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早日成就一番事业，而很少有家长希望儿孙像汉朝的朱买臣那样，五十岁以后才发达。
　　虽然历史上名人早成才的实例不少，神童的故事也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比如：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三岁学习《孝经》《论语》，五岁时已读遍六经；明朝的解缙六岁时能作诗，十八岁考中进士；秦国的甘罗十二岁游说赵国，被拜为上卿，等等，都被传为佳话。但更多的情况是：不论实际情况如何，只要孩子稍微表现聪颖，就断定孩子为早慧，不同于众人，便安排繁多读书识字之事，日夜督促，形成一种造就神童的幼教方式。
　　中国古代也有过度重视早教的现象。特别是宋元以来，由于科举规模的日益扩大，读书功利性的目的越来越强，家庭教育中偏重智育的倾向也越来越严重。
　　按一般的标准，儿童识字读书从七八岁开始，参加“童子试”。但为了能让子弟早日出人头地、快速成才，有些人家甚至三四岁就开始让孩子识字读书，五六岁便入塾馆学习，十二三岁便将孩子视为神童给以强化教育。比如，宋朝贾黄中幼时聪慧过人，为了能让他早取功名，他父亲竟然拿来与小他身高相等的一大厚摞书籍，令其日日诵读，还美其名曰“等身书”。
　　有时候这样做的结果与家长的期望往往是适得其反。清朝光绪时人炳半聋，日夜督促儿子读书，儿子十五岁的年纪已经读完了“十三经”及《国语》《战国策》《史记》等书，而在他这个年龄的多数学童一般只能读完“十三经”中的“四书”“五经”部分。由于过度劳累，儿子年纪轻轻竟吐血而亡，炳半聋至此才后悔不跌。
　　当然，历史上还有不少人是不赞成子弟过早、过速成才的。他们认为人的资质都差不多，早慧与晚成，不过是才智开发的早与晚的问题。神童之说弊大于利，而且在“神童”的名下，容易造成孩子自视过高，众人的期望也过高，往往会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于孩子成长不利。
　　东汉太中大夫陈韪对四岁让梨、少年聪慧的孔融就很不以为然，说：“小时了了（聪明伶俐），大未必佳。”诸葛亮也有与陈韪相似的看法，他在给其兄诸葛瑾的书信中谈到了自己对儿子诸葛瞻的忧虑：“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诸葛亮的担心是：儿子聪慧过早外露，早有名气，在周围的赞誉之中容易自满自足，最终反而会没有什么发展。诸葛瞻后来的情形也确实如其父所忧虑的那样：蜀人因其才敏，又念及其父，朝廷每有善政佳绩多归美于他。虽然诸葛瞻最后是为国事死难，但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的那样：“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
　　道光时期的启蒙教育家王筠在《教童子法》一书中也告诫家长们说：孩子如果没有基础，入学后长进慢，时间一长容易产生自卑心理，这样会耽误孩子的一生。他也反对过多加重孩子的学习负担，说：“小儿无长精神，必须使有空闲”，安排一些有趣味的学习。“人之才不一。有小才而锋颖者，可以取快一时，终无大成就。”
　　所以说：早成，对儿女来说不一定是有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