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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元手术费凑够了,手术三年后,最终还是没能挽回白血病患者陈强的生命,只是让他多活了三年。在生命的尽头,他说:“这已经很知足了,只想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我想见一见你”
6月11日,北京酷热,我突然收到陈强发来的一条短信。陈强说:“田大哥,你最近还那么忙吗?我现在又来北京了,大夫说我这次复发了。情况不好,我来了大概一周了。这次是身体不行了。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好了去看你。现在难了。我想见一见你。”
陈强,今年23岁,我三年前结识的一个采访对象,白血病患者。
我直觉陈强的状态不好,发短信问陈强的三姐陈春燕。陈春燕回短信说:“他这次复发,很难控制。他有些话和家人不能说,却和你可以敞开来说。”
赶到医院,陈强的二姐陈竹英在医院门口等我。坐在楼道里,听她讲述陈强这两年的病情变化,这次最严重,可能过不去了。
一年多不见,陈强躺在病床上,手上挂着点滴,左眼已经睁不开了,微微地睁着右眼。手背上打点滴的血管,已经结了茧子。右侧胸前,长出一个大大的疤痕。
陈强的妈妈笑着迎过来,一脸疲惫。这次,她明显老了许多,五十岁刚出头,头发花白,腰弯着直不起来,走路时,右手还得卡着腰。
她说,这次很危险,到北京西站刚下火车,陈强就瘫软在地上,她喊警察帮忙找了辆出租车拉到了医院。
这些天,医生下了好几次病危通知书,家人都没有告诉陈强。她说:“这次想开了,他已经多活了三年,即使能再做骨髓移植,也不做了,实在是个无底洞,他身体受不了,家里也负担不起。”
对自己的病情,陈强很敏感。他在短信里说:“我感觉大夫这次对我态度都不一样,我能感觉到,我妈和姐都不想让我知道。”
坐在床前,我们聊了很多,他一直觉得自己的病拖累了三个姐姐,很过意不去。我试着和他谈些轻松的,故意岔开话题,问他:“你高中时有没有喜欢的女生,有没有谈过恋爱?”“没有,那时还小……”他腼腆地一笑。
话题又回到他的病上:“田大哥,我觉得这次很难过去了……所以想见见你,谢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以前,还想着病好了再去看你,这次看来不行了。”
我在旁边,只能说些无力的鼓励话。
起身,去拿桌上的水果,递给他。他说,口腔里面都溃烂了,吃不了。
贷款救弟弟
事情还得从三年前说起。2007年10月,我还是北京《京华时报》的一名记者。邮箱里收到一条线索,大概意思:弟弟得了白血病,没钱治病,姐姐向社会求救。
在报社,这种求助很多。报道的多了,读者的反应也会越来越淡,但我还是决定见她一面。
下午,她来到报社。一身学生装,穿着朴素,不卑不亢,说话不紧不慢。
开始,我还怀疑她是来骗我的,后来了解到,她叫陈春燕,内蒙古人,正在内蒙古大学读书。弟弟今年20岁,高考前,突然晕倒,确诊是白血病,现在北京道培医院,做手术费得30万元,对他们来说,这是个天文数字。
来报社前,她和俩姐姐跑遍了内蒙古的高校、企业,四处求助,结果,没有募捐到足够的钱。后来,她们又找了很多家媒体呼吁,结果,钱还是远远不够。“但是,弟弟不做手术就活不了多久。”说着,陈春燕哭了出来。
情绪平静下来,陈春燕接着说:“我们姐妹仨什么都没有,家里的房子也卖了,想用个人的社会信用做抵押,向社会上的好心人借30万元救弟弟。”
她们的家庭很奇特,早年,父亲出门做生意,再没有回来。母亲带着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生活。妈妈给幼儿园做饭,一个月600元,供养三个女儿考上了大学,只等着陈强参加高考。高考前,陈强突然病倒,给这个普通家庭重重一击。
身处绝境,三个姐姐希望能向社会贷款,而不是获得捐款。
那借款怎么还?陈春燕列出一张他们姊妹三个的收入清单,包括自己三年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预计的月收入,减去日常的必要支出,和借款人签订借款协议,分期偿还30万元的手术费。
在医院病房,我见到了陈强。
陈强穿着蓝白条的病号服,坐在床头,见人进来,他从床上坐起来,戴上白色口罩。因为长期注射药物,脸部浮肿。
第一次见陈强,他腼腆地笑着。隔着口罩,我问一句,他答一句。陈强妈妈站在旁边,笑着点头,看我们聊。
三个女儿和妈妈在附近租了个小房间,不输液时,陈强暂时离开医院,住在这里,过几天正常人的生活。
避开儿子,在出租屋里谈起儿子的病,刚刚在儿子面前还笑呵呵的母亲,再无法抑制住情绪,说了几句,就泣不成声。为给陈强看病,她把房子卖掉了。“没有儿子,我要房子还有啥用啊!”
