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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15～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其中，作为大会的主要议程，新形势下的党建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发展党内民主已经成为推进党的建设改革创新的关键环节，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这也是人们将对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关注聚焦于党内民主的主要原因。而大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为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党内民主指明了方向。
此次全会除了提出“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激活党员主体意识及进一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以外，更指出，当前，改革党内选举制度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渐进式改革，是发展党内民主的突破口。
近年来，地方上在党内选举制度上进行了诸多实践和探索，从被称为“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党员公推直选党委领导班子”的四川平昌乡镇党委班子公推直选，到四川省上百个乡镇试点党委书记“公推直选”，再到眼下江苏省南京市在全市范围内、363个城市社区推行的“公推直选”。特别是此次南京市的“公推直选”，其覆盖了南京市近一半城区人口。如此大范围地在城市中推行党内直选试验，这在中共执政60年历史上，尚属首次。为此，本刊记者特赴南京实地采访，试图就该制度在南京市的出台背景、施行现状等问题作一个全面的了解。
“过五关斩六将”
见到谷宁丽时，是在南京市鼓楼区委的办公大楼里，当时她刚参加完鼓楼区委组织的精神文明建设品牌推介会。这位现年55岁、身材偏瘦的工人新村党委书记在鼓楼区乃至南京市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作为江苏省中共十七大代表中惟一一位社区党委书记，谷宁丽素有“小巷总理”之称。
“我干社区工作已经有十个年头了。”谷宁丽说。她曾是一名有近30年工龄的企业管理干部，担任过南京轮胎厂车间副主任、厂房改办主任、机关后勤工会主席，属于企业中层管理干部，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1999年，因企业效益和改制等原因，45岁的她被迫提前内退。
“勤勤恳恳干了半辈子，却在中年时失去了工作，况且家里还有儿子在上大学，所以当时的感觉就是失去了依靠。思想情绪也比较糟糕，感觉到人生之旅走到了‘死胡同’。一次一个朋友说：‘中央门街道的社区最近改选，根据你的情况，你可以去试试看。”’ 这一“试”就“试”了十年。谷宁丽从霉开始，去社区不断地学习、实习。2000年1月，她被社区居民选举为模范马路社区居委会主任，并兼任党支部书记。由于三牌楼街道(模范马路社区所在地)和中央门社区(工人新村社区所在地)合并，从2002年开始，谷宁丽开始担任鼓楼区中央门街道工人新村社区主任、党支部书记。
今年9月，当了十年“小巷总理”的古宁丽又赶上了鼓楼区公推直选社区党委书记。有过竞选居委会主任经历的她，心想竞选范围更小的党委直选不是难题，一参加才发现“竞争程度不亚于社区直选”。
在这次“公推直选”中，所有参选人都是“过五关、斩六将”，参加各社区组织召开的公推大会，竞选人发表岗位承诺，并接受党员群众现场提问等，每一轮都会有人被淘汰。“接受党员群众现场提问这道关就不好过。”也在这次当选的模范马路社区党委书记樊宗洋介绍说，“不少党员的问题都很尖锐而现实，这不是在考竞选者的临场应对，而是真正工作能力的考验。”
谷宁丽介绍说，在接受党员群众提问现场，一位老党员就发问：“我们社区靠近长途汽车站和火车站，来来往往的人比较杂，请问谷书记，如果你当选，怎么增加居民的安全感?”谷宁丽当时就给出答案：“我将在技防的基础上，发挥社区民警、党员和群众志愿者作用，我相信，只要每位居民紧绷安全这根弦，我们的社区治安一定能搞好。”
鼓楼区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次整个换届选举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从7月下旬开始，于8月底全部结束。主要程序是：通过民主推荐、信任投票、组织考察、街道党工委决定的办法，产生候选人预备人选，由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直接差额选举书记、副书记、委员。
在前期准备阶段，主要是制定方案和发布信息。“街道党工委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广泛宣传公推直选社区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的重要意义。通过公告、通知、公开信以及会议等方式，公布公推直选的职位名额、任职条件、人员范围、方法程序、时间节点等内容，鼓励和动员广大党员和群众积极参与，营造良好的民主选举工作氛围。”陈海涛说。
