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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本翘，字楚南，山西祁县人，中国近代工业的创始人之一。他集官、商、绅为一体，是晋商的代表人物。
渠本翘自幼就读于私塾，并在天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光绪十八年，渠本翘中了进士，此后赴日本留学，曾任清廷驻日本横滨领事。多年的海外经历使渠本翘的眼界、思维远远超过了老一代的晋商。他从传统票号中抽资兴办实业，借助西方的工业文明给晋商的事业中注入了新的血液;还曾牵头晋商票号改组银行，尝试涉足现代金融业。
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渠本翘的众多努力最终也化为泡影。
发源于山西祁县的祁帮商人是我国清代商界一支劲旅，而渠氏是祁帮商人中资财最大的一门。
渠本翘的父亲渠源祯被称为“旺财东”，是渠氏第17代后裔。渠源祯掌家时是渠氏家族的黄金时代，先后开设了茶庄、盐店、绸缎庄、药材行、当铺等众多商号。还另有百川通、三晋源、长盛川等三家票号，分号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甚至涉足海外。
其中，百川通与官员富商连环结保，汇兑银两以官银为主，经营期间，分红利润可观，被誉为中国票号业中的后起之秀。据《清稗类钞》载，1902年，渠家“百川通”每股分红达两万两白银。
虽然“百川通”的经营如日中天，但是渠本翘却看到在外资冲击下，票号前景将难以为继。渠氏父子在商定之后，断然将其中所有股银全部抽走，急流勇退。坊间一时难以理解，议论纷纷。果然，时隔不久，在外资的冲击下，百川通的生意便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
渠本翹用抽走的5000两股银，收购了山西商务局开办的晋升火柴公司，开始投资近代工业。其后太原天合钱庄财东乔雨亭也入股5000两白银，渠本翘也陆续增资，使得“晋升”资本达到了1.8万两。不久，二人将“晋升”改名为“双福火柴公司”，这是山西历史上第一家民族资产阶级兴办的近代工业企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双福火柴公司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渠本翘和乔家以股东方身份获得红利40余万两白银。此后，乔家破产，渠本翘代其还债，双福火柴公司便全部归渠本翘所有。
双福火柴公司的示范效应，引起了当时山西商界人士投资办工业的兴趣，从此山西的近代工业逐步发展起来。
除了创办火柴公司，渠本翘还投身开设了矿务公司。光绪末年，清廷将山西省内几处煤矿的开采权租给了英国福公司，接着又给予福公司修筑铁路权。这一行为遭到了山西人民的极大愤慨，轰轰烈烈的保矿运动就此爆发。
英国福公司慑于山西民众的力量，只好让步，但提出山西必须赔付275万两白银。病入膏肓的清政府只能拿出来150万两，尚有125万两的缺口。关键时刻，渠本翘代山西当局出面向各大票号借款100万两，赎回了矿权。
此后，渠本翘更是牵头集股设立了“山西保晋矿务公司”。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山西各界公推渠本翘为保晋矿务总公司经理。
“保晋矿务公司”也成为山西采煤业第一个使用机械的近代企业。
渠本翘
渠本翘在投身实业的同时，也仍关注票号的发展。
彼时，随着国门的打开，外国资本不断进入，在华的外资银行渐渐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命脉。清政府也先后成立了大清银行、交通银行等，加之各地官银钱号，曾经长期称雄金融界的山西票号已经失去了霸主的地位，日薄西山。当时的山西票号各自为政、势单力薄，而且墨守成规、不思革新，难以与国内外银行抗衡。譬如，清末的几场倒账风潮，外国银行凭借外力，大清银行依仗官势，均规避了风险。唯独山西票号损失众多。
渠本翘久在商埠，见识广泛，视野开阔。广泛号召，大声疾呼，力图聚合山西票号之力组建大银行，把山西票号带到现代金融业的轨道，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为了保障山西票号的权益，以求在市场上立足，渠本翘牵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驻京掌柜集体商议，组建“三晋汇丰银行”。
