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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名字。
只知道自己姓徐。10岁前，在父母跟前，依排行，被唤作“二毛”。不满十岁，作为童养媳，跨进邓家门槛，依照未圆房的丈夫排行，改作“四毛”。这个“毛”字，念轻声，是尾音，衬词，无实际意义。
这个被未来的婆婆和嫂子们唤作“四毛”或者“徐四”的小女孩，就是我的祖母。她们对黄皮寡瘦的“四毛”，没有一点好感。
那时候，女孩子最要紧的是要有一双小脚。这件本来由母亲或姐姐帮助的事情，离家后由婆婆和嫂子来“帮忙”，执行过程中就多了几分残忍，少了几分温柔。“帮忙”的人恨不得毕其功于一役，将手中的白布勒紧、勒死，把正在成长的骨头勒碎、勒酥。她忍住钻心的疼痛，痛得在床上打滚，但是不敢哭出声。因为她懂得，小脚就像女人的衣饰，这份苦，必须吃。
日常生活中，洗衣、煮飯、做针线，农忙时节插秧、割谷、收麦，她一样都不少干。数九寒冬，家里其他女人，都不想起床做饭，婆婆吼：“四毛，把黄心菜和蒜苗拿到塘里洗干净！”她赶紧揉揉发涩的眼睛，把菜提到池塘边，砸开冰窟窿，在水里一片片地摆净，任刺骨的冰凉，穿透全身。炎炎烈日的三伏天，棉花和荒草竞相成长，大嫂不客气地喊：“徐四毛，你再不去媷草，草都把棉花埋住了，看你冬天穿啥？”男人赶早打柴，鸡叫三遍起床煮饭的是她;逢年过节，一家人衣物缝洗浆补，熬到半夜睡觉的还是她……
她隐忍着，隐忍着缠小脚钻心的疼痛，默默地做家务;她盼望着，盼望着在外当兵吃粮的夫君，早日回家圆房，为自己撑起一片天。
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等来的，是一个晴天霹雳：丈夫为避战乱，独自去了江西，并在那里娶妻生子。
她想逃离这个世界，可是眼前身后已没有任何退路。
娘家仅剩一个未成年的弟弟，没有其他亲人为她撑腰，她没有地方可以去。命运留给她的只能是暗自饮泣。
她承认，这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
公婆征求她的意见：以邓家女儿的身份，把她嫁出去。
她说：我生是邓家人，死是邓家鬼，哪儿也不去！
公公最后确定，由她独立门户，把大儿子家的老三过继立嗣，为她养老送终。
就这样，一位没有事实婚姻的女孩，经过家族成员之间一个庄严的仪式，突然间由受气的媳妇，变成了执掌家庭的一家之主。从此，她不仅要履行母亲和婆婆的职责，还要守住这份家业，让这个家庭血脉延续。
我不知道，祖母当时是怎么想的，她对于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是否有足够的认知。管“儿子”，有现成的家规礼数，有远亲近邻的帮助，相对容易。可当婆婆管儿媳妇，绝不是一件小事。新社会的女孩子，接受了自由平等的观念，再用“三从四德”的观念要求她们，肯定不现实。加上儿媳妇性格刚烈，不愿意服从指挥，日子便过得疙疙瘩瘩。
我的出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矛盾。深夜子时，当我亮着嗓子挣扎着小手向这个世界报道，祖母将我的乳名定为“光”，学名最后一个字叫“太”。宗亲说，祖母完成了延续邓氏血脉的任务，孙子为她在去世的公婆面前，争了光，还要让孙子铭记曾祖父母（我称太太）的恩德。祖母听到这种议论，始终微笑不语。
身材魁伟、性格内向、为人谦和的父亲，夹在两位亲人中间，既不能和养母顶嘴被视为不孝，也不能压着妻子不让她说话，整天沉默不语。1966年，信阳大旱，父亲在车水过程中，因劳累过度，离开人世，距离我出生，仅仅964天。
没有男人的家庭，顿时失去了顶梁柱。
