多，“最主要的是我个人内心的愿望，我们那时受到的教育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此我进入教育委员会后，觉得能为全国的教育事业尽微薄之力，是非常荣幸的事情。”
把教育工作当成给自己带来满足感的使命，并非一句虚言。从北京大学毕业后，邵巍留校工作，除从事一线教学工作外，还与系里老师合作编著了《图书馆学概论》，这本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前身）出版，成为当时的博士入学参考书目，还被全国各地图书馆学本科、专科和在职培训等教学单位和各类图书馆采用，“这给我一个很大的鼓舞，让我认为做学术很有意义。”邵巍如是说道。
其实，在编写这本学术专著时，邵巍就面临着学术与行政的双重选择。有机会进入中组部工作的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最终还是选择了《图书馆学概论》，“当时我脑海里出现了一句古训，‘立德、立功、立言’，那还是先立言吧，就选择了做学问。”
将《左传》中提出的“三不朽”铭记于心的邵巍，很快又得到了“立功”的机会。1985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成立后，他进入了办公厅工作，从此开始了教育行政之路，致力于推动国内教育保障和教育国际交流。
以理念驱动工作
以工作实现理念
1989年5月，邵巍进入电教司工作，在此之前，他见证了电教馆大楼从立项到开工的艰难历程，还参与和调研了电视师范教育及农村教育改革“燎原计划”的工作。在过往的工作实践中，他亲眼见证了农民通过远程教育提升自身素质，并切实运用知识改善自己的生活。
“从我做电化教育开始，我就有一个秉承到底的理念—我们办教育一定要为受教育者服务，解决受教育者、教师队伍的问题和社会对教育的需求。”谈到自己的教育理念，邵巍将“解决问题，对结果负责”放在了第一位，“一句话，我们不是对过程负责，不是对空洞的原则理论和规章制度负责，而是对结果负责，真正地解决具体问 题。”
秉承这一理念，从事留学服务工作之后，邵巍面对众多刚刚开始人生旅程的学生和家长们期待的目光，深感教育工作者肩担重责，“我们其实在指点学生的人生，改变他们的命运。”在他看来，留学咨询不能随便对学生提出意见，一定要综合各方情况，以尊重和珍惜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的咨询。“我想，对学生负责和对国家人才需求负责其实是一致的，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处理好每个人的发展，国家的发展也蘊含其中。因此，如何对国家未来人才需求负责，一贯是我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在他看来，引导学生留学最重要的是衡量学生对出国留学的兴趣，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梦想获取知识，学到服务社会的本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争取家长的谅解、同意和配合，让他们观察自己的孩子，发现孩子蕴含的潜能，更要引导学生了解自己内心深处的呼唤。”
参与引进HND（英国高等教育文凭）项目时，邵巍发现，办学最重要的是五要素：学生、教师、课程、装备和管理。而在这五要素中，最核心的便是课程。在他看来，学校的“产品”是课程而不是学生，教师是课程的设计者和生产者，学生是课程的“用户”，课程的价值体现在学分上，而学分可以购买，因此课程就具有了商品的属性，学生购买课程、修学分的过程就是一种服务贸易活动。
“贸易的关键点在于，课程用学分体现，线上课程用课时体现，学生的学费购买的其实就是课程这款产品。评价办学的好与坏，看课程这个产品的质量如何，是否受到学生的欢迎。”产品的背后是生产者，因此师资队伍的素质极其重要，“我非常重视课程建设，不同学校的区别也正在于此，课程区别的背后是教师队伍的区别，优秀学校基础正是这两项要素。”
人们常把教师比作蜡烛，比作照亮学生心灵的明灯，邵巍颇为幽默地说道：“但教育也需要人们不断往里添油，如果得不到支持，那这盏灯也只能熄灭了。”学生的购买力正是学生给教育添加的活力，教育需要得到人们的认可，才能不断推陈出新，“所以我认为课程是核心，因为它能够被用户接受，用户能购买它，它变成了商品，也就能长久地生存下去，用自己的光辉照亮更多人。”
在这几条原则和理论的驱动下，邵巍从事教育国际交流工作期间，不断推进行业标准制定，中外合作办学认证及高等职业教育等工作，尽可能为所有受教育者找到光明的出路，其中辛苦不言自明，但他乐在其中。
