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项机制能够提供一个竞争的平台，那种靠照顾、托关系、走门道的干部，以及受到传统观念影响有才不露的干部，也会有所反思和改变。
在成为贵州省毕节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总工程师之前，王成军是贵州盘江煤电集团下属分公司的一名副总工程师。盘江煤电位于六盘水市，与毕节相距数百公里，互不隶属。一次偶然的机会使王成军跨越了这段距离，也拿掉了自己头衔上的“副”字。
2005年的一天，王成军从报纸上看到，毕节正面向全省公开招聘干部。王成军感到这是一次机会。他没有犹豫，很快决定参加这次招聘。
放眼全国，越来越具规模的地方政府公开“选官”，也让“王成军”们找到了更多机会。
中央组织部的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06年底，全国共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1.5万余人，其中厅局级390余人，县处级3800余人。
9月5日，上海市人事局发布公告，称将公开选拔一批副局级领导干部，其中涉及市委党校副校长、市国资委副主任等14个职位。
这种面向社会的“公开选官”渐成蔚然之势。今年，地处偏僻的毕节地区开始面向全国公开选拔县(处)级领导干部10名，职位包括毕节地区行署法制办主任、行署副秘书长、财政局副局长等。
较早前的5月，江苏省也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公选，岗位包括9名省级机关副厅(局)长、6名省属高等学校副校(院)长和5名省属企业高级经营管理者。
湖南的公选也处于进行时。《湖南日报》8月15日报道说，湖南省委决定，今年下半年面向全国、全省公开选拔15名省管领导干部。其中，省直部门正职和副市长提名人选首次纳入公选。
平均29人竞争一个职位
“这是毕节地区首次面向全国公开选拔干部。”毕节地委组织部部务委员邱旭忠在接受采访时说。
毕节地区从1995年开始面向社会公开选拔干部，至今已进行了六次。其中1995年至2001年主要在毕节地区范围内进行，2005年开始的第五次公开招聘扩展到贵州省范围，王成军正好赶上了这次机会。
“前5次公开招聘一共选拔出了39名干部。”邱旭忠说，“而这次面向全国公开招聘的职位多达10个，目前已经收到省外报名表40多份，来自北京、河南、山西、黑龙江、吉林等多个省市。”
“最热门的报名岗位要数地区农业局副局长，收到报名表150多份，其中省外报名已有8人。”邱旭忠说。
毕节地区位于贵州西部，长期以来由于交通落后，导致人才缺乏。邱旭忠说，正是为了改善现状，地委组织部做出了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干部的决定。
相对于毕节，四川省此次的干部公选规模浩大。8月16日，四川省委组织部发布公告:面向全国公开选拔72名县(处)级领导干部。记者从四川省委组织部获得消息，截至报名结束，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300多人报名参选。
四川省委组织部研究室有关负责人透露，经初步资格审查，符合条件的报考者为1817人，62个职位符合开考条件，平均29人竞争一个职位。竞争最为激烈的是内江市农业局副局长，共有113人报名，遂宁市文化局副局长、巴中市政法委副书记、泸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等职位，报考比例均达到80∶1以上。
“这次报考的人员地域分布广、身份覆盖面宽”。虽然报名者仍以党政群机关人员为主，但来自国有企事业单位、高校、非公有制企业的报考者比例也接近四分之一。省外报考者212人，涉及全国25个省区市，占总数的12％，其中，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的报考者有69人。
此次报名对象均系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历者达275人，具有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者206人，竞争之激烈不难想见。
民主测评赞成票低于50％者直接淘汰
回忆起应聘时的情景，王成军的一个强烈感受是“竞争太激烈”——20多人候选，笔试就淘汰了15个，经过第二轮面试，最后只留下了3个。