8月5日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就进入了组织实施阶段。“首先是公开报名和资格审查，通过个人自荐、党员群众10人以上联名举荐和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法产生报名人选。街道党工委根据有关要求，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内容包括：是否是正式党员、是否有选举权、是否符合任职条件、本人真实意愿等事项。”陈海涛介绍说。
这一程序完成后，就开始民主推荐和信任投票。具体做法是：以党支部为单位，组织党员和群众代表，对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人员进行民主推荐，产生候选人初步提名人选。在此基础上，由社区党组织召开居民小组长(楼栋长)、社区内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驻区单位党组织代表等参加的会议，对候选人初步提名人选进行信任投票。社区党组织根据推荐和信任投票情况，按照1：1.5的比例提出下届社区党组织候选人的初步入选建议名单。街道党工委根据推荐和信任投票情况，班子结构要求等集体研究确定候选人的初步人选。
然后，组织考察必不可少。“确定初步人选后，街道党工委对我们候选人进行组织考察和民主测评，全面考察德、能、勤、绩、廉，特别注重考察我们的工作业绩和党员群众认可满意度。”樊宗洋说。
根据考察结果，由街道党工委进行投票表决，按照1：1.2的比例，确定社区党组织候选人预备人选，并在选举单位进行公示(时间为7天)。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工作简历、工作业绩等，让党员和群众充分了解。
组织实施阶段的最后一项，就是在候选人看来最为紧张和刺激的直接差额选举。“选举前，街道党工委向党员群众介绍候选人预备人选产生过程及基本情况。选举中，采取竞岗承诺方式，组织社区党组书记候选人向全体党员介绍自己任期工作目标和措施，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陈海涛告诉记者。
竞选演讲过后，169名工人新村社区党员投出了自己的一票。现场计票后，谷宁丽最终以137票当选为新一届工人新村社区党委书记。她的“竞争对手”——中央门街道社会事务科科长王雁坦然地说：“虽然没有选上，但这样的选举方式很公平，也给了我一次展现自我、提高自我的机会。”
“推谁，选谁，我们说了算。”
同为此次“公推直选”新当选的社区党委书记，樊宗洋的过往身份却有所不同，谷宁丽是以工人新村原党委书记的身份参加直 选，而樊宗洋在出任模范马路社区党委书记之前是鼓楼区民政局的副主任科员。
“这是因为鼓楼区今年在妙峰庵社区、模范马路社区、凤凰西街社区进行试点，这三个社区的书记由机关干部来竞选。”鼓楼区组织部副部长陈海涛解释说。
据介绍，该区22个单位、39名符合条件的机关干部报了名。“所有竞选者都是公开报名产生，既可以个人自荐，也可以党组织推荐，还可以党员群众联名推荐。”如果能成功竞选，当选者将“脱产”三年，安心到社区服务。
“社区党委一般由七名委员组成，包括一名党委书记、两名党委副书记和四名委员。在由机关干部参加竞选的试点社区，机关干部只能竞选党委书记这一职务，如果落选，则回原机关单位继续任职。在非试点社区，则像往届一样，报名人员既可以竞选党委书记、副书记，也可以竞选委员，竞选党委书记的落选者自动进入党委副书记的候选名单，如果党委副书记再落选，则又自动进入委员的候选名单。”陈海涛说。
“随着公推直选制度在南京市的实践日渐成熟，群众和党员的参与积极性也越来越高。最后的党员大会直接差额选举现场也是座无虚席，还真有点国外竞选总统的架势。”樊宗洋笑着说，“通过竞岗承诺、解答党员和群众提问，最后我仅以三票的微弱优势PK掉了另一位党委书记候选人，真可谓是险胜。”
作为一名有着35年党龄的老党员，王儒明以党员代表的身份自始至终参与了此次模范马路社区党委领导班子公推直选的全过程。“在民主推荐阶段，我们确定了党委初步提名人选共14人(书记2人、副书记2人，委员10人)，经过信任投票后，确定11名候选人初步人选，包括书记2人，副书记2人，委员7人，然后在8月14日召开的街道工委会上，按照1：1.2的比例确定包括书记2人，副书记2人，委员5人在内的9位党委预备人选。直至晟后经过党员大会投票，选举书记1人，副书记2人，委员4人。在某种程度上，推谁，选谁，我们说了算。”
关于这点，记者也在陈海涛那里得到了证实。“由于竞选党委书记的落选人员可以自动进入副书记的候选人名单，所以，我们事先准备了多套选票，毕竟，谁都可能落选。在党委组成人员的当选上，我们组织部绝对不会横加干涉，我们只负责具体日程的安排和现场秩序的维持。这次就有‘黑马’产生，比如组织部原本看好某人当选党委书记，可投票结果出来后，他却落选了。落选就落选，群众对谁满意，党员选举了谁，我们就认可谁，我们绝不会擅自变更全体党员的意志。”
新近当选的模范马路社区党委副书记张春华介绍，在机关干部竞选社区党委书记的三个试点社区，党委书记的选举工作和副书记及委员的选举工作是分开进行的。“具体到模范马路社区，党委书记的选举主要由区委组织部牵头，由四名机关干部参加竞选，经过民主推荐和信任投票后，投票决出两名正式候选人，最后这两名候选人在党员大会上直接选举产生，而副书记及委员的选举则主要在街道工委的组织下进行。在召开党员大会之前，这两部分工作同时进行，直到党员大会召开时出现交叉，包括书记、副书记和委员全部在党员大会上直接选举产生。”
为什么是南京?