对邵巍而言，看似繁琐普通的日常工作其实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位面。撰写博士论文时，他也曾举棋不定，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研究课题，一位老师建议他将工作与研究联系起来，研究留学领域，这句话一语点醒梦中人，观念上的转变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与对工作的热爱，让他在此后的几十年工作中受益无穷。
“如果你能把工作作为研究对象，实现理论联系实际，工作也会变得非常有意思。”将教育国际交流工作变成研究对象的邵巍，常常以研究者的角度从另一层面观照自身，“无论做什么事，我们都应当作为社会角色而不是作为自然人理解和处理事务，提炼出工作的本质属性，探讨工作的性质和结果。” 正视问题 认清利害
做好走向世界的准备
留学行业二十余年的迅猛发展历程，对行业而言既是大好时机，也催生了不少崭新的问题。在邵巍看来，本行业存在的核心问题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成功的留学机构和学校，都应当把握住二者之间微妙的平衡。
进入为一线留学人员服务的领域后，邵巍体会到留学中介作为企业，需要寻求经济效益，而创造经济效益也要依靠社会效益，一句话解释便是“没有钱无法生存，没有质量也不可能有钱”。在他看来，留学行业的从业者首先应当诚信宣传，同时帮助学生解决具体问题，这一点在疫情期间尤为突出。“学生在国外有很多困难亟待解决，这时一定是经济效益服从于社会效益，取信于广大客户，才能换来客户的信任和后续购买力，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也正因此，他一直身体力行地反对部分留学中介机构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只图“量”忽略“质”的经营方式，他反复强调，一定要“对人负责”。
从这一根本问题出发，邵巍也看到，从业人員的队伍建设，到留学行业的整体标准制定都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标准建设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实际上，队伍建设、机构发展和行业内部的一些问题都需要标准去衡量，做到有据可循。”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领域逐步拓宽，方式更为新颖，合作办学、线上教育等新型国际教育形式都影响着行业的发展，邵巍表示，“合作办学和线上教育必定会吸引大量的学生，他们将来的留学服务有哪些需求，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都是需要咱们留学中介去考虑的未来。”
谈到现下存在的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题目。对这场疫情，邵巍更愿意从正反两方面去分析。“从消极层面说，疫情扰乱了社会秩序，经济下行造成留学行业的巨大危机，由经济社会因素产生的国际政治问题也影响着国际教育领域，这些都使得留学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学生往往也在此时出现新的迷茫情绪。”
“但这次疫情也让我们又一次认识到社会的脆弱性和不足之处，从而催生下一轮的变革。”邵巍指出，教育领域的变革更为显而易见，“线上教育、合作办学都在蓬勃发展，从这个方面说，有利与不利是共生关系，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次突发事件，把握自己的主动权，增强适应能力和预见性。”
除此之外，邵巍还提出了留学的“外在拉力”和“内在动力”。出于财务原因，此时也正是国外院校迫切希望招收学生的时刻，必然促使国外院校尽可能吸引更多带来经济效益的留学生。从这方面来看，疫情对中国学生而言，其实是积极的拉力，“生源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影响学校的经济乃至学术、校园品牌，因此国外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也需要我们的学生，这一点要给予高度清醒的认识。”
邵巍对留学行业的光明前景有着坚定的信心。他告诉《留学》记者，我国的开放政策，学生和家庭的期待，也都推动着学生迈出国门。“人们都向往更好的教育和开阔的视野，这是不可否认的内驱力。这两个力合在一起，预示着留学市场的新平台和新时期，我们要为此做好准备。”
采访摘要（Q：《留学》记者 A：邵巍）
Q：在您的工作历程中，亲身参与和见证了哪些教育领域的里程碑式事件？
A：首先我直接参与了留学行业协会的组织建设，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说是不辱使命。2003年，我参加发起并组织了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担任监事长，那也是全国首家留学行业协会。