无论如何，日子还要过。母亲忙于应付田地里的体力活，平常带我的任务，就落到祖母身上。我自出生100天开始生病，母亲把我抱在怀里，总感觉肚脐眼往外冒热气。祖母在厨房里，取3根筷子，放在盛一小半水的碗里，撩起水让筷子在碗里站立起来，嘴里不停地祷告，求阴间的先人保佑我孙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您的恩德他永世不忘，等他长大为你们烧纸敬香。疾病导致营养不良，我整天一副病恹恹的样子，祖母三天两头请大夫到家里来，不是给我扎银针，就是让我吃中药。母亲后来说，为我熬过的药渣，够装几麻袋。因为肠胃还好，我吃饭比较挑剔，只吃米不吃面。祖母便想方设法找来大米，熬成汤，一勺一勺地喂。
母亲还完了父亲去世时家里欠下的债务，另外组建了家庭。我便成了祖母身边唯一的依靠。1969年泼河水库建成蓄水，我和祖母被异地安置到10多里外的大余湾。
按照政府规定，我和祖母属无劳动能力、无生活保障的“五保户”，可是搬家后，吃、穿、住、医到最后的葬，一样也没有保。祖孙俩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住房，暂时借住在村民家，夜晚，一只蜈蚣爬进被窝，把我咬了一口，无法止痛，我硬是啼哭了一天一夜;搬家时，原来的生活用具被损坏，只好东拼西凑或者借用。
为了挣工分，祖母每天要拐着小脚，和青壮劳力一起上地、下田干活。我跟在她身后边玩耍，乡亲们开玩笑，说祖母带着小尾巴。祖母说，那不是尾巴，是我的命根子！晚上睡觉，祖母让我睡在被窝的另一头，把我的腿绷得直直的，不让我动弹。我刚蜷回来，又被她强拉回去，祖母说，这样睡，你会长得更快更高。到了秋收时节，劳动力多的家庭，首先分得颗粒饱满的稻谷，轮到我们祖孙俩，总是又瘪又潮的下脚扬子。眼看这些稻谷，根本填不饱祖孙俩的肚子，为了不让祖孙俩饿死，大队便开出一张介绍信，让我和祖母到乡民政助理那里，和残疾军人、烈军属一起，排队等候批救济款。不是所有应该救济的人，都能够得到及时救助，反而是那些有权势的人，不应该救助却领到了钱。一次没有等两次，两次没有等三次……祖孙俩就这样，在拥挤的人堆中，被推来搡去。
饥饿的鞭子，不时在心底抽起，让人无法躲避。我一位未出五服的叔叔，在公社上班，到开饭时间，和同事一起拿着餐具高高兴兴地向食堂走去。我跟在他身后，大声地喊“大佬”，他回头看一眼我们奶孙俩，吃惊地问，你们怎么来了？我闻着食堂里飘出诱人的香味，嘴角直流口水，祖母像木头一样坐在那里，没有搭腔。 终于等到救济款下来，多则5元少则3元，这笔钱，勉强可以让祖孙俩的日子，不至于塌陷。领救济款需要签字盖章，祖母不识字，我写不好字，于是祖孙俩去刻私章，我第一次知道祖母的名字：邓徐氏。有次领救济款回来，途中上厕所，我把祖母的私章弄丢了，觉得有私章才能领到钱，有钱才能活命，我如今弄丢了祖母的私章，从此肯定活不成，急得号啕大哭。回到家，祖母问明原因，笑着安慰我，领回的钱，也是用在你身上。明天上街，花两角钱再刻一个章，就用你的名字。
到了上学的年龄，祖母发愁我的学费。学校根据国家政策，免除了我的杂费，但书杂费是必须要交的。于是，上学来回的路上，或者节假日陪祖母干农活，我又多了一项任务：捡废纸。把能够抻平的纸压实，不管红色、绿色还是白色的，用线缝起来，写完作业练毛笔字;上面有字的积攒起来，拿到街上的废品收购站，换来3、5角钱，买作业本。老师说，字典是无声的老师，上面有很多知识，我就把积攒的钱，买了一本《新华字典》，遇到不认识的字，依照偏旁部首去查，读不出拼音，找同页码认识的字，猜出它的读音。就这样，比同龄人多认不少字，老师夸我聪明，其实是字典的功劳。学期末，当我拿到奖状给祖母看时，她笑得合不拢嘴。乡亲们鼓励我好好读书，将来考个状元，为奶奶争光。祖母嘴里感叹：“那需要多少块豆腐垫脚啊！”眼里却充满了期望。
