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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新农村建设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则标志着我国农村政策的一个根本转向，即从“消灭农村”转向了“建设农村”，这一转向对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理解这一转向，则需要我们对中国式发展道路有一个结构上的重新理解和判断。
一、中国在当前世界（产业）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
在当前的学术讨论中，有很多人对这一前提性问题缺乏应有的自觉，而是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欧美话语和主流范式的支配，从而极易导致对中国问题的隔膜和判断的失误。比如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重创，像东北老工业基地、武汉和重庆等重工业城市，而与之相伴随的是，东南沿海城市的轻工业（像电子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导致“产业结构的轻型化”，但问题是这些产业的生产线大多是从国外进口的，中国的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生产的是零部件，处于产业链条的末端，这就导致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企业所得收益只占总收益的极小部分，当然这是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为支撑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中国企业处于产业链条的末端，极易受到市场波动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处于产业链条上端的跨国公司会利用自己的优势把经济波动的负面影响转嫁给处于产业链条末端的中国企业，从而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中国是世界上石油、铜、大豆等许多大宗原材料的“大买家”，却没有大宗原材料的国际定价话语权，要随时无奈承担国际市场投机涨价的风险，中国成为全球的加工、生产中心，但主导了生产，主导不了贸易，中国企业处于产业低中端加工生产环节，成为遭受境外企业、国际炒家两头夹击的“三明治”。德国国家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李斯特的深刻洞见可为我们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供洞察力。李斯特所处的１９世纪前半叶，是英帝国的时代，英国是世界工厂，提倡自由贸易，而李斯特早期也是亚当·斯密的信徒，主张自由贸易，认为只要有“看不见的手”就万事大吉了，但当时的事实很快让这位年轻的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经济学家改变了看法。当时，英国的工业品像潮水般涌入了德国，大大挤压了德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生长空间，李斯特从当时德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提出了迥然不同于自由贸易学说的贸易保护学说，针对反对派的不同观点，他区分了财富与财富生产力这一对概念，认为与英国进行自由贸易也能得到财富，但并不能得到财富生产力，相反恰恰是以破坏财富生产力为代价的，财富生产力主要是制造业，他认为制造业是一个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若没有相对齐全的制造业体系，一个国家就很难说是真正自主的，所以，他建议当时的德国和美国这些相对于英国来说处于二流地位的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这些国家当时在不同程度上都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很快发展起来。现在中国主流的观点也会认为当前的世界产业体系给中国带来了财富，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表现较为明显，但这正是以逐步破坏中国的财富生产力为代价的，就是上文提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辛辛苦苦缔造的重工业体系受到了重创，出现了所谓的“产业结构轻型化”，严重危及了中国的经济安全和经济自主。所以，我们应对中国在当前世界产业体系或结构中的位置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约束性条件，也是中国问题研究包括农村研究的前提性预设，研究者应对之进行充分的讨论，而它正构成了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前提性条件。
二、全球性的资源约束与中国发展
建设节约型社会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关键词，其中的原因，需要我们以全球性的视野加以认识。１９５０年到２００３年间，全球对水资源的需求量提高了３倍，对燃料的需求提高了４倍，肉类需求增长５５０％，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４００％。与此同时，全球ＧＤＰ增加７１６％，商品交易量增长１５６８％，全球广告费支出增长９６５％，出境旅游人数增加２８６０％。１９５０年全球共有汽车５３００万辆，而到了２００２年增加到５．６５亿辆；纸张消费在１９６１年到２００２年间增加了４２３％，房子越住越宽敞，汽车越开越豪华。世界上约有１７．２８亿人过着这种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占全球总人口的２８％。其中，美国有２．４２亿人，占全国人口的８４％；西欧有３．４９亿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８９％；日本有１．２亿人，占该国的９５％；中国有２．４亿，约占全国的１９％；印度１．２２亿，占全国的１２％；俄罗斯６１００万，占４３％；巴西５８００万，占３３％；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只有３４００万人，仅占地区总人口的５％。全球工业化发达国家中共有８．１６亿高层次消费者，占这些国家总人口的８０％，一个美国孩子的消费相当于１２５个印度孩子的消费，如果全球６３亿人都来效仿这１７亿消费者的消费习惯，那么全球的水、能源、建材、矿藏、土地等资源将不堪重负。
全球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自从上个世纪７０年代罗马俱乐部提出这一问题以来，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西方的绿色运动已经有了较大的影响，但正如以上数据所揭示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消费了绝大部分的资源，美国人占世界人口６％消耗了３５％的世界资源，所以，从资源约束的角度来讲，这个世界上就只能有一个美国，中国人（或者说绝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根本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过上高消费的生活。撇开道德价值不论，也许中国大多数农民就只能过另外一种生活，也就是贺雪峰教授所讲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传统儒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更大胆地讲，当资源问题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时，人类历史的拐点就可能出现，而传统儒家所主张的生活方式就有可能会成为全人类的选择。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资源瓶颈效应日趋显现，战略性资源约束日益强化，虽然资源获取的全球视野已经打开，但对全球资源的“获取能力”呈现弱势状态。