治疗白血病需要做骨髓移植手术。经检测,二姐陈竹英的骨髓和陈强的骨髓完全配对。这一结果,让一家人兴奋不已,这意味着,只要筹够手术费,陈强的身体条件允许,便可以做手术。
然而,30万元的手术费,就像一座大山,压制住他们心里的一点点希望。
“不要再捐了”
其实,她们的经历跟很多因为重病而陷入困境的家庭非常相似。三个姐姐的执意借款,还是让我有些意外。她们似乎并不想亏欠什么。
我在报纸上发出了这个故事,心里也打鼓,不知道效果会怎样。
报道见报当天中午,咨询捐款的电话就开始打进来。陈竹英也打来电话说,有人到医院送了2000元,还有人在她的博客上留言,要账户,要直接给她1万元钱。
陈竹英一家很激动。第二天上午,突然接到陈竹英的电话:“田记者,你赶紧过来一下好不好?”语气很紧急,我问怎么了。陈竹英说,你来了再说吧!
见到陈竹英,她说:“我和妈妈、妹妹商量了一下,决定赶紧告诉你,昨天下午一个人打电话来,要我的账户,给我打了5万元,还有人送来2万元……不到两天,账户里的钱就到了20万元。”
她说:“喊你来,就是妈妈让我赶紧告诉你,赶紧再发篇报道,告诉大家手术费够了。不要再捐了。”之前,家里有剩余的7万元捐款,还有3万元存款,加上这次的20万元,刚好够30万元手术费。
她描述着收到捐款前后的情形,声音有些颤抖。捐款的人,跟她要了个人账号便把钱直接打给她,甚至都没有留下联系方法,只是说现在很难再看见这种姐弟真情和诚信。
陈强妈妈拉住我说:“小田啊,谢谢你啊!阿姨想好了,钱够治病就好了,再多,你说阿姨用不完怎么办啊,给谁还是不给谁啊!良心过不去啊!”
她让女儿带我去工商银行,查看账户里的捐款,我拿出相机,拍下了那个用来救命的数字——20余万元。
筹齐手术费,二姐陈竹英剪短了头发,开始调养身体,准备为弟弟提供骨髓;三姐陈春燕安心地回到内蒙古,继续读书,时常会给我发邮件,说说她的想法和弟弟的病情。
2007年11月4日,手术临近,陈春燕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说:“好希望给弟弟配上骨髓的是我,那样可以让我为弟弟,为家里多做点,每天都在努力说服自己要打起精神,不许再颓废,弟弟的病会好的……”
她还想起了离家多年未归的父亲。“昨天晚上,梦到我爸爸回来了,他说看到报纸了。我们觉得回来就好,没有人怪他,他最疼我和弟弟了……我爸爸很疼爱我们,尤其是我和弟弟。他做生意很强,可能和他是南方人有点关系吧。他常常教我们学会自强不息,尽管对他还有很多怨恨,但还是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每封邮件的末尾签名总写着“知足者常乐”。
对父亲,三个女儿有着特殊的情感——有爱有恨。弟弟病倒后,她们心里其实很希望父亲能突然回来,帮他们一把,但他们从来都不愿说。有一次,陈强妈妈哭着说:“你说儿子都病成这样,他怎么就不回来呢!阿姨也没有办法,愁得头发都白了。”之前,他们到公安局报过案、报纸上发过寻父的报道,但都没有音讯。
2007年11月20日,经过一段时间的化疗,陈强入舱,等待手术,陈竹英做好了给弟弟捐骨髓的准备,陈春燕从内蒙古请假来医院陪护弟弟。
接到电话,我特意去买了一个红色中国结送给陈强。隔着病房玻璃,通过电话,我和陈强聊起来。陈强笑着说:“哥哥,放心吧。等我病好了,我去看你。”
