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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指在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南亚裔穆斯林认同的解析，把握其重心的流转，借英国案例阐释战后自边缘化-半边缘地区向核心地区的世界性移民浪潮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的本质性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审视作为当今国际社会热点问题之一的“伊斯兰威胁”和英国文化多元社会的建构模式。这一认同首先是制度层面的，而后逐渐深入到文化和心理层面。该进程随英国穆斯林的代际代替愈益加速。南亚裔穆斯林的伊斯兰认同和国家认同同生同荣，推动着他们更加自信和理智地加入英国多元化社会。
【关键词】 南亚裔穆斯林 伊斯兰认同 国家认同 多元化社会
国家认同本质上是一个多面向的概念，亦即强调血缘宗族、地域族群、历史情感或主权政府之下的公民权利义务关系。国家对于不同的国民而言，可能是“族群国家”、“文化国家”或是“政治国家”。公民作为个体，之所以认同一个国家，是因为他找到了认同的标的，即族群血缘关系，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政治体制三个层面。这三者通常汇合在一起，也可能以某一层面为主要依据，辅之以其他场面的支持。南亚裔穆斯林和本土白人诸多方面的客观差异导致二者向国家认同的截然不同的路径选择，因此在国家认同上，自然出现相异形成方式和认知系统。这在本质上同于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在国家认同上的差异，英格兰人总是习惯性的将不列颠等同于英格兰，而苏格兰人自然强调自身文化在联合王国统一体中的作用和意义。后来者融入一个共同体的过程，也是这个共同体的再造过程。无视南亚裔穆斯林群体国家认同的提升，即是对国家特性做狭隘而静态的理解。
南亚裔穆斯林对英国的认同，最直观的体现是他们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热情。众多穆斯林组织和临时性压力集团既是整合穆斯林的方式，又是积极参与英国社会政治事务的工具，组织化建设为穆斯林更好地开展体制内斗争提供了便利。而合法性斗争正是对英国的最大认同，参与意识的增强意味着穆斯林对英国社会体制的信心，他们相信通过持续稳健的努力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这一努力也越来越走出穆斯林群体的局限，主动寻求和主流社会各种进步潮流的交汇，将穆斯林的维权行动纳入到整个社会的架构中去。比如成立于1997年的伊斯兰人权委员会（IHRC）作为非政治性的社会机构，主要围绕社会生活诸多领域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运作。它通过对外 公布严谨的文化歧视调查报告来展现制度性歧视和各种隐性歧视对穆斯林的危害，借此影响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决策，其中立姿态和专业化研究赢得众多非穆斯林人权组织的尊重和合作。伦敦哈姆雷特塔苉的孟加拉青年组织联盟（Federation of Bangladesh Youth Organisation）将众多小规模亚裔活跃团体聚合在一起，专注于世俗层面的他们积极寻求白人对应组织的合作。通过跨种族的政治联盟，他们有力地影响着当地的住房、教育、就业、福利和宜居設施建设等事务。
南亚裔穆斯林对选举的兴趣也越来越浓。20世纪70年代中期，南亚裔穆斯林的选民登记率还是英国所有族群中最低的，尽管它已经由60年代的约2/3上升为3/4。不愿意参加选民登记的南亚裔穆斯林主要有以下几类：新来的移民，存在语言障碍的人，少数孤僻自闭者，害怕极右分子报复的人和担心移民管理部门没完没了盘问的人。1991年的一项研究则显示，全国范围内未注册的南亚裔穆斯林下降到总数的15%。[1]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选票去向并不完全以宗教热情分野，一个穆斯林独立参选者并不会因为具体的，关乎穆斯林利益的问题上持高姿态而必然得到穆斯林选民的支持，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1984年的伯明翰地方选举，英国伊斯兰委员会（UKIM）和穆斯林教育联合会（Muslim Educational Trust）发出的投票给承诺满足穆斯林诸多要求的候选人的倡议就没有得到穆斯林选民的支持。考虑到穆斯林民众对撒切尔主义的反感，保守党推出的穆斯林候选人在穆斯聚居的地区通常也敌不过工党推出的白人或其他种族的候选人。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1997年工党在布拉德福和伦敦很多穆斯林聚居地区推出的非穆斯林少数族裔候选人，满以为稳操胜券，却遭到保守党穆斯林候选人的成功阻击。[2]这表现出穆斯林选民的利益取向远非想象的那么单一指向宗教问题，也并没有只专注于自身面临的问题，伊斯兰认同的提升并没有建构起文化种族主义分子所言的铁板一块。
