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集科学家和作家于一身的人物不能算多，郑文光是科学与文学“双栖”的杰出的一位。
　　知道这个名字已有五十多年了。
　　1954年，我初中毕业的那年暑假，一天看到《中国少年报》上的《从地球到火星》，写三个中国孩子渴望去宇宙探险，偷开一只飞船前往火星。今天回忆起来，故事固然吸引人，但与后来科幻小说的曲折惊险相比，情节算不上复杂。不过，那时候，仅仅是作家描绘的茫无涯际而又神奇莫测的太空，就足令一个充满憧憬又未脱青涩的少年目眩神迷了。何况，一篇文章占了整整两个版的篇幅，这也是极为少见的。于是，一下子标题和作者郑文光的名字我都牢牢记住了。
　　1929年4月，郑文光出生在越南海防一个华侨家庭。1940年，11岁早慧的郑文光就发表了抗日杂文《孔尚任与桃花扇》，揭开了他文学活动的序幕。但是，1947年回国后，他在大学里学的却是天文学。从此，一生驰骋在科学和文学两个领域。他是我国知名的天文学史专家，先后出版了《康德星云说的哲学意义》《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与席泽宗合著）、《中国天文学源流》等著作，主编《中国天文简史》，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海外评论《中国天文学源流》“从宏观的角度，以结构主义方法重新发掘中国天文史中最有趣的一页”，“是一本难得的探索中国天文学起源的书”。在天文学史研究的同时，他致力于科幻文学的创作。《从地球到火星》，是郑文光第一篇科幻作品，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科幻小说。接着，他又有《太阳探险记》《飞出地球去》出版。1957年的《火星建设者》获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大奖，是中国第一篇获国际大奖的科幻作品。“文革”十年，不能写作，郑文光先是被下放，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从事科学研究。浩劫过去，他再度投入科幻文学创作。从1978年起，《飞向人马座》《大洋深处》《神翼》《战神的后裔》四部长篇及《星星营》《地球的镜像》《命运夜总会》等中短篇科幻小说连续面世，其中《飞向人马座》更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凝重的思想与奇异的想象共同织就了他作品的独特的魅力。
　　科学史的研究和科幻小说的写作，郑文光认为有着内在的联系。他说：“科学史的研究，是站在当代文明的制高点上，回顾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科学的发展；而科幻小说，则是从历史的高度上，注视科学高度发展条件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向。”
　　郑文光100多万字科幻作品，从江河湖海到日月星辰，从亘古的史前世界到神秘的太平洋人，几乎无所不包，构成了一个绚丽神奇的世界。但是，上世纪50年代的作品，主调是向青少年读者展示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赞扬人类战胜宇宙的无畏和勇敢。目击身经“文革”炼狱，困惑反思之后，郑文光80年代的作品则与过去不同：一方面是科幻色彩的浓郁增强；一方面是对遥远未来和绚丽宇宙沉醉的感情逐渐淡化。出现在他笔下的未来社会已不再像以往那样简单，大自然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单一，作品力图表现的是残酷的现实。郑文光以科幻小说的创作实践，对我们时代的科幻文学进行了伟大的探索。他在开创中国的科幻事业，寻求科幻小说的多种可能性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被公认为中国科幻小说之父。1998年获中国科幻终身成就奖。
　　1982年一个初夏的夜晚，在北京和平里一座绿树掩映的普通住宅楼里，我作为《河南教育》的记者访问郑文光先生，曾和他有过一次长谈。
　　当时，他的《宇宙里有些什么》和《火刑》都被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前者节选自《飞出地球去》，近于科学小品；后者是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布鲁诺的传记。我想请他介绍一下两篇文章的写作情况。郑先生一见面就笑着说：“我接待教育刊物的记者，你可是第一家喽！”他那时已经有脑血栓的后遗症，行走有点蹒跚，左手已失去了功能。但那天晚上，他从科学文艺的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文学性的特点，谈到中学生学习科普作品的必要等，娓娓不倦，很是热情。谈话中他认为理工科大学生学习语文很有必要，他赞成一位著名科学家的建议，理工科大学毕业生在完成毕业论文的同时，应该交出一篇同样内容的科普文章。郑先生解释说：“如果一个作者不能把专门的科学知识，用通俗的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那就证明他所掌握的知识还有缺陷。”他书架上的书不算多，但自有特色：中文的外文的，精装的线装的，高低错落地排列着；《红楼梦》和《天文学》，《中国通史》和《地质学》，亲密地比肩而立，与书房主人的身份颇为切合。告别时，郑先生送我一册《飞上天去的小猴子》，用他尚能活动的右手题词签名。这本书收了他科学童话、科学故事、科学散文等七篇新作。回郑州后，我曾有《访郑文光》一文记述访谈，载当年第十期《河南教育》杂志。
　　深夜走笔至此，二十七年前的情景又一一回到灯下眼前。
　　
　　郑文光（1929～2003），中国科幻泰斗。有《郑文光科幻小说全集》4卷存世。另有《康德星云说的哲学意义》《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与席泽宗合著）、《中国天文学源流》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