我们有两项成就，一是推出了诚信公约，参与我们协会的中介机构都要遵守诚信公约;二是提出了留学中介的主题年活动，包括规范年、管理年、协作年、服务年。
从美国离任后，我着手成立了中教国际交流协会出国留学服务分会，大家共同着力于建设和提出行业标准，包括组织建设标准和中介机构服务的标准等，一方面用行业协会提出的标准规范行业行为，同时也让消费者有可以信任的、依赖的对行业进行监管的机构。
其次是国外学历认证和中外合作办学认证工作。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甄别国外学历学位的真伪，为用人单位提供依据。有些学生因为中外合作办学的资质问题，得不到文凭认证，我认为我们应当给学习者一个说法，我就与相关同志一起开始了中外合作办学认证的工作，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从2000年后，我积极推动中外合作办学的标准制定和认证流程，后来教育部设置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发起国外院校推荐名单，为留学做出了方向性指引，对留学成果提供了确切的保证，提升了留学效益和各单位用人的依据。
最后，我也直接参与了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从2003年开始，与留服中心合作HND（英国高等教育文凭）项目，为高考落榜生找到另一条出路，只要拿到苏格兰国家大学认证委员会SQA的证书，就可以同时颁发国家三级职业资格证书，这也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首开先河。现在留服中心仍然在做这个项目，让学生们实实在在地学到知识技能，改变自己的人生。此外，我也直接参与了留学服务的工作，从事举办国际教育展、招生等与留学直接相关的工作。
“采访最重要的是缩短距离。”采访前夕，邵巍与记者分享了这样一句话，而他充满活力的语调，清晰的逻辑和有条不紊的回忆，还有富于感情的讲述，都确实让《留学》记者与他之间的距离消于无形，也让我们得以一窥他四十余年教育领域工作的成就与心得，与他一道纵观教育领域，特别是国际教育发展的理论总结与前景展望。
从研究图书馆学到研究教育，无论在哪个专业领域，邵巍始终对事业抱持着一颗热爱之心，“只有心中有爱，才能包容差异，敞开心扉分享自己的成果，坚定地以智慧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从事教育国际交流，发自内心的热爱是最重要的品质，也是我们的力量源泉。”
回头细想几十年教育之路，“爱”是始终贯穿邵巍事业的一条主线，也是无比强大的驱动力。
从学术到行政
“立言”“立功”成就一生事业
谈起当初投身教育领域的种种缘由，回忆往事的邵巍感触颇多，“最主要的是我个人内心的愿望，我们那时受到的教育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此我进入教育委员会后，觉得能为全国的教育事业尽微薄之力，是非常荣幸的事情。”
把教育工作当成给自己带来满足感的使命，并非一句虚言。从北京大学毕业后，邵巍留校工作，除从事一线教学工作外，还与系里老师合作编著了《图书馆学概论》，这本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前身）出版，成为当时的博士入学参考书目，还被全国各地图书馆学本科、专科和在职培训等教学单位和各类图书馆采用，“这给我一个很大的鼓舞，让我认为做学术很有意义。”邵巍如是说道。
其实，在编写这本学术专著时，邵巍就面临着学术与行政的双重选择。有机会进入中组部工作的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最终还是选择了《图书馆学概论》，“当时我脑海里出现了一句古训，‘立德、立功、立言’，那还是先立言吧，就选择了做学问。”
将《左传》中提出的“三不朽”铭记于心的邵巍，很快又得到了“立功”的机会。1985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成立后，他进入了办公厅工作，从此开始了教育行政之路，致力于推动国内教育保障和教育国际交流。
以理念驱动工作
以工作实现理念
1989年5月，邵巍进入电教司工作，在此之前，他见证了电教馆大楼从立项到开工的艰难历程，还参与和调研了电视师范教育及农村教育改革“燎原计划”的工作。在过往的工作实践中，他亲眼见证了农民通过远程教育提升自身素质，并切实运用知识改善自己的生活。
“从我做电化教育开始，我就有一个秉承到底的理念—我们办教育一定要为受教育者服务，解决受教育者、教师队伍的问题和社会对教育的需求。”谈到自己的教育理念，邵巍将“解决问题，对结果负责”放在了第一位，“一句话，我们不是对过程负责，不是对空洞的原则理论和规章制度负责，而是对结果负责，真正地解决具体问 题。”