笔试、面试是每位公选干部必须经历的关卡。事实上，2002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就对公开选拔官员的程序作了规定，经过各地多年的实践，这套程序变得更为成熟和丰满。
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川介绍了此次四川公选的程序:首先是基本知识、基本能力测试，全省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每个职位取前5名进入下一环节，随后是专业能力测试，由各市州统一组织，加上前一考项的得分，每个职位取前3名进入考察程序；最后是体检、考察和任用。
王川将这次公选的模式总结为“3+2”模式。“3”即运用多种现代考试测试手段，对公选对象进行基本知识、基本能力和专业能力测试，“重在考察应试者应知应会的基本知识和归纳概括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对政策法规的掌握运用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等”。
“2”即民主测评、综合评价，重点考察报考者在原单位(部门)的群众公认度，以及报考者个人品行、能力素质、工作实绩、奖惩和廉政方面的情况。“我们还规定，凡民主测评赞成票低于50％者，直接淘汰”。
“伯乐相马”变为“公开赛马”
官员选任制度的变化与我国整体的改革进程息息相关。“在上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多方位的改革。市场经济发展、行政体制改革的需要，也带动了干部人事任用改革。”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记者，“在这个大环境下，原有的论资排辈、照顾平衡的旧人事体制已经不再适用。”
“论资排辈”、“照顾平衡”只是一面，事实上，在旧人事体制下，官员的选任很多时候变成了大领导选小领导，一把手说了算，说好听点是“伯乐相马”。这种模式下，盲目和腐败极易滋生。
竹立家说，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出台后，各省市都在积极学习和探索一整套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中、高级官员选拔任用方式方法。公推公选就是其中的一种。
“黑龙江等省份是当时较早实行的。在2000年以后，各省市已经普遍化地进行运作。”竹立家介绍，“2002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出台以来，公推公选在全国范围内都得到了推广。”
这部条例出台的第二年，2003年的12月16日，经公推公选，孟铁林走上江苏省沛县县长的工作岗位，成为全国首位公推公选的县长。
公选官员将“伯乐相马”变成了“公开赛马”。2004年，江苏省公推公选省发改委副主任一职的过程中甚至引入了电视直播的形式，几位候选人公开进行演讲和答辩。
整个过程经过江苏卫视直播，成为一档热门电视节目。这让公选的过程变得更透明。
防止公选蜕变为“官场秀”
“从2000年到2007年，江苏省共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干部公选，共任用省管干部82人。在历次的公选经历中，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正走向深化和成熟。”江苏省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潘漫对记者说。
在潘漫看来，公选干部是由少数人选官变成多数人选官，由封闭过程变成每一个环节对媒体公开的透明过程。“这项机制能够提供一个竞争的平台，可以有效地改变‘动力缺乏症’的局面，那种靠照顾、托关系、走门道的干部，以及受到传统观念影响有才不露的干部，也会有所反思和改变。”
潘漫与这些公选出来的官员多有接触，他总结这些干部的一个特点是“素质比较高、积极性比较高、群众认同度比较高”。
邱旭忠不止一次提到王成军。他说，初来乍到的王成军不仅没有因为自己是外地人而在工作方法上和其他同事发生冲突，相反，凭借之前自己在煤矿工作的经验，王成军对于煤矿安全监管工作轻车熟路。
“他经常深入煤矿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排除安全隐患，还为毕节地区煤矿安全监管工作提出了很多合理化的建议。”邱旭忠不无感慨，“还是新来的同志想法多啊!”
