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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职务之外，潘公凯也是水墨画家和史论家，他的画被称为“现代文人画” （高建平语），他也做装置作品，同时，也跨界做建筑和设计，这些是他的“业余爱好”。他习惯从宏观、整体出发看问题，以寻求深层次的解读和把握。谈到对生活的体会，他说职业是有偶然性的，但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却是他最重要的问题。而意义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寻找本身。
作为国画大师潘天寿的二公子，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从小热爱科技和思考的潘公凯，最后走上了水墨画的艺术道路，并且继承了父亲的职业，成为推动美术教育和美术理论建设的重要人物。但是面对各种头衔和荣誉，他始终把自己的作品和人生的其他事情一样看待，认为最艺术之艺术是为人生。
在潘公凯的自传 《守护理想——我的艺术与人生之路》之中，潘先生提到了理想的意义，在整整一代人的理想挫折之后，还要不要，还能不能建立起新的、更靠得住的价值信念和理想追求，这是当年，也是如今的一个重要问题。面对无法找到终极答案的人的意义问题，潘公凯以自己的生存做一个 “实验”，哪怕是最终会消失的 “死火”（鲁迅），也要以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在生的过程中，发出璀璨的光辉，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光明。
S=surface P=潘公凯
S： 您这么繁忙，这种强度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支撑您的力量是什么？
P： 这跟一个人的生活经历非常有关，像我们这一代起起落落很大，经受的锻炼比较多，下乡啊，各种各样的运动啊，各种各样不容易的事情，经历得多了，人的承受能力就会好一些。克服困难的能力就会强一点。这个我想也是时代造成的。所以反过来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最大的问题就是经受的锻炼和压力不够。其实人就得要经受压力，有挑战和考验才会成长。
S： 您的艺术创作都是带有问题的？
P： 我是一个社会责任感比较强的人，也是一种习惯性思维方式，对宏观的问题比较关注，比如说，一般画家老想自己怎么把这张画画好，这张画的内容是什么，用点什么手法、材料，想得比较具体。我想得比较宏观，就是不去想这张画画得怎么样，而去想比如说中国的艺术该怎么发展啊，世界的艺术该怎么发展啊。如果对宏观问题比较关注就会有问题意识。有了问题，你就要想办法思考，论证，推理，希望去解决，去回答这些问题，我的这些作品确实都跟问题有关，事实上都是在回答问题。
S：创作中的自由怎么体现？
P：问题本身是一种自由。所以在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过程中充满了自由的可能性。但也不一定都是自由，为什么？你回答不出来的时候就很不自由。如果你找到了答案，或在找答案的过程当中，你的思想是开放的，是没有拘束的，那么你就是自由的。
S：您之前的经历是非常曲折的，但为什么我在您的作品和文字当中看不到愤怒、不公、委屈等情绪的表达？
P：这实际上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我们这一代人中很多家庭经历都很复杂，不管是名家子弟，还是普通老百姓，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如何面对这些事儿，其实是对每一个人的人性的一个考验。因为人很难左右和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要比你大得多，你没有力量去改变，但是你可以改变自己的认识和思考，改变自己看问题的角度，自己的心态和行为，这个其实是每个人都有的自由。所以萨特说人是自由的，这个人即使在监狱里他其实还是自由的。这个自由就是做出他自己所希望的那个决定，他有做出这个决定的权利。
而人怎么对待自己，对待自己的人生遭遇，包括怎么对待周边的人，是中国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孔夫子、孟夫子的学说当中有很大的篇幅在研究这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尤其是如何面对人生中的苦难，这个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当中一个特别深沉的主题。
S：但是这个事情降临到头上，就必须搞明白。
