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几乎建立于农业基础之上，“以农立国”的思想从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提倡“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开始，通过“崇本抑末”的具体政策变成国之根本。从古至今，中国经济也广泛地同农业部门发生着直接的联系，农业生产的时空演变，始终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上世纪八十年代，史念海在《河山集》中就历史农业地理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秦汉时期农业地区》、《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等文章为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奠定了基础。史先生在担任《国家地图集·历史地理·农业》主编时，也曾指导门下弟子开展区域性断代农业地理的研究，但三十年来国内一直未有一部全国性历史农业地理通史问世，直到韩茂莉新作《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出版方获重要突破。
　　韩茂莉系史念海高足，曾在史先生指导下完成《宋代农业地理》的研究。其后又推出《辽金农业地理》，以打破宋辽金农业地理研究以政权为界、空间上不能形成完整认识的缺憾。然而，断代研究终究无法对中国农业空间历程形成系统完整的认识，基于此，韩茂莉十多年前便着手《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和写作，如今所见成果自然包含了她对诸多相关问题的恒久探索和独立创见。
　　本书涉及面极广，有颇多可圈可点之处。仅以作者的冬小麦研究为例。中国南北方自然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冬小麦自域外传入中国，南北方面临着完全不同的问题。中国北方固然具有旱地作物生长的有利条件，但时至西汉，由于民间缺乏石磨，小麦多整粒煮食，被视作“恶食”，故长期不被当作主要粮食作物，仅在少数地方种植。细究起来，“农为本”的政策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但真正详述农业生产的著述远少于政治史，有数的几部农书及各类历史文献中的只言片语，已使冬小麦生产的研究具备了难度，而考古成果与文献记载不一致又为研究增添了迷局。考古界在“丝绸之路”沿线从新疆到陕西、河南等地不断出土数千年前的小麦籽粒，而西汉人董仲舒却说“今关中俗不好种麦”，这样的矛盾必然导致学界认识的分歧，人们或用今天的农作物地理分布观察历史时期的农业，或对于黄河流域冬小麦种植做出整体的肯定或否定。韩茂莉却另辟蹊径，她从现有观点中走出，提出战国秦汉时期今山东一带是冬小麦的主要分布区，而造成此分布形式的原因在于齐鲁之地具有的人口即劳动力优势。这一见解驱散了笼罩在该问题之上的迷雾。
　　农业问题涉及社会诸多方面，为什么劳动力条件成为制约冬小麦种植的关键因素？韩茂莉的观点是，在小麦被视作“恶食”的时代，但凡种植冬小麦之地多采两年三熟轮作制，多一茬收成，必然增加劳动强度，能够具备如此条件的地方，只有齐鲁之地。她利用《管子·轻重篇乙》中的一段记载论证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已经实行了以冬小麦为核心的两年三熟制。与山东不同，关中地区地处冬小麦从域外传入中国之交通通道，因劳动力缺乏仍然实行以粟为主的一年一熟制；即使西汉晚期，石磨已用于小麦加工，关中已开始种麦，但两年三熟制仍然难以实行。
