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先生（1902—1962）字伯伦，是驰名中外的历史学家，一生在高等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贯通古今中外著称，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专设条目。

雷海宗先生生平

　　1902年，雷先生生于河北省永清县一个中农家庭，父亲为当地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牧师，自幼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1917年入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学校高等科学习。在五四运动和新思潮的影响下，雷先生树立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献身科学的志向。1922年在清华毕业后，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副修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深造，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时年25岁。
　　1927年，雷先生回国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雷先生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1932年后，雷先生返任母校清华大学和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及文学院代理院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他在清华大学发表的著述，除《汉武帝建年号始于何年》和有关中外历史的多篇书评外，主要有《皇帝制度之成立》《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和《中国的家族制度》等文章。1938年后，他将以上数篇的题目略加修改后，再加上《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两篇文章，合编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为雷先生的代表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雷先生最初仍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并发表《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一文，探讨古书中所见的古代华北的气候与农事，指出气候从古至今逐渐发生的变化，并对今后华北的气候状况和农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雷先生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世界史学科建设，讲授世界上古史、世界近代史和物质文明史等课程，编写出《世界上古史讲义》，该书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高校交流讲义。1957年，雷先生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因此停止了教学活动，学术研究也难以进行。但是，他仍抱病仔细指导和校改拙译《李维〈罗马史〉选》，1962年12月，雷先生因尿毒症和心力衰竭，过早地离开人世，年60岁。

治学特点和历史观

　　雷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重视跨学科研究。雷先生一贯主张，历史学家只有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才能对人类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总的了解，才能对某些专门领域进行精深的研究，从而得出真正有意义的认识。他一生读书孜孜不倦，精通多种外语，不仅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而且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地理、军事、政治、气象、生物和科技等领域都有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
　　第二，以一定的哲学观点来消化史料，解释历史，自成体系。雷先生治学严谨，掌握丰富的史料，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对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诂和19世纪德国朗克学派的档案研究均颇推崇。但是，他强调真正的史学不是烦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而须于事实之外求道理，要有哲学的眼光，对历史做深刻透彻的了解。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应为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统一：要做审查、鉴别与整理材料的分析工作，以一贯的概念与理论来贯穿说明史实的综合工作，用艺术的手段叙述历史的表现工作。三者之间，分析是必要的基础，有如选择地点，准备建筑材料；综合为史学的主体，乃修建房屋本身；艺术则是装饰而已。
　　第三，追求真理，锐意创新，勇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雷先生生活成长于中学与西学、新文化与旧文化相互冲击的激荡时代，又远赴美国留学，他决心吸取西方新的理论和思想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改造旧史学，创建新史学。
　　从美国回来后不久，年轻的雷先生就向中国史学界介绍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史学理论，翻译克氏名著《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的第一章“历史与记事”，同时，他又发表对汉译《世界史纲》的书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雷先生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觉得找到了真理，感到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我好似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他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运用丰富的史料，编写了《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对世界上古史做了系统的阐述。其特色在于有自己的体系，不断创新，既摆脱了他原来发挥的斯宾格勒的形态学史观的框架，也不完全沿用苏联教科书的一般结构。
　　第四，热爱祖国，积极评价和弘扬中华文化。雷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热爱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面对祖国积弱和文化衰老的现实，他着重从当今的时代出发，对中国和世界各地区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和消极方面，谋求在20世纪建设中国的途径。
　　从一二·九运动到卢沟桥事变，这是雷先生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前，他是一个基本上不参与政治的学者，中国文化两周说乃至三周说的体系尚未最后完成。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了他满腔的爱国热情。雷先生开始积极议政，将学术与政治联结起来，他检讨自己此前的注意力集中于传统文化的弱点，对中华民族的坚强生命力，只略为提及，但抗战开始后，这种缄默已不能继续维持了。他慷慨激昂地写道：
　　生逢二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变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热爱国家，积极参加各项运动，改造思想，他说自己从思想感情上体会到了“为人民服务”的丰富内容和真正意义。此后，他在南开大学的全部教学实践、政治活动和学术生涯，直至1962年抱病重上讲台，都深深地体现着他的爱国热情和奉献精神。

《西洋文化史纲要》的重要意义

　　雷先生以精通世界史著称，《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将他作为中国的世界史学家收入条目。但是，雷先生未曾正式出版过大部头的世界史专著，也没有大量发表外国史方面的学术论文。因此人们不禁为作为世界史名家的雷先生未能留下系统的世界史著作传给后人而感到遗憾。
　　与大多数名教授一样，雷先生献身于教育事业，以神圣的课堂讲学作为自己的主要职业与终生使命。雷先生讲课不写讲稿，但往往准备一份极其详细的提纲发给学生，供学生做提纲挈领的了解和深入研究的指导。这里面倾注着他的心血，体现了他的研究心得和学术成果。幸而武汉大学图书馆保存着1931年雷先生在该校历史系讲授欧洲通史课程的详细铅印提纲，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季平子先生也珍藏着雷先生20世纪30年代前后讲授西洋史课程的部分手抄提纲。这些提纲能系统地反映雷先生当年在西洋史方面的观点和成就。现看到的《西洋文化史纲要》以武汉大学的欧洲通史课程提纲为本，参照季平子先生提供的部分提纲，并增加季先生提纲中关于西洋美术史的两章而成。
　　《西洋文化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涉及的时间段从公元5世纪至20世纪初，全书除“序论”外，共分五编51章，每章末开列外文参考书目，合计约300余种。《纲要》一书博大精深，高瞻远瞩，内容丰富，是雷先生在世界史方面留下的宝贵遗产。但它毕竟是一部提纲，未正式发表，尚属草稿，且写于80年前，许多内容和论点有待充实阐发，乃至做出修正。
　　（作者简介：王敦书，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