穆斯林选民的热情高涨，相应地，英国各级议会中也越来越多穆斯林政治人物的身影。在1997年大选中，来自格拉斯哥加文选区的工党候选人穆罕默德·萨瓦尔胜出，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穆斯林议员。[3]他1976年自巴基斯坦移居英国，在格拉斯哥经营一家现购自运商店。2001年，萨瓦尔再度当选。这次，与之比肩的还有另一位来自伯明翰里巴尔街区的克什米尔穆斯林候选人哈利德·马哈茂德。[4]布莱尔还指定罗瑟勒姆的纳齐尔·艾哈迈德勋爵、贝斯纳尔绿地的波拉·乌丁男爵夫人、瓦希德·阿利勋爵和布莱克本的亚当·帕特勒勋爵四位穆斯林工党成员进入上议院。1999年，保守党穆斯林巴希尔·汉布海则当选为欧洲议会议员。[5]据统计，2001年，全英国总共有217位穆斯林当选为各级地方议员。[6]穆斯林在政治参与方面的进步有助于其利益诉求更好地进入权力中心和公共视野，这大大推动了穆斯林融入英国的进程。例如，2000年3月，罗瑟勒姆的纳齐尔·迈哈迈德的勋爵向上议院提交种族关系修正案，要求加入反宗教歧视条款。[7]到2003年7月，这一目标终于实现，新修改的种族关系法使穆斯林得以像锡克教徒和犹太教徒那样得到法律保护。
南亚裔穆斯林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关注，提示了他们心理上对英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接纳。而对原来的祖国，虽然很多第一代移民还怀着深深的眷恋，但他们清楚的知道，回归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后代，无论从现实需要还是从归属感考量，都是不可能的。即使那些坚称自己是亚洲人而非英国人的受访者，面对是否回迁南亚的问题，还是毫不犹豫的给出否定答案，“尽管我是巴斯坦人，但我的子女已完全习惯了英国的生活，他们无法适应南亚的环境。有一些家庭尝试着迁回去，但不久还得折回来，在那里定居有诸多不便，是很困难的。”[8]对年轻人来说，英国才是自己的国家，他们更多地把短暂的南亚探亲之行看作游览，次大陆乡村给他们留下的更多是落后、肮脏和压抑的印象，更拉大了他们和祖居地的心理距离。“一旦你定居在一个国家，你就很难遗忘它。我是说，我曾到过巴基斯坦两次，你可能觉得回去那里并且定居下来，可是怎能呆很久呢，因为既然生于斯长于斯，你便习惯了它，你无法想象余生在另一个国家度过，而且那里还是如此贫穷和落后”[9]“我在英国成长，我是英国穆斯林，伊斯兰教是我的信仰。我视英国为理所当然的家，在这里我和其他人共享着英国文化。”[10] 英国文化对南亚裔穆斯林的重塑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语言运用为例，英语越来越成为南亚裔穆斯林的常用语。众所周知，语言是维系文化认同的重要工具，作为一个庞杂的符合体系，在一套思维方式，它蕴含着一个族群对世界和人类独特的认知。南亚裔穆斯林的母语是旁遮普语和锡尔赫特语（锡尔赫特，Sylhet，孟加拉东北部城市）等次大陆地方语言，它们是第一代移民的常用语。然而，在子女的教育上，第一代移民更倾向于选择乌尔都语和孟加拉语这样的本属南亚精英阶层使用的语言来维系后代对南亚的归属感；作为穆斯林，孩子了们还应该具备阅读阿拉伯语的和，因而伊斯兰学校普遍开设了阿语课程。而英语课程作为国家教育的核心部分，同时也是南亚裔穆斯林在英国保有起码的机会平等的前提条件，自然受到穆斯林家长的普遍重视。英国生活这一客观限定使英语很自然地越来越成为穆斯林众多语言的主体，年轻一代尤其如此，这在普通穆斯林的家庭生活中有相当的体现。一位穆斯林妇女提到，“孩子们之间谈话用的是英语，这常常引来两代人的争论。丈夫和我谈话使用旁遮普语，但我们和孩子时讲话用乌尔都语。大多数时候他们以乌尔教回应，但他们在一起，只有英语”[11]很有意思的是，一位穆斯林女孩谈到自己与父母的争吵，“他们满口乌尔都语，而我回敬以英语”，另一位姐妹笑言，“我们只有在有求于父母时才跟他们说旁遮普语，而且是柔声细语，呵呵……”[12]尽管在主观认知上，南亚裔穆斯林还货币于以旁遮普语或乌尔都语为“我的语言”，但实际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能正常使用这些语言了，英语才是他们的未来。逐渐地，《古兰经》英译本成为他们亲近伊斯兰教的途径，英语也成为伊斯兰教的途径，英语也成为他们和其他穆斯林兄弟交流的必需。一定意义上，正是英语促进了英国穆斯林群体跨种族、跨地域的联合，促使伊斯兰认同的提升。