P：对，就是我在经受这种打击和不公的情况下，不是沉溺于去体会疼痛或委屈，你如果沉溺于疼痛和委屈，你就会愤怒和怨恨，愤怒和怨恨是针对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你想得远，想得深了以后就不是这个问题了，就转换成另外一件事情。情绪反应也不是说一点都没有，但很快就过去了。然后就一直在想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能这么思考既是一个认识的问题，也是一个修炼的问题。
S：这还跟当时社会的教育有关？
P：这个跟小时候的理想主义很有关。我们这代人经受的这种理想主义教育现在回过头去看也挺复杂。这个理想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说它的可行性怎么样，这有很复杂的理论背景，但是对于当时的孩子来说，理想就是理想，因为孩子是相信这些的。他们也没有能力去论证或者怀疑这个理想。 所以理想对于人是非常有用的，理想是力量的源泉。
S：这个理想具体是什么？
P：比如说我读小学初中的时候，就是好学生嘛，当时的说法就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像你们这个年龄的人唱歌的时候可能自己已经不感动了。我们那个时候唱这个歌是很感动的，是真的相信的。所谓共产主义到底什么样，其实也是不太清楚的。我们可以把它替换成另外一个词，比如说未来。对那时的小孩来说，就是觉得自己对未来的社会或者前景是有责任的，信仰的结果就是你觉得你有责任。责任这个东西是很宏大的，要比小小的个人大多了。所以你的生活和学习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想起这个宏大的东西，你就会变得有力量。非常有意思而且值得研究的一件事。
S：这种主人翁意识，社会责任，现在我们觉得很空。
P：这种空是现在的社会对你潜移默化的结果。因为现在的社会都把这个看得很空，孩子们也看得很空。小孩子慢慢地明白了，大人说很空，哦，那很空。而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真实地对待这件事，所以那个时候的孩子不会觉得这个空。
S：也是社会的影响。
P：对啊，大人是那个样子，让他下乡他就下乡，不是硬逼着他去的，有些人是被迫去，但是很多人是非常主动地去的。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心理学的问题。这个研究下去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你有理想，有信仰，这个理想和信仰的目标可能有点虚幻，或者说可能完全虚幻，但是信仰会给你力量这件事是真实的，在历史上已经被无数次地证明过。 S：您骨子里还是在坚持小时候的理想主义，主人翁精神。
P：是的，还是在坚持理想。我不仅是惯性地坚持，而且我是非常理性地思考和研究过这个问题。现在特别强调的是个体的自由，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因为以前对个体的自由强调得不够，我们现在是需要强调的，但是问题就是人并不是强调个体自由以后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其实不是的。我个人觉得，人是需要有理想的，这个理想其实就是这个人自己所认定的意义，就是这个理想对这个人本身有用，这个理想到底是不是在宏观层面上被论证为真理是另一码事。
S：那您有信仰吗？
P：现在信仰本身，信仰的对象太容易被证伪。上帝也被证明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人仍然要去寻找自己的意义所在，或者说仍然要去寻找理想，我现在没有一个现成的、摆在那里的确实的理想，而是我想寻找理想，寻找理想成为理想。
S：《守护理想》 守护的就是这个理想？
P：守护的就是这个寻找理想的理想。
S：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水墨、装置等艺术作品占什么分量？
P：其实关于人生意义的虚无缥缈的东西是我自己最感兴趣的，而画张画做个装置是相对容易的，相对很局部，也很具体；这事儿当然也得做，因为这个就跟职业有关，如果我不是学美术，我可能在种树，可能在搞生物学的实验，同时又在研究天体物理。跨界就跨到别处去了。这种局部的事情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职业本身就是偶然的。
S：其实画不画画，做不做院长，对您来说不是本质问题，您也可以干别的，但是思考的问题不变？
P：对的，还要继续想。画画，做建筑等做起来乐此不疲，这些都是我的生活的组成部分，我是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但是我最想思考也最难思考的问题是背后的抽象的问题，特别宏大的问题。
S：人的意义问题。
