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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色生香
深秋晴午，我又一次站在这块空地上。它位于一座村庄内部，被巷子夹着，前后左右是屋宇，旧出一种颓废中的静谧与放达。人烟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没得比，但依然有在门口剔牙的男人、背孩子的村妇、几只没有好奇心的黄毛狗、西风扫下的黄叶、枯草摇曳的墙头，脚下的沙土，夹着碎瓦片和烟头。空地还是空地，这些年，拆迁，改造，建新房，靠近城镇的村庄经受激烈的变动，但时间流经这里，平缓得难以辨认流速。
我关心的只是一株树，梅树，它居然还在，叫我惊异，但比从前那一棵年轻，也矮小得多，该是老地方的新树。秋季少雨，叶子蒙尘，瓦砾在下，群鸡扒食不易。
1969年离现在多远？隔着一万公里烟水、两三代人的容颜。那是我当知青的第一年，二十一岁，被投入双重的炼狱，身体劳累，饥饿，灵魂荒芜，绝望。这辈子就那一年经历了完整的二十四节气，春种秋收加打柴。是春天，布谷鸟不识好歹地在山冈上叫得你想自杀。我参加了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会跳舞、编舞，只胜任教唱《八角楼的灯光》，跟着唱的队员爱走音。
随宣传队队长下村，他要动员住在这个村子的一位农妇，让她担纲，在公社的文艺汇演中上台唱《不忘阶级苦》。我说我和她不熟，你去，我在这里等。他说好。男性宣传队长阿宝是四肢发达的耕田把式，好处是性子绵软，从来不发脾气，当女队员们的出气筒最为得宜，被部下取了绰号“宝姐姐”。“宝姐姐”进屋去说服早已退隐的过气艺人，耗费唇舌，我只好仔仔细细地赏梅。
天晓得为何如此寂静，仿佛全村人都跑了，连鸡鸭也躲起来了，剩下蜜蜂。向老天爷保证，只有一只，悄悄地嗡嗡，翅翼托着些微闪光。树的枝干粗大偃蹇，皮如铁，正逢花信，虬曲的枝条上，密匝匝的花朵，初雪般纯净的白，被周遭的灰颓烘托着，出尘的净美，叫人不能不凝视。还有销魂的香。莲花只宜远嗅，太近则呛鼻;茉莉太烈，近于妖冶;余如紫荆花、鸡蛋花，都嫌俗气。中正的芬芳，首推白玉兰，但梅花亦别有难言的贵气，愈冷愈清冽，丝丝缕缕地漫开，蕴藉而倔强。我在树下，小心地把花枝拉近，生怕花瓣被抖落……
“哈，原来是你！”一个银铃般的脆声在背后蓦地响起，我下意识地退后，脸发热，唉，在陌生之地盘桓，成为可疑人物了！转头，背后的屋子，离地两米处有窗户，窗户里头有一张脸，十六七岁的模样，蓬松的头发扎了两根粗辫子，皮肤黝黑，大眼睛，诡秘的笑容格外俏丽。
“我在等宝姐姐，他去了阿清家……”我急忙解释。
“我认识你。”她说，手没放停，正在打扫楼梯。“上次宣传队来我们村演出，你报幕是不是？”
“这梅，真好！”我转移话题。
“不就是花吗？”
“是花就好。香味天天送进你家，不要钱。”
“我才不要，没工夫。”
我对她说，古人中有一个叫林和靖，一生不结婚，娶梅树为妻，可见梅多矜贵。
她的眼睛更大了，惊讶地说：“是吗？”
往下，聊了会儿闲话，她说爸妈在外，家里有哥哥和姐姐。说话时，宝姐姐回来了，他和小姑娘很熟，彼此开玩笑，她邀我们进去喝茶，我们婉谢。
次年，我在小学担任民办教师，担任附设高中部的语文科老师和班主任，小女孩成了我的六十八名学生中的一位。
