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是湖北省大悟县人，毛泽东盛赞这个从大别山走出来的大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最好的共产党员”;邓小平夸奖“徐海东同志对党有一颗红心”;江泽民称赞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习近平总书记用“徐海东大将家族牺牲70多人”这个沉甸甸的数字，诠释共产党人的“伟大信仰”。

不做“揣着个人私利装着睡觉而叫不醒的人”

　　崇高的理想、堅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在人民解放军大将的阵列中，徐海东也许是出身最苦的一位。徐家祖辈以烧窑为生，徐海东从6岁就背起箩筐，去野外挖野菜、拾柴草，长大后成了家里第七代窑工。1926年春天，徐海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永远跟党走”便成为他一生不变的入党初心。
　　做共产党人，最硬的脊梁不是骨头而是信仰信念。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革命处于低潮、革命前途变得十分渺茫的背景下，徐海东没有动摇革命信念。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积极动员远亲近邻参加革命，组织起一支仅拥有1支手枪、8发子弹、17个人的队伍。这支湖北省第—支工农武装，后来成为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核心力量。

　　“看一名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首先要看政治上是否站得稳、靠得住。”徐海东是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他从不做“爱惜羽毛”“揣着个人私利装着睡觉而叫不醒的人”，在政治风浪面前称得上是“疾风劲草”“钢铁战士”。1931年9月，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指导下，鄂豫皖苏区在张国焘主持下开始肃反。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面前，人人自危。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旷继勋、许继慎等一个又一个对党忠诚、作战勇敢的党员干部倒在肃反的枪口下。一时间，苏区流传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卫局的人找谈话”的顺口溜，鄂豫皖根据地笼罩着肃反扩大化的阴霾。按照1933年4月鄂像皖苏区的规定，凡是在白区入党的人，都要具体说明入党时间、地点和介绍人，否则都将以假党员论处，轻则开除出党，重则掉脑袋。
　　徐海东是1926年4月在武昌由地下党员吝积堂、李树珍介绍入党的。这两位入党介绍人，一个在1927年的广州起义中牺牲，一个下落不明。时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的徐海东因“入党的情况，现在实在无法找到证明人”，也在接受政治审查，前途未卜。明，在参加省委为总结围攻七里坪教训而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徐海东不顾自己还处在被审查阶段、稍有不慎就有被杀害的危险，指名道姓批评省委书记沈泽民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执行中共中央3月份下达的关于围攻七里坪的错误命令所造成的恶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围攻七里坪43天，红二十五军因饿、病死非战斗减员达3000多人，部队从1.1万人降至6000多人，这是执行错误的一次冒险军事行动造成的恶果。“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阶级队伍搞垮了，领导上要负完全的责任。”徐海东犀利的话语，让沈泽民感到难堪、下不了台。沈泽民当场以“怀疑肃反，反对攻打七里坪，是思想右倾、政治动摇的表现”为由，给徐海东扣上“肃反重点人物”的帽子，将其轰出会场。如果不是此时恰逢敌人来袭，沈泽民亲眼看见徐海东挥刀冲向敌阵的果敢行动，“从政治上肯定”了徐海东，使他的“生命有了保证”，徐海东极有可能成为鄂豫皖肃反扩大化的牺牲品。在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和省委常委之后，徐海东在省委有了发言权，他不怕受牵连，想方设法保护同志。

为党中央“雪中送炭”不含糊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意识强不强，政治品质好不好，不是空洞抽象的，不能看表态，更要看坚定的政治执行。1935年9月，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和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延川县永坪镇胜利会师，随后，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副主任。那年的陕北，天气降温比往年早。11月2日，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在安塞县下寺湾会师当天，天上就飘起雪花。11月中旬就下了场大雪，结了冰。就在徐海东筹划如何解决红十五军团过冬难题时，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向红十五军团借2500元钱。红十五军团的生活本来就很清苦，许多战士还身着单衣，但徐海东从全局出发，从红十五军团仅有的7000元家当中拿出5000元送给了中央。他说：“过去，我们天天想中央盼中央，为了迎接党中央的到来，我们准备3000多人全部牺牲。现在党中央来了，中央有困难，难道我们能不管吗？支援党中央，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保证了党中央，才能保证了中国革命。”一番话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自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领导高度赞扬徐海东坚强的党性，坚定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的担当精神。时隔多年，毛泽东在谈到党中央长征刚到陕北的困难情景时，还说：“那时候，多亏了那5000元钱啊！那真是‘雪中送炭’啊！”

两袖清风朝天去，不愧苍天不负民

　　廉洁自律、廉洁用权、廉洁齐家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质，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是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必备的党性修养。在这方面，徐海东堪称明政德、守公德、严私德的典范。作为我军功勋卓著的高级干部，他时刻牢记党员身份，处处用党员的标准理思想，用党性的尺子量作风，用党规的条框守纪律。
　　在家里，徐海东对子女们管教很严，从不允许子女凭借父辈的功劳去谋求特权。他的大女儿徐文金在新中国成立前被送给—户农民家做了童养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文金得知父亲做了大官，就和丈夫商量着找父亲安排一份好工作。1951年，徐文金在大连见到离别20多年的父亲，把自己想到城里找份工作的想法和盘托出。徐海东对女儿说：“现在刚刚解放，政府负担还很重，你又没有文化，怎能搞特殊化？……你回到农村与乡亲们一道种田有什么不好呢？”于是，徐文金听从父亲的话和丈夫一起回乡继续当农民。从此，无论遇到多大困难，甚至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丈夫因饥饿和疾病离开队世，她始终陪守父训，不向组织伸手。对生活在身边的子女，徐海东也不溺爱。他从不让孩子们乘坐公家为他配备的专车，使用为他配发的信封、信纸和墨水。他教育子女，公家的便宜，私人一分一毫也不能占用。甚至为战争年代牺牲的亲属修建烈士墓，他都认为是“自己家的事”，应该自筹经费，不能麻烦组织，不能沾公家的光。如今，这座靠徐海东自筹经费修建、坐落在湖北大悟县的“徐海东亲属烈士墓”，成为全国唯一一座家族性烈士墓。
　　时间砥砺信仰，岁月见证忠诚。徐海东用一生九次负伤、九死无悔的奋斗，彰显了共产党人信仰的底色，践行了跟党走的理想追求。正如他在《生平自述》中写的：“党把我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使我不安的是为党、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病的时间太久。今后我将像以往，虽然不能再为党更多地工作，但要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