我一个同学，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抽烟，害怕老师看见，就把课桌掏个洞，上课时，用書本把烟洞盖住，用竹管吸。放学了，带着烟具，躲进竹园继续吸，没有烟叶，就用枯萎的向日葵叶子过瘾。他害怕挨批评，每次都拉我当挡箭牌。我身材瘦小，又处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敢反抗，只好当“应声虫”。这事不知怎么传到祖母耳朵里去了，一天傍晚回到家，祖母说听说你最近长本事了，我心虚不敢接茬，她随即端出一碗用腊肉炒得喷香的米饭，对我说：“你要是觉得米饭好吃，以后就不要抽烟了;你要是觉得烟好抽，以后就不要吃米饭了。”说完去忙活自己的事情。那年头，饭都吃不饱，更不用说腊肉炒米饭了，我一会儿工夫就将满满一碗腊肉炒米饭风扫残云，哪里还去想什么香烟的味道！如今，我参加工作30多年了，无论身在官府还是在学府，我认识的人、接触的面，可以用庞杂来概括，但是，无论和谁接触，我一律不接别人递来的香烟，也从来不给别人敬烟。这在戒烟已经成为时尚的今天，比较容易理解，可要在40年前开始拒绝香烟，或者将一种习惯一直坚持下去，确实需要一点毅力。
在政府和亲友的帮助下，我家的三间瓦房终于盖好了。喜气的燕子，也来到我家房檐做窝，祖母说，祖孙俩的日子有盼头了。没想到，春节前，她却病倒在床上。祖母有气管炎，平日里咳嗽不止，一遇到劳累或着风受凉，咳嗽声能把我的心揪成疙瘩。1971年冬天，信阳下了一场暴雪，山上碗口粗的松树都被大雪压断了，路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祖母躺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呻吟，我每天早晨起床，穿着还没有干透的布鞋，在村里转一圈，拾完一筐粪挣够祖母的工分后，跑回家为祖母烧水做饭。
后来，祖母终于坚持不住了，捎信通知我母亲，把她送到乡卫生院。临走前，母亲把我叫到旁边，叮嘱我把祖母的鞋摆在脚踏板上，方向一定要朝里，意思是祖母能够穿着鞋走回来。到了床前，我竟然鬼使神差地把鞋的方向朝外，放在脚踏板上。
祖母住院后，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每天放学回家，自己烧点开水热点冷饭充饥。晚上睡觉，身子蜷成一团，半夜了被窝还是冰凉的。天亮了，被窝刚有点热气，懒在床上不想起来。乡亲们去村头水井里挑水，路过我家门口，棉鞋踩在厚厚的积雪上，发出“吱吱”的声音。看着他们的身影透过门缝在墙上晃动，我感到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接下来自己应该干什么。
就这样，祖母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1972年农历正月三十病逝于乡卫生院，享年51岁。消息传出，已经迁安到外地的宗亲和四邻乡亲，纷纷前来探望，我在大人的指点下，头缠三尺白布，向每位前来吊唁的人，叩头谢孝。
祖母出殡那天，大雨滂沱。阴阳先生说，我不能前去送葬，害怕祖母对我放心不下，压着棺材不走，让抬棺人受累。于是，我被老姑爷堵在被窝里，动弹不得，听着外面破锣和鞭炮声响起，咬住被子痛哭。
那一年，我刚满9岁。
参加工作后，我很少回家。每年正月十五送灯或清明节上坟，我多不在家。有几次回家，时间比较宽裕，便到祖母的坟前看看，烧点纸钱，燃几炷香，添几抷土，感谢老人家的养育之恩，祈求她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不要为孙子操心。
今年清明节后，二伯母去世，我赶回去送葬，在祖坟地里转了几圈，才找到祖母的坟墓。我扒开被茂密的青草掩盖的墓碑，叩了几个响头，想起祖母的一生，忍不住泪如泉涌。