第一个学期结束，开始放寒假。那是1971年早春。“文革”尚未落幕，我家多事，又一起政治運动鼓捣起来，名曰“一打三反”。一生清白的父亲被关进“学习班”，日夜遭逼供，据工作组里和父亲有交情的人透露，父亲的精神接近崩溃，有轻生之念，吓得全家魂飞魄散，母亲竟日以泪洗面。祖母因心梗猝逝不足一年，祖父又遭一次打击。多少天来，每个家人都极少言语，家里只有小鸡吱吱。
那一天是立春，后天便是大年初一。前一夜，西伯利亚的寒潮席卷而下，阴雨被强劲的北风裹成巨帘，在碉楼前飘来飘去。午后，家里只我一个人，母亲让妹妹陪着，去邻村的深巷找秘密开业的巫婆求为父亲脱难之法。弟弟在小镇陪孤独的祖父。我在房里读《离骚》，冷得双腿发麻，无法久坐，站起来跺脚。从暖水壶倒出一杯热水，双手抱着杯子取暖，从窗子望出去，天空低得快要压住瓦檐，我开始喃喃背诵李贺：“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
笃笃，有人在敲门。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极度的恐惧，要么是拘禁父亲的工作组来人，威迫我们揭发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的父亲，要么，是更坏的消息……敲门声更急，我只好打开，一阵夹带冷雨的风扑来，我打了个踉跄。
看不到人，只有缀满白色花的枝条。我擦擦眼再看，一个人站在花枝后面。是我的学生。
“你来了！”这废话的意思是：这样又冷又湿的天气，怎么还出门？
“答应的事要完成，给！”她把花枝递给我。我接过。连连道谢。
“别高兴得太早，花是假的，真的……落尽了。”她俏皮地笑笑。我看清楚，她戴着绒线帽子，毛线织的围巾裹住脸，只露出忽闪的大眼睛，全身滚圆，也许能穿上身的厚衣服都穿了。
“后天就是大年初一，总该有花才好呢。”我来不及请她进屋喝一杯热茶，她已转身离开。我怔怔地看她，风雨中，帽子后面露出的辫梢，拴着火红的蝴蝶结，是暗淡人间唯一的亮色。
我使劲关上门，把花枝拿回屋内细加端详。是梅树的枝条，铁青色，虬曲，该来自她家后的那一棵树。繁密的雪白花，是棉花做的，做工堪称精巧，都不是成片的花瓣，而是蓓蕾，圆嘟嘟的，带一个小巧的开口。远看时，确可乱真。
记起一段故事。有一次上语文课，讲到《卜算子·咏梅》，我别有用心地做了发挥，列举古人的咏梅诗句，着重讲解林和靖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我无意中看到她，眸子闪现奇异的光，露出会心的微笑。我记起去年隔着墙壁和她的对话，她没忘记我说的“梅妻鹤子”。
下课以后，她对我说：“老师，你特别喜欢梅花是不？”我说，是啊，你村子那一棵开得特别美，那个香！ 说话就到寒假。我和学生们在校门口告别。她说：“过年前我送你一株梅花。”我说：“当真？”“要是假的，就……”她在脸上做出羞羞的手势，意思是以名誉做保证。
临近过年，我完全忘记了梅花，没有闲情。尽管即使在“破四旧”以后，过春节插花的风俗没有被毁掉，梅花、吊钟花、蜡梅、桃花，乡民从山野砍来，趁圩期摆卖。
是的，在梅花落尽之后，她依然履行了诺言。我含着泪，把花枝插进瓶子，煞有介事地注满清水——于我，它依然活色生香。
德针
乡亲们掐着指头，数说在我记忆里依然生动的古人，如贪杯的老村长阿佑，少年老成的阿样，好吃懒做的阿遥，前生产队会计、天真烂漫的阿翼伯——“学大寨”的高潮中，激昂地在全村大会上宣布，我村过三十年一定进入共产主义，保证不喝粥，餐餐塞饱白米饭。他就凭着这玩世的幽默感，活到九十二岁……