三、中国农村实现城市化的方式
历史上的中国大部分时期处于农耕文明的时代，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同构，很多在外做官的人退休后都会告老还乡，在外发财的人一般都会回家买田置产，这种叶落归根的表象是中国人特有的情怀。也就是说，中国的城乡之间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是互通的。在１９世纪中后期以后，由于开放通商口岸，近代意义上的工商业城市开始发展起来，中国的农民也开始到这些城市经商或务工，开始了其城市化的历程。人类学家杨懋春在描写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一个沿海地区村落的著作《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提及，山东台头村在胶东半岛，离青岛很近，当时有很多人到青岛做工或经商，但他们并不放弃在农村的房屋和土地，老婆和孩子一般在农村，这些外出的人也经常往返于城乡之间，在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杨懋春认为这样一种方式要比他在美国看到贫民窟式的城市化好得多。当然有人会说美国后来基本解决了贫民窟式的城市化带来的问题，中国也应该“鼓励农民进城”，不用担心所谓的贫民窟问题，但我们同样应注意美国在当时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一战后，美国开始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主导性力量，拥有大量殖民地，可以把本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负面后果通过战争和不平等贸易转嫁给殖民地国家，其他早发的现代化国家也都拥有这样的条件，而今天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具有这样的条件，相反，中国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生存空间不仅不可能向外延伸，还时时受到挤压，只能自己消化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另一个因素是今天的中国拥有９亿农民，远远超出任何一个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农民数，所以，中国的农民问题，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更复杂，更棘手，中国农村问题有自己的特殊性，就像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所讲的，德国的农村问题有自己的特殊性，德国的农村问题与美国的农村问题根本不是同样的问题。那么，由于中国农民人口基数的庞大，城市就业机会的有限，９亿中国农民在短时期内是根本不可能从农村迅速转移出去的，中国的城市化就只能走城市建设与乡村建设并行的道路，让农民工能自由往返于城乡之间，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建设乡村而不是破坏乡村，待农民在城市里呆不下去的时候，愿意并且能顺利回到乡村，“力避贫民窟式的城市化”，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器。
四、中国人的哲学观即中国人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
当代中国，市场和资本的逻辑开始无所不能地改造着这块古老的黄土地，货币开始制衡价值标准，消费主义借着广告的轰炸似乎要荡平节俭和朴素这样的传统美德，古老的“天人合一”的生活理念被“与自然为敌”的观念所取代，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的生活越来越“麦当劳化”和“好莱坞化”，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即我们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在哪里，是追求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还是走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
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会看到，以市场和资本的逻辑为主导的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优势地位也不过是最近二三百年的事，而中华文明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市场、资本和消费的逻辑只是近代以来被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建构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表现得最为彻底，那时的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当时的西方学者就表达了他们对现代性的忧思。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齐美尔在其《货币哲学》中就认为，货币只是实现人生价值和目标所不可少的桥梁，而人终究是不能生活在桥上的。而当代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和绿色主义运动则是对所谓的现代性的某种反动。我们也会看到，在我国的人民公社时期，节俭和朴素的生活方式成了主流的生活方式，当时的人们并不以其为耻，而是以其为荣，撇开成败不论，它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逻辑在现实世界中的推演，让我们看到了意识形态与主体性建构之间的关系，所以，笔者认为，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能够被建构起来，那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建构起另外一种逻辑，就是我们所讲的新农村建设的内核。
所以，新农村建设并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建设，更为根本的是乡村文化建设，即提高农民精神层面的收益，提高农民的主观福利，这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最有意义也是最有事情可做的领域，梁漱溟先生也是主张从文化入手进行乡村建设的，他是文化守成主义的代表，他所主张的现代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现代化，他所倡导的实际上是儒家所主张的生命理念和生活方式，是迥然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注重文化建设的新农村建设与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是有共同之处的，都是想重塑另外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走中国传统本位的乡村现代化之路。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一、中国在当前世界（产业）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
