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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文明;社会主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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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崭新的文明形态，蕴含着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价值诉求。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密钥”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这三大优势。其中，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核心、领导力量，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制度属性，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彰显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是一场涉及生产、生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人类未来的长远大计。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密钥”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这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优势。其中，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核心和领导力量，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制度属性，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彰显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
一、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使命，只有读懂人民才能读懂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最高政治力量。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满足人民的包括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服務、住房、环境、文化生活等各方面需求，主要是对人民而不是对资本负责。不能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就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需要，就解决不了在生态环境下存在的矛盾，不能满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如果一个执政党在生态环境保护中没有取信于民，那么它将失去人民的支持;一个失去了人民支持和信赖的政党，就像离开水的鱼，难以生存发展。党的领导贯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我们党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先后提出了生态文明、绿色化、绿色发展等理论创新概念并将之转化为国家战略，生态文明才有了根本的制度性保障。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对生态问题能否做出及时回应反映了执政党是否真正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否坚持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虽因时代不同而关注点有所差别，但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理论、制度和体系。毛泽东在指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尽管从未明确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但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环境保护、节约资源、注重林业和水利等生态问题预防方面闪烁着生态思想的光芒，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邓小平从基本国策的层面明确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是为人民谋利、为后代造福，采取全面参与、重点治理、法治保障相结合的方式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为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奠定了基础，开启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进程，逐步建立起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1]。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并且把“美丽”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整体谋划生态文明建设布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生态文明建设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党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科学合理地从整体上指导，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整体规划，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配套措施，以保障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共十九大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从多方位、深层次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全面部署，构建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框架的“四梁八柱”。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基础性作用，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发展中，以科技驱动和创新驱动推动生产关系的生态变革，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延伸绿色产业链，形成绿色产业布局。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落实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为生产关系的生态变革提供法律保障。通过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专项整治行动、政府约谈、挂牌督办等，督促企业加强环境保护，对严重违法、多次违法的单位和个人实行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对执法不力或者故意放纵污染行为的主管领导和人员进行行政问责直至追究失职渎职的刑事责任。支持环境污染损害的受害人积极采取民事诉讼手段维护权利，各级法院对环境污染纠纷要采取措施、改变当前环境损害案件维权难的状况，做到快速立案、快速审判、快速执行，使受害人的权利尽快、圆满得到维护。对严重环境生态破坏案件构成犯罪的要坚决运用刑法手段予以严厉打击，依法加大环境侵权赔偿力度，强化对生态和环境的修复，解决环境侵权中“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的难题，构建中国特色的共建共治共享环境治理格局。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应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的作用，以制度建设为基础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平等协商和利益共享的生态环境治理格局;在机构设置上应加强生态治理的顶层设计，推行生态治理的大部门制，设立生态治理区划机构，坚持条条和块块的统一;在治理方式上应让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坚持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三治”融合。总之，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围绕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总抓手，扭紧落实党政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同部署，共落实。