“德针还在吗？”
“早去了，喝农药。”乡亲的语气淡漠。
“怎么回事？”
“天晓得，本来日子已好过多了，女儿都出嫁了……白白吃一辈子苦。”乡亲摇头。
我当知青的1969年，德针是全村男人中当仁不让的硬汉。妇女们说他死是活该。男人们则付出同情。
德针个子小，身高不到一米六，体重顶多一百斤，脸上多痣，眉毛歪斜且疏，牙齿不齐，笑起来像哭。他比我大十岁上下，即出生于1938年前后。那一年他不到四十岁，但腰身伛偻，八字脚，走起路来不大利索，望之似五十开外。“大跃进”年代，他曾被招进县煤矿当挖矿工，好歹算国家职工，但三年困难时期厂矿大规模裁员，他又被送回乡村。眼看已过三十，娶亲是头等大事，从前攒下的钱有好几百元，问题是外貌、职业、经济能力，都拿不出手。好在媒婆了得，拿着德针从前的工作证，作为说亲的证据，在近深山的村子，以“人家可是工程师”为号召，加上不错的聘金，把一个识字极少的女子说动了，成了亲。
女子比德针小十多岁，容貌中等，块头比乃夫大得多。她进门以后发现德针除了祖上留下的半间房子以外，并无长物，知道上了大当，甩碗碟大闹几场。德针搬来媒婆，以比“当工程师”雄辩的理由，说得她冷静下来：你是再改嫁谁要？好歹有屋子，保证不让你吃苦，你有威风尽管向他耍。
从此，她老老实实地跟他过，唯一的条件是：不吃苦。
德针一个人把苦吃光。那个年代，在没有副业，只靠耕种稻田和少量自留地的村子，要想获得起码的温饱，一如让骆驼穿过针眼。唯一的活路，是打柴出卖。那时，许多村子办了瓦窑，需要大量柴草。一百来斤柴草，可卖两块多，相当于在生产队出勤一个月以上的报酬。但打柴之苦莫可名状，动不动要走二三十里，凌晨三四点出门，傍晚才回来。山路的崎岖乃至危险，单看名字就知道几分：斗米径（须吃一斗米饭才有力气走过）、风门坳、猛风颈、一字横排（山脊形状如一字，路极窄）。而且山路走完还得下到谷底，那里没有路，只有六七十度的陡坡。空手走尚且够呛，何况肩上压着一百多斤？条件稍好的，骑单车到山脚，把单车寄存在相识的人家，再步行，归程以单车载柴草。次一等的，推俗称“鸡公车”的独轮车来回。最苦的是从头到尾靠肩挑，这样的倒霉人物，村里只一个——德针。筋骨嫩的，如我，打一天柴，趴一个星期，全身筋骨疼痛，难以成眠。久经考验的地道樵夫，一连上山三五天，算条好汉。但德针能够一气进山半个月，每天挑一百五十斤柴草，进村时一拐一拐，精疲力竭。好心人劝他歇歇，他摇头，明天凌晨，在大牛山的山脊，一轮白冷的月，照着他的身影——扛两头尖的扁担，一端有一个小袋子，里面是妻子为他准备的午餐，多半连米飯也没有，只有冷番薯和芋头。有一年，山里的毛毛虫染了病毒，风来，虫子从树上被刮进溪水。樵夫啃干硬的午饭后必喝水，便中毒，脚肿成粗大的萝卜。拖着这样的病腿上山不误的，方圆十里内，只有德针。他以难以想象的坚忍，最大限度地诠释了那句俗语：没有吃不了的苦。
我常常看到他挑着小山一般的柴草进村，都是天擦黑的时光，所有樵夫，包括最窝囊的我，都早已回到家，洗过澡，吃过晚饭。第二天，又是他起得最早，为了在深山抢到好柴草的地盘。
德针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娃，我在乡村小学教书那阵，她四五岁。德针接二连三地生产，但总是“没带把的”。非要个儿子，是德针夫妻唯一的共同语言，他老婆的背上一直背着没断奶的孩子，脸上布满乌云。和我一起当教师的同村人阿颖，住处离德针家近，知道德针家的底细，好几次对我叹息：德针家又断炊了，昨夜，孩子哭成一堆，他老婆和他吵到半夜，我捂紧耳朵也没用。然后，两个人掏钱，从每月二十五块的工资中，努力压榨出一块、五毛，送去德针家。