2004年，南京市开始在单个社区试点‘公推直选”；2006年，所辖高淳县全部八个镇进行党委领导班子“公推直选”试点；今年适逢社区党委换届之年，南京市委决定将“公推直选”扩大到363个社区进行。南京市俨然已成为中共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试验田。
“从个别试点到整体推进，从单向工作到制度建设，南京‘公推直选’积累了大量经验，全面推开实际已经成熟。”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王奇曾对媒体表示。 有关南京积极推行“新政”的举措还不止这些。早在1995年，南京市就开始试水公开选拔干部，2001年，南京市首次公开选拔市政府秘书长、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等正局级领导干部；2003年，首次公推公选两位区长(白下区和雨花区)，并首次进行市区县联动公选，选出包括9名市管领导在内的65名干部；2005年，再次市区县联动公选，选出包括21个市管领导在内的107名干部，2008年，南京市政府47个工作部门一把手“集体卧倒”，重新公推公选，其中4个岗位的14名候选人上电视“竞选”。
而从2000年开始，迄今连续开展八年的南京“万人评议机关”活动更是在政界和坊间引起了轩然大波。完整的《综合评价方案》、数量众多的群众评议人联系点和企业评议信息库和规范的评议人让整个活动看起来不再是一个新闻噱头，而是真刀真枪的改革之举。评议结果都是在第二年春节后第一周的机关大会上予以公布。对排名靠前的机关部门进行表彰，而排名末位的机关部门负责人被诫勉谈话，限期整改，对连续排名靠后的部门负责人则进行免职。
虽然位于苏南，南京的方言却和苏锡常的吴方言大相径庭，而属于北方方言，这一点和杭州很相似，其背后的原因是二者都曾经是多个朝代的古都。但相比于杭州的安逸，曾是民国首都的南京有着更多对社会的关注，这个风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比如在南京百姓中家喻户晓的“南京四大名嘴”，影响力就不下凤凰卫视的“名嘴”们，其中的东升又以敢于针砭时事而出名，“别人不敢说的，东升敢说，别人不敢骂的，东升敢骂，而且是公开地通过电视和广播骂。”
“在南京这样一个省会级城市之所以能频出政治创新之举，除了跟它的文化底蕴和市民意识有关，最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原因，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行政管理学颇有研究的学者告诉记者。
据其介绍，作为我国东部乃至全国的经济强省，江苏省的经济地理特征别具一格。在其他省份，作为省级政治和文化中心的省会城市一般也是经济中心，但江苏省却不然。众所周知，“苏锡常”的经济在江苏乃至全国都是翘楚，每年的全国“百强县”评选，这几个城市的所辖市县都是名列前茅。两相比较，差距就出来了’南京在江苏全省的经济地理中的处境就十分尴尬，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它没有强大的县域经济作支撑。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被许多学者总结为“为增长而竞争”的“晋升锦标赛”，作为一种行政治理的模式，这是指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部门的行政长官设计的一种晋升竞赛，优胜者将获得晋升，而竞赛标准由上级政府决定，它可以是GDP增长率，也可以是其它可度量的指标。
“既然经济上受历史和现实所限，那么，南京市的当政者就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选取突破口，这样，政治创新就被推上了前台，扮演了一个地域政治开路人的角色。”该学者说。
“不管怎样，当一项机制越来越被关注，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经济和政治回报时，就有一种内在动力推动着它继续被改良和完善，乃至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抛开该机制形成的背后诱因不论，单就它的开创性和日趋制度化而言，就已经是在我国政治文明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了。”
发展党内民主已经成为推进党的建设改革创新的关键环节，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这也是人们将对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关注聚焦于党内民主的主要原因。而大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为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党内民主指明了方向。