祖母没有自己的名字，墓碑上刻的是：邓徐氏。
只知道自己姓徐。10岁前，在父母跟前，依排行，被唤作“二毛”。不满十岁，作为童养媳，跨进邓家门槛，依照未圆房的丈夫排行，改作“四毛”。这个“毛”字，念轻声，是尾音，衬词，无实际意义。
这个被未来的婆婆和嫂子们唤作“四毛”或者“徐四”的小女孩，就是我的祖母。她们对黄皮寡瘦的“四毛”，没有一点好感。
那时候，女孩子最要紧的是要有一双小脚。这件本来由母亲或姐姐帮助的事情，离家后由婆婆和嫂子来“帮忙”，执行过程中就多了几分残忍，少了几分温柔。“帮忙”的人恨不得毕其功于一役，将手中的白布勒紧、勒死，把正在成长的骨头勒碎、勒酥。她忍住钻心的疼痛，痛得在床上打滚，但是不敢哭出声。因为她懂得，小脚就像女人的衣饰，这份苦，必须吃。
日常生活中，洗衣、煮飯、做针线，农忙时节插秧、割谷、收麦，她一样都不少干。数九寒冬，家里其他女人，都不想起床做饭，婆婆吼：“四毛，把黄心菜和蒜苗拿到塘里洗干净！”她赶紧揉揉发涩的眼睛，把菜提到池塘边，砸开冰窟窿，在水里一片片地摆净，任刺骨的冰凉，穿透全身。炎炎烈日的三伏天，棉花和荒草竞相成长，大嫂不客气地喊：“徐四毛，你再不去媷草，草都把棉花埋住了，看你冬天穿啥？”男人赶早打柴，鸡叫三遍起床煮饭的是她;逢年过节，一家人衣物缝洗浆补，熬到半夜睡觉的还是她……
她隐忍着，隐忍着缠小脚钻心的疼痛，默默地做家务;她盼望着，盼望着在外当兵吃粮的夫君，早日回家圆房，为自己撑起一片天。
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等来的，是一个晴天霹雳：丈夫为避战乱，独自去了江西，并在那里娶妻生子。
她想逃离这个世界，可是眼前身后已没有任何退路。
娘家仅剩一个未成年的弟弟，没有其他亲人为她撑腰，她没有地方可以去。命运留给她的只能是暗自饮泣。
她承认，这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
公婆征求她的意见：以邓家女儿的身份，把她嫁出去。
她说：我生是邓家人，死是邓家鬼，哪儿也不去！
公公最后确定，由她独立门户，把大儿子家的老三过继立嗣，为她养老送终。
就这样，一位没有事实婚姻的女孩，经过家族成员之间一个庄严的仪式，突然间由受气的媳妇，变成了执掌家庭的一家之主。从此，她不仅要履行母亲和婆婆的职责，还要守住这份家业，让这个家庭血脉延续。
我不知道，祖母当时是怎么想的，她对于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是否有足够的认知。管“儿子”，有现成的家规礼数，有远亲近邻的帮助，相对容易。可当婆婆管儿媳妇，绝不是一件小事。新社会的女孩子，接受了自由平等的观念，再用“三从四德”的观念要求她们，肯定不现实。加上儿媳妇性格刚烈，不愿意服从指挥，日子便过得疙疙瘩瘩。
我的出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矛盾。深夜子时，当我亮着嗓子挣扎着小手向这个世界报道，祖母将我的乳名定为“光”，学名最后一个字叫“太”。宗亲说，祖母完成了延续邓氏血脉的任务，孙子为她在去世的公婆面前，争了光，还要让孙子铭记曾祖父母（我称太太）的恩德。祖母听到这种议论，始终微笑不语。
身材魁伟、性格内向、为人谦和的父亲，夹在两位亲人中间，既不能和养母顶嘴被视为不孝，也不能压着妻子不让她说话，整天沉默不语。1966年，信阳大旱，父亲在车水过程中，因劳累过度，离开人世，距离我出生，仅仅964天。
没有男人的家庭，顿时失去了顶梁柱。