有一次，我和阿颖回村里，德针的长女彩霞，那年四五岁，在禾堂上跳房子，她知道我俩对她家好，爬满鼻涕痕迹的脸露出天真的笑，说：“今天爸爸生日。”我们蹲下逗她：说说看，吃到了什么好东西？她一边跑开，一边举起右手，无师自通地摆出剪子的样子：“两毫子（两角钱）猪肉！”这是我平生最早见到的“胜利”符号。我和阿颖相对默然，流了泪。
出国以后，听移民的乡亲说，一气生下五个女娃以后，德针才断了念头，刹了车。五个女儿都只念完小学，其中的老三小时感冒，高烧不退，烧坏了脑子，有点弱智，嫁给同村的老光棍。几年之后，丈夫和父母争吵，气下不来，喝了半瓶杀虫药“敌敌畏”。这是我出国以后听说的同村人自杀的第一个案例。
往后，女儿陆续长大，出嫁，德针的负担越来越轻。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小的一个也出了阁。其中两个女儿嫁到富裕的顺德，家境不错，接父母去住了几次。德针的妻子，终于有了笑容，喜滋滋地把一个个外孙背大。德针则打下手，帮太太带外孙。我和阿颖昔年牵挂的娃娃彩霞，远嫁东莞，女儿已上了高中。
然而，就在“这辈子最好”的境况中，德针效三女婿的死法，去了。乡亲告诉我，他一不算穷，二没有大病，三没有人过分为难，顶多是一辈子以“让他受苦”为职志的妻子，出于惯性，骂他没出息，但他也该早习惯成自然了吧。
“你说说看，他年轻时吃尽苦头，如今有什么关坎跨不过呢？”乡亲居然问我这个毫不知情的异国归人。
我想起那句俗语“没有吃不了的苦”的后半句：“只有享不了的福。”他生下来，就是“纯吃苦”的料。
责任编辑：田静
深秋晴午，我又一次站在这块空地上。它位于一座村庄内部，被巷子夹着，前后左右是屋宇，旧出一种颓废中的静谧与放达。人烟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没得比，但依然有在门口剔牙的男人、背孩子的村妇、几只没有好奇心的黄毛狗、西风扫下的黄叶、枯草摇曳的墙头，脚下的沙土，夹着碎瓦片和烟头。空地还是空地，这些年，拆迁，改造，建新房，靠近城镇的村庄经受激烈的变动，但时间流经这里，平缓得难以辨认流速。
我关心的只是一株树，梅树，它居然还在，叫我惊异，但比从前那一棵年轻，也矮小得多，该是老地方的新树。秋季少雨，叶子蒙尘，瓦砾在下，群鸡扒食不易。
1969年离现在多远？隔着一万公里烟水、两三代人的容颜。那是我当知青的第一年，二十一岁，被投入双重的炼狱，身体劳累，饥饿，灵魂荒芜，绝望。这辈子就那一年经历了完整的二十四节气，春种秋收加打柴。是春天，布谷鸟不识好歹地在山冈上叫得你想自杀。我参加了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会跳舞、编舞，只胜任教唱《八角楼的灯光》，跟着唱的队员爱走音。
随宣传队队长下村，他要动员住在这个村子的一位农妇，让她担纲，在公社的文艺汇演中上台唱《不忘阶级苦》。我说我和她不熟，你去，我在这里等。他说好。男性宣传队长阿宝是四肢发达的耕田把式，好处是性子绵软，从来不发脾气，当女队员们的出气筒最为得宜，被部下取了绰号“宝姐姐”。“宝姐姐”进屋去说服早已退隐的过气艺人，耗费唇舌，我只好仔仔细细地赏梅。
