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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四宗罪，无非告密、窃国、签约、称帝。后世诟其病者，大都从这四条中搜寻细节，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对四宗罪无不大书特书，是他，致使戊戌变法功败垂成，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成果，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复辟帝制，万人唾骂。其实，除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无奈称帝，其余三条均是子虚乌有。
“告密者”与清末改革的中流砥柱
戊戌变法因袁世凯告密而失败——这是多年历史课中我们所学到的内容。
其实在今天，告密说颇受怀疑，而袁世凯本人，则是清末仅次于李鸿章的改革派，其改革维新的力度，远超戊戌时的维新派。
1898年夏天，百日维新高潮中，北京风声鹤唳，慈禧太后要再次垂帘听政的消息，甚嚣尘上。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想借助新军来保卫自己。他没想到，北京周围有朝廷的重兵布防，袁世凯即便有心，也没有办法把军队开到北京来。
后世熟知的是，谭嗣同带着皇帝的手谕找到袁世凯，袁旋即告密。历史学家骆宝善说：“慈禧政变和袁世凯告密是平行的两条线，没有一个交会点。现在学术界形成一个共识：不是告密引发了政变，袁世凯告密和戊戌政变无关。”
袁世凯早年亲近康有为，与之称兄道弟，是强学会中第一个捐银的人。甲午战败后，他内心深处是倾向变法维新的。他对于西法的了解，不在康有为之下。他上奏光绪帝的新政万言书，充满了新鲜气息和要求变法的急迫，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采用西法，彻底更张，对清廷的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实行全面改革。
3年后的清末新政，袁世凯终于成为李鸿章之后的中流砥柱，带领风雨飘摇的中国走向新生。他“借清政府雷霆万钧之力”迅速完成编练北洋六镇外，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均有革创。论者以为，“清廷革创之政，几乎均出其手”。
子虚乌有的“窃国者”
“窃国”的帽子，袁世凯戴了一百多年。
1912年2月12日，清廷以宣统名义颁布退位诏书，由此中华民国统一南北。袁世凯在逼迫清帝退位的事情上有私心不假，可共和中国能这样轻易地创建起来，他也是功不可没。13日，孙中山如约向参议院提出辞呈，同时举荐袁世凯为继任大总统。
南北双方有约在先，不是袁世凯逼孙中山让位；孙中山自己也对袁世凯的功绩和才能大加称赞，视袁为当然的总统人选。
14日，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召开，南京参议院的十七省代表投票，每省一票，袁世凯以全票当选。参议院在致袁世凯的电报中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
退一步讲，纵然是根据中国古老的政治法则，袁世凯同样获得了延续清朝政权的合法性，在宣统帝的退位诏书中，他特别加上了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在某种意义上这恰相当于清帝“禅让”。
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写道，辛亥革命后“社会秩序的恢复有赖袁世凯将北洋军与同盟会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结合在一起，也仰赖袁世凯以立宪程序，将新军和各省的议会结合成全国性的政体”。
《二十一条》：弱国外交中的“卧薪尝胆”
对照天津市历史档案馆现存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说帖的朱批原件，可以发现很多“字斟句酌”和“讨价还价”，如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东部内蒙古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凯批：“办不到”；有关日本臣民在满洲可租赁或购买土地，袁圈出“或购买”3字，批：“购买有碍完全领土”。最后，他写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从1915年2月2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5月7日日本发出限时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历时105天，谈判20多次。5月1日后，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
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通告不得不接受的原因，他说：“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他还引朱尔典的话，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5月25日，陆徵祥与日本正式签订讨价还价后的《二十一条》，实际上是“十二条”。第五号共7条，没有签订，此外删除2条。
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虽对袁世凯评价不高，但在《袁世凯传》中说：“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情。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了5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他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了。’”
新近发现的一些资料表明，条约签订之前还有另一重压力——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曾说“彼等（指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袁世凯方面曾骂孙中山“将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
时势造就的“称帝”
中国在亚洲有项很耀人的记录，就是最早实现共和的国家，可为什么1916年袁世凯偏偏拖着中国在历史上又拐了个弯？是什么病毒瘫痪了袁世凯的脑袋，使得他用了83天才重新安装程序恢复运转的？
辛亥革命后，有人出主意说：“我们还是回明朝算了，找姓朱的人当皇帝。”那谁当呢？当时好几十万人都说是朱元璋嫡系后代；要不就找个靠谱的吧，孔家人一直是嫡系延续，可孔家人坚决不干。经过几轮谈判，最后就“共和”了。
不管孙中山还是袁世凯，谁都没把共和制度太当回事。孙中山搞了个《临时约法》，本来是总统制，到交权的时候，改成了内阁制。
此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在这个国家体制改革的路口陷入迷茫，也包括袁世凯这位总统——在国家体制改革的考场内只有两种答案，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美国的民主立宪制，袁世凯这个小学生举着手里的笔，茫然望着前面的老师无所适从。
中国历来的整套伦理结构中，皇帝是核心内容，孝和忠连在一起。袁世凯最大的困惑不是有没有宪法、机构怎么相处，而是这个政治体系无法建立“孝忠”。
今天的人们，事后分析起历史，分析的头头是道，可你未必有先见之明，如果有一份考卷，今天的你一定是答：“共和制。”可你要知道那年百分之九十的人会答：“君主立宪制。”