P：对呀。就是人的意义，个体的意义。现在这个问题特别难思考了。从科学的角度一再证明，人的存在本身都是偶然的，整个人类，整个地球需不需要存在都是问题。地球是可以不存在的，人也是可以不存在的，宇宙还这样。那我们这个地球存在了，人存在了，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意义呢？恩格斯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到现在也还是对意义很好的解释，宇宙当中，以铁的必然性，产生出思维者的精神，这是宇宙当中最微妙最神奇最复杂的花朵，但是宇宙又会以铁的必然性把它毁灭掉，还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又重新把它生长起来。恩格斯那个年代天体物理学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他已经能够想得这么远，就是整个地球整个人类生存也没有什么，它会消亡，还会产生。但它是一朵花，是特别精致的一个玩意儿。
S：在这个过程当中，自我超越特别重要，您曾提到今天手工艺是个人自我超越的途径？
P：技艺是有难度的，就是一个自我挑战的过程，是设定目标达到、再设定的过程，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实现自我、要求自我和超越自我，是本质上人提升自己和修炼自己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会给人带来快感。
S：在物质生活极大变化的背景下去倡导手工艺，也是一种在弥散大环境下的生成？
P：宏观上来看也是一种小小的努力，手工艺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有局限性，是非常有限的一个范围，比如说做陶器，做泥坯，做了几千年还是这么做，你用机器来做，意义就没有了，必须用手做。用手做的过程中，它的局限性使它具有挑战性，它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比如说做圆了，我老做不圆，我今天就把它做圆了，今天就特别开心，因为我昨天就是做不圆，今天怎么就做圆了呢，这个小小的愉快是因为它的局限性而产生的。手艺可以弥补现在过分科技化自动化的状态。人可以回到一种比较本来面目的状态当中去。
S：您在自传中提到了“绝望的抗战”，您的生活也可以比喻成一个抗战，您从中获得了什么？
P：也有一种在当中获得自我肯定的感觉，其实那不是简单的愉悦，如果我能做到我所希望的状态，我当然还是高兴的。因为其实做人是最难的，做人要比完成一件具体的工作更难，希望自己人生过得有意义，至于说为什么要追问意义，也很难回答，也可以没有意义地过完一生，吃喝玩乐，也不是不可以。那么为什么要有意义呢？在我，我把这理解成一个习惯，我就长成这个样子，意义对我很重要，我还是希望去寻找意义。如果说我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做得比较好，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份奖赏。
作为国画大师潘天寿的二公子，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从小热爱科技和思考的潘公凯，最后走上了水墨画的艺术道路，并且继承了父亲的职业，成为推动美术教育和美术理论建设的重要人物。但是面对各种头衔和荣誉，他始终把自己的作品和人生的其他事情一样看待，认为最艺术之艺术是为人生。
在潘公凯的自传 《守护理想——我的艺术与人生之路》之中，潘先生提到了理想的意义，在整整一代人的理想挫折之后，还要不要，还能不能建立起新的、更靠得住的价值信念和理想追求，这是当年，也是如今的一个重要问题。面对无法找到终极答案的人的意义问题，潘公凯以自己的生存做一个 “实验”，哪怕是最终会消失的 “死火”（鲁迅），也要以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在生的过程中，发出璀璨的光辉，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光明。
S=surface P=潘公凯
S： 您这么繁忙，这种强度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支撑您的力量是什么？
P： 这跟一个人的生活经历非常有关，像我们这一代起起落落很大，经受的锻炼比较多，下乡啊，各种各样的运动啊，各种各样不容易的事情，经历得多了，人的承受能力就会好一些。克服困难的能力就会强一点。这个我想也是时代造成的。所以反过来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最大的问题就是经受的锻炼和压力不够。其实人就得要经受压力，有挑战和考验才会成长。
S： 您的艺术创作都是带有问题的？
P： 我是一个社会责任感比较强的人，也是一种习惯性思维方式，对宏观的问题比较关注，比如说，一般画家老想自己怎么把这张画画好，这张画的内容是什么，用点什么手法、材料，想得比较具体。我想得比较宏观，就是不去想这张画画得怎么样，而去想比如说中国的艺术该怎么发展啊，世界的艺术该怎么发展啊。如果对宏观问题比较关注就会有问题意识。有了问题，你就要想办法思考，论证，推理，希望去解决，去回答这些问题，我的这些作品确实都跟问题有关，事实上都是在回答问题。