此次全会除了提出“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激活党员主体意识及进一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以外，更指出，当前，改革党内选举制度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渐进式改革，是发展党内民主的突破口。
近年来，地方上在党内选举制度上进行了诸多实践和探索，从被称为“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党员公推直选党委领导班子”的四川平昌乡镇党委班子公推直选，到四川省上百个乡镇试点党委书记“公推直选”，再到眼下江苏省南京市在全市范围内、363个城市社区推行的“公推直选”。特别是此次南京市的“公推直选”，其覆盖了南京市近一半城区人口。如此大范围地在城市中推行党内直选试验，这在中共执政60年历史上，尚属首次。为此，本刊记者特赴南京实地采访，试图就该制度在南京市的出台背景、施行现状等问题作一个全面的了解。
“过五关斩六将”
见到谷宁丽时，是在南京市鼓楼区委的办公大楼里，当时她刚参加完鼓楼区委组织的精神文明建设品牌推介会。这位现年55岁、身材偏瘦的工人新村党委书记在鼓楼区乃至南京市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作为江苏省中共十七大代表中惟一一位社区党委书记，谷宁丽素有“小巷总理”之称。
“我干社区工作已经有十个年头了。”谷宁丽说。她曾是一名有近30年工龄的企业管理干部，担任过南京轮胎厂车间副主任、厂房改办主任、机关后勤工会主席，属于企业中层管理干部，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1999年，因企业效益和改制等原因，45岁的她被迫提前内退。
“勤勤恳恳干了半辈子，却在中年时失去了工作，况且家里还有儿子在上大学，所以当时的感觉就是失去了依靠。思想情绪也比较糟糕，感觉到人生之旅走到了‘死胡同’。一次一个朋友说：‘中央门街道的社区最近改选，根据你的情况，你可以去试试看。”’ 这一“试”就“试”了十年。谷宁丽从霉开始，去社区不断地学习、实习。2000年1月，她被社区居民选举为模范马路社区居委会主任，并兼任党支部书记。由于三牌楼街道(模范马路社区所在地)和中央门社区(工人新村社区所在地)合并，从2002年开始，谷宁丽开始担任鼓楼区中央门街道工人新村社区主任、党支部书记。
今年9月，当了十年“小巷总理”的古宁丽又赶上了鼓楼区公推直选社区党委书记。有过竞选居委会主任经历的她，心想竞选范围更小的党委直选不是难题，一参加才发现“竞争程度不亚于社区直选”。
在这次“公推直选”中，所有参选人都是“过五关、斩六将”，参加各社区组织召开的公推大会，竞选人发表岗位承诺，并接受党员群众现场提问等，每一轮都会有人被淘汰。“接受党员群众现场提问这道关就不好过。”也在这次当选的模范马路社区党委书记樊宗洋介绍说，“不少党员的问题都很尖锐而现实，这不是在考竞选者的临场应对，而是真正工作能力的考验。”
谷宁丽介绍说，在接受党员群众提问现场，一位老党员就发问：“我们社区靠近长途汽车站和火车站，来来往往的人比较杂，请问谷书记，如果你当选，怎么增加居民的安全感?”谷宁丽当时就给出答案：“我将在技防的基础上，发挥社区民警、党员和群众志愿者作用，我相信，只要每位居民紧绷安全这根弦，我们的社区治安一定能搞好。”
鼓楼区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次整个换届选举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从7月下旬开始，于8月底全部结束。主要程序是：通过民主推荐、信任投票、组织考察、街道党工委决定的办法，产生候选人预备人选，由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直接差额选举书记、副书记、委员。
在前期准备阶段，主要是制定方案和发布信息。“街道党工委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广泛宣传公推直选社区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的重要意义。通过公告、通知、公开信以及会议等方式，公布公推直选的职位名额、任职条件、人员范围、方法程序、时间节点等内容，鼓励和动员广大党员和群众积极参与，营造良好的民主选举工作氛围。”陈海涛说。
8月5日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就进入了组织实施阶段。“首先是公开报名和资格审查，通过个人自荐、党员群众10人以上联名举荐和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法产生报名人选。街道党工委根据有关要求，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内容包括：是否是正式党员、是否有选举权、是否符合任职条件、本人真实意愿等事项。”陈海涛介绍说。
