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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污染情况呈现先加剧后减轻的趋势。传统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能够内生性地自动解决环境问题，把倒U型EKC出现逆转趋势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本身，认为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环境问题能够得到自动解决。本文使用2001-2010年的数据构造了综合污染指数CPI对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先使用实际污染物排放量和处理后污染物排放量作为对比，发现在不考虑污染物处理因素的情况下，使用实际排放量得出的结果全部是线性增加的，使用处理后排放量的计量结果显示CPI与人均GDP的关系呈倒U型。然后引入产业结构、居民素质、技术进步、政府行为、外商投资、产业集中度、人口密度七个变量对传统的EKC进行补充解释，找出了哪些是主要影响因素，哪些是次要影响因素，并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和解释。结果表明，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不是经济增长内生机制所致，而是诸多外部控制措施作用的结果，环境污染很难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减轻，改善环境质量要从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入手，综合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才是根本途径。
关键词 环境污染; 库兹涅茨曲线; 经济增长方式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8-0160-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8.025
在研究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关系时，一种“倒U”型的关系在1993年被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提出，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污染会呈现一个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见图1。国内外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验证“倒U”型的EKC是否存在，Panayotou发现SO2和悬浮颗粒物的排放量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1］；Iwata发现CO2和NO2的排放和人均GDP的关系也符合“倒U”的假设［2］。另一方面，对EKC的成因进行分析，Gene发现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越严重，EKC的形状越陡峭［3］；Dinda发现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使EKC的拐点变得更低［4］；Azomahou发现政府的严格监管和较严格的环保舆论有能够使EKC变得更平稳［5］。这些研究虽然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广阔的视角，但是这些研究都只针对一个方面做了研究，没有全面地考虑问题，同时他们都是对欧美等国家进行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多是针对全国进行研究，但是国内各个地区经济增长极不均衡，地区之间产业结构差异较大，各地区政府财力差距也很大。大多数的研究还停留在收入水平和环境污染程度的表面数量关系上，这两者的内在机理仍然处于“黑箱”状态，打开黑箱并弄清里面的内在作用机制是本文的研究出发点。本文使用2001至2010年的数据，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环境和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引入了产业结构、居民素质、技术进步、政 府行为、外商投资、产业集中度、人口密度这七个变量对传统的EKC进行补充解释。同时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性差异进行实证和解释。
1 研究思路
传统的EKC研究模型是分开针对不同污染物（如二氧化硫、粉尘、烟尘、工业废气、工业废水等）进行研究的，这样可能对不同的污染物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果，无法作为研究环境和经济增长整体关系的依据，更无法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一致的依据［6］。因此，本文先采用CPI（compositive pollution index）即综合污染指数对环境污染指标进行处理，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环境污染度量的指标一元化，有利于做整体分析。
CPIj=∑mi=1PIjt×Wjt(i=1,2,3;j=1,2,……n)（1）
PIji=Pji/1n∑ni=1Pji(i=1,2,3;j=1,2,……,n) （2）
Wji=Pji/∑nj=1PIji(i=1,2,3;j=1,2,……,n)（3）
其中： j表示第j个省份；i代表第i个污染排放指标；PIji表示环境污染分项指数；Wji表示第i项环境污染指标的权重。
CPI(compositive pollution index）指综合污染指数，用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工业固体废弃物这“工业三废”加权表示。这样做的好处是把传统的三废分开考察变成综合考察，简化明确了环境污染的度量指标。采用各省人均污染物排放量进行计量，使得各省的数据更加具有可比性；采用在生态经济学上常用的污染贡献率来加权各种环境污染要素，使用各项污染因子的质量分指数来确定权重。
环境统计年鉴上公布的排放量值分为实际排放量和处理后排放量两种。实际排放量R（real emission）是原始排放的污染物量，但是根据环保法规，这些污染物在排放出去前要进行一定的处理，处理的排放量用D（disposal emission）表示。这样处理后的排放量就是P=R-D，传统的研究一般使用处理后的排放量P进行研究，但是这抹杀了很多外部控制因素的作用，说明不了真正是什么使EKC出现了“倒U”型的形状。传统的关于EKC的研究仅仅涉及了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物排放量，而事实上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影响环境质量的因素除了经济增长指标外，还涉及社会习惯、政府行为、居民教育程度、产业结构等。本文对实际排放量的CPI和处理后的排放量的CPI进行对比，然后加入外部控制变量进行模型构建，探寻“倒U”型曲线的形成的内在机理。