众掌柜考虑到渠本翘素有盛名，信誉极好，学问、历练在山西省内均是首屈一指;另外，渠本人家道殷实，官阶显耀，可以作为三晋汇丰银行的护符。于是，众人公举渠本翘牵头组建银行。
当时，渠本翘一方面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顺应历史潮流;另一方面亦目睹山西票号的时艰，遂应允此事。在渠本翘的带领下，驻京的山西票号联合上书总号，要求大联合，组建银行，寻求转型。渠本翘本人则多方奔走，亲临各总号，详细陈述合租银行的利益所在，“苦口婆心到处善诱，命晋票号各帮设立银行以保晋人命脉，以护汇业基础”。
但是，晋商总号偏安一隅，因循守旧，未能洞察世事，对组建银行并不热衷，甚至以种种借口加以阻挠，特别是蔚丰厚总号大掌柜毛鸿瀚居然说，“银行之议，系渠某自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
此后，晋商合组银行的倡议化为泡影，渠本翘的努力也付之东流。他从此心灰意冷，再未涉足票号行业。
宣统二年（1910年）夏，清政府“假立宪”成立了典礼院，任命渠本翘为典礼院学士，后又兼任山西大学堂监督。
在此目睹了清廷的腐朽没落之后，渠本翘辞去一切公职，专职经营保晋矿务公司。由于公司创设时，山西当局以亩捐银为担保的借款已经到期，但是迟迟不肯兑现，渠本翘只得以公司资金归还此前借款。本已惨淡经营的保晋公司由于资金不足，更加元气大伤，进退维谷。此后，虽然渠本翘多方筹措，但是仍无起色。渠本翘对矿务经营心灰意冷，遂辞去一切职务。
虽然公司经营不佳，但是渠家历经多年经营，仍是富甲一方。山西军阀阎锡山见渠家家道殷实，遂起攫夺之心，派人在祁县渠家“商借”白银30万两，渠家无奈，只好应允。袁世凯称帝时，曾极力笼络渠本翘，许以高官厚爵，但渠坚辞不受。
此后，渠本翘举家迁往天津，做起了寓公，致力于收藏和著述，再未入仕。民国八年（1919年）病逝于天津。
近代国学大师林琴南，在《祁县渠公墓表》中盛赞他：“少有检格，于文史多有所涉。既遭国变，无聊不平，一寓之于酒，想其酒酣耳热，西望崇陵，血泪填满胸臆矣。”
渠本翘自幼就读于私塾，并在天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光绪十八年，渠本翘中了进士，此后赴日本留学，曾任清廷驻日本横滨领事。多年的海外经历使渠本翘的眼界、思维远远超过了老一代的晋商。他从传统票号中抽资兴办实业，借助西方的工业文明给晋商的事业中注入了新的血液;还曾牵头晋商票号改组银行，尝试涉足现代金融业。
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渠本翘的众多努力最终也化为泡影。
兴办实业
发源于山西祁县的祁帮商人是我国清代商界一支劲旅，而渠氏是祁帮商人中资财最大的一门。
渠本翘的父亲渠源祯被称为“旺财东”，是渠氏第17代后裔。渠源祯掌家时是渠氏家族的黄金时代，先后开设了茶庄、盐店、绸缎庄、药材行、当铺等众多商号。还另有百川通、三晋源、长盛川等三家票号，分号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甚至涉足海外。
其中，百川通与官员富商连环结保，汇兑银两以官银为主，经营期间，分红利润可观，被誉为中国票号业中的后起之秀。据《清稗类钞》载，1902年，渠家“百川通”每股分红达两万两白银。
火柴 渠本翘用5000两股银，收购了山西商务局开办的晋升火柴公司，开始投资近代工业。
虽然“百川通”的经营如日中天，但是渠本翘却看到在外资冲击下，票号前景将难以为继。渠氏父子在商定之后，断然将其中所有股银全部抽走，急流勇退。坊间一时难以理解，议论纷纷。果然，时隔不久，在外资的冲击下，百川通的生意便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
渠本翹用抽走的5000两股银，收购了山西商务局开办的晋升火柴公司，开始投资近代工业。其后太原天合钱庄财东乔雨亭也入股5000两白银，渠本翘也陆续增资，使得“晋升”资本达到了1.8万两。不久，二人将“晋升”改名为“双福火柴公司”，这是山西历史上第一家民族资产阶级兴办的近代工业企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双福火柴公司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渠本翘和乔家以股东方身份获得红利40余万两白银。此后，乔家破产，渠本翘代其还债，双福火柴公司便全部归渠本翘所有。