邱旭忠说，前5次面向社会招聘来的30名干部已经让他们尝到了“新鲜血液”的甜头。“这30名干部表现得都很出色，其中一人被提拔到了副厅级，两人被提拔到了正处级，其他一些工作出色的被调往省级机关。没有一名干部因工作不称职而调离岗位。”
在竹立家看来，公开选官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大官选小官”以及任人唯亲的现象，“但是就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这项政策是弊大于利的，我不太赞同。”
竹立家的观点是，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用考试的方法来对国家公务人员进行入门选拔，都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公推公选作为一项晋升制度，与“零起点”的入门考试有着很大区别。
“有一部分官员，在笔试和面试的时候表现优异，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表现不尽如人意。”竹立家说，“这部分人占的比例，根据我自己查看资料并向相关人士咨询之后的估计，在全国范围内讲，大致达到30％至40％。”
竹立家认为，通过考试来晋升官员的制度使得部分官员将更多精力放在复习上而忽视了工作本身，而“空降”官员使得在一些已经成熟规范的部门中，基层干部缺乏工作动力。“因为高级岗位是很有限的。”
另外，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为了创新而创新，或者掺杂了为个人政绩而追求形象工程等现象，“将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有评论指出，在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科学机制没有形成之前，在民意还不能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公共管理的决策之前，在干部的考核、监督、晋升、退出机制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以各种各样形式出现的“公选”运动，很可能成为新的形式主义，演变为一种“官场秀”。
竹立家认为，要防止公选蜕变为“官场秀”，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的跟进。比如健全监督机制，“不仅需要有内部的监督，还需要有舆论、司法机制、民意机制的外部监督”；健全惩处机制，“意大利一个小城的市长，因为用公车办私事而被无情撤职;1995年，瑞典前女副首相莫娜·萨林用公家的信用卡购买个人衣物，虽事后及时还上，但还是在被记者曝光后不得不下台。”
而更根本的，竹立家的建议是，不妨向国外好的管理体制学习。“与公选依靠笔试、面试、民主评议来晋升的渠道不同，西方国家中高级干部的晋升是通过业绩考核评估来决定的，需要达到一系列指标体系。”
“我们需要全面推行职位、岗位绩效评估制度，通过与国务院、相关组织人事部门制定出的相应指标、体系的对照，进行能力与绩效的评估。”竹立家说。
“创新管理就是‘选择’。创新不一定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也可能是一个从有到有的过程。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才实行10年左右，还很短暂。学习国外的优秀经验为我们争取了时间，是一条捷径。”这位学者说。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37期）
在成为贵州省毕节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总工程师之前，王成军是贵州盘江煤电集团下属分公司的一名副总工程师。盘江煤电位于六盘水市，与毕节相距数百公里，互不隶属。一次偶然的机会使王成军跨越了这段距离，也拿掉了自己头衔上的“副”字。
2005年的一天，王成军从报纸上看到，毕节正面向全省公开招聘干部。王成军感到这是一次机会。他没有犹豫，很快决定参加这次招聘。
放眼全国，越来越具规模的地方政府公开“选官”，也让“王成军”们找到了更多机会。
中央组织部的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06年底，全国共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1.5万余人，其中厅局级390余人，县处级3800余人。
9月5日，上海市人事局发布公告，称将公开选拔一批副局级领导干部，其中涉及市委党校副校长、市国资委副主任等14个职位。
这种面向社会的“公开选官”渐成蔚然之势。今年，地处偏僻的毕节地区开始面向全国公开选拔县(处)级领导干部10名，职位包括毕节地区行署法制办主任、行署副秘书长、财政局副局长等。
较早前的5月，江苏省也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公选，岗位包括9名省级机关副厅(局)长、6名省属高等学校副校(院)长和5名省属企业高级经营管理者。
湖南的公选也处于进行时。《湖南日报》8月15日报道说，湖南省委决定，今年下半年面向全国、全省公开选拔15名省管领导干部。其中，省直部门正职和副市长提名人选首次纳入公选。