本文数据选自2001年到2010年的《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以2001年为价格平减的基期进行指数平减。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拟合，面板数据模型在时间和截面（省份）的二维空间上进行分析，能够增大样本容量、扩大自由度、控制内生性问题［7］。面板数据模型包括变系数模型、变截据模型和混合横截面模型，其中变截据模型又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模型的选择方法是：先使用F-test来判断选择混合横截面模型还是变截据模型，若选择变截据模型，则通过Hausman检验来确定是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8］。 污染物去除率每上升1%，CPI降低6.13%（东部）、4.12%（中部）、3.17%（西部），说明政府政策对CPI的降低起了明显作用。这里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差异明显，说明东部地区环境治理的效率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的污染物处理技术相对更加成熟、治污理念更加先进。从另一个角度看，中西部地区优化环境治理效率的空间是很大的，只要提升治污水平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环境的污染。
受教育程度每提高1%，CPI减少0.53%（东部）、0.31%（中部）、0.22%（西部）。居民环保意识较强就会有意识地使用节能环保的产品，节约资源减少浪费。明显存在的区域性差异表明人们的行为具有示范作用，人口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比较容易形成节约资源爱护环境的社会氛围，对人们的环保行为有促进作用，东部地区因其受教育程度较其他地区更高，这种正面的示范作用更明显。
外商投资每增加1%，CPI东部降低0.78%、中部降低0.48%、西部上升0.29%，区域性差异明显。FDI的流入可能对东道国的环境产生两种影响，即“污染避风港效应”和“污染光环效应”。“污染避风港效应”指一些地区为了吸引外资进入，降低对环境监管的标准，这些地区就成为外资污染企业的避风港；“污染光环效应”指外商投资企业在母国受到严格的环保监管，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环保经营理念，透过技术外溢和知识扩散，对东道国的环境保护产生了正面影响。结果表明，FDI在东部和中部主要以“污染光环效应”为主，在西部主要以“污染避风港效应”为主。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严重的区域性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投向的产业不同、引进技术的环保效应不同、不同地区对所引进外资的消化能力不同、环保监管标准存在区域性差异。西部地区外资投向的产业污染性较重，引进技术的环保效应不够，当地对外资企业产生的需求消化能力不够，环保监管不到位。这要求我们西部地区对外资的进入一定要制定更严格的标准，不能让西部地区成为外资的污染避风港；在中部和东部要加大引进外资力度，通过“污染光环效应”改善当地的环境。
产业集中程度每提高1%，CPI上升1.89%（东部）、1.78%（中部）、1.75%(西部）。在我国的特殊背景下，某些行业的企业垄断现象十分严重，本文结果表明产业集中程度越高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越大。垄断企业或者寡头企业缺乏有效竞争的激励，改进技术节约资源的动力较弱，这种现象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该数据结果不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说明我国所有地区都需要降低产业集中程度，引入竞争机制，激活企业改进技术保护环境的动力。
人口密度每增长1%，CPI下降0.67%（东部）、0.57（中部）、0.49%（西部）。这表明人口密度的增加确实会对环境保护产生正面作用。原因可能是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人们更加关注自己所居住的环境，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步加强；政府的环境监管政策也会随着居民环保意识的增强而变得更加严格。
对以上七个外部变量的计量结果显示不同的外部变量对环境——经济关系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其中系数超过1的认为是主要因素，包括：第二产业比重、污染物去除率和产业集中程度；系数小于1的认为是次要因素，包括：万元GDP能耗、居民素质、外商投资、人口密度。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可以更多的关注主要影响因素，这样有利于抓住主要矛盾，取得较好的环境治理结果。
5 结 论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严重的自然资源约束和节能减排压力，特别是处在工业化时代正在向后工业化时代迈进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矛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研究EKC形成的内在机理可以为实现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本文对比了实际排放量和处理后排放量的模型，得出结论：倒U型的EKC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随着经济的增长污染物的原始排放量会在到达一个拐点之后呈下降趋势。一些学者认为环境污染可以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自行减轻，认为有一种内生机制使得环境污染问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得到自动解决，从而得出我国可以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老路的结论［9］。从本文的结果来看，这个结论是有待商榷的。盲目迷信经济增长能自动解决环境问题会使人们放松对环境问题的忧患意识，产生盲目乐观的情绪，在实践中将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环境污染问题无法单纯地通过经济增长而得到改善，倒U型的EKC的形成需要全社会从各个方面进行努力，需要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实现产业升级、提高技术水平、加强国民教育、引导外资投向、降低行业集中程度。本文的结论告诉我们倒U型EKC的产生是在一定条件下才成立的，这要求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逐步加强环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执行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和加大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借鉴国外的一些治污方法，如征收“污染税”或“排污权市场化”等，建立一套有利于促进环境改善的长效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的环境问题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得到解决，由工业化时代走入后工业化时代。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促进社会的进步优化经济增长模式，倒U型的EKC出现的背后是一个更进步的社会和更合理的经济增长结构。
(编辑：温武军)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Panayotou T. Demystifying the 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Turning A Black Box into a Policy Tool［J］.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7,(4):465-484.
