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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很特别是存在，在她身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髓和西方文化的精神在张爱玲身上杂糅到了极致，张爱玲身处这些传统和现代夹杂的因素，让她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意识和文化心理，本文从弗洛依德、拉康等精神分析的角度分析张爱玲幼年经历，家庭生活与时空背景等，探讨张爱玲“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文化心理与文体意识，希望能更好的理解张爱玲，对张爱玲的研究添砖加瓦。
关键词：精神分析;张爱玲;文体意识;文化心理;
引言
在炎樱为张爱玲设计的小说集《传奇》的封面中，画有一个面目模糊的现代女子，正倚栏窥视着一间闺房，传统样式。里面一个弄骨牌的清代女子，女子旁边坐着女仆抱着孩子，这个面目模糊比例不对称的现代女子从栏杆外探进身子来，窥探着闺房中的一切。炎樱笔下的那个现代女子，显然有张爱玲的外貌特征，面孔虽然没有五官和表情，但肢体和动作都表现了好奇和窥探的姿态。
之所以用这幅画作为我文章的开头，是因为，我想《传奇》封面上的这幅图画直接表明了张爱玲的写作立场。神情好奇的窥探者对画面内传统世界的窥探凝视，从而在“室内”与“栏外”，“传统”与“现代”之间创造了双重奇观。
一、张爱玲的文体意识
张爱玲出身封建贵族家庭，又身处封建制度解体传统制度走向没落和西方殖民化渗透的夹缝之中。张爱玲的家庭最典型地代表着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她的家庭背景以及文化背景首先就铭刻了“他者性”，所以她的思想中往往蠕动着一种遥远的集体无意识，一种“神性的记忆”【1】 。在同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她比其他人承载了更多的分裂。于是，她成了从古老记忆里走出的现代人。她一方面沉醉在古典的传奇性氛围中筑造她的形象世界，一方面又潛心于人性做“现代”的感悟与破译。她的笔下的人物，表现出两种文化夹缝中苟且偷安的精神状态，是一种令人惊心的“畸形人生”，是“历史”与“现代”奇异的融合，具有强烈的文体意识。可以说，张爱玲她不带偏见地尝试过鸳鸯蝴蝶派、章回体、“新文艺腔”等多种文体，并逐渐形成她卓然不群的“张爱玲体”，中国古代文人小说精华和现代西洋小说神髓在她作品中得到了和谐自然的体现。
二、历史与现代——张爱玲的文化背景
张爱玲小说的基本特色就是传统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这源于她特殊的文化背景。张爱玲的前半生，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上海，这个由外国人管辖的中国土地。在张爱玲的大量散文里，她总是以上海的“小市民” 自居。张爱玲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2】。我们就必须把张爱玲放置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代背景中去探讨其生活环境与人生体验。
（一）缠杂的文化背景
20世纪初的上海不仅本身是座现代城市，而且本土与外来文化并存。上海的现代化让雅克·热内等历史学家认为上海经济“就像是癌症肿瘤的增大一般”【3】，而上海的文化却是一个畸形的产物，这是由于上海特殊的地理环境。一方面，是英美殖民地，殖民文化长期盘踞;另一方面，爱国团体、革命党人的宣传让上海又成为现代性新文化的宣传中心;最后，我们不能忽视，上海更是几千年的旧文化蕴藏之地。
所以，上海本身已是矛盾之地：特定的历史背景、洋场租界的身份，其文化更是具有复杂和交汇性，古老的封建文化和现代文明在这里交织，传统的民族文化和西方的外来思潮在这里碰撞，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文化心理。于是，上海的都市文化要么被视为“加诸农业文明之上”【4】为刻意产物，要么被视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世界文明契合的成功范例。所以文化杂处、中西文明交融的局面一时间充斥上海，造成了上海文化空前的畸形繁荣和混乱。我们可以看出文化背景的两栖性造就了张爱玲的两难处境，在20世界30、40年代的上海租界里成为一个尴尬，于是张爱玲就成了“形式上的现代化和实际上的传统化奇妙结合”【5】 。