双福火柴公司的示范效应，引起了当时山西商界人士投资办工业的兴趣，从此山西的近代工业逐步发展起来。
除了创办火柴公司，渠本翘还投身开设了矿务公司。光绪末年，清廷将山西省内几处煤矿的开采权租给了英国福公司，接着又给予福公司修筑铁路权。这一行为遭到了山西人民的极大愤慨，轰轰烈烈的保矿运动就此爆发。
英国福公司慑于山西民众的力量，只好让步，但提出山西必须赔付275万两白银。病入膏肓的清政府只能拿出来150万两，尚有125万两的缺口。关键时刻，渠本翘代山西当局出面向各大票号借款100万两，赎回了矿权。
此后，渠本翘更是牵头集股设立了“山西保晋矿务公司”。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山西各界公推渠本翘为保晋矿务总公司经理。
“保晋矿务公司”也成为山西采煤业第一个使用机械的近代企业。
试组银行
渠本翘在投身实业的同时，也仍关注票号的发展。
彼时，随着国门的打开，外国资本不断进入，在华的外资银行渐渐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命脉。清政府也先后成立了大清银行、交通银行等，加之各地官银钱号，曾经长期称雄金融界的山西票号已经失去了霸主的地位，日薄西山。当时的山西票号各自为政、势单力薄，而且墨守成规、不思革新，难以与国内外银行抗衡。譬如，清末的几场倒账风潮，外国银行凭借外力，大清银行依仗官势，均规避了风险。唯独山西票号损失众多。
渠本翘久在商埠，见识广泛，视野开阔。广泛号召，大声疾呼，力图聚合山西票号之力组建大银行，把山西票号带到现代金融业的轨道，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为了保障山西票号的权益，以求在市场上立足，渠本翘牵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驻京掌柜集体商议，组建“三晋汇丰银行”。
众掌柜考虑到渠本翘素有盛名，信誉极好，学问、历练在山西省内均是首屈一指;另外，渠本人家道殷实，官阶显耀，可以作为三晋汇丰银行的护符。于是，众人公举渠本翘牵头组建银行。
当时，渠本翘一方面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顺应历史潮流;另一方面亦目睹山西票号的时艰，遂应允此事。在渠本翘的带领下，驻京的山西票号联合上书总号，要求大联合，组建银行，寻求转型。渠本翘本人则多方奔走，亲临各总号，详细陈述合租银行的利益所在，“苦口婆心到处善诱，命晋票号各帮设立银行以保晋人命脉，以护汇业基础”。
但是，晋商总号偏安一隅，因循守旧，未能洞察世事，对组建银行并不热衷，甚至以种种借口加以阻挠，特别是蔚丰厚总号大掌柜毛鸿瀚居然说，“银行之议，系渠某自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
此后，晋商合组银行的倡议化为泡影，渠本翘的努力也付之东流。他从此心灰意冷，再未涉足票号行业。
晚年隐居
宣统二年（1910年）夏，清政府“假立宪”成立了典礼院，任命渠本翘为典礼院学士，后又兼任山西大学堂监督。
在此目睹了清廷的腐朽没落之后，渠本翘辞去一切公职，专职经营保晋矿务公司。由于公司创设时，山西当局以亩捐银为担保的借款已经到期，但是迟迟不肯兑现，渠本翘只得以公司资金归还此前借款。本已惨淡经营的保晋公司由于资金不足，更加元气大伤，进退维谷。此后，虽然渠本翘多方筹措，但是仍无起色。渠本翘对矿务经营心灰意冷，遂辞去一切职务。
虽然公司经营不佳，但是渠家历经多年经营，仍是富甲一方。山西军阀阎锡山见渠家家道殷实，遂起攫夺之心，派人在祁县渠家“商借”白银30万两，渠家无奈，只好应允。袁世凯称帝时，曾极力笼络渠本翘，许以高官厚爵，但渠坚辞不受。
此后，渠本翘举家迁往天津，做起了寓公，致力于收藏和著述，再未入仕。民国八年（1919年）病逝于天津。
近代国学大师林琴南，在《祁县渠公墓表》中盛赞他：“少有检格，于文史多有所涉。既遭国变，无聊不平，一寓之于酒，想其酒酣耳热，西望崇陵，血泪填满胸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