南亚裔穆斯林更有意识地到历史中寻找自己身为英国人的合法性，寻找自己对英国情感归属的证明。他们强调英帝国的历史，所有的帝国百姓都平等的作为英国国王的臣民，所以他们得以自由地出入英国；强调两次世界大战中殖民地人民做出的巨大牺牲，尤其二战时帮助英国成功抵挡了盛极一时的第三帝国，使其成为欧洲幸存的“自由堡垒”；强调英国战后重建和福利国家建设中移民劳工无可替代的作用。总之，既然他们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对英王的忠诚，就有权利寻求英王的庇护，有权利作为平等的英国人不受干扰的生活在不列颠。文化种族主义者往往强调血统的重要性，强调白人才是英国人，英格兰就是不列颠。对此，南亚裔穆斯林更多强调英格兰和不列颠的区别，强调不列颠的多文化和多种族属性。较之极右翼时常挥舞的圣乔治旗（英格兰白底红十字旗），他们更看重杰克联合旗（联合王国米字旗）。
总之，南亚裔穆斯林对英国的国家认同，建立其合法的公民身份之上：履行公民义务则有权得到同他人完全平等的权利，这是穆斯林国家认同的法律基础。但南亚裔穆斯林的国家认同并没有停留在此较低的层次，它深入到英国的政治制度、文化生活和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英国生活正日益加速地取代南亚乡村生活，成为南亚裔穆斯休新的“习惯”。尤其是移民后裔，他们已经无法承受南亚传统生活的单调、清苦和条条框框。然而，“人只能看到自己愿意的事物”。长期以来，南亚裔穆斯林对英国的国家认同远离公共媒体和普通民眾的视野。本土白人在感情上也很难把深色皮肤、黑色卷发并信仰伊斯兰的他们看作是英国人，这在短期内是难以克服的。尽管如此，隔绝却绝无可能。也许一个隔绝的高姿态，其意义只在于迫使本土白人直面后来者的加入。如果隔绝的终极目标只是隔绝，那将意味着英国永无宁日。
【参考文献】
[1] Humayun Ansari，‘The Infidel Within’：Muslims in Britain since 1800，London：Hurst&Company，2004.p.237-238.
[2] 同上，p239.
[3] 严格地讲，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有斯坦利和黑德利等上院议员皈依穆斯林。他们为本土白人，且皈依前便是贵族出身。
[4] Robert J.Pauly，Islam in Europe：integration or marinalization？Aldershot，Burlington：Ashgate，2004，p.104.And Kevin Magurice， “Wake-up call for party that took votes for granted”，The Guardian，June 19，2002.http：//guardian.co.uk/religion/Story/0，739799，00.html
[5] Humayun Ansari，‘The Infidel Within’：Muslims in Britain since 1800，London：Hurst&Company，2004.p.241.
[6] Hamed Chapman & Ahmed Versi， “Over 200 Muslim local councilor”，The Muslim News，May 25，2001.http：//www.muslimnews.co.uk/paper/index.php？article=209
[7] Joel S.Fetzer，Muslims and the state in Britain，France，and German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32.
[8] Tehmina N.Basit，Eastern values；Western milieu：identities and aspirations of adolescen British Muslims girls，Aldershot：Ashgate，1997，p.32.
[9] Jessica Jacobson，Islam in Transition：religion and identity among British Pakistani youth，London，New York：Rouledge，1998，p.69.
[10] Saied Reza Ameli，Globalization，Amercanization and British Muslims identity，London：Islamic College for Advanced Studies Press（ICAS），2002，p.196.
[11] Tehmina N.Basit，Eastern values；Western milieu：identities and aspirations of adolescen British Muslims girls，Aldershot：Ashgate，1997，p.34.
[12] Jessica Jacobson，Islam in Transition：religion and identity among British Pakistani youth，London，New York：Rouledge，1998，p.97.