平均29人竞争一个职位
“这是毕节地区首次面向全国公开选拔干部。”毕节地委组织部部务委员邱旭忠在接受采访时说。
毕节地区从1995年开始面向社会公开选拔干部，至今已进行了六次。其中1995年至2001年主要在毕节地区范围内进行，2005年开始的第五次公开招聘扩展到贵州省范围，王成军正好赶上了这次机会。
“前5次公开招聘一共选拔出了39名干部。”邱旭忠说，“而这次面向全国公开招聘的职位多达10个，目前已经收到省外报名表40多份，来自北京、河南、山西、黑龙江、吉林等多个省市。”
“最热门的报名岗位要数地区农业局副局长，收到报名表150多份，其中省外报名已有8人。”邱旭忠说。
毕节地区位于贵州西部，长期以来由于交通落后，导致人才缺乏。邱旭忠说，正是为了改善现状，地委组织部做出了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干部的决定。
相对于毕节，四川省此次的干部公选规模浩大。8月16日，四川省委组织部发布公告:面向全国公开选拔72名县(处)级领导干部。记者从四川省委组织部获得消息，截至报名结束，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300多人报名参选。
四川省委组织部研究室有关负责人透露，经初步资格审查，符合条件的报考者为1817人，62个职位符合开考条件，平均29人竞争一个职位。竞争最为激烈的是内江市农业局副局长，共有113人报名，遂宁市文化局副局长、巴中市政法委副书记、泸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等职位，报考比例均达到80∶1以上。
“这次报考的人员地域分布广、身份覆盖面宽”。虽然报名者仍以党政群机关人员为主，但来自国有企事业单位、高校、非公有制企业的报考者比例也接近四分之一。省外报考者212人，涉及全国25个省区市，占总数的12％，其中，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的报考者有69人。
此次报名对象均系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历者达275人，具有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者206人，竞争之激烈不难想见。
民主测评赞成票低于50％者直接淘汰
回忆起应聘时的情景，王成军的一个强烈感受是“竞争太激烈”——20多人候选，笔试就淘汰了15个，经过第二轮面试，最后只留下了3个。
笔试、面试是每位公选干部必须经历的关卡。事实上，2002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就对公开选拔官员的程序作了规定，经过各地多年的实践，这套程序变得更为成熟和丰满。
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川介绍了此次四川公选的程序:首先是基本知识、基本能力测试，全省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每个职位取前5名进入下一环节，随后是专业能力测试，由各市州统一组织，加上前一考项的得分，每个职位取前3名进入考察程序；最后是体检、考察和任用。
王川将这次公选的模式总结为“3+2”模式。“3”即运用多种现代考试测试手段，对公选对象进行基本知识、基本能力和专业能力测试，“重在考察应试者应知应会的基本知识和归纳概括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对政策法规的掌握运用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等”。
“2”即民主测评、综合评价，重点考察报考者在原单位(部门)的群众公认度，以及报考者个人品行、能力素质、工作实绩、奖惩和廉政方面的情况。“我们还规定，凡民主测评赞成票低于50％者，直接淘汰”。
“伯乐相马”变为“公开赛马”
官员选任制度的变化与我国整体的改革进程息息相关。“在上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多方位的改革。市场经济发展、行政体制改革的需要，也带动了干部人事任用改革。”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记者，“在这个大环境下，原有的论资排辈、照顾平衡的旧人事体制已经不再适用。”
“论资排辈”、“照顾平衡”只是一面，事实上，在旧人事体制下，官员的选任很多时候变成了大领导选小领导，一把手说了算，说好听点是“伯乐相马”。这种模式下，盲目和腐败极易滋生。
竹立家说，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出台后，各省市都在积极学习和探索一整套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中、高级官员选拔任用方式方法。公推公选就是其中的一种。
“黑龙江等省份是当时较早实行的。在2000年以后，各省市已经普遍化地进行运作。”竹立家介绍，“2002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出台以来，公推公选在全国范围内都得到了推广。”
这部条例出台的第二年，2003年的12月16日，经公推公选，孟铁林走上江苏省沛县县长的工作岗位，成为全国首位公推公选的县长。