［2］Iwata H,Okada K, Samreth S.Empirical Study on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for CO2 in France:The Role of Nuclear Energy［J］.Energy Policy,2010,(8):45-57.
［3］Grossman G M, Krueger A B. Economics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2):353-377. ［4］Dinda S.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A Survey ［J］.Ecological Economics,2004,49:431-455.
［5］Azomahou T, Laisney F, Van P 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2 Emission:A Nonparametric Panel Approach［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6,(6)：89-107.
［6］孙佑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立法的基本经验和存在的问题［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34-42.［Sun Youhai.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Basic Experience and Problems［J］.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08,(4):34-42.］
［7］谢颖.环境指标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50-54.［Xie 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Empirical Research ［J］. 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09,(10):50-54.］
［8］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Gao Tiemei. Econometric Analysis and Modeling ［M］.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06.］
［9］金碚.中国工业化的资源路线与资源供求［J］.中国工业经济,2008,(3):25-29.［Jin Bei. Chinese Industrialized Resource Route and Resource Supply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y,2008,(3):25-29.］
Whether Economic Growth Will Automatically Solve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verted U-shaped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is the Result of Endogenous Mechanisms or External Control Results
YANG Lin GAO Hong-xia
(School of Economic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China)
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holds that with economic growth,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akes on a trend of being intensifi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economic growth can be endogenous to automatically sol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 reversed trend in the inverted U type EKC attributes to economic growth itself, believing that when economic growth reaches a certain extent, environmental issues can be resolved automatically.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from 2001-2010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pollution index, CPI, and conduct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First, we contrast the real pollutant emissions with pollutant emissions after treatment, and find that, not considering pollutant treatment factors, the results of using emission actual emissions are all in linear increase, while the results of using emissions measurement of emissions after treatment shows that the CPI and GDP of average per capita relationship was an inverse U type. Then we introduce seven variables: industrial structure, quality of resident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government behavior, foreign investment,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and population density, and the traditional EKC is added so that we find out what are the main factors which are the secondary influencing factors. Differences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positive and interpre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verse U type 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s not induced by the endogenous mechanism of economic growth, but by the result of the action of external control measures;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very difficult to automatically attenuate along with economic grow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the environment should start
with every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 the mode of comprehensively adjus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the fundamental approach.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Kuznets curve; government policie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 quality of residents
关键词 环境污染; 库兹涅茨曲线; 经济增长方式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8-0160-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8.025
在研究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关系时，一种“倒U”型的关系在1993年被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提出，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污染会呈现一个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见图1。国内外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验证“倒U”型的EKC是否存在，Panayotou发现SO2和悬浮颗粒物的排放量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1］；Iwata发现CO2和NO2的排放和人均GDP的关系也符合“倒U”的假设［2］。另一方面，对EKC的成因进行分析，Gene发现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越严重，EKC的形状越陡峭［3］；Dinda发现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使EKC的拐点变得更低［4］；Azomahou发现政府的严格监管和较严格的环保舆论有能够使EKC变得更平稳［5］。这些研究虽然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广阔的视角，但是这些研究都只针对一个方面做了研究，没有全面地考虑问题，同时他们都是对欧美等国家进行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多是针对全国进行研究，但是国内各个地区经济增长极不均衡，地区之间产业结构差异较大，各地区政府财力差距也很大。大多数的研究还停留在收入水平和环境污染程度的表面数量关系上，这两者的内在机理仍然处于“黑箱”状态，打开黑箱并弄清里面的内在作用机制是本文的研究出发点。本文使用2001至2010年的数据，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环境和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引入了产业结构、居民素质、技术进步、政 府行为、外商投资、产业集中度、人口密度这七个变量对传统的EKC进行补充解释。同时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性差异进行实证和解释。