S：创作中的自由怎么体现？
P：问题本身是一种自由。所以在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过程中充满了自由的可能性。但也不一定都是自由，为什么？你回答不出来的时候就很不自由。如果你找到了答案，或在找答案的过程当中，你的思想是开放的，是没有拘束的，那么你就是自由的。
S：您之前的经历是非常曲折的，但为什么我在您的作品和文字当中看不到愤怒、不公、委屈等情绪的表达？
P：这实际上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我们这一代人中很多家庭经历都很复杂，不管是名家子弟，还是普通老百姓，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如何面对这些事儿，其实是对每一个人的人性的一个考验。因为人很难左右和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要比你大得多，你没有力量去改变，但是你可以改变自己的认识和思考，改变自己看问题的角度，自己的心态和行为，这个其实是每个人都有的自由。所以萨特说人是自由的，这个人即使在监狱里他其实还是自由的。这个自由就是做出他自己所希望的那个决定，他有做出这个决定的权利。
而人怎么对待自己，对待自己的人生遭遇，包括怎么对待周边的人，是中国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孔夫子、孟夫子的学说当中有很大的篇幅在研究这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尤其是如何面对人生中的苦难，这个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当中一个特别深沉的主题。
S：但是这个事情降临到头上，就必须搞明白。
P：对，就是我在经受这种打击和不公的情况下，不是沉溺于去体会疼痛或委屈，你如果沉溺于疼痛和委屈，你就会愤怒和怨恨，愤怒和怨恨是针对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你想得远，想得深了以后就不是这个问题了，就转换成另外一件事情。情绪反应也不是说一点都没有，但很快就过去了。然后就一直在想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能这么思考既是一个认识的问题，也是一个修炼的问题。
S：这还跟当时社会的教育有关？
P：这个跟小时候的理想主义很有关。我们这代人经受的这种理想主义教育现在回过头去看也挺复杂。这个理想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说它的可行性怎么样，这有很复杂的理论背景，但是对于当时的孩子来说，理想就是理想，因为孩子是相信这些的。他们也没有能力去论证或者怀疑这个理想。 所以理想对于人是非常有用的，理想是力量的源泉。
S：这个理想具体是什么？
P：比如说我读小学初中的时候，就是好学生嘛，当时的说法就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像你们这个年龄的人唱歌的时候可能自己已经不感动了。我们那个时候唱这个歌是很感动的，是真的相信的。所谓共产主义到底什么样，其实也是不太清楚的。我们可以把它替换成另外一个词，比如说未来。对那时的小孩来说，就是觉得自己对未来的社会或者前景是有责任的，信仰的结果就是你觉得你有责任。责任这个东西是很宏大的，要比小小的个人大多了。所以你的生活和学习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想起这个宏大的东西，你就会变得有力量。非常有意思而且值得研究的一件事。
S：这种主人翁意识，社会责任，现在我们觉得很空。
P：这种空是现在的社会对你潜移默化的结果。因为现在的社会都把这个看得很空，孩子们也看得很空。小孩子慢慢地明白了，大人说很空，哦，那很空。而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真实地对待这件事，所以那个时候的孩子不会觉得这个空。
S：也是社会的影响。
P：对啊，大人是那个样子，让他下乡他就下乡，不是硬逼着他去的，有些人是被迫去，但是很多人是非常主动地去的。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心理学的问题。这个研究下去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你有理想，有信仰，这个理想和信仰的目标可能有点虚幻，或者说可能完全虚幻，但是信仰会给你力量这件事是真实的，在历史上已经被无数次地证明过。 S：您骨子里还是在坚持小时候的理想主义，主人翁精神。