这一程序完成后，就开始民主推荐和信任投票。具体做法是：以党支部为单位，组织党员和群众代表，对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人员进行民主推荐，产生候选人初步提名人选。在此基础上，由社区党组织召开居民小组长(楼栋长)、社区内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驻区单位党组织代表等参加的会议，对候选人初步提名人选进行信任投票。社区党组织根据推荐和信任投票情况，按照1：1.5的比例提出下届社区党组织候选人的初步入选建议名单。街道党工委根据推荐和信任投票情况，班子结构要求等集体研究确定候选人的初步人选。
然后，组织考察必不可少。“确定初步人选后，街道党工委对我们候选人进行组织考察和民主测评，全面考察德、能、勤、绩、廉，特别注重考察我们的工作业绩和党员群众认可满意度。”樊宗洋说。
根据考察结果，由街道党工委进行投票表决，按照1：1.2的比例，确定社区党组织候选人预备人选，并在选举单位进行公示(时间为7天)。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工作简历、工作业绩等，让党员和群众充分了解。
组织实施阶段的最后一项，就是在候选人看来最为紧张和刺激的直接差额选举。“选举前，街道党工委向党员群众介绍候选人预备人选产生过程及基本情况。选举中，采取竞岗承诺方式，组织社区党组书记候选人向全体党员介绍自己任期工作目标和措施，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陈海涛告诉记者。
竞选演讲过后，169名工人新村社区党员投出了自己的一票。现场计票后，谷宁丽最终以137票当选为新一届工人新村社区党委书记。她的“竞争对手”——中央门街道社会事务科科长王雁坦然地说：“虽然没有选上，但这样的选举方式很公平，也给了我一次展现自我、提高自我的机会。”
“推谁，选谁，我们说了算。”
同为此次“公推直选”新当选的社区党委书记，樊宗洋的过往身份却有所不同，谷宁丽是以工人新村原党委书记的身份参加直 选，而樊宗洋在出任模范马路社区党委书记之前是鼓楼区民政局的副主任科员。
“这是因为鼓楼区今年在妙峰庵社区、模范马路社区、凤凰西街社区进行试点，这三个社区的书记由机关干部来竞选。”鼓楼区组织部副部长陈海涛解释说。
据介绍，该区22个单位、39名符合条件的机关干部报了名。“所有竞选者都是公开报名产生，既可以个人自荐，也可以党组织推荐，还可以党员群众联名推荐。”如果能成功竞选，当选者将“脱产”三年，安心到社区服务。
“社区党委一般由七名委员组成，包括一名党委书记、两名党委副书记和四名委员。在由机关干部参加竞选的试点社区，机关干部只能竞选党委书记这一职务，如果落选，则回原机关单位继续任职。在非试点社区，则像往届一样，报名人员既可以竞选党委书记、副书记，也可以竞选委员，竞选党委书记的落选者自动进入党委副书记的候选名单，如果党委副书记再落选，则又自动进入委员的候选名单。”陈海涛说。
“随着公推直选制度在南京市的实践日渐成熟，群众和党员的参与积极性也越来越高。最后的党员大会直接差额选举现场也是座无虚席，还真有点国外竞选总统的架势。”樊宗洋笑着说，“通过竞岗承诺、解答党员和群众提问，最后我仅以三票的微弱优势PK掉了另一位党委书记候选人，真可谓是险胜。”
作为一名有着35年党龄的老党员，王儒明以党员代表的身份自始至终参与了此次模范马路社区党委领导班子公推直选的全过程。“在民主推荐阶段，我们确定了党委初步提名人选共14人(书记2人、副书记2人，委员10人)，经过信任投票后，确定11名候选人初步人选，包括书记2人，副书记2人，委员7人，然后在8月14日召开的街道工委会上，按照1：1.2的比例确定包括书记2人，副书记2人，委员5人在内的9位党委预备人选。直至晟后经过党员大会投票，选举书记1人，副书记2人，委员4人。在某种程度上，推谁，选谁，我们说了算。”
关于这点，记者也在陈海涛那里得到了证实。“由于竞选党委书记的落选人员可以自动进入副书记的候选人名单，所以，我们事先准备了多套选票，毕竟，谁都可能落选。在党委组成人员的当选上，我们组织部绝对不会横加干涉，我们只负责具体日程的安排和现场秩序的维持。这次就有‘黑马’产生，比如组织部原本看好某人当选党委书记，可投票结果出来后，他却落选了。落选就落选，群众对谁满意，党员选举了谁，我们就认可谁，我们绝不会擅自变更全体党员的意志。”
新近当选的模范马路社区党委副书记张春华介绍，在机关干部竞选社区党委书记的三个试点社区，党委书记的选举工作和副书记及委员的选举工作是分开进行的。“具体到模范马路社区，党委书记的选举主要由区委组织部牵头，由四名机关干部参加竞选，经过民主推荐和信任投票后，投票决出两名正式候选人，最后这两名候选人在党员大会上直接选举产生，而副书记及委员的选举则主要在街道工委的组织下进行。在召开党员大会之前，这两部分工作同时进行，直到党员大会召开时出现交叉，包括书记、副书记和委员全部在党员大会上直接选举产生。”
为什么是南京?