秉承这一理念，从事留学服务工作之后，邵巍面对众多刚刚开始人生旅程的学生和家长们期待的目光，深感教育工作者肩担重责，“我们其实在指点学生的人生，改变他们的命运。”在他看来，留学咨询不能随便对学生提出意见，一定要综合各方情况，以尊重和珍惜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的咨询。“我想，对学生负责和对国家人才需求负责其实是一致的，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处理好每个人的发展，国家的发展也蘊含其中。因此，如何对国家未来人才需求负责，一贯是我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在他看来，引导学生留学最重要的是衡量学生对出国留学的兴趣，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梦想获取知识，学到服务社会的本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争取家长的谅解、同意和配合，让他们观察自己的孩子，发现孩子蕴含的潜能，更要引导学生了解自己内心深处的呼唤。”
参与引进HND（英国高等教育文凭）项目时，邵巍发现，办学最重要的是五要素：学生、教师、课程、装备和管理。而在这五要素中，最核心的便是课程。在他看来，学校的“产品”是课程而不是学生，教师是课程的设计者和生产者，学生是课程的“用户”，课程的价值体现在学分上，而学分可以购买，因此课程就具有了商品的属性，学生购买课程、修学分的过程就是一种服务贸易活动。
“贸易的关键点在于，课程用学分体现，线上课程用课时体现，学生的学费购买的其实就是课程这款产品。评价办学的好与坏，看课程这个产品的质量如何，是否受到学生的欢迎。”产品的背后是生产者，因此师资队伍的素质极其重要，“我非常重视课程建设，不同学校的区别也正在于此，课程区别的背后是教师队伍的区别，优秀学校基础正是这两项要素。”
人们常把教师比作蜡烛，比作照亮学生心灵的明灯，邵巍颇为幽默地说道：“但教育也需要人们不断往里添油，如果得不到支持，那这盏灯也只能熄灭了。”学生的购买力正是学生给教育添加的活力，教育需要得到人们的认可，才能不断推陈出新，“所以我认为课程是核心，因为它能够被用户接受，用户能购买它，它变成了商品，也就能长久地生存下去，用自己的光辉照亮更多人。”
在这几条原则和理论的驱动下，邵巍从事教育国际交流工作期间，不断推进行业标准制定，中外合作办学认证及高等职业教育等工作，尽可能为所有受教育者找到光明的出路，其中辛苦不言自明，但他乐在其中。
对邵巍而言，看似繁琐普通的日常工作其实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位面。撰写博士论文时，他也曾举棋不定，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研究课题，一位老师建议他将工作与研究联系起来，研究留学领域，这句话一语点醒梦中人，观念上的转变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与对工作的热爱，让他在此后的几十年工作中受益无穷。
“如果你能把工作作为研究对象，实现理论联系实际，工作也会变得非常有意思。”将教育国际交流工作变成研究对象的邵巍，常常以研究者的角度从另一层面观照自身，“无论做什么事，我们都应当作为社会角色而不是作为自然人理解和处理事务，提炼出工作的本质属性，探讨工作的性质和结果。” 正视问题 认清利害
做好走向世界的准备
留学行业二十余年的迅猛发展历程，对行业而言既是大好时机，也催生了不少崭新的问题。在邵巍看来，本行业存在的核心问题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成功的留学机构和学校，都应当把握住二者之间微妙的平衡。
进入为一线留学人员服务的领域后，邵巍体会到留学中介作为企业，需要寻求经济效益，而创造经济效益也要依靠社会效益，一句话解释便是“没有钱无法生存，没有质量也不可能有钱”。在他看来，留学行业的从业者首先应当诚信宣传，同时帮助学生解决具体问题，这一点在疫情期间尤为突出。“学生在国外有很多困难亟待解决，这时一定是经济效益服从于社会效益，取信于广大客户，才能换来客户的信任和后续购买力，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也正因此，他一直身体力行地反对部分留学中介机构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只图“量”忽略“质”的经营方式，他反复强调，一定要“对人负责”。
