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大地震一周年的时候，一个在美国读书的朋友发来一份调查——关于地震报道中新闻媒体的作用。一年前她去念新媒体的博士，可这个调查还是关注“老媒体”——它在多大程度上担负了社会正义的使命，它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一个社会良性运行的建设，它在多大程度上让每个人都有了表达的自由。回答完这份问卷，我有些恍惚。
　　一年前，我在读一本书，叫《天有荒年》，其中，德国学者安特利雅·扬库在解读清代灾荒的一篇论文中留下这样一段冰冷的话：“荒政的基本原理，即只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并未受到威胁，人口的损失是无关紧要和可以忍受的，这没有威胁到赈灾活动的整体信誉。这种信誉主要来自大家——至少所谓的主流社会——对维持秩序和重建社会的生命需要。维系民心毕竟不仅是皇帝需要的，对地方的社会生活也是必要的。”
　　这段话当时并不适合在任何文章中引用，但好多事情都没有逃脱这个判断，这就是思想的力量，也是一个学者该干的事情。看看我们的学者——某位教授说——正是汶川大地震，使我们整个民族对于慈善有了崭新的切身认识。我觉得这位教授的认识水平太高了，也太新了，就我的感觉来说，大家对慈善的原本的意义就还没什么认识的，哪里谈得上“崭新的认识”？如果我们讲的是humanitarian这个词，同时作慈善家和人道主义者两解，我们就得把根子推到启蒙运动那儿去。让每个人都能有更好的生存状态，把人更当成人，这种人道信念如果还没有成为主导，我们就还停留在人人自私的坏世界中，还没有摆脱生存恐惧，还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对强制力量的崇拜和对“神圣秩序”的强调。一个社会，什么信念成为主导，比什么人当领导重要得多。
　　我们还是“子民”，被“牧民之术”操纵，然后又被一个文人灌了一回大号的心灵鸡汤——余秋雨先生说了，“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看上去毛病很多，我们置身其间也曾经承受过很多磨难，但是这次大家都发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还都隐藏着一个大爱、至善的王国，平日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我们自私，苟且，因此承担那份苦难，但只要我们还能动恻隐之心，怜悯之心，我们就有了一份“大善”，并且因此可以自我原谅甚至自我感动，浑然不觉得自己还有自私之心，贪婪之心。余先生说他过去几十年在探索“国民性”时曾陷入苦恼，但大地震改变了他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基本认识。他现在认为中华民族在精神品质上是全人类极少数最优秀的族群之一。我非常高兴余先生能有这样的认识，但作为一个小文人，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能学样余先生，在这个世界需要一个小号吹鼓手时就当个小号的，需要一个大号“拍拍”时就去当大号。
　　我常常看见一个伪善的王国，一年前，有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一年之后，我看到人们的反思，还是在颂扬和歌唱，或者重复一条公理——尊重生命。北京的一位艺术家说了——我觉得我们缺少那种生命意识，任何一个人的这种灾难，任何一个人的生死，其实都跟我们自己有关，这是一个对生命价值最大的理解和最大的同情。如何能在生命的废墟上，重新建立生命信心，在我看来这就是后地震时期的人文关怀。
　　这种生命意识要用一场灾难来唤醒吗？更多的人死去的灾难唤醒谁了？还是在一年前，看到Thomas Carlyle说过的一段话——使一个人悲惨的不是死，甚至不是饿死；无数的人死过，所有的人都必死——我们所有的人都将在火焰车的痛苦里寻到最后归宿。悲惨的是活得可怜，而不知为什么；是工作得筋骨酸痛而无所得；是心酸，疲惫，却又孤立无援；是整个一生都在慢慢死去，被禁闭在一种不闻，不动，无边的不正义之中，就像被扔进了暴君的铜牛的该死的铁肚里一般。对于所有平等的人，这是——而且永远是——不能忍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