天晓得为何如此寂静，仿佛全村人都跑了，连鸡鸭也躲起来了，剩下蜜蜂。向老天爷保证，只有一只，悄悄地嗡嗡，翅翼托着些微闪光。树的枝干粗大偃蹇，皮如铁，正逢花信，虬曲的枝条上，密匝匝的花朵，初雪般纯净的白，被周遭的灰颓烘托着，出尘的净美，叫人不能不凝视。还有销魂的香。莲花只宜远嗅，太近则呛鼻;茉莉太烈，近于妖冶;余如紫荆花、鸡蛋花，都嫌俗气。中正的芬芳，首推白玉兰，但梅花亦别有难言的贵气，愈冷愈清冽，丝丝缕缕地漫开，蕴藉而倔强。我在树下，小心地把花枝拉近，生怕花瓣被抖落……
“哈，原来是你！”一个银铃般的脆声在背后蓦地响起，我下意识地退后，脸发热，唉，在陌生之地盘桓，成为可疑人物了！转头，背后的屋子，离地两米处有窗户，窗户里头有一张脸，十六七岁的模样，蓬松的头发扎了两根粗辫子，皮肤黝黑，大眼睛，诡秘的笑容格外俏丽。
“我在等宝姐姐，他去了阿清家……”我急忙解释。
“我认识你。”她说，手没放停，正在打扫楼梯。“上次宣传队来我们村演出，你报幕是不是？”
“这梅，真好！”我转移话题。
“不就是花吗？”
“是花就好。香味天天送进你家，不要钱。”
“我才不要，没工夫。”
我对她说，古人中有一个叫林和靖，一生不结婚，娶梅树为妻，可见梅多矜贵。
她的眼睛更大了，惊讶地说：“是吗？”
往下，聊了会儿闲话，她说爸妈在外，家里有哥哥和姐姐。说话时，宝姐姐回来了，他和小姑娘很熟，彼此开玩笑，她邀我们进去喝茶，我们婉谢。
次年，我在小学担任民办教师，担任附设高中部的语文科老师和班主任，小女孩成了我的六十八名学生中的一位。
第一个学期结束，开始放寒假。那是1971年早春。“文革”尚未落幕，我家多事，又一起政治運动鼓捣起来，名曰“一打三反”。一生清白的父亲被关进“学习班”，日夜遭逼供，据工作组里和父亲有交情的人透露，父亲的精神接近崩溃，有轻生之念，吓得全家魂飞魄散，母亲竟日以泪洗面。祖母因心梗猝逝不足一年，祖父又遭一次打击。多少天来，每个家人都极少言语，家里只有小鸡吱吱。
那一天是立春，后天便是大年初一。前一夜，西伯利亚的寒潮席卷而下，阴雨被强劲的北风裹成巨帘，在碉楼前飘来飘去。午后，家里只我一个人，母亲让妹妹陪着，去邻村的深巷找秘密开业的巫婆求为父亲脱难之法。弟弟在小镇陪孤独的祖父。我在房里读《离骚》，冷得双腿发麻，无法久坐，站起来跺脚。从暖水壶倒出一杯热水，双手抱着杯子取暖，从窗子望出去，天空低得快要压住瓦檐，我开始喃喃背诵李贺：“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
笃笃，有人在敲门。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极度的恐惧，要么是拘禁父亲的工作组来人，威迫我们揭发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的父亲，要么，是更坏的消息……敲门声更急，我只好打开，一阵夹带冷雨的风扑来，我打了个踉跄。
看不到人，只有缀满白色花的枝条。我擦擦眼再看，一个人站在花枝后面。是我的学生。
“你来了！”这废话的意思是：这样又冷又湿的天气，怎么还出门？
“答应的事要完成，给！”她把花枝递给我。我接过。连连道谢。
“别高兴得太早，花是假的，真的……落尽了。”她俏皮地笑笑。我看清楚，她戴着绒线帽子，毛线织的围巾裹住脸，只露出忽闪的大眼睛，全身滚圆，也许能穿上身的厚衣服都穿了。
“后天就是大年初一，总该有花才好呢。”我来不及请她进屋喝一杯热茶，她已转身离开。我怔怔地看她，风雨中，帽子后面露出的辫梢，拴着火红的蝴蝶结，是暗淡人间唯一的亮色。