“拉康强调人格发展的过程取决于一种在文化中被决定了的符号母体或能指母体，这一母题构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本环境，我们的人格发展就是这个母体的产物 ” 【6】。按照拉康的理论，我们可以说上海这个文化母体构成了张爱玲的文本环境，所以上海这个矛盾大都会对张爱玲的意义，就可以被看作传统与文明价值相冲突。所以，金宏达说“她是这个没落的‘上海世界’的最好和最后的代言人。她是一个活在新时代租界中的上海的旧作家”【7】。
（二）传统文化的旧式家庭
张爱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贵族之家，世代承袭的都是中华传统文化，这就注定了张爱玲在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长大。外曾祖父李鸿章是晚清肱骨大臣，祖父张佩伦是清末进士，并且是同光年间“清流派”的中坚人物，“张佩伦一生著作颇丰，有《管子注》24卷，《庄子古义》10卷，又写有《涧于集》”【8】。张爱玲家里就有颇多的藏书，幼年时对祖父的好奇，促使她自己去找到祖父的书，从祖父写的书里寻找他的影子。于是才有了张爱玲在《对照记》里这样的句子：“我没赶上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的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9】。
在家族环境影响下，张爱玲自幼便对古典文学有着难言的爱好。她嗜读《红楼梦》、《水浒传》、《隋唐演义》等古典小说，古典文学对她的浸染和熏陶从“人之初”的阶段就开始了，她十四岁就写出了《摩登红楼梦》，对《红楼梦》熟悉到“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10】的程度。张爱玲曾在《私语》中提到：“家里给我和弟弟请了个先生，是私塾制度。一天读到晚，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时常为了背不出书而烦恼”【11】。而她的母亲也经常让她背唐诗，父亲有旧式的教养，鼓励她学习做诗，替她的小说撰写回目。
（三）西式教育的文化积淀
张爱玲除了承袭中国传统文化以外，更深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在《双声》一文中，她自称“是在英美的思想空气里长大的”【12】。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出身名门，却更向往西方文化教育和个性解放。张爱玲后来的小学教育又是在美国教会学校完成的，她1931年考入由美国教会所办的上海圣玛丽亚女校读中学。在此期间，她读了丁玲的小说、穆时英的《南北极》、巴金的《灭亡》等等，在这所学校中“最看重英文，数、理、西洋史等课程，均用英文讲授，教师大都是外籍人”【13】。 在这里张爱玲开始接受完全的西式教育，她接触了较多的西方文学艺术作品。进入香港大学后，教师在名家作品选读中曾极力推荐毛姆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张爱玲喜欢港大时教历史的英国教授佛朗士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斯，因为张爱玲认为他们对历史的观感不像其他正经历史学家那么虚伪。张爱玲这样说佛朗士：“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章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十分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14】。读张爱玲的散文《忘不了的画》和《谈画》如同徜徉在西方艺术的长廊，从拉斐尔的圣母像到日本画《山姥与金太郎》，从高更的《永远不再》到塞尚的《戴着荷叶边帽子妇人》，她谈画、谈音乐、 谈跳舞、谈看书、谈中国的宗教等都让我们感觉到她具有深厚的西洋文化背景。
三、文化自恋——张爱玲的文化心理
（一）镜像与自恋认同
拉康发现，6-18个月的婴儿能够在镜中认出自己的影像，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完整性， 当婴儿在镜子里看到了镜中的自己和母亲，他发现了自己与母亲的不同，这使他渴望自己也成为母亲的样子，这个关系决定了婴儿的自我或者说人格，既是母亲的复制又是母亲的变形。本节想要讨论的就是张爱玲幼年时期的缺失导致了她在自我建构过程中的自身的分裂。