无论如何，日子还要过。母亲忙于应付田地里的体力活，平常带我的任务，就落到祖母身上。我自出生100天开始生病，母亲把我抱在怀里，总感觉肚脐眼往外冒热气。祖母在厨房里，取3根筷子，放在盛一小半水的碗里，撩起水让筷子在碗里站立起来，嘴里不停地祷告，求阴间的先人保佑我孙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您的恩德他永世不忘，等他长大为你们烧纸敬香。疾病导致营养不良，我整天一副病恹恹的样子，祖母三天两头请大夫到家里来，不是给我扎银针，就是让我吃中药。母亲后来说，为我熬过的药渣，够装几麻袋。因为肠胃还好，我吃饭比较挑剔，只吃米不吃面。祖母便想方设法找来大米，熬成汤，一勺一勺地喂。
母亲还完了父亲去世时家里欠下的债务，另外组建了家庭。我便成了祖母身边唯一的依靠。1969年泼河水库建成蓄水，我和祖母被异地安置到10多里外的大余湾。
按照政府规定，我和祖母属无劳动能力、无生活保障的“五保户”，可是搬家后，吃、穿、住、医到最后的葬，一样也没有保。祖孙俩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住房，暂时借住在村民家，夜晚，一只蜈蚣爬进被窝，把我咬了一口，无法止痛，我硬是啼哭了一天一夜;搬家时，原来的生活用具被损坏，只好东拼西凑或者借用。
为了挣工分，祖母每天要拐着小脚，和青壮劳力一起上地、下田干活。我跟在她身后边玩耍，乡亲们开玩笑，说祖母带着小尾巴。祖母说，那不是尾巴，是我的命根子！晚上睡觉，祖母让我睡在被窝的另一头，把我的腿绷得直直的，不让我动弹。我刚蜷回来，又被她强拉回去，祖母说，这样睡，你会长得更快更高。到了秋收时节，劳动力多的家庭，首先分得颗粒饱满的稻谷，轮到我们祖孙俩，总是又瘪又潮的下脚扬子。眼看这些稻谷，根本填不饱祖孙俩的肚子，为了不让祖孙俩饿死，大队便开出一张介绍信，让我和祖母到乡民政助理那里，和残疾军人、烈军属一起，排队等候批救济款。不是所有应该救济的人，都能够得到及时救助，反而是那些有权势的人，不应该救助却领到了钱。一次没有等两次，两次没有等三次……祖孙俩就这样，在拥挤的人堆中，被推来搡去。
饥饿的鞭子，不时在心底抽起，让人无法躲避。我一位未出五服的叔叔，在公社上班，到开饭时间，和同事一起拿着餐具高高兴兴地向食堂走去。我跟在他身后，大声地喊“大佬”，他回头看一眼我们奶孙俩，吃惊地问，你们怎么来了？我闻着食堂里飘出诱人的香味，嘴角直流口水，祖母像木头一样坐在那里，没有搭腔。 终于等到救济款下来，多则5元少则3元，这笔钱，勉强可以让祖孙俩的日子，不至于塌陷。领救济款需要签字盖章，祖母不识字，我写不好字，于是祖孙俩去刻私章，我第一次知道祖母的名字：邓徐氏。有次领救济款回来，途中上厕所，我把祖母的私章弄丢了，觉得有私章才能领到钱，有钱才能活命，我如今弄丢了祖母的私章，从此肯定活不成，急得号啕大哭。回到家，祖母问明原因，笑着安慰我，领回的钱，也是用在你身上。明天上街，花两角钱再刻一个章，就用你的名字。
到了上学的年龄，祖母发愁我的学费。学校根据国家政策，免除了我的杂费，但书杂费是必须要交的。于是，上学来回的路上，或者节假日陪祖母干农活，我又多了一项任务：捡废纸。把能够抻平的纸压实，不管红色、绿色还是白色的，用线缝起来，写完作业练毛笔字;上面有字的积攒起来，拿到街上的废品收购站，换来3、5角钱，买作业本。老师说，字典是无声的老师，上面有很多知识，我就把积攒的钱，买了一本《新华字典》，遇到不认识的字，依照偏旁部首去查，读不出拼音，找同页码认识的字，猜出它的读音。就这样，比同龄人多认不少字，老师夸我聪明，其实是字典的功劳。学期末，当我拿到奖状给祖母看时，她笑得合不拢嘴。乡亲们鼓励我好好读书，将来考个状元，为奶奶争光。祖母嘴里感叹：“那需要多少块豆腐垫脚啊！”眼里却充满了期望。
