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山东人李维信进入中南海新六所，成为一名服务员。他亲眼见证了中南海一场有趣的戒烟运动。
　　李维信的第一次会议准备是由老同志带着的，老同志一边朝会议桌上摆烟，嘴里一边介绍：“首长自己都带烟，不抽招待烟，可也有忘了带的时候。主席喜欢抽劲大的三五牌。少奇喜欢抽中华，不过他平时抽前门，自己也总是带前门烟，中华烟太贵，总抽抽不起。烟摆这里他不会动，他抽自己的前门，可是也要摆。会议要是超过半天，他那包前门抽光了，就得抽中华了……”
　　李维信仔细辨认着不同牌号的香烟，记录着领导人的习惯。
　　“高岗坐这儿，记住，他烟瘾最大，放一包不行，就他这里要放一筒香烟，每次一筒。一筒也不一定够，抽完了要及时再上。朱老总不抽，总理不抽，陈云也不抽烟……”
　　那时，中南海服务组总共只有10人，人手非常紧。勤政殿里的会议，首长们谈些什么，李维信几乎没听见，心思全用在服务上。老同志不断地给他出些新题目：“少奇同志的前门烟不多了，利用他讲话的机会，你上水服务，设法把咱们的中华烟弄点装到他的前门烟盒里。”
　　这项服务很有刺激性和乐趣性，李维信马上实践。他怀着一颗雀跃的心“摸上去作案”，虽然手指抖得比平日厉害，但毕竟还是“作案”成功，又怀着一种莫名的喜悦退下来。
　　那时不讲什么尼古丁致癌，只讲抽烟多了嗓子和气管容易发炎，几位抽烟凶的中央领导身边常离不开痰盂；不抽烟的在这种烟雾腾腾的环境里坐久了，气管也会跟着发炎。
　　经医生一再努力，中央领导们开始采取措施，改变会议环境，服务组也开展了“瓜子代烟”的运动：会议桌上不摆烟了，换成瓜子。
　　毛泽东爱吃西瓜子，他嗑一颗，就将瓜子皮摆桌上一颗，摆到香烟盒那么大一片时，就不再扩张面积，而是将皮在原基础朝上叠放。散会时，一座瓜子皮构成的“宝塔山”便“建”成了。
　　刘少奇吃瓜子也很注意卫生，都认真放在桌子上，但他爱吃的葵花籽不如西瓜子有黏性，所以建不成“塔”，只能堆成“蒙古包”，并且时不时要用手归置归置，不让瓜子皮散落开。
　　高岗是什么瓜子都吃，而且吸烟和吃瓜子两不耽误，手嘴一道忙碌，烟灰随意掸向周围，瓜子皮吐得到处都是。会议进行得越紧张，他的动作也跟着越热烈：一道烟柱从他嘴里喷出，射上天，冲向前，有时还左右横扫，瓜子皮更是飞舞一片，不时落在其他中央首长的身上，他自己却毫无感觉，心思显然都在会议讨论的问题上。直到散会，周恩来或李富春惊讶一声：“咦，我身上哪来这么多瓜子皮？”高岗才恍然道：“怎么吐你身上了？糟糕！”
　　可惜瓜子吃了一年，不抽烟的还是不抽烟，抽烟的还是抽烟，并且多了一个嗑瓜子的习惯，轰轰烈烈的戒烟运动就这么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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