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新式的女子。在张爱玲4岁的时候出国留学，幼年时期，母亲对张爱玲来说一直是缺失的，直到张爱玲8岁母亲从英国回来，将家搬到了上海的陕西南路一所叫宝隆花园的西式洋房。周末常邀请客人在家弹琴诵诗，母亲有时会讲述国外的事情，说“英国常常是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15】，这时张爱玲才感受到了一点母爱的温暖，这时的张爱玲想要与母亲认同，在张爱玲幼小的心里，母亲那边一切都是好的，连看到母亲家的“磁砖沿盆和煤气炉子”都非常高兴。
自恋指的是婴儿与镜像的自恋认同，或者是与他人（包括母亲）的认同。拉康把自恋分为两类，即第一性自恋和第二性自恋。第一性自恋指的是婴儿与镜像的自恋认同，第二性自恋指的是与他人（包括母亲）的认同。张爱玲的自恋就是第二性自恋，即想要与母亲认同的欲望。其实，张爱玲要与母亲认同使她一直处于镜子阶段，她仍然像婴儿一样处在与母亲的想象认同中，所以她爱母亲拥有的一切，西洋化的生活和西方文化，甚至想去英国留学。但是，张爱玲与母亲相处的时间很少，对母亲其实是采取了“回避”的模式，“回避”是由于害怕被伤害，并且是在怀疑母亲对她是否有爱。母亲在她成长期的不在场，在母亲身上学习并形成自我的理想其实就不能实现了。张爱玲幼年时期形成的这种心理为后来与母亲的相处埋下了伏笔。
（二）欲望缺失与橙色童年
张爱玲在童年时母亲缺席，不在场，使父亲成了张爱玲最亲的人。张爱玲在人格自我建构时期出现了某种错乱。小时候的张爱玲也是很得父亲宠爱的，一年寒假，她仿照当时报纸副刊的形式编了一张以家事为主要内容的副刊还配了手绘的插图，父亲非常高兴，有亲戚朋友来便拿给他们看。父亲还为她写的《摩登红楼梦》拟了回目。这个时候，她是爱着父亲的，她更眷念于与父亲保持这种状态，于是在想要与母亲认同而不可得的情况下开始想要与父亲的欲望认同。然而，父母婚姻结束，后母的出现结束了张爱玲橙色的童年时代。
1937年母亲再次回国，张爱玲常去看望母亲。但是，母亲对她的态度是挑剔多于包容。她努力地想要符合母亲的期望，希望得到母亲的认同，以母亲的欲望为自己的欲望，所以，她一边追求最优异的成绩，一边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跟母亲学习煮饭，用肥皂粉洗衣服，照镜子研究面部表情。畅想新生活的张爱玲接受母亲的西洋教育和淑女式训练，结果却留给母亲一次失败的经验，与西方文化的相隔也使张爱玲最终感到“这个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后来母亲的再次离去，使张爱玲彻底孤独。母亲的西式的家不是归宿，反而是一种隔离，父亲传统的家更是回不去了。于是，她独自站在外面，“沉下去，沉下去”。
（三）分裂的隐喻
拉康看来，爱是一种自恋，根据爱的隐喻机制，自恋之爱其实是欲望被爱。所以，从本质上看，人是分裂的：镜子阶段是一场悲刷”【16】 。于是我们可以说，张爱玲的世界，她的父母离异后的两个家被她“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17】，她既不像他父亲完全浸透封建意识，又没有像她姑姑和母亲一样成为与旧时代决裂的叛逆者。父亲抽鸦片养姨奶奶，他的每个毛孔都溢满了封建文化的因子。母亲和姑姑一起出洋留学，姑姑更是一位职业新女性，时尚而又独立。我们可以这样说：“环境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地影响了一个人的一生”【18】。
所以，张爱玲身上有着她自身的分裂。张爱玲的早年生命，被父亲虐待而叛逃，令她与父权社会断裂;母亲收留她却要权衡利弊，让她洞见了人性的自私;她经历了时代的启示，生活在上海这个文化缠杂的矛盾之地。她所承袭的文学传统与现代意识，使她成为荣格所说的“集体的人”——一个携带着人类无意识，并以灿烂文字表现的人。
结语
弗洛伊德认为：“一篇作品就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幼年曾做过的游戏的继续，也是她的替代物”【19】。张爱玲幼年经历，家庭生活与人生体验等，使张爱玲身处这些传统和现代夹杂的因素之间，正是这些因素，对张爱玲小说的传统情调与现代趣味统一的形成，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笔者以为当前的张爱玲研究更应该把握张爱玲与世界相通的现代意识。她在创作中既表現出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怀疑和否定，又对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的依恋，创作中表现出古气昂然的一面，并对人的内心世界、直觉和无意识领域进行了深入的开拓。
参考文献
【1】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211页.