三个姐姐挤在窗口,隔着玻璃窗,嘱咐舱内的弟弟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陈强,你想吃什么?”“陈强,你把衣服扣子系好了……”舱里舱外,像过节一样。当天,内蒙古一家电视台赶来,用摄像机记录着这一幕。
偷跑
手术很成功。
不到一个月,2007年12月10日,陈竹英就发来一封邮件:“田记者,告诉你两个好消息,第一个是我今天上班了,身体恢复得挺好,目前为止弟弟的手术都还算顺利。第二个就是平安基金的款项拨付到弟弟医院的账户了。您听到这个一定高兴吧?这下后续的治疗又多了份保障,真好。”医生说,陈强后期的治疗,还需要很多钱,他们在医院又给弟弟申请了平安基金。
2008年元旦后,陈强恢复得不错,医生准许他回住处疗养。不过怕感染,他需要单独一间房,住不下,大姐只好先回内蒙古,留下妈妈一个人陪护。
大姐回去那天,在学校的陈春燕发来邮件有些伤感地说:“……在弟弟身边时,看着他每天忍受痛苦,忧郁的表情,却无能为力,很难受。然而,回到学校,又是另一种担心,尽管电话里妈妈每次都说一切都好,我知道如果不好的时候,她也不会和我说。其实,只要弟弟能慢慢地恢复好了,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了。一家人不管能不能聚在一起,只要心在一起,彼此挂念着就足够了。”信的末尾还是“知足者常乐”。
陈强是全家人的挂念。
后来我了解到,骨髓移植手术,对陈强来说,只是万里长征走过了第一步,接下来的排异,陈强的身体还要接受极大的挑战——脸部可能会不停的浮肿,皮肤发黑,起斑。
这是不为我所知的。
直到有一天,陈强突然出现在报社门口。陈春燕带着弟弟,从北京西边的玉泉路跑到东北角的报社,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
见面时,我心里还是一惊,但没有直接说出来,我不敢直视排异后的陈强——他穿着厚厚的棉衣,脸部浮肿,皮肤发黑,我心里一阵发紧。与手术前相比,判若两人。
我问:“你们怎么来了?”
春燕说:“弟弟说恢复得不错,说想来看看哥哥,我就带他来了。”陈强还是不怎么说话,只是冲我腼腆地笑着,他还让姐姐从老家带来几包牛肉干。
后来,我才知道,陈强是背着医生偷跑出来见我的。当时,妈妈吓坏了。“老三对她弟弟好,什么都愿随着他,他说要去,老三胆大,就带他跑出去了。”对常人来说,十几公里的路,不过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然而,对处在排异中的陈强来说,却有生命危险。陈强怕花钱,舍不得打车,一路倒地铁和公交赶过来。
“偷跑”之后,陈强再不敢随便跑出去,让妈妈担心。他们在医院附近的小区租了套两居室,开始静养。
之后,很长时间,我只能通过陈春燕的邮件断断续续地获知陈强的消息。直到陈强再次发来短信说,他要见一见我,我才意识到一些事情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没有白来一趟
隔了几天,6月16日,端午节,去医院给陈强送粽子吃。这次他很意外,不过,我也很意外,意外他精神好了很多,经过化疗,用药,右眼已经能睁开。坐在床边,我们聊得很开心。我以为,他这次还能挺过难关。
7月11日,我给陈强发了一个短信,他没有回。又给他姐姐发了个短信,也没有回。我心里觉得有些不对。
7月15日,闷热的北京突降大雨,雨水打在车窗上,沿着玻璃往下淌。这时,突然接到陈竹英的短信:“田记者,您在北京吗?要是有时间我们想见见您。”看到短信,心头一紧,立刻回电过去,问怎么了?