1915年12月11日，举行解决国体总开票。各省国民代表 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1993张，没有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袁世凯对朱尔典说：“多数人民，脑海中存留的不过是汉、唐、明、清的专制君主。也许一百个人里有一个知道日本的君主制、美国的联邦制。至于我要实行的这个立宪君主制，他们恐怕做梦也猜不出是什么东西……”
“告密者”与清末改革的中流砥柱
戊戌变法因袁世凯告密而失败——这是多年历史课中我们所学到的内容。
其实在今天，告密说颇受怀疑，而袁世凯本人，则是清末仅次于李鸿章的改革派，其改革维新的力度，远超戊戌时的维新派。
1898年夏天，百日维新高潮中，北京风声鹤唳，慈禧太后要再次垂帘听政的消息，甚嚣尘上。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想借助新军来保卫自己。他没想到，北京周围有朝廷的重兵布防，袁世凯即便有心，也没有办法把军队开到北京来。
后世熟知的是，谭嗣同带着皇帝的手谕找到袁世凯，袁旋即告密。历史学家骆宝善说：“慈禧政变和袁世凯告密是平行的两条线，没有一个交会点。现在学术界形成一个共识：不是告密引发了政变，袁世凯告密和戊戌政变无关。”
袁世凯早年亲近康有为，与之称兄道弟，是强学会中第一个捐银的人。甲午战败后，他内心深处是倾向变法维新的。他对于西法的了解，不在康有为之下。他上奏光绪帝的新政万言书，充满了新鲜气息和要求变法的急迫，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采用西法，彻底更张，对清廷的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实行全面改革。
3年后的清末新政，袁世凯终于成为李鸿章之后的中流砥柱，带领风雨飘摇的中国走向新生。他“借清政府雷霆万钧之力”迅速完成编练北洋六镇外，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均有革创。论者以为，“清廷革创之政，几乎均出其手”。
子虚乌有的“窃国者”
“窃国”的帽子，袁世凯戴了一百多年。
1912年2月12日，清廷以宣统名义颁布退位诏书，由此中华民国统一南北。袁世凯在逼迫清帝退位的事情上有私心不假，可共和中国能这样轻易地创建起来，他也是功不可没。13日，孙中山如约向参议院提出辞呈，同时举荐袁世凯为继任大总统。
南北双方有约在先，不是袁世凯逼孙中山让位；孙中山自己也对袁世凯的功绩和才能大加称赞，视袁为当然的总统人选。
14日，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召开，南京参议院的十七省代表投票，每省一票，袁世凯以全票当选。参议院在致袁世凯的电报中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
退一步讲，纵然是根据中国古老的政治法则，袁世凯同样获得了延续清朝政权的合法性，在宣统帝的退位诏书中，他特别加上了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在某种意义上这恰相当于清帝“禅让”。
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写道，辛亥革命后“社会秩序的恢复有赖袁世凯将北洋军与同盟会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结合在一起，也仰赖袁世凯以立宪程序，将新军和各省的议会结合成全国性的政体”。
《二十一条》：弱国外交中的“卧薪尝胆”
对照天津市历史档案馆现存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说帖的朱批原件，可以发现很多“字斟句酌”和“讨价还价”，如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东部内蒙古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凯批：“办不到”；有关日本臣民在满洲可租赁或购买土地，袁圈出“或购买”3字，批：“购买有碍完全领土”。最后，他写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从1915年2月2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5月7日日本发出限时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历时105天，谈判20多次。5月1日后，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
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通告不得不接受的原因，他说：“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他还引朱尔典的话，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5月25日，陆徵祥与日本正式签订讨价还价后的《二十一条》，实际上是“十二条”。第五号共7条，没有签订，此外删除2条。
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虽对袁世凯评价不高，但在《袁世凯传》中说：“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情。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了5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他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了。’”
新近发现的一些资料表明，条约签订之前还有另一重压力——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曾说“彼等（指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袁世凯方面曾骂孙中山“将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
时势造就的“称帝”
中国在亚洲有项很耀人的记录，就是最早实现共和的国家，可为什么1916年袁世凯偏偏拖着中国在历史上又拐了个弯？是什么病毒瘫痪了袁世凯的脑袋，使得他用了83天才重新安装程序恢复运转的？
辛亥革命后，有人出主意说：“我们还是回明朝算了，找姓朱的人当皇帝。”那谁当呢？当时好几十万人都说是朱元璋嫡系后代；要不就找个靠谱的吧，孔家人一直是嫡系延续，可孔家人坚决不干。经过几轮谈判，最后就“共和”了。
不管孙中山还是袁世凯，谁都没把共和制度太当回事。孙中山搞了个《临时约法》，本来是总统制，到交权的时候，改成了内阁制。
此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在这个国家体制改革的路口陷入迷茫，也包括袁世凯这位总统——在国家体制改革的考场内只有两种答案，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美国的民主立宪制，袁世凯这个小学生举着手里的笔，茫然望着前面的老师无所适从。
中国历来的整套伦理结构中，皇帝是核心内容，孝和忠连在一起。袁世凯最大的困惑不是有没有宪法、机构怎么相处，而是这个政治体系无法建立“孝忠”。
今天的人们，事后分析起历史，分析的头头是道，可你未必有先见之明，如果有一份考卷，今天的你一定是答：“共和制。”可你要知道那年百分之九十的人会答：“君主立宪制。”
1915年12月11日，举行解决国体总开票。各省国民代表 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1993张，没有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袁世凯对朱尔典说：“多数人民，脑海中存留的不过是汉、唐、明、清的专制君主。也许一百个人里有一个知道日本的君主制、美国的联邦制。至于我要实行的这个立宪君主制，他们恐怕做梦也猜不出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