【2】张爱玲.《流言 ·张爱玲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第48页.
【3】Jacques Grea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J .R.. Foster.译（Cambridge ，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611
【4】Jacques Grea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J .R.. Foster.译（Cambridge ，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2 ），p.1
【5】王巧凤.“张爱玲的‘恋父’、‘家园’意识”.《求是学刊》，1998，第7-8页.
【6】荣格.《荣格文集》.冯川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第603页.
【7】金宏达.《回望张爱玲：镜像缤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第8l页.
【8】余彬.《张爱玲传》.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7页.
【9】张爱玲.《对照记·张爱玲集》.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2007.第45页.
【11】张爱玲.《红楼梦魇自序》.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7. 第1页.
【12】张爱玲.《流言.见张爱玲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第131-132页.
【13】张爱玲.《流言.见张爱玲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第240页.
【14】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盲人生》.上海：三联书店，1998. 第58页.
【15】张爱玲.《流言·张爱玲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第38页.
【16】拉康著，褚孝泉译 .《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收录在《拉康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93页.
【17】张爱玲.《流言.张爱玲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第135页.
【18】水晶.《张爱玲小说艺术》.台北：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第154 页.
【19】 [奥]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伍蠡甫译.《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146页.
作者简介：王芳芳（1981- ），女，副教授，毕业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教于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研究方向为跨文化研究。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00）
关键词：精神分析;张爱玲;文体意识;文化心理;
引言
在炎樱为张爱玲设计的小说集《传奇》的封面中，画有一个面目模糊的现代女子，正倚栏窥视着一间闺房，传统样式。里面一个弄骨牌的清代女子，女子旁边坐着女仆抱着孩子，这个面目模糊比例不对称的现代女子从栏杆外探进身子来，窥探着闺房中的一切。炎樱笔下的那个现代女子，显然有张爱玲的外貌特征，面孔虽然没有五官和表情，但肢体和动作都表现了好奇和窥探的姿态。
之所以用这幅画作为我文章的开头，是因为，我想《传奇》封面上的这幅图画直接表明了张爱玲的写作立场。神情好奇的窥探者对画面内传统世界的窥探凝视，从而在“室内”与“栏外”，“传统”与“现代”之间创造了双重奇观。
一、张爱玲的文体意识
张爱玲出身封建贵族家庭，又身处封建制度解体传统制度走向没落和西方殖民化渗透的夹缝之中。张爱玲的家庭最典型地代表着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她的家庭背景以及文化背景首先就铭刻了“他者性”，所以她的思想中往往蠕动着一种遥远的集体无意识，一种“神性的记忆”【1】 。在同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她比其他人承载了更多的分裂。于是，她成了从古老记忆里走出的现代人。她一方面沉醉在古典的传奇性氛围中筑造她的形象世界，一方面又潛心于人性做“现代”的感悟与破译。她的笔下的人物，表现出两种文化夹缝中苟且偷安的精神状态，是一种令人惊心的“畸形人生”，是“历史”与“现代”奇异的融合，具有强烈的文体意识。可以说，张爱玲她不带偏见地尝试过鸳鸯蝴蝶派、章回体、“新文艺腔”等多种文体，并逐渐形成她卓然不群的“张爱玲体”，中国古代文人小说精华和现代西洋小说神髓在她作品中得到了和谐自然的体现。