2004年，南京市开始在单个社区试点‘公推直选”；2006年，所辖高淳县全部八个镇进行党委领导班子“公推直选”试点；今年适逢社区党委换届之年，南京市委决定将“公推直选”扩大到363个社区进行。南京市俨然已成为中共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试验田。
“从个别试点到整体推进，从单向工作到制度建设，南京‘公推直选’积累了大量经验，全面推开实际已经成熟。”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王奇曾对媒体表示。 有关南京积极推行“新政”的举措还不止这些。早在1995年，南京市就开始试水公开选拔干部，2001年，南京市首次公开选拔市政府秘书长、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等正局级领导干部；2003年，首次公推公选两位区长(白下区和雨花区)，并首次进行市区县联动公选，选出包括9名市管领导在内的65名干部；2005年，再次市区县联动公选，选出包括21个市管领导在内的107名干部，2008年，南京市政府47个工作部门一把手“集体卧倒”，重新公推公选，其中4个岗位的14名候选人上电视“竞选”。
而从2000年开始，迄今连续开展八年的南京“万人评议机关”活动更是在政界和坊间引起了轩然大波。完整的《综合评价方案》、数量众多的群众评议人联系点和企业评议信息库和规范的评议人让整个活动看起来不再是一个新闻噱头，而是真刀真枪的改革之举。评议结果都是在第二年春节后第一周的机关大会上予以公布。对排名靠前的机关部门进行表彰，而排名末位的机关部门负责人被诫勉谈话，限期整改，对连续排名靠后的部门负责人则进行免职。
虽然位于苏南，南京的方言却和苏锡常的吴方言大相径庭，而属于北方方言，这一点和杭州很相似，其背后的原因是二者都曾经是多个朝代的古都。但相比于杭州的安逸，曾是民国首都的南京有着更多对社会的关注，这个风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比如在南京百姓中家喻户晓的“南京四大名嘴”，影响力就不下凤凰卫视的“名嘴”们，其中的东升又以敢于针砭时事而出名，“别人不敢说的，东升敢说，别人不敢骂的，东升敢骂，而且是公开地通过电视和广播骂。”
“在南京这样一个省会级城市之所以能频出政治创新之举，除了跟它的文化底蕴和市民意识有关，最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原因，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行政管理学颇有研究的学者告诉记者。
据其介绍，作为我国东部乃至全国的经济强省，江苏省的经济地理特征别具一格。在其他省份，作为省级政治和文化中心的省会城市一般也是经济中心，但江苏省却不然。众所周知，“苏锡常”的经济在江苏乃至全国都是翘楚，每年的全国“百强县”评选，这几个城市的所辖市县都是名列前茅。两相比较，差距就出来了’南京在江苏全省的经济地理中的处境就十分尴尬，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它没有强大的县域经济作支撑。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被许多学者总结为“为增长而竞争”的“晋升锦标赛”，作为一种行政治理的模式，这是指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部门的行政长官设计的一种晋升竞赛，优胜者将获得晋升，而竞赛标准由上级政府决定，它可以是GDP增长率，也可以是其它可度量的指标。
“既然经济上受历史和现实所限，那么，南京市的当政者就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选取突破口，这样，政治创新就被推上了前台，扮演了一个地域政治开路人的角色。”该学者说。
“不管怎样，当一项机制越来越被关注，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经济和政治回报时，就有一种内在动力推动着它继续被改良和完善，乃至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抛开该机制形成的背后诱因不论，单就它的开创性和日趋制度化而言，就已经是在我国政治文明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