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当代文学的书写决定教学的走向，文学史关注的内容和文学现象是教学的重点。孟繁华、程光炜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是目前学术观点和文学史编写结合较为完善的一部具有启蒙性的教材，该本教材努力把文学发生、文学组织融合历史现象与文本结合来书写，以历史视域来论述文学史中特殊文本的特殊意义，在便捷于文学教学的同时体现学术前沿性，是目前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佳作之一。
　　关键词：历史化 当代文学 编写 教学
　　21世纪，随着人文学科研究的深入，人文学科内部的各种历史现象和细节被精细化呈现，人文学科研究迈向了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重要的学科，对文学历史、文学现象、文学文本的精细纹理和多元层次肌理的深入研究，已经走在其他学科的前面，要把前沿的学术成果融入文学史的写作，实然是一个难题。
　　然而，孟繁华和程光炜两位资深的文学史研究者把这个难题处理得很到位。他们共同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2004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200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从2011年开始，此书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至今为止，把当前学术研究内容和文学史写作、教学内容结合最好的成果之一。这本教材，以文学历史化的观点来编写，抛弃传统的审美“现代性”的说理，转向文学现代性发生和发展内在的动因，不提供“进步”的审美性，以历史现实和文学实现来说话，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的编写特色。
　　一
　　就中国当代文学发生来看，孟繁华、程光炜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以下简称“孟程本”），提供了新的文学史写作范例。该书省去“文学史思潮”等字眼儿，取而代之的是文学外部资源和内部制度。这与美国文学理论家、新方法文学批评家勒内·韦勒克的文学研究理念是一致的。勒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里把文本结构、文本形式、文本内容归结为“内部研究”，把社会学、心理分析等归结为“外部研究”。？譹？訛“孟程本”把外来思想，特别是1.苏俄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渊源关系；2.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苏俄社会主义文学主要形态之一）；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制度化（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十七年文学”时期尤其强调社会主义政治功利性），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新文学上转化的讨论，当作中国当代文学外部资源来处理。这样的好处，是把社会思潮历史化，是文学研究的一次转向，具有文学研究的启蒙意义。
　　在文学的外部研究中，“孟程本”把“当代文学内部制度”当作一个重要的问题来处理。首先是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的特殊化。在孟繁华、程光炜看来，中国当代文化领导权的建立，是首要的话题，这就说明当代文学的核心话题是具有特殊性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文化环境与政治环境的密不可分，是文学创作的风向标。中国当代社会是一个“新文化”时代，对于社会的领导者们来说也是“全新的文化”语境：“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是‘新文化’，这个文化的提出者和权威阐释者是毛泽东。”？譺？訛“新文化”可以解释为“革命的民族文化”，它要具有“民族的形式”和“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它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化。？譻？訛这是文学实行的方针，今天回顾“十七年”时期的文学，《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都是在这个原则上创作出来的，这样的文学作品具有“民族性”和“中国气派”的品格。这为中国当代文学在意识形态上找到了依据。其次是当代文学的组织。文学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文学的第一要义是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文学承担的作用是宣传，而不是审美。那么，应运而生的专门的文学研究机构和文学艺术团体，就承担了这个作用。中国当代文学组织的产生，是较有创建性的。再次，最富有历史物化形态意义的是，文学史的编写加入了现代传媒的影响。现代传媒对文学产生，具有“引导方向”的作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艺刊物所负载的使命要远远大于它的传播功能，尤其是重要的文学刊物，不仅是时代政治风云变幻的晴雨表、观测台，同时也肩负着引导方向，宣传、阐释中共的文艺方针、政策，讨论重大理论问题的重要阵地等功能。”？譼？訛特别是由中国作协所承办的国字号刊物，例如，《文艺报》《人民文学》《人民日报》，以及重点高校“北京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等文学评论专号，对文学的评价，往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十七年文学”时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事件的批判，《文艺报》评论成为“事件”最终定案或者影响案件走向的重要阵地，“双百方针”的提出，“文学革命论”的提出，也都是由《文艺报》首先发声的。在文学环境的研究中，“孟程本”把“会议”和“文学讲习所”（文学培训）当作是当代文学产生的重要机制来探讨，这在文学史的编写上是首次出现。虽然其他文学史的编写，也有关于“会议”的书写，但是作为“会议”影响文学产生的重要依据来重申，“孟程本”则是第一次。该本教材，关于“第一次文代会”的书写，就用了两节的篇幅来说明：其一，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二，“会议”在当代文学的机制里是不可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文学“会议”，是传达贯彻党的文艺方针、统一思想步调、布置当前任务、指定长远规划、矫枉纠偏等的主要形式。这是一个学术性的话题，而不是把这个“会议”当作文学史的“知识”来介绍，“第一次文代会”是具有动态推动作用的，把“会议”影响文学推动力呈现出来，使“会议”的积极意义更为巨大。关于“文学讲习所”的诞生，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语境的特殊现象。众所周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心作家’，则大多学历不高，在文学写作上准备普遍不足”？譽？訛，作家的成长离不开“培养”，“文学讲习所”对“中心作家”的培养功不可没。如徐光耀的《小兵张嘎》、马烽的《结婚》、董晓华的《董存瑞》、梁斌的《红旗谱》、邢野的《游击队长》（《平原枪声》）、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等都是在经过“文学讲习所”学习后创作的，“文学讲习所”的学习是作家文学作品艺术水平获得提高的原因之一。？譾？訛1984年后，“文学讲习所”改为“鲁迅文学院”，如今，“鲁迅文学院”对作家的培养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这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