我使劲关上门，把花枝拿回屋内细加端详。是梅树的枝条，铁青色，虬曲，该来自她家后的那一棵树。繁密的雪白花，是棉花做的，做工堪称精巧，都不是成片的花瓣，而是蓓蕾，圆嘟嘟的，带一个小巧的开口。远看时，确可乱真。
记起一段故事。有一次上语文课，讲到《卜算子·咏梅》，我别有用心地做了发挥，列举古人的咏梅诗句，着重讲解林和靖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我无意中看到她，眸子闪现奇异的光，露出会心的微笑。我记起去年隔着墙壁和她的对话，她没忘记我说的“梅妻鹤子”。
下课以后，她对我说：“老师，你特别喜欢梅花是不？”我说，是啊，你村子那一棵开得特别美，那个香！ 说话就到寒假。我和学生们在校门口告别。她说：“过年前我送你一株梅花。”我说：“当真？”“要是假的，就……”她在脸上做出羞羞的手势，意思是以名誉做保证。
临近过年，我完全忘记了梅花，没有闲情。尽管即使在“破四旧”以后，过春节插花的风俗没有被毁掉，梅花、吊钟花、蜡梅、桃花，乡民从山野砍来，趁圩期摆卖。
是的，在梅花落尽之后，她依然履行了诺言。我含着泪，把花枝插进瓶子，煞有介事地注满清水——于我，它依然活色生香。
德针
乡亲们掐着指头，数说在我记忆里依然生动的古人，如贪杯的老村长阿佑，少年老成的阿样，好吃懒做的阿遥，前生产队会计、天真烂漫的阿翼伯——“学大寨”的高潮中，激昂地在全村大会上宣布，我村过三十年一定进入共产主义，保证不喝粥，餐餐塞饱白米饭。他就凭着这玩世的幽默感，活到九十二岁……
“德针还在吗？”
“早去了，喝农药。”乡亲的语气淡漠。
“怎么回事？”
“天晓得，本来日子已好过多了，女儿都出嫁了……白白吃一辈子苦。”乡亲摇头。
我当知青的1969年，德针是全村男人中当仁不让的硬汉。妇女们说他死是活该。男人们则付出同情。
德针个子小，身高不到一米六，体重顶多一百斤，脸上多痣，眉毛歪斜且疏，牙齿不齐，笑起来像哭。他比我大十岁上下，即出生于1938年前后。那一年他不到四十岁，但腰身伛偻，八字脚，走起路来不大利索，望之似五十开外。“大跃进”年代，他曾被招进县煤矿当挖矿工，好歹算国家职工，但三年困难时期厂矿大规模裁员，他又被送回乡村。眼看已过三十，娶亲是头等大事，从前攒下的钱有好几百元，问题是外貌、职业、经济能力，都拿不出手。好在媒婆了得，拿着德针从前的工作证，作为说亲的证据，在近深山的村子，以“人家可是工程师”为号召，加上不错的聘金，把一个识字极少的女子说动了，成了亲。
女子比德针小十多岁，容貌中等，块头比乃夫大得多。她进门以后发现德针除了祖上留下的半间房子以外，并无长物，知道上了大当，甩碗碟大闹几场。德针搬来媒婆，以比“当工程师”雄辩的理由，说得她冷静下来：你是再改嫁谁要？好歹有屋子，保证不让你吃苦，你有威风尽管向他耍。
从此，她老老实实地跟他过，唯一的条件是：不吃苦。
德针一个人把苦吃光。那个年代，在没有副业，只靠耕种稻田和少量自留地的村子，要想获得起码的温饱，一如让骆驼穿过针眼。唯一的活路，是打柴出卖。那时，许多村子办了瓦窑，需要大量柴草。一百来斤柴草，可卖两块多，相当于在生产队出勤一个月以上的报酬。但打柴之苦莫可名状，动不动要走二三十里，凌晨三四点出门，傍晚才回来。山路的崎岖乃至危险，单看名字就知道几分：斗米径（须吃一斗米饭才有力气走过）、风门坳、猛风颈、一字横排（山脊形状如一字，路极窄）。