二、生态文明建设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历史“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2]。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重大关系。在原始社会和农业时代，自然力远远超过人的生产能力，人的能动性发挥受到极大限制，资本主义无限追逐利润最大化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想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就要实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最彻底的决裂，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背后隐藏的是资本主义无法调节的危机，只有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分配方式、社会结构实行最彻底的批判，才能真正体现人与自然的最本质特征，最终实现“两个和解”。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涉及经济发展，而且涉及以社会关系建设为重心的政治建设，必须从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入手探讨生态问题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和一致性。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必须通过各种劳动关系结合在一起，各种劳动关系形成人类历史上各种不同的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大发现，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趋势，更为解决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开辟了广阔的实践空间。资本主义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存在制度上的缺陷，资本的逐利性使资本主义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生态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善于规划、长于协调，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于解决生态治理的长期性、整体性、复杂性难题具有显著的优势。生态文明建设不可能采取生态殖民主义的手段来转嫁危机，而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制度的规范约束走出一条将生态化与现代化统一起来的发展之路。社会主义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的力量，不代表任何集团和个人利益，引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创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价值主张与生态文明是一致的。生态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源于社会主义能最大限度地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区别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最显著的优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能保障自然资源的公有。私有制保护甚至“放纵”资本，对资本的贪婪给予了最大的保护，资本的贪婪性无法受到制度的约束，无法实现生态公平。社会主义公有制能使人们拥有最多的共同利益，从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可能。社会主义将最终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这一矛盾解决之后，企业不再为利润而生产，而是为了社会总体利益而生产，就可以避免私有制下企业忽视生态环境的短视现象。所有制决定着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方式，以及生产和交换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地位，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公有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体现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一以贯之的统一上。公有制不但代表着人们的共同利益，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而且代表着人们的长远利益，使生命共同体的世代延续成为可能，从而使生命共同体成为可能。社会主义公有制能使人形成“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共识并将这个共识落实到行动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需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土壤。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并在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利益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应有的生态视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自然不再是或仅仅是索取的对象，而是与人共生共荣的。公有制内蕴的全局性和长远性，与生态文明要求的广阔的全局视野和持久的长远眼光耦合。公有制内蕴的公共性原则是生命共同体所要求的，能够与生态文明要求的对他人、他地、他国的观照成功对接;公有制内生的历时性原则能够与生态文明要求的对子孙后代的持续观照成功对接。社会主义公有制摆脱了资本对人的统治，实现了更为广泛、真实的民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提高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关注自身公平地享有美好环境的权利。协商民主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计，生态文明建设开展协商民主，完善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平等参与环境问题决策的制度和程序;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发布制度，及时、公开向社会发布环境质量信息，保障公众知情权;建立完善环境保护听证制度，保障公众对环境立法、执法的参与权、知情权。人民当家作主使广大民众积极投身到生态文明建设中，由此确保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总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盛开生态文明之花的沃土，承载着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自然资源是大自然馈赠给全人类的宝贵礼物，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必须归全民所有，不能以“公地悲剧”为借口，推行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公地悲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构想：在一个开放的牧场上，每个牧羊者都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虽然明知牧场会退化，但还是不顾牧场的承受能力而不断增加羊的数量，最终导致牧场退化，使所有人的利益受损。公有制不仅体现为人与人交往关系中的财产共有属性，也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资源全民共有性质。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全民共有共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不存在所有权上的“公地”和“私地”之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以绿色为底色，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需要。“公地悲剧”是在缺乏生态约束、社会规制的情况下，以私有制尤其是小私有者的心态对待公有物品造成的，并不能证伪公有制。“公地悲剧”的根源不在于公有制，而在于对公地的私用缺乏必要的监管。私有制是排他性、独有性的制度，与公正性和永续性水火不容。私有制及其市场经济导致生态财富分配不公正，其资源占有不平衡产生资源环境生态剥削、财富转移和环境侵占。发达国家经济福利和生态福利的双享受，以国际生态剥削和国际生态侵占为基础，这是当代“生态不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到被资本主义所桎梏的阶段，必然会引起生态问题，究其根源是其非生态的生产关系与私有制度所导致的。私有制必然导致社会的碎片化，进而造成人的自私与冷漠。因此，必须明确自然资源的公有性质和生态环境产品的公共性质，坚持自然资源收益的全民性和生态环境产品的共享性，坚持公域与公益的统一。明确自然资源的公有性质和生态环境产品的公共性质，必须确保国家在位和人民本位，确保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国家在位，必须落实全民所有自然资源所有权，确保作为历史、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人民的本位，避免自然资源的收益归少数人享有而广大人民却要承受由资源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代价，避免生态环境产品的价值为人民群众创造但人民群众却被排斥在生态环境产品的享有之外。生态文明建设既要坚持自然资源公有制和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又要保持国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让人民群众充分行使管理和监督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权利，才能避免“公地悲剧”。