　　与冬小麦在中国北方传播相关的重要问题之一为两年三熟制出现的时间。一些学者提出两年三熟制出现于汉以后甚至更晚时期，其依据在于《氾胜之书》所载：“凡麦田，常以五月耕，六月再耕，七月勿耕，谨摩平以待种时。”东汉崔所著《四民月令》也有五月“可菑麦田”，六月“可菑麦田”，七月“菑麦田”这样的记载，菑为耕垦之意。《氾胜之书》所记为关中地区，《四民月令》记述的则是以洛阳为中心之域。不错，两部农书都记载了冬小麦收获后不再种植任何作物的现象，无疑两地均属于一年一熟。但关中、洛阳麦后一耕、再耕“摩平以待种时”的一年一熟，并不意味着山东所在的齐鲁之地也如此，无论《管子·轻重篇乙》还是《荀子》的记载都肯定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已实行两年三熟制。韩茂莉就这一问题做出的论证，不仅避免了面对各类记载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而忽略另一面，仿佛走入盲人摸象境地的局面，而且有说服力地解决了一个存有争议的学术问题。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的核心是农业地理，但整个研究并非将农业视作孤立的生产部门，书中对冬小麦南迁的研究，成功地梳理出这一作物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存在多次北人南迁，每当此时，北方与南方之间的物质与文化沟通反而更加明显，冬小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带入南方。由于南方开发的时代特点，每次人口南迁为冬小麦传播带来的结果并不相同。作者注意到东晋南朝的北人南迁不仅主要留居在江淮一带，而且随着南迁人群完成土著化之后，冬小麦南传过程基本停止，融入当地的北方人后代变成了擅长种植水稻的南方农民。用移民土著化，探寻冬小麦在南方的传播进程，在中国学界尚属首次，正是这一别开生面的视角，为研究注入了新思路。中国历史上三次北人南迁的方向虽然相同，但由此带来的冬小麦传播方式却不一样。作者早年曾对江南地区的稻麦轮作制进行过研究，如今再次对这一问题展开详细论述，在肯定稻麦轮作制是冬小麦在南方平原地带传播的重要途径的同时，提出与冬小麦进行一年两熟轮作的只能是晚稻，晚稻为粳稻，对生长条件要求很高，稻麦轮作制初行的宋代，粳稻只能在太湖平原与淮南地带种植，而淮南地带受热量限制，实行一年两熟制不具备条件，这一论证将宋代稻麦轮作一年两熟制的分区地带确定在太湖平原及其毗邻地区。稻麦轮作一年两熟制最初实行区域的确定，成为认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基础。
　　冬小麦研究仅占书中一章，再以作者的水稻研究为例。驯化初期粳、籼两类水稻存在的“上粳下籼”的分布形式，即低处种籼稻，高处种粳稻，至宋代发生了变化，不但太湖平原存粳、籼两类水稻，山区丘陵地带也种有籼稻。对于这样的变化，作者以地理学家的眼光追寻到太湖平原粳、籼水稻并存的原因。粳稻为晚稻，籼稻为早稻，江南一带每年七八月进入洪水期，凡是种在圩田之内的水稻，可以免遭洪水侵袭，均为粳稻；圩田之外没有堤防保护，往往种植六月即可收获的早稻。农业生产立足在土地之上，由此而表现出的地理现象不仅存在于大尺度的宏观问题中，微地貌与小区域的环境变化同样影响农业地理，平原上并种粳、籼两类水稻就是小区域内人工工程发挥作用的结果。至于宋代以来，原本不适宜山地气温的籼稻也能顺利种植在丘陵地带，其贡献来自占城稻，这种环境适应性极强的水稻品种传入中国，不仅改变了传统的“上粳下籼”分布形式，而且对山区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农作物种类林林总总，与粮食作物相比，油料作物的研究始终不为学界重视，对于这一问题，全书总述各类油料作物传播路径、种植地域、加工方式与基本用途之外，关于油用型油菜的研究尤具新意。作者注意到“丝绸之路”开通后，菜用型、油用型两种油菜均传入中国，当菜用型油菜已然成为寻常蔬菜之时，油用型油菜还难以立足，为什么呢？原因是油用型油菜属越冬作物，北方参与两年三熟轮作的越冬作物为冬小麦，没有为油菜留下余地，此时的南方尚未全面开发，地广人稀的环境，一季作物尚难维持，更无余力种植越冬作物。不过，域外农作物传入中国往往不是一次完成，油用型油菜就是一个例子，这种作物早期传入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元代蒙古人再次将它带入中原时，南方早已进入全面开发时期，油用型油菜依凭越冬的生长特点迅速加入到一年两熟轮作中，不但替代了芝麻在南方油料作物中的地位，而且成为南方的主要食用油资源。