我一个同学，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抽烟，害怕老师看见，就把课桌掏个洞，上课时，用書本把烟洞盖住，用竹管吸。放学了，带着烟具，躲进竹园继续吸，没有烟叶，就用枯萎的向日葵叶子过瘾。他害怕挨批评，每次都拉我当挡箭牌。我身材瘦小，又处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敢反抗，只好当“应声虫”。这事不知怎么传到祖母耳朵里去了，一天傍晚回到家，祖母说听说你最近长本事了，我心虚不敢接茬，她随即端出一碗用腊肉炒得喷香的米饭，对我说：“你要是觉得米饭好吃，以后就不要抽烟了;你要是觉得烟好抽，以后就不要吃米饭了。”说完去忙活自己的事情。那年头，饭都吃不饱，更不用说腊肉炒米饭了，我一会儿工夫就将满满一碗腊肉炒米饭风扫残云，哪里还去想什么香烟的味道！如今，我参加工作30多年了，无论身在官府还是在学府，我认识的人、接触的面，可以用庞杂来概括，但是，无论和谁接触，我一律不接别人递来的香烟，也从来不给别人敬烟。这在戒烟已经成为时尚的今天，比较容易理解，可要在40年前开始拒绝香烟，或者将一种习惯一直坚持下去，确实需要一点毅力。
在政府和亲友的帮助下，我家的三间瓦房终于盖好了。喜气的燕子，也来到我家房檐做窝，祖母说，祖孙俩的日子有盼头了。没想到，春节前，她却病倒在床上。祖母有气管炎，平日里咳嗽不止，一遇到劳累或着风受凉，咳嗽声能把我的心揪成疙瘩。1971年冬天，信阳下了一场暴雪，山上碗口粗的松树都被大雪压断了，路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祖母躺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呻吟，我每天早晨起床，穿着还没有干透的布鞋，在村里转一圈，拾完一筐粪挣够祖母的工分后，跑回家为祖母烧水做饭。
后来，祖母终于坚持不住了，捎信通知我母亲，把她送到乡卫生院。临走前，母亲把我叫到旁边，叮嘱我把祖母的鞋摆在脚踏板上，方向一定要朝里，意思是祖母能够穿着鞋走回来。到了床前，我竟然鬼使神差地把鞋的方向朝外，放在脚踏板上。
祖母住院后，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每天放学回家，自己烧点开水热点冷饭充饥。晚上睡觉，身子蜷成一团，半夜了被窝还是冰凉的。天亮了，被窝刚有点热气，懒在床上不想起来。乡亲们去村头水井里挑水，路过我家门口，棉鞋踩在厚厚的积雪上，发出“吱吱”的声音。看着他们的身影透过门缝在墙上晃动，我感到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接下来自己应该干什么。
就这样，祖母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1972年农历正月三十病逝于乡卫生院，享年51岁。消息传出，已经迁安到外地的宗亲和四邻乡亲，纷纷前来探望，我在大人的指点下，头缠三尺白布，向每位前来吊唁的人，叩头谢孝。
祖母出殡那天，大雨滂沱。阴阳先生说，我不能前去送葬，害怕祖母对我放心不下，压着棺材不走，让抬棺人受累。于是，我被老姑爷堵在被窝里，动弹不得，听着外面破锣和鞭炮声响起，咬住被子痛哭。
那一年，我刚满9岁。
参加工作后，我很少回家。每年正月十五送灯或清明节上坟，我多不在家。有几次回家，时间比较宽裕，便到祖母的坟前看看，烧点纸钱，燃几炷香，添几抷土，感谢老人家的养育之恩，祈求她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不要为孙子操心。
今年清明节后，二伯母去世，我赶回去送葬，在祖坟地里转了几圈，才找到祖母的坟墓。我扒开被茂密的青草掩盖的墓碑，叩了几个响头，想起祖母的一生，忍不住泪如泉涌。
祖母没有自己的名字，墓碑上刻的是：邓徐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