生态自然资源不仅具有商品的属性而且具有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不得损害其自身的发展能力和所有生态主体的共同生态利益，这种共同生态利益要求交换的平等性。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为公平的公共产品，惠及所有民众，不分贫富贵贱，也需要所有人共同维护，生态的破坏不会只限于一时一地，面对生态危害没有人能够幸免。为最广大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生态环境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消费上的共享性决定了其公平性。保证全体人民在基本生存条件分配上的公正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的“公正”在民生层面的体现。生态环境既是当代人的也是子孙后代的，既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意味着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不同地域人群之间的公平。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大自然馈赠给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谁都不是自然财富的所有者，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将自然财富传给子孙后代，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生态产品具有公共性，公共性表现为非排他性，生态产品的非排他性体现了平等性，人人都有平等地享用公共生态产品的权利，生态产品的公共性和平等性决定了它不便于也不可能作为商品去交换。自然财富的私有化是最大的不公和不义，不仅违背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且挑战人类文明的底线。“私有制不懂得要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3]，私有制扭曲了人的需要，把人的需要变为资本增值的需要。在私有制下，自然资源也具有了商品的属性，成了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自然资源的公共性就被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抹杀了。中国确实有一些生态问题，但既不像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那样严重和系统，也不是不可克服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开辟了生态文明的光明大道，生态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生态治理是实现生态公平的基本途径。政府生态治理能力与治理成效直接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关系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彰显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在其生产过程中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既针对了自然环境的市场化、资本化的问题，又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展现了生态公平，将社会正义和生态公平统筹起来，嵌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征程中，为开辟人类文明新境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指明了方向、规划了道路。
三、生态文明建设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改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新需求。让人民群众充分行使管理和监督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权利，才能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生产关系是基于人的生产活动形成的，内在包含着人的价值追求，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尺度和诉求内在规定着生产关系的价值取向。倘若现存生产关系与人的价值诉求相悖，人必然会提出摆脱束缚和限制的要求，生产关系的生态变革能使人获得解放，更好满足人民在生态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生态文明建设以化解人与自然之间日益凸显的矛盾为目标，以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核心，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从生态文明角度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新解读，在确定生态环境是公域和生态产品是公物的基础上揭示出“环境就是民生、蓝天也是幸福”的深刻道理，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民生本质。生态环境在人民美好生活中的地位不断凸显，拓宽了民生内涵，关乎人类的健康，关乎人类的生存和长远发展。生态问题已经超越单纯的经济问题范畴，上升到政治和社会的战略高度，其既涉及经济结构、消费方式等发展问题，又涉及不同人群的利益平衡与协调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为当代人提供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生产关系的生态变革应开发、掌握、运用低碳技术及其工艺，不断挖掘可再生能源，理性看待生产和消费，实现人民群众的绿色消费、绿色居住、绿色出行。
《2012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提出，要保障和提高公民享有清洁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生态环境的权益，体现了公民公平享受良好生态环境的基本权益。2019年，《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强调要以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态环境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每个人都可以平等消费，每个人的基本环境权利都应该得到可靠保障，当其环境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任何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活动的主体，都应承担防止环境破坏并改善环境的责任。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根基和核心竞争力。“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4]，“是人民群众对生态文明最朴素的理解和对环境保护最起码的诉求”[5]，这是关于生态环境价值的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对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性，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民生价值。优美的生态环境、安全放心的食物，不仅是保障人民健康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直接体现，更是人民群众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不仅着眼于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更致力于保障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环境，提出了“两个清醒认识”的论断，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生态环境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具有精神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生态多样性是美的来源，具有美学价值;生态文明蕴含着审美体验，人民群众作为审美主体的能力不断提高，自觉维护生态美来实现审美化生存。“山水乡愁”就是诗情画意的生存方式、城乡居民共享的生态文明福祉，民生福利的内涵由物质利益向生态利益拓展。
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添底气，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相同的逻辑起点和价值追求，为最广大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最广大人民自由全面发展。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的需求，必须转变以物质利益为主导的发展方式，避免陷入“幸福悖论”的恶性循环。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民福祉、民族未来，生态需求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对于全面提升民生福祉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对于生态环境问题能否做出及时回应，实质上反映了执政党是否真正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否坚持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奋斗的政治立场问题。能否妥善处理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已经超越单纯的经济范畴，上升到政治和社会的戰略高度，其既涉及经济结构、消费方式等问题，又涉及不同人群的利益平衡与协调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生态治理紧密相连，基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融入世界的内在逻辑，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世界大同思想，反复向国际社会阐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崭新理念，传递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传递至世界各个角落。