作者简介：陈泽伟 （2001- ），女，汉族，河北沧州。单位：南京外国语学校 仙林分校 国际部 中美班 ，研究方向：世界历史.宋涛，汉族，（1975- ），南京大学世界史博士，南京晓庄学院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历史系讲师。
【关键词】 南亚裔穆斯林 伊斯兰认同 国家认同 多元化社会
国家认同本质上是一个多面向的概念，亦即强调血缘宗族、地域族群、历史情感或主权政府之下的公民权利义务关系。国家对于不同的国民而言，可能是“族群国家”、“文化国家”或是“政治国家”。公民作为个体，之所以认同一个国家，是因为他找到了认同的标的，即族群血缘关系，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政治体制三个层面。这三者通常汇合在一起，也可能以某一层面为主要依据，辅之以其他场面的支持。南亚裔穆斯林和本土白人诸多方面的客观差异导致二者向国家认同的截然不同的路径选择，因此在国家认同上，自然出现相异形成方式和认知系统。这在本质上同于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在国家认同上的差异，英格兰人总是习惯性的将不列颠等同于英格兰，而苏格兰人自然强调自身文化在联合王国统一体中的作用和意义。后来者融入一个共同体的过程，也是这个共同体的再造过程。无视南亚裔穆斯林群体国家认同的提升，即是对国家特性做狭隘而静态的理解。
南亚裔穆斯林对英国的认同，最直观的体现是他们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热情。众多穆斯林组织和临时性压力集团既是整合穆斯林的方式，又是积极参与英国社会政治事务的工具，组织化建设为穆斯林更好地开展体制内斗争提供了便利。而合法性斗争正是对英国的最大认同，参与意识的增强意味着穆斯林对英国社会体制的信心，他们相信通过持续稳健的努力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这一努力也越来越走出穆斯林群体的局限，主动寻求和主流社会各种进步潮流的交汇，将穆斯林的维权行动纳入到整个社会的架构中去。比如成立于1997年的伊斯兰人权委员会（IHRC）作为非政治性的社会机构，主要围绕社会生活诸多领域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运作。它通过对外 公布严谨的文化歧视调查报告来展现制度性歧视和各种隐性歧视对穆斯林的危害，借此影响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决策，其中立姿态和专业化研究赢得众多非穆斯林人权组织的尊重和合作。伦敦哈姆雷特塔苉的孟加拉青年组织联盟（Federation of Bangladesh Youth Organisation）将众多小规模亚裔活跃团体聚合在一起，专注于世俗层面的他们积极寻求白人对应组织的合作。通过跨种族的政治联盟，他们有力地影响着当地的住房、教育、就业、福利和宜居設施建设等事务。
南亚裔穆斯林对选举的兴趣也越来越浓。20世纪70年代中期，南亚裔穆斯林的选民登记率还是英国所有族群中最低的，尽管它已经由60年代的约2/3上升为3/4。不愿意参加选民登记的南亚裔穆斯林主要有以下几类：新来的移民，存在语言障碍的人，少数孤僻自闭者，害怕极右分子报复的人和担心移民管理部门没完没了盘问的人。1991年的一项研究则显示，全国范围内未注册的南亚裔穆斯林下降到总数的15%。[1]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选票去向并不完全以宗教热情分野，一个穆斯林独立参选者并不会因为具体的，关乎穆斯林利益的问题上持高姿态而必然得到穆斯林选民的支持，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1984年的伯明翰地方选举，英国伊斯兰委员会（UKIM）和穆斯林教育联合会（Muslim Educational Trust）发出的投票给承诺满足穆斯林诸多要求的候选人的倡议就没有得到穆斯林选民的支持。考虑到穆斯林民众对撒切尔主义的反感，保守党推出的穆斯林候选人在穆斯聚居的地区通常也敌不过工党推出的白人或其他种族的候选人。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1997年工党在布拉德福和伦敦很多穆斯林聚居地区推出的非穆斯林少数族裔候选人，满以为稳操胜券，却遭到保守党穆斯林候选人的成功阻击。[2]这表现出穆斯林选民的利益取向远非想象的那么单一指向宗教问题，也并没有只专注于自身面临的问题，伊斯兰认同的提升并没有建构起文化种族主义分子所言的铁板一块。