公选官员将“伯乐相马”变成了“公开赛马”。2004年，江苏省公推公选省发改委副主任一职的过程中甚至引入了电视直播的形式，几位候选人公开进行演讲和答辩。
整个过程经过江苏卫视直播，成为一档热门电视节目。这让公选的过程变得更透明。
防止公选蜕变为“官场秀”
“从2000年到2007年，江苏省共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干部公选，共任用省管干部82人。在历次的公选经历中，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正走向深化和成熟。”江苏省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潘漫对记者说。
在潘漫看来，公选干部是由少数人选官变成多数人选官，由封闭过程变成每一个环节对媒体公开的透明过程。“这项机制能够提供一个竞争的平台，可以有效地改变‘动力缺乏症’的局面，那种靠照顾、托关系、走门道的干部，以及受到传统观念影响有才不露的干部，也会有所反思和改变。”
潘漫与这些公选出来的官员多有接触，他总结这些干部的一个特点是“素质比较高、积极性比较高、群众认同度比较高”。
邱旭忠不止一次提到王成军。他说，初来乍到的王成军不仅没有因为自己是外地人而在工作方法上和其他同事发生冲突，相反，凭借之前自己在煤矿工作的经验，王成军对于煤矿安全监管工作轻车熟路。
“他经常深入煤矿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排除安全隐患，还为毕节地区煤矿安全监管工作提出了很多合理化的建议。”邱旭忠不无感慨，“还是新来的同志想法多啊!”
邱旭忠说，前5次面向社会招聘来的30名干部已经让他们尝到了“新鲜血液”的甜头。“这30名干部表现得都很出色，其中一人被提拔到了副厅级，两人被提拔到了正处级，其他一些工作出色的被调往省级机关。没有一名干部因工作不称职而调离岗位。”
在竹立家看来，公开选官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大官选小官”以及任人唯亲的现象，“但是就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这项政策是弊大于利的，我不太赞同。”
竹立家的观点是，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用考试的方法来对国家公务人员进行入门选拔，都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公推公选作为一项晋升制度，与“零起点”的入门考试有着很大区别。
“有一部分官员，在笔试和面试的时候表现优异，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表现不尽如人意。”竹立家说，“这部分人占的比例，根据我自己查看资料并向相关人士咨询之后的估计，在全国范围内讲，大致达到30％至40％。”
竹立家认为，通过考试来晋升官员的制度使得部分官员将更多精力放在复习上而忽视了工作本身，而“空降”官员使得在一些已经成熟规范的部门中，基层干部缺乏工作动力。“因为高级岗位是很有限的。”
另外，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为了创新而创新，或者掺杂了为个人政绩而追求形象工程等现象，“将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有评论指出，在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科学机制没有形成之前，在民意还不能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公共管理的决策之前，在干部的考核、监督、晋升、退出机制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以各种各样形式出现的“公选”运动，很可能成为新的形式主义，演变为一种“官场秀”。
竹立家认为，要防止公选蜕变为“官场秀”，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的跟进。比如健全监督机制，“不仅需要有内部的监督，还需要有舆论、司法机制、民意机制的外部监督”；健全惩处机制，“意大利一个小城的市长，因为用公车办私事而被无情撤职;1995年，瑞典前女副首相莫娜·萨林用公家的信用卡购买个人衣物，虽事后及时还上，但还是在被记者曝光后不得不下台。”
而更根本的，竹立家的建议是，不妨向国外好的管理体制学习。“与公选依靠笔试、面试、民主评议来晋升的渠道不同，西方国家中高级干部的晋升是通过业绩考核评估来决定的，需要达到一系列指标体系。”
“我们需要全面推行职位、岗位绩效评估制度，通过与国务院、相关组织人事部门制定出的相应指标、体系的对照，进行能力与绩效的评估。”竹立家说。
“创新管理就是‘选择’。创新不一定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也可能是一个从有到有的过程。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才实行10年左右，还很短暂。学习国外的优秀经验为我们争取了时间，是一条捷径。”这位学者说。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