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世界大同理念，顺应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要求，以世界人民福祉为价值目标，指明了人类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深刻阐明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良好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续动力。世界各国生态环境各有特点，美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不可能仅靠某个国家和民族而是要靠全人类联合起来去创造。生态文明建设既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又超越社会制度、政治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寻求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的最大公约数。当今世界正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应为各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推动全球生态治理行稳致远。 生态文明有助于筑牢社会主义的道德根基，因为生态道德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道德建设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人是自然界的有机身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和谐共生的关系，这是生态道德的客观根据和内在逻辑。虽然自然界居于优先地位，但人类居于创造性的主体地位，人与自然之间不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掠奪与被掠夺的关系，而是一种和谐共生的价值关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将生态道德理念外化为日常的生态道德行为，用全民的自觉行动汇聚起加强生态治理、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合力。生态道德是人类迈向生态文明的内在需要，是人类道德进化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应不断加强公民生态道德建设，提升全民的生态道德素养。
制度是管长远的、管根本的，中共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中国之治”取得的显著成效凸显了“中国之制”优势，明确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并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写入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将增加生态产品的生产供给作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略，是在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道路总征程上提出的新要求、新规定和新号召，为我国今后制定和执行生态文明制度作出了明确的框架性规定。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的软实力要靠硬执行来实现。完善的制度设计如果得不到有效落实，也只能是一纸空文、空中楼阁。生态文明建设重在制度，应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依靠体制改革、制度规范和法治保障来冲破既有思想观念的障碍、利益固化的藩篱。制度创新不仅是单一制度的创新，还相互关联地包含了政府管理机制、市场机制、法律机制的创新等，应将我国制度的显著优势转化为生态治理的效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落地见效，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看待并推动其有效实施，这既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也是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参考文献：
[1]吴宁.新中国 70 年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成就和经验[J].理论与评论，2019（5）：9.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0.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4.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学习时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N].人民日报，2013-05-25（01）.
[5] 周生贤.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J].求是，2013（17）：17.
Key words：
摘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崭新的文明形态，蕴含着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价值诉求。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密钥”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这三大优势。其中，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核心、领导力量，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制度属性，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彰显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是一场涉及生产、生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人类未来的长远大计。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密钥”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这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优势。其中，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核心和领导力量，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制度属性，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彰显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
一、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使命，只有读懂人民才能读懂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最高政治力量。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满足人民的包括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服務、住房、环境、文化生活等各方面需求，主要是对人民而不是对资本负责。不能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就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需要，就解决不了在生态环境下存在的矛盾，不能满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如果一个执政党在生态环境保护中没有取信于民，那么它将失去人民的支持;一个失去了人民支持和信赖的政党，就像离开水的鱼，难以生存发展。党的领导贯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我们党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先后提出了生态文明、绿色化、绿色发展等理论创新概念并将之转化为国家战略，生态文明才有了根本的制度性保障。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对生态问题能否做出及时回应反映了执政党是否真正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否坚持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虽因时代不同而关注点有所差别，但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理论、制度和体系。毛泽东在指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尽管从未明确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但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环境保护、节约资源、注重林业和水利等生态问题预防方面闪烁着生态思想的光芒，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邓小平从基本国策的层面明确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是为人民谋利、为后代造福，采取全面参与、重点治理、法治保障相结合的方式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为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奠定了基础，开启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进程，逐步建立起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1]。