陈竹英说:“弟弟走了……”
她的声音哽咽着:“弟弟是12号走的。我们准备明天就回老家,妈妈想走前见见您。”
母女四个人挤在医院对面宾馆的一间房里,这次没有弟弟,拥挤的房里,气氛却显得冷冷清清,墙角堆放着几包陈强用过的物品。坐在床角,陈强妈妈说:“走了好!走了好!这下阿姨也想通了,现在他躺在那儿自己也难受,还得拖累他三个姐姐。为了弟弟,这三个女儿到现在都没有找对象。他多活了三年,阿姨知足了!”
去世之前,陈强跟姐姐说:“等我走了,就把骨灰撒到大海里,我还没有见过大海,不要立碑,不要留什么东西,也不用通知同学们,到时候,他们打不通电话,就自然知道了。”第二天,他们的手机全关了。
收拾弟弟的床铺时,陈春燕发现一粒药,那是弟弟每天要吃的进口药,一天两粒,一粒400多元。春燕说:“弟弟他很傻,他最后想给家里省钱,每次吃药只吃一粒。”
至今,陈春燕还在气弟弟不会照顾自己:他就是傻,有时候,妈妈很恼他,你说你是个病号,出门让你10块钱打个车,他都不打。坐公交车,他看见老人,还给人让座。你说你身体好好的,还行,你个病人自己都照顾不了,还要给人让座。
妈妈曾跟陈强开玩笑:“陈强,你看这么多人来帮你,到最后还是没有把你留住,你来这世上一趟,也没给社会做啥贡献。”陈强笑着说:“谁说我没有?起码来这世上这一趟,让医生在我身上做了很多实验,以后他们再治这样的病会多点经验。”
陈强走后,给姐姐和妈妈留下数万元的债务。陈春燕说:“不用再麻烦别人了,我们自己慢慢来还,一定能还清的。”
“我想见一见你”
6月11日,北京酷热,我突然收到陈强发来的一条短信。陈强说:“田大哥,你最近还那么忙吗?我现在又来北京了,大夫说我这次复发了。情况不好,我来了大概一周了。这次是身体不行了。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好了去看你。现在难了。我想见一见你。”
陈强,今年23岁,我三年前结识的一个采访对象,白血病患者。
我直觉陈强的状态不好,发短信问陈强的三姐陈春燕。陈春燕回短信说:“他这次复发,很难控制。他有些话和家人不能说,却和你可以敞开来说。”
赶到医院,陈强的二姐陈竹英在医院门口等我。坐在楼道里,听她讲述陈强这两年的病情变化,这次最严重,可能过不去了。
一年多不见,陈强躺在病床上,手上挂着点滴,左眼已经睁不开了,微微地睁着右眼。手背上打点滴的血管,已经结了茧子。右侧胸前,长出一个大大的疤痕。
陈强的妈妈笑着迎过来,一脸疲惫。这次,她明显老了许多,五十岁刚出头,头发花白,腰弯着直不起来,走路时,右手还得卡着腰。
她说,这次很危险,到北京西站刚下火车,陈强就瘫软在地上,她喊警察帮忙找了辆出租车拉到了医院。
这些天,医生下了好几次病危通知书,家人都没有告诉陈强。她说:“这次想开了,他已经多活了三年,即使能再做骨髓移植,也不做了,实在是个无底洞,他身体受不了,家里也负担不起。”
对自己的病情,陈强很敏感。他在短信里说:“我感觉大夫这次对我态度都不一样,我能感觉到,我妈和姐都不想让我知道。”
坐在床前,我们聊了很多,他一直觉得自己的病拖累了三个姐姐,很过意不去。我试着和他谈些轻松的,故意岔开话题,问他:“你高中时有没有喜欢的女生,有没有谈过恋爱?”“没有,那时还小……”他腼腆地一笑。
