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３日那一天，天空特别晴朗。我们工商联的几十位委员与其他2000多名政协委员一起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我们的心里是喜洋洋的。这种喜洋洋的感觉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因为国家的好政策，使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的心里比以前更踏实了。
　　民营企业，曾作为有益的补充，补充就让人觉得可有可无，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而现在，作为重要的建设力量，就不同了，重要的力量是不能没有的。这种感觉很重要。由于有了这种感觉，这次会议期间，企业家在一起讨论最多的就是进一步投资和发展的问题。这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做大企业的同时，还要考虑在哪个国家办个护照、哪个国家更安全。我的一些离开祖国的朋友回来了，他们走出去之后才发现还是中国最安全、还是中国好挣钱。
　　20多年来，我和我的企业以各种形式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从最初在农户墙壁上大笔刷写饲料广告到现在的投资房地产，一路走来，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与时俱进和社会的认同。
　　几千年以来，咱们的史书上，咱们的文学作品里，对商人的评价总是不高，总觉得商人都是不好的，都是为富不仁的，总之，商人是被看不起的。确实有些商人弄虚作假、短斤少两、以次充好……
　　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同，仅靠国家的好政策还不行，还要看我们自身是否能做好，我们对国家是否有贡献，对社会公益事业是否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994年，国家颁布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那个时候，我正在北京开工商联会议。我找到几位民营企业家，我说：我们是好政策的受益者，我们是否应该做一些我们能够做的事儿以回报社会？大家觉得非常好。结果我联合了九位民营企业家发起了一个叫“光彩事业”的倡议。我们把先富起来的人的一部分财力、一部分经验带到相对贫困的地区，在那里投资建厂，在那里招收员工，在那里按章纳税……如果，我们先富起来的人都去做这些事情，渐渐地，我们的商人就会被认同。
　　说实话，一个人，当钱已经能够满足他的生活需要的时候，钱就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就是被人尊重，被社會认同了。拥有亿万财富的喜悦与红薯丰收的喜悦，在内心的感受上是一样的。
　　作为“富人”群体，在考虑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应该考虑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能够得到这样的财富？一个很富有的人忽然变得没有财富了，如果这个人是我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不管做什么，哪怕我去扫大街，人家都会觉得：这个人的年龄虽然大了一点，但工作挺认真，地扫得也很干净，而且还能提出一些绿化的建议。他们有可能会提升我当组长，接着，他们发现我还有一定的管理能力，有可能还会继续提升我做副经理，之后，他们说不定就会给我加工资。
　　我们是做养殖业起家的，我们养鹌鹑，我们看着鹌鹑下蛋，我们把它们卖出去，再一分钱、一分钱攒起来；我们要生产饲料，要给它们吃补药，要给它们打扫卫生，还怕它们生病了……多不容易啊，每挣一分钱都不容易。有了这种经历，我们就相对能吃苦，就能够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去创业。
　　现在，我们不但做农业产业，还做金融投资业、房地产业、零售业，这些产业是城市产业，需要给外界好的形象。以前我不喜欢穿西服、打领带，觉得穿起来不舒服。我的下属就批评我不带个头，说人家做房地产的，都穿皮鞋、穿西装、打领带，连走路都是很有姿势的。我想了一下，接受了。不然的话，人家怎么会相信你呢？你的车那么破，会不会你建的房子也那么破呢！所以我就买了辆奔驰，平时自己开，有时接待客人用。
　　现在，对我而言，在钱的数字后面再加一个零和再加两个零没有什么区别。我在民生银行一年的分红就有好几千万，也就是说，我不做其他的公司，也可以活得很舒服。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把挣钱、只把活得舒服当作他追求的惟一目标，那就太悲哀了。我觉得，支撑一个人不断前进的应该是梦想和信念。
　　实际上，一个人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比如说我喜欢吃麻婆豆腐、回锅肉、水煮萝卜，吃这些东西，我就高兴，我就吃得饱（即使你现在花几万块钱请我吃一顿，我也不会觉得有多好）。我小时候家里穷，七口人就靠父亲的工资维持全家生计，因此，我尽可能帮助家里做一些事儿：捡煤渣，打零工。20岁之前，我只穿过草鞋，几乎没穿过新衣服。我对我妈说：要是今后能够一周吃一顿回锅肉、两天吃一次麻婆豆腐就好了。我问我妈：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是不是能实现？我妈说：大概能够吧。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待财富。去年，我去四川西昌，在一个山坡上，我看见一对老夫妻，他们在挖红薯，挖起来的红薯特别大、特别多，他们特别高兴，我就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特别幸福，因为他们种的红薯丰收了，尽管他们可能卖不了多少钱。但那种丰收的喜悦，跟拥有亿万财富的喜悦，我觉得在内心的感受上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区别。
　　（实习编辑 许舜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