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并且把“美丽”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整体谋划生态文明建设布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生态文明建设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党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科学合理地从整体上指导，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整体规划，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配套措施，以保障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共十九大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从多方位、深层次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全面部署，构建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框架的“四梁八柱”。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基础性作用，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发展中，以科技驱动和创新驱动推动生产关系的生态变革，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延伸绿色产业链，形成绿色产业布局。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落实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为生产关系的生态变革提供法律保障。通过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专项整治行动、政府约谈、挂牌督办等，督促企业加强环境保护，对严重违法、多次违法的单位和个人实行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对执法不力或者故意放纵污染行为的主管领导和人员进行行政问责直至追究失职渎职的刑事责任。支持环境污染损害的受害人积极采取民事诉讼手段维护权利，各级法院对环境污染纠纷要采取措施、改变当前环境损害案件维权难的状况，做到快速立案、快速审判、快速执行，使受害人的权利尽快、圆满得到维护。对严重环境生态破坏案件构成犯罪的要坚决运用刑法手段予以严厉打击，依法加大环境侵权赔偿力度，强化对生态和环境的修复，解决环境侵权中“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的难题，构建中国特色的共建共治共享环境治理格局。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应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的作用，以制度建设为基础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平等协商和利益共享的生态环境治理格局;在机构设置上应加强生态治理的顶层设计，推行生态治理的大部门制，设立生态治理区划机构，坚持条条和块块的统一;在治理方式上应让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坚持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三治”融合。总之，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围绕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总抓手，扭紧落实党政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同部署，共落实。
二、生态文明建设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历史“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2]。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重大关系。在原始社会和农业时代，自然力远远超过人的生产能力，人的能动性发挥受到极大限制，资本主义无限追逐利润最大化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想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就要实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最彻底的决裂，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背后隐藏的是资本主义无法调节的危机，只有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分配方式、社会结构实行最彻底的批判，才能真正体现人与自然的最本质特征，最终实现“两个和解”。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涉及经济发展，而且涉及以社会关系建设为重心的政治建设，必须从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入手探讨生态问题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和一致性。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必须通过各种劳动关系结合在一起，各种劳动关系形成人类历史上各种不同的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大发现，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趋势，更为解决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开辟了广阔的实践空间。资本主义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存在制度上的缺陷，资本的逐利性使资本主义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生态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善于规划、长于协调，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于解决生态治理的长期性、整体性、复杂性难题具有显著的优势。生态文明建设不可能采取生态殖民主义的手段来转嫁危机，而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制度的规范约束走出一条将生态化与现代化统一起来的发展之路。社会主义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的力量，不代表任何集团和个人利益，引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创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价值主张与生态文明是一致的。生态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源于社会主义能最大限度地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区别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最显著的优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能保障自然资源的公有。私有制保护甚至“放纵”资本，对资本的贪婪给予了最大的保护，资本的贪婪性无法受到制度的约束，无法实现生态公平。社会主义公有制能使人们拥有最多的共同利益，从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可能。社会主义将最终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这一矛盾解决之后，企业不再为利润而生产，而是为了社会总体利益而生产，就可以避免私有制下企业忽视生态环境的短视现象。所有制决定着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方式，以及生产和交换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地位，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公有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体现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一以贯之的统一上。公有制不但代表着人们的共同利益，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而且代表着人们的长远利益，使生命共同体的世代延续成为可能，从而使生命共同体成为可能。社会主义公有制能使人形成“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共识并将这个共识落实到行动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需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土壤。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并在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利益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应有的生态视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自然不再是或仅仅是索取的对象，而是与人共生共荣的。公有制内蕴的全局性和长远性，与生态文明要求的广阔的全局视野和持久的长远眼光耦合。公有制内蕴的公共性原则是生命共同体所要求的，能够与生态文明要求的对他人、他地、他国的观照成功对接;公有制内生的历时性原则能够与生态文明要求的对子孙后代的持续观照成功对接。