二、历史与现代——张爱玲的文化背景
张爱玲小说的基本特色就是传统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这源于她特殊的文化背景。张爱玲的前半生，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上海，这个由外国人管辖的中国土地。在张爱玲的大量散文里，她总是以上海的“小市民” 自居。张爱玲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2】。我们就必须把张爱玲放置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代背景中去探讨其生活环境与人生体验。
（一）缠杂的文化背景
20世纪初的上海不仅本身是座现代城市，而且本土与外来文化并存。上海的现代化让雅克·热内等历史学家认为上海经济“就像是癌症肿瘤的增大一般”【3】，而上海的文化却是一个畸形的产物，这是由于上海特殊的地理环境。一方面，是英美殖民地，殖民文化长期盘踞;另一方面，爱国团体、革命党人的宣传让上海又成为现代性新文化的宣传中心;最后，我们不能忽视，上海更是几千年的旧文化蕴藏之地。
所以，上海本身已是矛盾之地：特定的历史背景、洋场租界的身份，其文化更是具有复杂和交汇性，古老的封建文化和现代文明在这里交织，传统的民族文化和西方的外来思潮在这里碰撞，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文化心理。于是，上海的都市文化要么被视为“加诸农业文明之上”【4】为刻意产物，要么被视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世界文明契合的成功范例。所以文化杂处、中西文明交融的局面一时间充斥上海，造成了上海文化空前的畸形繁荣和混乱。我们可以看出文化背景的两栖性造就了张爱玲的两难处境，在20世界30、40年代的上海租界里成为一个尴尬，于是张爱玲就成了“形式上的现代化和实际上的传统化奇妙结合”【5】 。
“拉康强调人格发展的过程取决于一种在文化中被决定了的符号母体或能指母体，这一母题构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本环境，我们的人格发展就是这个母体的产物 ” 【6】。按照拉康的理论，我们可以说上海这个文化母体构成了张爱玲的文本环境，所以上海这个矛盾大都会对张爱玲的意义，就可以被看作传统与文明价值相冲突。所以，金宏达说“她是这个没落的‘上海世界’的最好和最后的代言人。她是一个活在新时代租界中的上海的旧作家”【7】。
（二）传统文化的旧式家庭
张爱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贵族之家，世代承袭的都是中华传统文化，这就注定了张爱玲在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长大。外曾祖父李鸿章是晚清肱骨大臣，祖父张佩伦是清末进士，并且是同光年间“清流派”的中坚人物，“张佩伦一生著作颇丰，有《管子注》24卷，《庄子古义》10卷，又写有《涧于集》”【8】。张爱玲家里就有颇多的藏书，幼年时对祖父的好奇，促使她自己去找到祖父的书，从祖父写的书里寻找他的影子。于是才有了张爱玲在《对照记》里这样的句子：“我没赶上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的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9】。
在家族环境影响下，张爱玲自幼便对古典文学有着难言的爱好。她嗜读《红楼梦》、《水浒传》、《隋唐演义》等古典小说，古典文学对她的浸染和熏陶从“人之初”的阶段就开始了，她十四岁就写出了《摩登红楼梦》，对《红楼梦》熟悉到“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10】的程度。张爱玲曾在《私语》中提到：“家里给我和弟弟请了个先生，是私塾制度。一天读到晚，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时常为了背不出书而烦恼”【11】。而她的母亲也经常让她背唐诗，父亲有旧式的教养，鼓励她学习做诗，替她的小说撰写回目。
（三）西式教育的文化积淀