话题又回到他的病上:“田大哥,我觉得这次很难过去了……所以想见见你,谢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以前,还想着病好了再去看你,这次看来不行了。”
我在旁边,只能说些无力的鼓励话。
起身,去拿桌上的水果,递给他。他说,口腔里面都溃烂了,吃不了。
贷款救弟弟
事情还得从三年前说起。2007年10月,我还是北京《京华时报》的一名记者。邮箱里收到一条线索,大概意思:弟弟得了白血病,没钱治病,姐姐向社会求救。
在报社,这种求助很多。报道的多了,读者的反应也会越来越淡,但我还是决定见她一面。
下午,她来到报社。一身学生装,穿着朴素,不卑不亢,说话不紧不慢。
开始,我还怀疑她是来骗我的,后来了解到,她叫陈春燕,内蒙古人,正在内蒙古大学读书。弟弟今年20岁,高考前,突然晕倒,确诊是白血病,现在北京道培医院,做手术费得30万元,对他们来说,这是个天文数字。
来报社前,她和俩姐姐跑遍了内蒙古的高校、企业,四处求助,结果,没有募捐到足够的钱。后来,她们又找了很多家媒体呼吁,结果,钱还是远远不够。“但是,弟弟不做手术就活不了多久。”说着,陈春燕哭了出来。
情绪平静下来,陈春燕接着说:“我们姐妹仨什么都没有,家里的房子也卖了,想用个人的社会信用做抵押,向社会上的好心人借30万元救弟弟。”
她们的家庭很奇特,早年,父亲出门做生意,再没有回来。母亲带着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生活。妈妈给幼儿园做饭,一个月600元,供养三个女儿考上了大学,只等着陈强参加高考。高考前,陈强突然病倒,给这个普通家庭重重一击。
身处绝境,三个姐姐希望能向社会贷款,而不是获得捐款。
那借款怎么还?陈春燕列出一张他们姊妹三个的收入清单,包括自己三年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预计的月收入,减去日常的必要支出,和借款人签订借款协议,分期偿还30万元的手术费。
在医院病房,我见到了陈强。
陈强穿着蓝白条的病号服,坐在床头,见人进来,他从床上坐起来,戴上白色口罩。因为长期注射药物,脸部浮肿。
第一次见陈强,他腼腆地笑着。隔着口罩,我问一句,他答一句。陈强妈妈站在旁边,笑着点头,看我们聊。
三个女儿和妈妈在附近租了个小房间,不输液时,陈强暂时离开医院,住在这里,过几天正常人的生活。
避开儿子,在出租屋里谈起儿子的病,刚刚在儿子面前还笑呵呵的母亲,再无法抑制住情绪,说了几句,就泣不成声。为给陈强看病,她把房子卖掉了。“没有儿子,我要房子还有啥用啊!”
治疗白血病需要做骨髓移植手术。经检测,二姐陈竹英的骨髓和陈强的骨髓完全配对。这一结果,让一家人兴奋不已,这意味着,只要筹够手术费,陈强的身体条件允许,便可以做手术。
然而,30万元的手术费,就像一座大山,压制住他们心里的一点点希望。
“不要再捐了”
其实,她们的经历跟很多因为重病而陷入困境的家庭非常相似。三个姐姐的执意借款,还是让我有些意外。她们似乎并不想亏欠什么。
我在报纸上发出了这个故事,心里也打鼓,不知道效果会怎样。
报道见报当天中午,咨询捐款的电话就开始打进来。陈竹英也打来电话说,有人到医院送了2000元,还有人在她的博客上留言,要账户,要直接给她1万元钱。
陈竹英一家很激动。第二天上午,突然接到陈竹英的电话:“田记者,你赶紧过来一下好不好?”语气很紧急,我问怎么了。陈竹英说,你来了再说吧!