社会主义公有制摆脱了资本对人的统治，实现了更为广泛、真实的民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提高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关注自身公平地享有美好环境的权利。协商民主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计，生态文明建设开展协商民主，完善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平等参与环境问题决策的制度和程序;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发布制度，及时、公开向社会发布环境质量信息，保障公众知情权;建立完善环境保护听证制度，保障公众对环境立法、执法的参与权、知情权。人民当家作主使广大民众积极投身到生态文明建设中，由此确保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总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盛开生态文明之花的沃土，承载着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自然资源是大自然馈赠给全人类的宝贵礼物，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必须归全民所有，不能以“公地悲剧”为借口，推行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公地悲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构想：在一个开放的牧场上，每个牧羊者都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虽然明知牧场会退化，但还是不顾牧场的承受能力而不断增加羊的数量，最终导致牧场退化，使所有人的利益受损。公有制不仅体现为人与人交往关系中的财产共有属性，也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资源全民共有性质。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全民共有共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不存在所有权上的“公地”和“私地”之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以绿色为底色，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需要。“公地悲剧”是在缺乏生态约束、社会规制的情况下，以私有制尤其是小私有者的心态对待公有物品造成的，并不能证伪公有制。“公地悲剧”的根源不在于公有制，而在于对公地的私用缺乏必要的监管。私有制是排他性、独有性的制度，与公正性和永续性水火不容。私有制及其市场经济导致生态财富分配不公正，其资源占有不平衡产生资源环境生态剥削、财富转移和环境侵占。发达国家经济福利和生态福利的双享受，以国际生态剥削和国际生态侵占为基础，这是当代“生态不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到被资本主义所桎梏的阶段，必然会引起生态问题，究其根源是其非生态的生产关系与私有制度所导致的。私有制必然导致社会的碎片化，进而造成人的自私与冷漠。因此，必须明确自然资源的公有性质和生态环境产品的公共性质，坚持自然资源收益的全民性和生态环境产品的共享性，坚持公域与公益的统一。明确自然资源的公有性质和生态环境产品的公共性质，必须确保国家在位和人民本位，确保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国家在位，必须落实全民所有自然资源所有权，确保作为历史、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人民的本位，避免自然资源的收益归少数人享有而广大人民却要承受由资源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代价，避免生态环境产品的价值为人民群众创造但人民群众却被排斥在生态环境产品的享有之外。生态文明建设既要坚持自然资源公有制和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又要保持国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让人民群众充分行使管理和监督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权利，才能避免“公地悲剧”。
生态自然资源不仅具有商品的属性而且具有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不得损害其自身的发展能力和所有生态主体的共同生态利益，这种共同生态利益要求交换的平等性。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为公平的公共产品，惠及所有民众，不分贫富贵贱，也需要所有人共同维护，生态的破坏不会只限于一时一地，面对生态危害没有人能够幸免。为最广大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生态环境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消费上的共享性决定了其公平性。保证全体人民在基本生存条件分配上的公正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的“公正”在民生层面的体现。生态环境既是当代人的也是子孙后代的，既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意味着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不同地域人群之间的公平。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大自然馈赠给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谁都不是自然财富的所有者，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将自然财富传给子孙后代，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生态产品具有公共性，公共性表现为非排他性，生态产品的非排他性体现了平等性，人人都有平等地享用公共生态产品的权利，生态产品的公共性和平等性决定了它不便于也不可能作为商品去交换。自然财富的私有化是最大的不公和不义，不仅违背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且挑战人类文明的底线。“私有制不懂得要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3]，私有制扭曲了人的需要，把人的需要变为资本增值的需要。在私有制下，自然资源也具有了商品的属性，成了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自然资源的公共性就被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抹杀了。中国确实有一些生态问题，但既不像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那样严重和系统，也不是不可克服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开辟了生态文明的光明大道，生态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生态治理是实现生态公平的基本途径。政府生态治理能力与治理成效直接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关系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彰显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在其生产过程中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既针对了自然环境的市场化、资本化的问题，又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展现了生态公平，将社会正义和生态公平统筹起来，嵌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征程中，为开辟人类文明新境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指明了方向、规划了道路。
三、生态文明建设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改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新需求。让人民群众充分行使管理和监督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权利，才能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生产关系是基于人的生产活动形成的，内在包含着人的价值追求，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尺度和诉求内在规定着生产关系的价值取向。倘若现存生产关系与人的价值诉求相悖，人必然会提出摆脱束缚和限制的要求，生产关系的生态变革能使人获得解放，更好满足人民在生态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生态文明建设以化解人与自然之间日益凸显的矛盾为目标，以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核心，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从生态文明角度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新解读，在确定生态环境是公域和生态产品是公物的基础上揭示出“环境就是民生、蓝天也是幸福”的深刻道理，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民生本质。生态环境在人民美好生活中的地位不断凸显，拓宽了民生内涵，关乎人类的健康，关乎人类的生存和长远发展。生态问题已经超越单纯的经济问题范畴，上升到政治和社会的战略高度，其既涉及经济结构、消费方式等发展问题，又涉及不同人群的利益平衡与协调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为当代人提供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生产关系的生态变革应开发、掌握、运用低碳技术及其工艺，不断挖掘可再生能源，理性看待生产和消费，实现人民群众的绿色消费、绿色居住、绿色出行。