在当前的学术讨论中，有很多人对这一前提性问题缺乏应有的自觉，而是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欧美话语和主流范式的支配，从而极易导致对中国问题的隔膜和判断的失误。比如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重创，像东北老工业基地、武汉和重庆等重工业城市，而与之相伴随的是，东南沿海城市的轻工业（像电子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导致“产业结构的轻型化”，但问题是这些产业的生产线大多是从国外进口的，中国的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生产的是零部件，处于产业链条的末端，这就导致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企业所得收益只占总收益的极小部分，当然这是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为支撑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中国企业处于产业链条的末端，极易受到市场波动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处于产业链条上端的跨国公司会利用自己的优势把经济波动的负面影响转嫁给处于产业链条末端的中国企业，从而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中国是世界上石油、铜、大豆等许多大宗原材料的“大买家”，却没有大宗原材料的国际定价话语权，要随时无奈承担国际市场投机涨价的风险，中国成为全球的加工、生产中心，但主导了生产，主导不了贸易，中国企业处于产业低中端加工生产环节，成为遭受境外企业、国际炒家两头夹击的“三明治”。德国国家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李斯特的深刻洞见可为我们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供洞察力。李斯特所处的１９世纪前半叶，是英帝国的时代，英国是世界工厂，提倡自由贸易，而李斯特早期也是亚当·斯密的信徒，主张自由贸易，认为只要有“看不见的手”就万事大吉了，但当时的事实很快让这位年轻的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经济学家改变了看法。当时，英国的工业品像潮水般涌入了德国，大大挤压了德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生长空间，李斯特从当时德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提出了迥然不同于自由贸易学说的贸易保护学说，针对反对派的不同观点，他区分了财富与财富生产力这一对概念，认为与英国进行自由贸易也能得到财富，但并不能得到财富生产力，相反恰恰是以破坏财富生产力为代价的，财富生产力主要是制造业，他认为制造业是一个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若没有相对齐全的制造业体系，一个国家就很难说是真正自主的，所以，他建议当时的德国和美国这些相对于英国来说处于二流地位的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这些国家当时在不同程度上都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很快发展起来。现在中国主流的观点也会认为当前的世界产业体系给中国带来了财富，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表现较为明显，但这正是以逐步破坏中国的财富生产力为代价的，就是上文提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辛辛苦苦缔造的重工业体系受到了重创，出现了所谓的“产业结构轻型化”，严重危及了中国的经济安全和经济自主。所以，我们应对中国在当前世界产业体系或结构中的位置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约束性条件，也是中国问题研究包括农村研究的前提性预设，研究者应对之进行充分的讨论，而它正构成了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前提性条件。
二、全球性的资源约束与中国发展
建设节约型社会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关键词，其中的原因，需要我们以全球性的视野加以认识。１９５０年到２００３年间，全球对水资源的需求量提高了３倍，对燃料的需求提高了４倍，肉类需求增长５５０％，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４００％。与此同时，全球ＧＤＰ增加７１６％，商品交易量增长１５６８％，全球广告费支出增长９６５％，出境旅游人数增加２８６０％。１９５０年全球共有汽车５３００万辆，而到了２００２年增加到５．６５亿辆；纸张消费在１９６１年到２００２年间增加了４２３％，房子越住越宽敞，汽车越开越豪华。世界上约有１７．２８亿人过着这种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占全球总人口的２８％。其中，美国有２．４２亿人，占全国人口的８４％；西欧有３．４９亿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８９％；日本有１．２亿人，占该国的９５％；中国有２．４亿，约占全国的１９％；印度１．２２亿，占全国的１２％；俄罗斯６１００万，占４３％；巴西５８００万，占３３％；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只有３４００万人，仅占地区总人口的５％。全球工业化发达国家中共有８．１６亿高层次消费者，占这些国家总人口的８０％，一个美国孩子的消费相当于１２５个印度孩子的消费，如果全球６３亿人都来效仿这１７亿消费者的消费习惯，那么全球的水、能源、建材、矿藏、土地等资源将不堪重负。
全球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自从上个世纪７０年代罗马俱乐部提出这一问题以来，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西方的绿色运动已经有了较大的影响，但正如以上数据所揭示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消费了绝大部分的资源，美国人占世界人口６％消耗了３５％的世界资源，所以，从资源约束的角度来讲，这个世界上就只能有一个美国，中国人（或者说绝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根本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过上高消费的生活。撇开道德价值不论，也许中国大多数农民就只能过另外一种生活，也就是贺雪峰教授所讲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传统儒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更大胆地讲，当资源问题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时，人类历史的拐点就可能出现，而传统儒家所主张的生活方式就有可能会成为全人类的选择。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资源瓶颈效应日趋显现，战略性资源约束日益强化，虽然资源获取的全球视野已经打开，但对全球资源的“获取能力”呈现弱势状态。