张爱玲除了承袭中国传统文化以外，更深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在《双声》一文中，她自称“是在英美的思想空气里长大的”【12】。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出身名门，却更向往西方文化教育和个性解放。张爱玲后来的小学教育又是在美国教会学校完成的，她1931年考入由美国教会所办的上海圣玛丽亚女校读中学。在此期间，她读了丁玲的小说、穆时英的《南北极》、巴金的《灭亡》等等，在这所学校中“最看重英文，数、理、西洋史等课程，均用英文讲授，教师大都是外籍人”【13】。 在这里张爱玲开始接受完全的西式教育，她接触了较多的西方文学艺术作品。进入香港大学后，教师在名家作品选读中曾极力推荐毛姆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张爱玲喜欢港大时教历史的英国教授佛朗士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斯，因为张爱玲认为他们对历史的观感不像其他正经历史学家那么虚伪。张爱玲这样说佛朗士：“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章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十分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14】。读张爱玲的散文《忘不了的画》和《谈画》如同徜徉在西方艺术的长廊，从拉斐尔的圣母像到日本画《山姥与金太郎》，从高更的《永远不再》到塞尚的《戴着荷叶边帽子妇人》，她谈画、谈音乐、 谈跳舞、谈看书、谈中国的宗教等都让我们感觉到她具有深厚的西洋文化背景。
三、文化自恋——张爱玲的文化心理
（一）镜像与自恋认同
拉康发现，6-18个月的婴儿能够在镜中认出自己的影像，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完整性， 当婴儿在镜子里看到了镜中的自己和母亲，他发现了自己与母亲的不同，这使他渴望自己也成为母亲的样子，这个关系决定了婴儿的自我或者说人格，既是母亲的复制又是母亲的变形。本节想要讨论的就是张爱玲幼年时期的缺失导致了她在自我建构过程中的自身的分裂。
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新式的女子。在张爱玲4岁的时候出国留学，幼年时期，母亲对张爱玲来说一直是缺失的，直到张爱玲8岁母亲从英国回来，将家搬到了上海的陕西南路一所叫宝隆花园的西式洋房。周末常邀请客人在家弹琴诵诗，母亲有时会讲述国外的事情，说“英国常常是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15】，这时张爱玲才感受到了一点母爱的温暖，这时的张爱玲想要与母亲认同，在张爱玲幼小的心里，母亲那边一切都是好的，连看到母亲家的“磁砖沿盆和煤气炉子”都非常高兴。
自恋指的是婴儿与镜像的自恋认同，或者是与他人（包括母亲）的认同。拉康把自恋分为两类，即第一性自恋和第二性自恋。第一性自恋指的是婴儿与镜像的自恋认同，第二性自恋指的是与他人（包括母亲）的认同。张爱玲的自恋就是第二性自恋，即想要与母亲认同的欲望。其实，张爱玲要与母亲认同使她一直处于镜子阶段，她仍然像婴儿一样处在与母亲的想象认同中，所以她爱母亲拥有的一切，西洋化的生活和西方文化，甚至想去英国留学。但是，张爱玲与母亲相处的时间很少，对母亲其实是采取了“回避”的模式，“回避”是由于害怕被伤害，并且是在怀疑母亲对她是否有爱。母亲在她成长期的不在场，在母亲身上学习并形成自我的理想其实就不能实现了。张爱玲幼年时期形成的这种心理为后来与母亲的相处埋下了伏笔。
（二）欲望缺失与橙色童年
张爱玲在童年时母亲缺席，不在场，使父亲成了张爱玲最亲的人。张爱玲在人格自我建构时期出现了某种错乱。小时候的张爱玲也是很得父亲宠爱的，一年寒假，她仿照当时报纸副刊的形式编了一张以家事为主要内容的副刊还配了手绘的插图，父亲非常高兴，有亲戚朋友来便拿给他们看。父亲还为她写的《摩登红楼梦》拟了回目。这个时候，她是爱着父亲的，她更眷念于与父亲保持这种状态，于是在想要与母亲认同而不可得的情况下开始想要与父亲的欲望认同。然而，父母婚姻结束，后母的出现结束了张爱玲橙色的童年时代。
1937年母亲再次回国，张爱玲常去看望母亲。但是，母亲对她的态度是挑剔多于包容。她努力地想要符合母亲的期望，希望得到母亲的认同，以母亲的欲望为自己的欲望，所以，她一边追求最优异的成绩，一边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跟母亲学习煮饭，用肥皂粉洗衣服，照镜子研究面部表情。畅想新生活的张爱玲接受母亲的西洋教育和淑女式训练，结果却留给母亲一次失败的经验，与西方文化的相隔也使张爱玲最终感到“这个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后来母亲的再次离去，使张爱玲彻底孤独。母亲的西式的家不是归宿，反而是一种隔离，父亲传统的家更是回不去了。于是，她独自站在外面，“沉下去，沉下去”。
（三）分裂的隐喻
拉康看来，爱是一种自恋，根据爱的隐喻机制，自恋之爱其实是欲望被爱。所以，从本质上看，人是分裂的：镜子阶段是一场悲刷”【16】 。于是我们可以说，张爱玲的世界，她的父母离异后的两个家被她“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17】，她既不像他父亲完全浸透封建意识，又没有像她姑姑和母亲一样成为与旧时代决裂的叛逆者。父亲抽鸦片养姨奶奶，他的每个毛孔都溢满了封建文化的因子。母亲和姑姑一起出洋留学，姑姑更是一位职业新女性，时尚而又独立。我们可以这样说：“环境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地影响了一个人的一生”【18】。