而且山路走完还得下到谷底，那里没有路，只有六七十度的陡坡。空手走尚且够呛，何况肩上压着一百多斤？条件稍好的，骑单车到山脚，把单车寄存在相识的人家，再步行，归程以单车载柴草。次一等的，推俗称“鸡公车”的独轮车来回。最苦的是从头到尾靠肩挑，这样的倒霉人物，村里只一个——德针。筋骨嫩的，如我，打一天柴，趴一个星期，全身筋骨疼痛，难以成眠。久经考验的地道樵夫，一连上山三五天，算条好汉。但德针能够一气进山半个月，每天挑一百五十斤柴草，进村时一拐一拐，精疲力竭。好心人劝他歇歇，他摇头，明天凌晨，在大牛山的山脊，一轮白冷的月，照着他的身影——扛两头尖的扁担，一端有一个小袋子，里面是妻子为他准备的午餐，多半连米飯也没有，只有冷番薯和芋头。有一年，山里的毛毛虫染了病毒，风来，虫子从树上被刮进溪水。樵夫啃干硬的午饭后必喝水，便中毒，脚肿成粗大的萝卜。拖着这样的病腿上山不误的，方圆十里内，只有德针。他以难以想象的坚忍，最大限度地诠释了那句俗语：没有吃不了的苦。
我常常看到他挑着小山一般的柴草进村，都是天擦黑的时光，所有樵夫，包括最窝囊的我，都早已回到家，洗过澡，吃过晚饭。第二天，又是他起得最早，为了在深山抢到好柴草的地盘。
德针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娃，我在乡村小学教书那阵，她四五岁。德针接二连三地生产，但总是“没带把的”。非要个儿子，是德针夫妻唯一的共同语言，他老婆的背上一直背着没断奶的孩子，脸上布满乌云。和我一起当教师的同村人阿颖，住处离德针家近，知道德针家的底细，好几次对我叹息：德针家又断炊了，昨夜，孩子哭成一堆，他老婆和他吵到半夜，我捂紧耳朵也没用。然后，两个人掏钱，从每月二十五块的工资中，努力压榨出一块、五毛，送去德针家。
有一次，我和阿颖回村里，德针的长女彩霞，那年四五岁，在禾堂上跳房子，她知道我俩对她家好，爬满鼻涕痕迹的脸露出天真的笑，说：“今天爸爸生日。”我们蹲下逗她：说说看，吃到了什么好东西？她一边跑开，一边举起右手，无师自通地摆出剪子的样子：“两毫子（两角钱）猪肉！”这是我平生最早见到的“胜利”符号。我和阿颖相对默然，流了泪。
出国以后，听移民的乡亲说，一气生下五个女娃以后，德针才断了念头，刹了车。五个女儿都只念完小学，其中的老三小时感冒，高烧不退，烧坏了脑子，有点弱智，嫁给同村的老光棍。几年之后，丈夫和父母争吵，气下不来，喝了半瓶杀虫药“敌敌畏”。这是我出国以后听说的同村人自杀的第一个案例。
往后，女儿陆续长大，出嫁，德针的负担越来越轻。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小的一个也出了阁。其中两个女儿嫁到富裕的顺德，家境不错，接父母去住了几次。德针的妻子，终于有了笑容，喜滋滋地把一个个外孙背大。德针则打下手，帮太太带外孙。我和阿颖昔年牵挂的娃娃彩霞，远嫁东莞，女儿已上了高中。
然而，就在“这辈子最好”的境况中，德针效三女婿的死法，去了。乡亲告诉我，他一不算穷，二没有大病，三没有人过分为难，顶多是一辈子以“让他受苦”为职志的妻子，出于惯性，骂他没出息，但他也该早习惯成自然了吧。
“你说说看，他年轻时吃尽苦头，如今有什么关坎跨不过呢？”乡亲居然问我这个毫不知情的异国归人。
我想起那句俗语“没有吃不了的苦”的后半句：“只有享不了的福。”他生下来，就是“纯吃苦”的料。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