1 研究思路
传统的EKC研究模型是分开针对不同污染物（如二氧化硫、粉尘、烟尘、工业废气、工业废水等）进行研究的，这样可能对不同的污染物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果，无法作为研究环境和经济增长整体关系的依据，更无法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一致的依据［6］。因此，本文先采用CPI（compositive pollution index）即综合污染指数对环境污染指标进行处理，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环境污染度量的指标一元化，有利于做整体分析。
CPIj=∑mi=1PIjt×Wjt(i=1,2,3;j=1,2,……n)（1）
PIji=Pji/1n∑ni=1Pji(i=1,2,3;j=1,2,……,n) （2）
Wji=Pji/∑nj=1PIji(i=1,2,3;j=1,2,……,n)（3）
其中： j表示第j个省份；i代表第i个污染排放指标；PIji表示环境污染分项指数；Wji表示第i项环境污染指标的权重。
CPI(compositive pollution index）指综合污染指数，用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工业固体废弃物这“工业三废”加权表示。这样做的好处是把传统的三废分开考察变成综合考察，简化明确了环境污染的度量指标。采用各省人均污染物排放量进行计量，使得各省的数据更加具有可比性；采用在生态经济学上常用的污染贡献率来加权各种环境污染要素，使用各项污染因子的质量分指数来确定权重。
环境统计年鉴上公布的排放量值分为实际排放量和处理后排放量两种。实际排放量R（real emission）是原始排放的污染物量，但是根据环保法规，这些污染物在排放出去前要进行一定的处理，处理的排放量用D（disposal emission）表示。这样处理后的排放量就是P=R-D，传统的研究一般使用处理后的排放量P进行研究，但是这抹杀了很多外部控制因素的作用，说明不了真正是什么使EKC出现了“倒U”型的形状。传统的关于EKC的研究仅仅涉及了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物排放量，而事实上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影响环境质量的因素除了经济增长指标外，还涉及社会习惯、政府行为、居民教育程度、产业结构等。本文对实际排放量的CPI和处理后的排放量的CPI进行对比，然后加入外部控制变量进行模型构建，探寻“倒U”型曲线的形成的内在机理。
本文数据选自2001年到2010年的《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以2001年为价格平减的基期进行指数平减。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拟合，面板数据模型在时间和截面（省份）的二维空间上进行分析，能够增大样本容量、扩大自由度、控制内生性问题［7］。面板数据模型包括变系数模型、变截据模型和混合横截面模型，其中变截据模型又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模型的选择方法是：先使用F-test来判断选择混合横截面模型还是变截据模型，若选择变截据模型，则通过Hausman检验来确定是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8］。 污染物去除率每上升1%，CPI降低6.13%（东部）、4.12%（中部）、3.17%（西部），说明政府政策对CPI的降低起了明显作用。这里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差异明显，说明东部地区环境治理的效率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的污染物处理技术相对更加成熟、治污理念更加先进。从另一个角度看，中西部地区优化环境治理效率的空间是很大的，只要提升治污水平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环境的污染。
受教育程度每提高1%，CPI减少0.53%（东部）、0.31%（中部）、0.22%（西部）。居民环保意识较强就会有意识地使用节能环保的产品，节约资源减少浪费。明显存在的区域性差异表明人们的行为具有示范作用，人口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比较容易形成节约资源爱护环境的社会氛围，对人们的环保行为有促进作用，东部地区因其受教育程度较其他地区更高，这种正面的示范作用更明显。
外商投资每增加1%，CPI东部降低0.78%、中部降低0.48%、西部上升0.29%，区域性差异明显。FDI的流入可能对东道国的环境产生两种影响，即“污染避风港效应”和“污染光环效应”。“污染避风港效应”指一些地区为了吸引外资进入，降低对环境监管的标准，这些地区就成为外资污染企业的避风港；“污染光环效应”指外商投资企业在母国受到严格的环保监管，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环保经营理念，透过技术外溢和知识扩散，对东道国的环境保护产生了正面影响。结果表明，FDI在东部和中部主要以“污染光环效应”为主，在西部主要以“污染避风港效应”为主。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严重的区域性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投向的产业不同、引进技术的环保效应不同、不同地区对所引进外资的消化能力不同、环保监管标准存在区域性差异。西部地区外资投向的产业污染性较重，引进技术的环保效应不够，当地对外资企业产生的需求消化能力不够，环保监管不到位。这要求我们西部地区对外资的进入一定要制定更严格的标准，不能让西部地区成为外资的污染避风港；在中部和东部要加大引进外资力度，通过“污染光环效应”改善当地的环境。
产业集中程度每提高1%，CPI上升1.89%（东部）、1.78%（中部）、1.75%(西部）。在我国的特殊背景下，某些行业的企业垄断现象十分严重，本文结果表明产业集中程度越高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越大。垄断企业或者寡头企业缺乏有效竞争的激励，改进技术节约资源的动力较弱，这种现象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该数据结果不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说明我国所有地区都需要降低产业集中程度，引入竞争机制，激活企业改进技术保护环境的动力。
人口密度每增长1%，CPI下降0.67%（东部）、0.57（中部）、0.49%（西部）。这表明人口密度的增加确实会对环境保护产生正面作用。原因可能是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人们更加关注自己所居住的环境，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步加强；政府的环境监管政策也会随着居民环保意识的增强而变得更加严格。
对以上七个外部变量的计量结果显示不同的外部变量对环境——经济关系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其中系数超过1的认为是主要因素，包括：第二产业比重、污染物去除率和产业集中程度；系数小于1的认为是次要因素，包括：万元GDP能耗、居民素质、外商投资、人口密度。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可以更多的关注主要影响因素，这样有利于抓住主要矛盾，取得较好的环境治理结果。
5 结 论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严重的自然资源约束和节能减排压力，特别是处在工业化时代正在向后工业化时代迈进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矛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研究EKC形成的内在机理可以为实现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本文对比了实际排放量和处理后排放量的模型，得出结论：倒U型的EKC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随着经济的增长污染物的原始排放量会在到达一个拐点之后呈下降趋势。一些学者认为环境污染可以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自行减轻，认为有一种内生机制使得环境污染问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得到自动解决，从而得出我国可以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老路的结论［9］。从本文的结果来看，这个结论是有待商榷的。盲目迷信经济增长能自动解决环境问题会使人们放松对环境问题的忧患意识，产生盲目乐观的情绪，在实践中将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环境污染问题无法单纯地通过经济增长而得到改善，倒U型的EKC的形成需要全社会从各个方面进行努力，需要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实现产业升级、提高技术水平、加强国民教育、引导外资投向、降低行业集中程度。本文的结论告诉我们倒U型EKC的产生是在一定条件下才成立的，这要求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逐步加强环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执行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和加大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借鉴国外的一些治污方法，如征收“污染税”或“排污权市场化”等，建立一套有利于促进环境改善的长效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的环境问题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得到解决，由工业化时代走入后工业化时代。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促进社会的进步优化经济增长模式，倒U型的EKC出现的背后是一个更进步的社会和更合理的经济增长结构。