所以，张爱玲身上有着她自身的分裂。张爱玲的早年生命，被父亲虐待而叛逃，令她与父权社会断裂;母亲收留她却要权衡利弊，让她洞见了人性的自私;她经历了时代的启示，生活在上海这个文化缠杂的矛盾之地。她所承袭的文学传统与现代意识，使她成为荣格所说的“集体的人”——一个携带着人类无意识，并以灿烂文字表现的人。
结语
弗洛伊德认为：“一篇作品就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幼年曾做过的游戏的继续，也是她的替代物”【19】。张爱玲幼年经历，家庭生活与人生体验等，使张爱玲身处这些传统和现代夹杂的因素之间，正是这些因素，对张爱玲小说的传统情调与现代趣味统一的形成，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笔者以为当前的张爱玲研究更应该把握张爱玲与世界相通的现代意识。她在创作中既表現出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怀疑和否定，又对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的依恋，创作中表现出古气昂然的一面，并对人的内心世界、直觉和无意识领域进行了深入的开拓。
参考文献
【1】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211页.
【2】张爱玲.《流言 ·张爱玲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第48页.
【3】Jacques Grea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J .R.. Foster.译（Cambridge ，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611
【4】Jacques Grea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J .R.. Foster.译（Cambridge ，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2 ），p.1
【5】王巧凤.“张爱玲的‘恋父’、‘家园’意识”.《求是学刊》，1998，第7-8页.
【6】荣格.《荣格文集》.冯川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第603页.
【7】金宏达.《回望张爱玲：镜像缤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第8l页.
【8】余彬.《张爱玲传》.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7页.
【9】张爱玲.《对照记·张爱玲集》.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2007.第45页.
【11】张爱玲.《红楼梦魇自序》.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7. 第1页.
【12】张爱玲.《流言.见张爱玲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第131-132页.
【13】张爱玲.《流言.见张爱玲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第240页.
【14】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盲人生》.上海：三联书店，1998. 第58页.
【15】张爱玲.《流言·张爱玲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第38页.
【16】拉康著，褚孝泉译 .《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收录在《拉康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93页.
【17】张爱玲.《流言.张爱玲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第135页.
【18】水晶.《张爱玲小说艺术》.台北：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第154 页.
【19】 [奥]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伍蠡甫译.《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146页.
作者简介：王芳芳（1981- ），女，副教授，毕业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教于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研究方向为跨文化研究。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