穆斯林选民的热情高涨，相应地，英国各级议会中也越来越多穆斯林政治人物的身影。在1997年大选中，来自格拉斯哥加文选区的工党候选人穆罕默德·萨瓦尔胜出，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穆斯林议员。[3]他1976年自巴基斯坦移居英国，在格拉斯哥经营一家现购自运商店。2001年，萨瓦尔再度当选。这次，与之比肩的还有另一位来自伯明翰里巴尔街区的克什米尔穆斯林候选人哈利德·马哈茂德。[4]布莱尔还指定罗瑟勒姆的纳齐尔·艾哈迈德勋爵、贝斯纳尔绿地的波拉·乌丁男爵夫人、瓦希德·阿利勋爵和布莱克本的亚当·帕特勒勋爵四位穆斯林工党成员进入上议院。1999年，保守党穆斯林巴希尔·汉布海则当选为欧洲议会议员。[5]据统计，2001年，全英国总共有217位穆斯林当选为各级地方议员。[6]穆斯林在政治参与方面的进步有助于其利益诉求更好地进入权力中心和公共视野，这大大推动了穆斯林融入英国的进程。例如，2000年3月，罗瑟勒姆的纳齐尔·迈哈迈德的勋爵向上议院提交种族关系修正案，要求加入反宗教歧视条款。[7]到2003年7月，这一目标终于实现，新修改的种族关系法使穆斯林得以像锡克教徒和犹太教徒那样得到法律保护。
南亚裔穆斯林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关注，提示了他们心理上对英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接纳。而对原来的祖国，虽然很多第一代移民还怀着深深的眷恋，但他们清楚的知道，回归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后代，无论从现实需要还是从归属感考量，都是不可能的。即使那些坚称自己是亚洲人而非英国人的受访者，面对是否回迁南亚的问题，还是毫不犹豫的给出否定答案，“尽管我是巴斯坦人，但我的子女已完全习惯了英国的生活，他们无法适应南亚的环境。有一些家庭尝试着迁回去，但不久还得折回来，在那里定居有诸多不便，是很困难的。”[8]对年轻人来说，英国才是自己的国家，他们更多地把短暂的南亚探亲之行看作游览，次大陆乡村给他们留下的更多是落后、肮脏和压抑的印象，更拉大了他们和祖居地的心理距离。“一旦你定居在一个国家，你就很难遗忘它。我是说，我曾到过巴基斯坦两次，你可能觉得回去那里并且定居下来，可是怎能呆很久呢，因为既然生于斯长于斯，你便习惯了它，你无法想象余生在另一个国家度过，而且那里还是如此贫穷和落后”[9]“我在英国成长，我是英国穆斯林，伊斯兰教是我的信仰。我视英国为理所当然的家，在这里我和其他人共享着英国文化。”[10] 英国文化对南亚裔穆斯林的重塑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语言运用为例，英语越来越成为南亚裔穆斯林的常用语。众所周知，语言是维系文化认同的重要工具，作为一个庞杂的符合体系，在一套思维方式，它蕴含着一个族群对世界和人类独特的认知。南亚裔穆斯林的母语是旁遮普语和锡尔赫特语（锡尔赫特，Sylhet，孟加拉东北部城市）等次大陆地方语言，它们是第一代移民的常用语。然而，在子女的教育上，第一代移民更倾向于选择乌尔都语和孟加拉语这样的本属南亚精英阶层使用的语言来维系后代对南亚的归属感；作为穆斯林，孩子了们还应该具备阅读阿拉伯语的和，因而伊斯兰学校普遍开设了阿语课程。而英语课程作为国家教育的核心部分，同时也是南亚裔穆斯林在英国保有起码的机会平等的前提条件，自然受到穆斯林家长的普遍重视。英国生活这一客观限定使英语很自然地越来越成为穆斯林众多语言的主体，年轻一代尤其如此，这在普通穆斯林的家庭生活中有相当的体现。一位穆斯林妇女提到，“孩子们之间谈话用的是英语，这常常引来两代人的争论。丈夫和我谈话使用旁遮普语，但我们和孩子时讲话用乌尔都语。大多数时候他们以乌尔教回应，但他们在一起，只有英语”[11]很有意思的是，一位穆斯林女孩谈到自己与父母的争吵，“他们满口乌尔都语，而我回敬以英语”，另一位姐妹笑言，“我们只有在有求于父母时才跟他们说旁遮普语，而且是柔声细语，呵呵……”[12]尽管在主观认知上，南亚裔穆斯林还货币于以旁遮普语或乌尔都语为“我的语言”，但实际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能正常使用这些语言了，英语才是他们的未来。逐渐地，《古兰经》英译本成为他们亲近伊斯兰教的途径，英语也成为伊斯兰教的途径，英语也成为他们和其他穆斯林兄弟交流的必需。一定意义上，正是英语促进了英国穆斯林群体跨种族、跨地域的联合，促使伊斯兰认同的提升。
南亚裔穆斯林更有意识地到历史中寻找自己身为英国人的合法性，寻找自己对英国情感归属的证明。他们强调英帝国的历史，所有的帝国百姓都平等的作为英国国王的臣民，所以他们得以自由地出入英国；强调两次世界大战中殖民地人民做出的巨大牺牲，尤其二战时帮助英国成功抵挡了盛极一时的第三帝国，使其成为欧洲幸存的“自由堡垒”；强调英国战后重建和福利国家建设中移民劳工无可替代的作用。总之，既然他们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对英王的忠诚，就有权利寻求英王的庇护，有权利作为平等的英国人不受干扰的生活在不列颠。文化种族主义者往往强调血统的重要性，强调白人才是英国人，英格兰就是不列颠。对此，南亚裔穆斯林更多强调英格兰和不列颠的区别，强调不列颠的多文化和多种族属性。较之极右翼时常挥舞的圣乔治旗（英格兰白底红十字旗），他们更看重杰克联合旗（联合王国米字旗）。