从这一根本问题出发，邵巍也看到，从业人員的队伍建设，到留学行业的整体标准制定都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标准建设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实际上，队伍建设、机构发展和行业内部的一些问题都需要标准去衡量，做到有据可循。”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领域逐步拓宽，方式更为新颖，合作办学、线上教育等新型国际教育形式都影响着行业的发展，邵巍表示，“合作办学和线上教育必定会吸引大量的学生，他们将来的留学服务有哪些需求，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都是需要咱们留学中介去考虑的未来。”
谈到现下存在的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题目。对这场疫情，邵巍更愿意从正反两方面去分析。“从消极层面说，疫情扰乱了社会秩序，经济下行造成留学行业的巨大危机，由经济社会因素产生的国际政治问题也影响着国际教育领域，这些都使得留学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学生往往也在此时出现新的迷茫情绪。”
“但这次疫情也让我们又一次认识到社会的脆弱性和不足之处，从而催生下一轮的变革。”邵巍指出，教育领域的变革更为显而易见，“线上教育、合作办学都在蓬勃发展，从这个方面说，有利与不利是共生关系，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次突发事件，把握自己的主动权，增强适应能力和预见性。”
除此之外，邵巍还提出了留学的“外在拉力”和“内在动力”。出于财务原因，此时也正是国外院校迫切希望招收学生的时刻，必然促使国外院校尽可能吸引更多带来经济效益的留学生。从这方面来看，疫情对中国学生而言，其实是积极的拉力，“生源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影响学校的经济乃至学术、校园品牌，因此国外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也需要我们的学生，这一点要给予高度清醒的认识。”
邵巍对留学行业的光明前景有着坚定的信心。他告诉《留学》记者，我国的开放政策，学生和家庭的期待，也都推动着学生迈出国门。“人们都向往更好的教育和开阔的视野，这是不可否认的内驱力。这两个力合在一起，预示着留学市场的新平台和新时期，我们要为此做好准备。”
采访摘要（Q：《留学》记者 A：邵巍）
Q：在您的工作历程中，亲身参与和见证了哪些教育领域的里程碑式事件？
A：首先我直接参与了留学行业协会的组织建设，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说是不辱使命。2003年，我参加发起并组织了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担任监事长，那也是全国首家留学行业协会。
我们有两项成就，一是推出了诚信公约，参与我们协会的中介机构都要遵守诚信公约;二是提出了留学中介的主题年活动，包括规范年、管理年、协作年、服务年。
从美国离任后，我着手成立了中教国际交流协会出国留学服务分会，大家共同着力于建设和提出行业标准，包括组织建设标准和中介机构服务的标准等，一方面用行业协会提出的标准规范行业行为，同时也让消费者有可以信任的、依赖的对行业进行监管的机构。
其次是国外学历认证和中外合作办学认证工作。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甄别国外学历学位的真伪，为用人单位提供依据。有些学生因为中外合作办学的资质问题，得不到文凭认证，我认为我们应当给学习者一个说法，我就与相关同志一起开始了中外合作办学认证的工作，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从2000年后，我积极推动中外合作办学的标准制定和认证流程，后来教育部设置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发起国外院校推荐名单，为留学做出了方向性指引，对留学成果提供了确切的保证，提升了留学效益和各单位用人的依据。
最后，我也直接参与了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从2003年开始，与留服中心合作HND（英国高等教育文凭）项目，为高考落榜生找到另一条出路，只要拿到苏格兰国家大学认证委员会SQA的证书，就可以同时颁发国家三级职业资格证书，这也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首开先河。现在留服中心仍然在做这个项目，让学生们实实在在地学到知识技能，改变自己的人生。此外，我也直接参与了留学服务的工作，从事举办国际教育展、招生等与留学直接相关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