三、中国农村实现城市化的方式
历史上的中国大部分时期处于农耕文明的时代，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同构，很多在外做官的人退休后都会告老还乡，在外发财的人一般都会回家买田置产，这种叶落归根的表象是中国人特有的情怀。也就是说，中国的城乡之间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是互通的。在１９世纪中后期以后，由于开放通商口岸，近代意义上的工商业城市开始发展起来，中国的农民也开始到这些城市经商或务工，开始了其城市化的历程。人类学家杨懋春在描写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一个沿海地区村落的著作《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提及，山东台头村在胶东半岛，离青岛很近，当时有很多人到青岛做工或经商，但他们并不放弃在农村的房屋和土地，老婆和孩子一般在农村，这些外出的人也经常往返于城乡之间，在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杨懋春认为这样一种方式要比他在美国看到贫民窟式的城市化好得多。当然有人会说美国后来基本解决了贫民窟式的城市化带来的问题，中国也应该“鼓励农民进城”，不用担心所谓的贫民窟问题，但我们同样应注意美国在当时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一战后，美国开始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主导性力量，拥有大量殖民地，可以把本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负面后果通过战争和不平等贸易转嫁给殖民地国家，其他早发的现代化国家也都拥有这样的条件，而今天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具有这样的条件，相反，中国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生存空间不仅不可能向外延伸，还时时受到挤压，只能自己消化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另一个因素是今天的中国拥有９亿农民，远远超出任何一个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农民数，所以，中国的农民问题，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更复杂，更棘手，中国农村问题有自己的特殊性，就像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所讲的，德国的农村问题有自己的特殊性，德国的农村问题与美国的农村问题根本不是同样的问题。那么，由于中国农民人口基数的庞大，城市就业机会的有限，９亿中国农民在短时期内是根本不可能从农村迅速转移出去的，中国的城市化就只能走城市建设与乡村建设并行的道路，让农民工能自由往返于城乡之间，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建设乡村而不是破坏乡村，待农民在城市里呆不下去的时候，愿意并且能顺利回到乡村，“力避贫民窟式的城市化”，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器。
四、中国人的哲学观即中国人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
当代中国，市场和资本的逻辑开始无所不能地改造着这块古老的黄土地，货币开始制衡价值标准，消费主义借着广告的轰炸似乎要荡平节俭和朴素这样的传统美德，古老的“天人合一”的生活理念被“与自然为敌”的观念所取代，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的生活越来越“麦当劳化”和“好莱坞化”，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即我们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在哪里，是追求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还是走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
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会看到，以市场和资本的逻辑为主导的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优势地位也不过是最近二三百年的事，而中华文明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市场、资本和消费的逻辑只是近代以来被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建构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表现得最为彻底，那时的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当时的西方学者就表达了他们对现代性的忧思。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齐美尔在其《货币哲学》中就认为，货币只是实现人生价值和目标所不可少的桥梁，而人终究是不能生活在桥上的。而当代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和绿色主义运动则是对所谓的现代性的某种反动。我们也会看到，在我国的人民公社时期，节俭和朴素的生活方式成了主流的生活方式，当时的人们并不以其为耻，而是以其为荣，撇开成败不论，它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逻辑在现实世界中的推演，让我们看到了意识形态与主体性建构之间的关系，所以，笔者认为，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能够被建构起来，那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建构起另外一种逻辑，就是我们所讲的新农村建设的内核。
所以，新农村建设并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建设，更为根本的是乡村文化建设，即提高农民精神层面的收益，提高农民的主观福利，这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最有意义也是最有事情可做的领域，梁漱溟先生也是主张从文化入手进行乡村建设的，他是文化守成主义的代表，他所主张的现代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现代化，他所倡导的实际上是儒家所主张的生命理念和生活方式，是迥然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注重文化建设的新农村建设与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是有共同之处的，都是想重塑另外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走中国传统本位的乡村现代化之路。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