见到陈竹英,她说:“我和妈妈、妹妹商量了一下,决定赶紧告诉你,昨天下午一个人打电话来,要我的账户,给我打了5万元,还有人送来2万元……不到两天,账户里的钱就到了20万元。”
她说:“喊你来,就是妈妈让我赶紧告诉你,赶紧再发篇报道,告诉大家手术费够了。不要再捐了。”之前,家里有剩余的7万元捐款,还有3万元存款,加上这次的20万元,刚好够30万元手术费。
她描述着收到捐款前后的情形,声音有些颤抖。捐款的人,跟她要了个人账号便把钱直接打给她,甚至都没有留下联系方法,只是说现在很难再看见这种姐弟真情和诚信。
陈强妈妈拉住我说:“小田啊,谢谢你啊!阿姨想好了,钱够治病就好了,再多,你说阿姨用不完怎么办啊,给谁还是不给谁啊!良心过不去啊!”
她让女儿带我去工商银行,查看账户里的捐款,我拿出相机,拍下了那个用来救命的数字——20余万元。
筹齐手术费,二姐陈竹英剪短了头发,开始调养身体,准备为弟弟提供骨髓;三姐陈春燕安心地回到内蒙古,继续读书,时常会给我发邮件,说说她的想法和弟弟的病情。
2007年11月4日,手术临近,陈春燕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说:“好希望给弟弟配上骨髓的是我,那样可以让我为弟弟,为家里多做点,每天都在努力说服自己要打起精神,不许再颓废,弟弟的病会好的……”
她还想起了离家多年未归的父亲。“昨天晚上,梦到我爸爸回来了,他说看到报纸了。我们觉得回来就好,没有人怪他,他最疼我和弟弟了……我爸爸很疼爱我们,尤其是我和弟弟。他做生意很强,可能和他是南方人有点关系吧。他常常教我们学会自强不息,尽管对他还有很多怨恨,但还是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每封邮件的末尾签名总写着“知足者常乐”。
对父亲,三个女儿有着特殊的情感——有爱有恨。弟弟病倒后,她们心里其实很希望父亲能突然回来,帮他们一把,但他们从来都不愿说。有一次,陈强妈妈哭着说:“你说儿子都病成这样,他怎么就不回来呢!阿姨也没有办法,愁得头发都白了。”之前,他们到公安局报过案、报纸上发过寻父的报道,但都没有音讯。
2007年11月20日,经过一段时间的化疗,陈强入舱,等待手术,陈竹英做好了给弟弟捐骨髓的准备,陈春燕从内蒙古请假来医院陪护弟弟。
接到电话,我特意去买了一个红色中国结送给陈强。隔着病房玻璃,通过电话,我和陈强聊起来。陈强笑着说:“哥哥,放心吧。等我病好了,我去看你。”
三个姐姐挤在窗口,隔着玻璃窗,嘱咐舱内的弟弟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陈强,你想吃什么?”“陈强,你把衣服扣子系好了……”舱里舱外,像过节一样。当天,内蒙古一家电视台赶来,用摄像机记录着这一幕。
偷跑
手术很成功。
不到一个月,2007年12月10日,陈竹英就发来一封邮件:“田记者,告诉你两个好消息,第一个是我今天上班了,身体恢复得挺好,目前为止弟弟的手术都还算顺利。第二个就是平安基金的款项拨付到弟弟医院的账户了。您听到这个一定高兴吧?这下后续的治疗又多了份保障,真好。”医生说,陈强后期的治疗,还需要很多钱,他们在医院又给弟弟申请了平安基金。
2008年元旦后,陈强恢复得不错,医生准许他回住处疗养。不过怕感染,他需要单独一间房,住不下,大姐只好先回内蒙古,留下妈妈一个人陪护。
大姐回去那天,在学校的陈春燕发来邮件有些伤感地说:“……在弟弟身边时,看着他每天忍受痛苦,忧郁的表情,却无能为力,很难受。然而,回到学校,又是另一种担心,尽管电话里妈妈每次都说一切都好,我知道如果不好的时候,她也不会和我说。其实,只要弟弟能慢慢地恢复好了,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了。一家人不管能不能聚在一起,只要心在一起,彼此挂念着就足够了。”信的末尾还是“知足者常乐”。
陈强是全家人的挂念。
后来我了解到,骨髓移植手术,对陈强来说,只是万里长征走过了第一步,接下来的排异,陈强的身体还要接受极大的挑战——脸部可能会不停的浮肿,皮肤发黑,起斑。
这是不为我所知的。
直到有一天,陈强突然出现在报社门口。陈春燕带着弟弟,从北京西边的玉泉路跑到东北角的报社,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
见面时,我心里还是一惊,但没有直接说出来,我不敢直视排异后的陈强——他穿着厚厚的棉衣,脸部浮肿,皮肤发黑,我心里一阵发紧。与手术前相比,判若两人。
我问:“你们怎么来了?”