　　本书涉及的另一重要内容在于作物间的嬗替。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始终存在，域外传入中国的农作物品种也不断涌现，这些作物获得立足之地，并延伸自己的分布空间，途径大概有两条：一为依托作物独特的环境适应能力，在其他作物无法生存的环境中立足，这类作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铃薯。马铃薯原产于南美洲，它不仅能生长在高纬度寒冷地带，而且可在山地、高原种植，正是这样的原因，马铃薯传入中国不但凭借自己耐寒的生态属性在其他作物无法落脚的地方生存，而且将中国农作物垂直分布界限提升了数百米。第二是依靠新旧作物之间的嬗替。虽嬗替往往存于同类作物之间，但外来作物或以产量见长，或环境适应性强，或品质优良，凡此种种均可导致以新替旧。如玉米传入中国，凭借高产的优势取代了一些地区传统旱地作物粟的位置，这样的嬗替在山区尤其明显。玉米与粟之间的嬗替关系在山区表现十分突出，而棉花与麻类作物之间的取代则具有全方位的特点。棉花传入之前，麻为民间主要的衣着材料，穿着麻布的百姓有“布衣”之称。宋末元初棉花传入之后，凭借柔软、保暖性强的特点迅速推向南北方，不但取代了麻类作物原有的地位，而且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纤维类作物的第一次全面嬗替。纤维类作物第二次全面嬗替出现在棉花内部品种之间，这一次发生在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随着纺织机器引进中国，适应机器高速运转的需要，产于美洲大陆的陆地棉凭借纤维长度的优势取代了原来的中棉。至于油料作物从最初的大麻子、荏子到被芝麻取代，芝麻又相继被油菜子以及大豆、花生取代，数千年内经历了多次的更新。
　　中国大地至少有半壁河山属于非农业生产区，历史上这里活动着众多的非农业民族，这些驰骋在草原上的民族凭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完成了从草原民族到世界征服者的史诗历程。韩茂莉在将视线从农耕区移向这片非农耕区的同时，以全新的思维展开对草原游牧业崛起之前农牧交错带的研究。由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属于环境敏感地带，研究这一带环境的论著很多，与这些研究不同，她提出一个十分重要、却为学界忽略的问题，即农牧交错带不是两种经济生活方式插花式分布，而是表现为劳动者的兼业形式，这一观点的提出揭示了农牧交错带的真正属性。正是这一地理属性，农牧交错带只是草原游牧业的萌生地，而不是真正的游牧空间。
　　无论历史时期的史官，还是今天的学者，对草原民族的生活始终是陌生的，韩茂莉在用她的研究触摸这片陌生的土地时，敏锐地观察到非农耕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同样具有稳定性特征，在没有自然环境重大改变与外来人文力量的冲击下，其原有的经济生活方式不会发生变化。正是这一稳定性特征，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与各有分地的空间原则，以不变的形式沿承下来。数千年之间，游牧民族族属虽几经变换，在草原环境未发生重大改变之前，游牧方式、游牧区域、放牧畜种却保持基本稳定。这一观点的提出，为非农耕区地理问题的研究赋予了新的思考点。
　　本书的研究时段从史前时期到二十世纪中期，前后跨度达数千年，作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仅研读了大量历史文献，而且利用了大量考古成果。雄厚的资料，为这部著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不限于人文科学方法，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也常为作者所用。比如关于云梦泽，这是历史时期长江中游面积最大的湖泊，但自宋代以后逐渐缩小直至消失，本书研究必须解决云梦泽的范围及其与江汉平原的关系问题，然而学界在这一问题上观点并不一致。作者用DEM技术生成了江汉平原地貌图，从而确定云梦泽水体边缘基本保持在三十米等高线附近，为进一步探讨江汉平原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上、中、下卷，韩茂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二年版，15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