P：是的，还是在坚持理想。我不仅是惯性地坚持，而且我是非常理性地思考和研究过这个问题。现在特别强调的是个体的自由，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因为以前对个体的自由强调得不够，我们现在是需要强调的，但是问题就是人并不是强调个体自由以后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其实不是的。我个人觉得，人是需要有理想的，这个理想其实就是这个人自己所认定的意义，就是这个理想对这个人本身有用，这个理想到底是不是在宏观层面上被论证为真理是另一码事。
S：那您有信仰吗？
P：现在信仰本身，信仰的对象太容易被证伪。上帝也被证明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人仍然要去寻找自己的意义所在，或者说仍然要去寻找理想，我现在没有一个现成的、摆在那里的确实的理想，而是我想寻找理想，寻找理想成为理想。
S：《守护理想》 守护的就是这个理想？
P：守护的就是这个寻找理想的理想。
S：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水墨、装置等艺术作品占什么分量？
P：其实关于人生意义的虚无缥缈的东西是我自己最感兴趣的，而画张画做个装置是相对容易的，相对很局部，也很具体；这事儿当然也得做，因为这个就跟职业有关，如果我不是学美术，我可能在种树，可能在搞生物学的实验，同时又在研究天体物理。跨界就跨到别处去了。这种局部的事情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职业本身就是偶然的。
S：其实画不画画，做不做院长，对您来说不是本质问题，您也可以干别的，但是思考的问题不变？
P：对的，还要继续想。画画，做建筑等做起来乐此不疲，这些都是我的生活的组成部分，我是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但是我最想思考也最难思考的问题是背后的抽象的问题，特别宏大的问题。
S：人的意义问题。
P：对呀。就是人的意义，个体的意义。现在这个问题特别难思考了。从科学的角度一再证明，人的存在本身都是偶然的，整个人类，整个地球需不需要存在都是问题。地球是可以不存在的，人也是可以不存在的，宇宙还这样。那我们这个地球存在了，人存在了，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意义呢？恩格斯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到现在也还是对意义很好的解释，宇宙当中，以铁的必然性，产生出思维者的精神，这是宇宙当中最微妙最神奇最复杂的花朵，但是宇宙又会以铁的必然性把它毁灭掉，还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又重新把它生长起来。恩格斯那个年代天体物理学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他已经能够想得这么远，就是整个地球整个人类生存也没有什么，它会消亡，还会产生。但它是一朵花，是特别精致的一个玩意儿。
S：在这个过程当中，自我超越特别重要，您曾提到今天手工艺是个人自我超越的途径？
P：技艺是有难度的，就是一个自我挑战的过程，是设定目标达到、再设定的过程，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实现自我、要求自我和超越自我，是本质上人提升自己和修炼自己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会给人带来快感。
S：在物质生活极大变化的背景下去倡导手工艺，也是一种在弥散大环境下的生成？
P：宏观上来看也是一种小小的努力，手工艺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有局限性，是非常有限的一个范围，比如说做陶器，做泥坯，做了几千年还是这么做，你用机器来做，意义就没有了，必须用手做。用手做的过程中，它的局限性使它具有挑战性，它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比如说做圆了，我老做不圆，我今天就把它做圆了，今天就特别开心，因为我昨天就是做不圆，今天怎么就做圆了呢，这个小小的愉快是因为它的局限性而产生的。手艺可以弥补现在过分科技化自动化的状态。人可以回到一种比较本来面目的状态当中去。
S：您在自传中提到了“绝望的抗战”，您的生活也可以比喻成一个抗战，您从中获得了什么？
P：也有一种在当中获得自我肯定的感觉，其实那不是简单的愉悦，如果我能做到我所希望的状态，我当然还是高兴的。因为其实做人是最难的，做人要比完成一件具体的工作更难，希望自己人生过得有意义，至于说为什么要追问意义，也很难回答，也可以没有意义地过完一生，吃喝玩乐，也不是不可以。那么为什么要有意义呢？在我，我把这理解成一个习惯，我就长成这个样子，意义对我很重要，我还是希望去寻找意义。如果说我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做得比较好，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份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