(编辑：温武军)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Panayotou T. Demystifying the 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Turning A Black Box into a Policy Tool［J］.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7,(4):465-484.
［2］Iwata H,Okada K, Samreth S.Empirical Study on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for CO2 in France:The Role of Nuclear Energy［J］.Energy Policy,2010,(8):45-57.
［3］Grossman G M, Krueger A B. Economics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2):353-377. ［4］Dinda S.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A Survey ［J］.Ecological Economics,2004,49:431-455.
［5］Azomahou T, Laisney F, Van P 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2 Emission:A Nonparametric Panel Approach［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6,(6)：89-107.
［6］孙佑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立法的基本经验和存在的问题［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34-42.［Sun Youhai.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Basic Experience and Problems［J］.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08,(4):34-42.］
［7］谢颖.环境指标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50-54.［Xie 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Empirical Research ［J］. 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09,(10):50-54.］
［8］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Gao Tiemei. Econometric Analysis and Modeling ［M］.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06.］
［9］金碚.中国工业化的资源路线与资源供求［J］.中国工业经济,2008,(3):25-29.［Jin Bei. Chinese Industrialized Resource Route and Resource Supply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y,2008,(3):25-29.］
Whether Economic Growth Will Automatically Solve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verted U-shaped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is the Result of Endogenous Mechanisms or External Control Results
YANG Lin GAO Hong-xia
(School of Economic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China)
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holds that with economic growth,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akes on a trend of being intensifi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economic growth can be endogenous to automatically sol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 reversed trend in the inverted U type EKC attributes to economic growth itself, believing that when economic growth reaches a certain extent, environmental issues can be resolved automatically.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from 2001-2010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pollution index, CPI, and conduct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First, we contrast the real pollutant emissions with pollutant emissions after treatment, and find that, not considering pollutant treatment factors, the results of using emission actual emissions are all in linear increase, while the results of using emissions measurement of emissions after treatment shows that the CPI and GDP of average per capita relationship was an inverse U type. Then we introduce seven variables: industrial structure, quality of resident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government behavior, foreign investment,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and population density, and the traditional EKC is added so that we find out what are the main factors which are the secondary influencing factors. Differences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positive and interpre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verse U type 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s not induced by the endogenous mechanism of economic growth, but by the result of the action of external control measures;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very difficult to automatically attenuate along with economic grow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the environment should start
with every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 the mode of comprehensively adjus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the fundamental approach.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Kuznets curve; government policie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 quality of resid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