春燕说:“弟弟说恢复得不错,说想来看看哥哥,我就带他来了。”陈强还是不怎么说话,只是冲我腼腆地笑着,他还让姐姐从老家带来几包牛肉干。
后来,我才知道,陈强是背着医生偷跑出来见我的。当时,妈妈吓坏了。“老三对她弟弟好,什么都愿随着他,他说要去,老三胆大,就带他跑出去了。”对常人来说,十几公里的路,不过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然而,对处在排异中的陈强来说,却有生命危险。陈强怕花钱,舍不得打车,一路倒地铁和公交赶过来。
“偷跑”之后,陈强再不敢随便跑出去,让妈妈担心。他们在医院附近的小区租了套两居室,开始静养。
之后,很长时间,我只能通过陈春燕的邮件断断续续地获知陈强的消息。直到陈强再次发来短信说,他要见一见我,我才意识到一些事情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没有白来一趟
隔了几天,6月16日,端午节,去医院给陈强送粽子吃。这次他很意外,不过,我也很意外,意外他精神好了很多,经过化疗,用药,右眼已经能睁开。坐在床边,我们聊得很开心。我以为,他这次还能挺过难关。
7月11日,我给陈强发了一个短信,他没有回。又给他姐姐发了个短信,也没有回。我心里觉得有些不对。
7月15日,闷热的北京突降大雨,雨水打在车窗上,沿着玻璃往下淌。这时,突然接到陈竹英的短信:“田记者,您在北京吗?要是有时间我们想见见您。”看到短信,心头一紧,立刻回电过去,问怎么了?
陈竹英说:“弟弟走了……”
她的声音哽咽着:“弟弟是12号走的。我们准备明天就回老家,妈妈想走前见见您。”
母女四个人挤在医院对面宾馆的一间房里,这次没有弟弟,拥挤的房里,气氛却显得冷冷清清,墙角堆放着几包陈强用过的物品。坐在床角,陈强妈妈说:“走了好!走了好!这下阿姨也想通了,现在他躺在那儿自己也难受,还得拖累他三个姐姐。为了弟弟,这三个女儿到现在都没有找对象。他多活了三年,阿姨知足了!”
去世之前,陈强跟姐姐说:“等我走了,就把骨灰撒到大海里,我还没有见过大海,不要立碑,不要留什么东西,也不用通知同学们,到时候,他们打不通电话,就自然知道了。”第二天,他们的手机全关了。
收拾弟弟的床铺时,陈春燕发现一粒药,那是弟弟每天要吃的进口药,一天两粒,一粒400多元。春燕说:“弟弟他很傻,他最后想给家里省钱,每次吃药只吃一粒。”
至今,陈春燕还在气弟弟不会照顾自己:他就是傻,有时候,妈妈很恼他,你说你是个病号,出门让你10块钱打个车,他都不打。坐公交车,他看见老人,还给人让座。你说你身体好好的,还行,你个病人自己都照顾不了,还要给人让座。
妈妈曾跟陈强开玩笑:“陈强,你看这么多人来帮你,到最后还是没有把你留住,你来这世上一趟,也没给社会做啥贡献。”陈强笑着说:“谁说我没有?起码来这世上这一趟,让医生在我身上做了很多实验,以后他们再治这样的病会多点经验。”
陈强走后,给姐姐和妈妈留下数万元的债务。陈春燕说:“不用再麻烦别人了,我们自己慢慢来还,一定能还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