《2012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提出，要保障和提高公民享有清洁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生态环境的权益，体现了公民公平享受良好生态环境的基本权益。2019年，《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强调要以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态环境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每个人都可以平等消费，每个人的基本环境权利都应该得到可靠保障，当其环境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任何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活动的主体，都应承担防止环境破坏并改善环境的责任。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根基和核心竞争力。“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4]，“是人民群众对生态文明最朴素的理解和对环境保护最起码的诉求”[5]，这是关于生态环境价值的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对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性，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民生价值。优美的生态环境、安全放心的食物，不仅是保障人民健康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直接体现，更是人民群众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不仅着眼于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更致力于保障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环境，提出了“两个清醒认识”的论断，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生态环境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具有精神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生态多样性是美的来源，具有美学价值;生态文明蕴含着审美体验，人民群众作为审美主体的能力不断提高，自觉维护生态美来实现审美化生存。“山水乡愁”就是诗情画意的生存方式、城乡居民共享的生态文明福祉，民生福利的内涵由物质利益向生态利益拓展。
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添底气，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相同的逻辑起点和价值追求，为最广大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最广大人民自由全面发展。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的需求，必须转变以物质利益为主导的发展方式，避免陷入“幸福悖论”的恶性循环。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民福祉、民族未来，生态需求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对于全面提升民生福祉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对于生态环境问题能否做出及时回应，实质上反映了执政党是否真正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否坚持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奋斗的政治立场问题。能否妥善处理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已经超越单纯的经济范畴，上升到政治和社会的戰略高度，其既涉及经济结构、消费方式等问题，又涉及不同人群的利益平衡与协调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生态治理紧密相连，基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融入世界的内在逻辑，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世界大同思想，反复向国际社会阐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崭新理念，传递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传递至世界各个角落。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世界大同理念，顺应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要求，以世界人民福祉为价值目标，指明了人类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深刻阐明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良好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续动力。世界各国生态环境各有特点，美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不可能仅靠某个国家和民族而是要靠全人类联合起来去创造。生态文明建设既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又超越社会制度、政治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寻求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的最大公约数。当今世界正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应为各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推动全球生态治理行稳致远。 生态文明有助于筑牢社会主义的道德根基，因为生态道德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道德建设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人是自然界的有机身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和谐共生的关系，这是生态道德的客观根据和内在逻辑。虽然自然界居于优先地位，但人类居于创造性的主体地位，人与自然之间不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掠奪与被掠夺的关系，而是一种和谐共生的价值关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将生态道德理念外化为日常的生态道德行为，用全民的自觉行动汇聚起加强生态治理、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合力。生态道德是人类迈向生态文明的内在需要，是人类道德进化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应不断加强公民生态道德建设，提升全民的生态道德素养。
制度是管长远的、管根本的，中共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中国之治”取得的显著成效凸显了“中国之制”优势，明确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并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写入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将增加生态产品的生产供给作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略，是在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道路总征程上提出的新要求、新规定和新号召，为我国今后制定和执行生态文明制度作出了明确的框架性规定。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的软实力要靠硬执行来实现。完善的制度设计如果得不到有效落实，也只能是一纸空文、空中楼阁。生态文明建设重在制度，应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依靠体制改革、制度规范和法治保障来冲破既有思想观念的障碍、利益固化的藩篱。制度创新不仅是单一制度的创新，还相互关联地包含了政府管理机制、市场机制、法律机制的创新等，应将我国制度的显著优势转化为生态治理的效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落地见效，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看待并推动其有效实施，这既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也是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参考文献：
[1]吴宁.新中国 70 年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成就和经验[J].理论与评论，2019（5）：9.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0.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4.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学习时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N].人民日报，2013-05-25（01）.
[5] 周生贤.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J].求是，2013（1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