总之，南亚裔穆斯林对英国的国家认同，建立其合法的公民身份之上：履行公民义务则有权得到同他人完全平等的权利，这是穆斯林国家认同的法律基础。但南亚裔穆斯林的国家认同并没有停留在此较低的层次，它深入到英国的政治制度、文化生活和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英国生活正日益加速地取代南亚乡村生活，成为南亚裔穆斯休新的“习惯”。尤其是移民后裔，他们已经无法承受南亚传统生活的单调、清苦和条条框框。然而，“人只能看到自己愿意的事物”。长期以来，南亚裔穆斯林对英国的国家认同远离公共媒体和普通民眾的视野。本土白人在感情上也很难把深色皮肤、黑色卷发并信仰伊斯兰的他们看作是英国人，这在短期内是难以克服的。尽管如此，隔绝却绝无可能。也许一个隔绝的高姿态，其意义只在于迫使本土白人直面后来者的加入。如果隔绝的终极目标只是隔绝，那将意味着英国永无宁日。
【参考文献】
[1] Humayun Ansari，‘The Infidel Within’：Muslims in Britain since 1800，London：Hurst&Company，2004.p.237-238.
[2] 同上，p239.
[3] 严格地讲，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有斯坦利和黑德利等上院议员皈依穆斯林。他们为本土白人，且皈依前便是贵族出身。
[4] Robert J.Pauly，Islam in Europe：integration or marinalization？Aldershot，Burlington：Ashgate，2004，p.104.And Kevin Magurice， “Wake-up call for party that took votes for granted”，The Guardian，June 19，2002.http：//guardian.co.uk/religion/Story/0，739799，00.html
[5] Humayun Ansari，‘The Infidel Within’：Muslims in Britain since 1800，London：Hurst&Company，2004.p.241.
[6] Hamed Chapman & Ahmed Versi， “Over 200 Muslim local councilor”，The Muslim News，May 25，2001.http：//www.muslimnews.co.uk/paper/index.php？article=209
[7] Joel S.Fetzer，Muslims and the state in Britain，France，and German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32.
[8] Tehmina N.Basit，Eastern values；Western milieu：identities and aspirations of adolescen British Muslims girls，Aldershot：Ashgate，1997，p.32.
[9] Jessica Jacobson，Islam in Transition：religion and identity among British Pakistani youth，London，New York：Rouledge，1998，p.69.
[10] Saied Reza Ameli，Globalization，Amercanization and British Muslims identity，London：Islamic College for Advanced Studies Press（ICAS），2002，p.196.
[11] Tehmina N.Basit，Eastern values；Western milieu：identities and aspirations of adolescen British Muslims girls，Aldershot：Ashgate，1997，p.34.
[12] Jessica Jacobson，Islam in Transition：religion and identity among British Pakistani youth，London，New York：Rouledge，1998，p.97.
作者简介：陈泽伟 （2001- ），女，汉族，河北沧州。单位：南京外国语学校 仙林分校 国际部 中美班 ，研究方向：世界历史.宋涛，汉族，（1975- ），南京大学世界史博士，南京晓庄学院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历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