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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是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关键词”。在去年我国农业出现重要转机的背景下，中央正加大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转变财政分配、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新增的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颁发。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关干“三农”问题的第七个“一号文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是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关键词”。在去年我国农业出现重要转机的背景下，中央正加大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转变财政分配、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新增的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持农业持续发展
中央一号文件：“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农村改革和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保持农村发展好势头的任务非常艰巨。”
《绿色中国》您如何判断当前我国农村的基本现状？
温铁军：1980年恢复包干到户以后，农民人口当时仍然占将近80％，但是财政用于农业的开支曾经一度下降到大约3％，如果说90年代以来的投入增加了，就政府财政投入这一块的结构看，大部分是给了有关部门，而不是给农民。至于国家计划内的农业投资，实际上受到小农经济高度分散的制约，也难以直接用到与农民相关的项目上。
因此，2003年1月份胡锦涛同志任总书记之后第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文件讨论中，才明确强调了今后财政新增用于教育、科技、卫生，文化这四大类的公共开支，向农村倾斜，重点投到县以下。到年底看2003年的投入情况，还是没有落实。中央财经领导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是研究农村问题的大专家，他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讲过，国家用于农业的投资其实70％并没有用到农民头上，农民没得到实惠，而是用于各个部门的大的项目建设上，比如大江大河的治理、大型水库的建设。
2004年中央财政下决心拿出400个亿用于加强农业投入，给农民减免税，或者用于给农民补贴，这是真正的实惠。党中央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我看，中央的这个精神要反复讲，才可能有所调整，因为，以往这个既得利益结构已经形成了。
2005年的情况应该是这样，首先，2004年中央对农民而言的亲民善政，会得到进一步的贯彻，中央正在加大“多予”的力度，给农民更多好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2005年的政策主要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重点是和农民息息相关的项目。早在2003年中央就已经定了的方针是，对农村的投资应该直接投到村以下和农民相关的项目上，而不是以往那种70％都用不到农民身上。这一点，我认为2005年应该有明显的变化了。如果2003年强调，2004年执行，2005年还是少数部门的利益结构加强，跑冒滴漏严重，这事就麻烦了，肯定是有人在想方设法地硬顶着中央的指示……。
希望加强农业投资，应该主要让农民得实惠。因此强烈建议改变投资机制，不要轻易就把这些投资变成市场化的招标项目：部门寻租，企业承包，如果那些企业的大的工程一上，农民还是只能靠边站。应该尽可能用农民能够接受的方式、让农民增收的方式，能使用农村劳动力的尽量用农村劳动力，能让农民干尽量让农民干，这样才能让农民得实惠。
第二个方面，中央财政正在朝公平的公共财政转化，这也是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已经定下的事情，希望今年不要再延宕了。2005年中央已经要求财政增加对农村倾斜，主要是对县以下农村基层公共开支的财政投入倾斜，那就要对农村的教育、医疗、科技、文化和基层治理等等公益事业倾斜，该财政拿钱的就拿，以往财政是几乎不管农村的。
所以我说第一大块看投入，投入分两头，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投入，我们希望更有利于农民；对财政用于农村的公共事业投入，也希望更加有利于农村稳定。我们认为，增加这两种投入是今年一号文件中的第一件好政策。
第二件好政策，就是中央正在加大、加快减免农业税的力度和速度。
免赋从本届政府开始，而且今年明显加快了，连很多中西部的省都提出一年之内全免农民的农业税。如果真正能够贯彻下去，实施到位，我想农民是欢迎的。只有均田免赋，才能休养生息，对农民来说这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好政策，这一点再次强调一下。
同期，连带发生的问题也是显著的：因为减免了农业税，基层县以下农村的治理，乡村建设的问题会更加突出出来。以往我们不适当地盲目照搬现代上层建筑、导致的乡村基层的高负债问题会爆发。据财政部有关部门2004年调查的结果，乡村两级公共负债已经高达六千亿到一万个亿了。这一方面把税免了，那另一方面公共负债的问题必然凸现出来，因此，一定要想方设法，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方向一起努力，来化解农村基层的治理危机。
让我最担心的，第一是农村基层无人管事，第二是村两级公共能力下降会导致各种各样的不良势力借机而起。
中央一号文件：“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绿色中国》：如何在农村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温铁军：简单地说，如果在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国家加快推进工业化，那么，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往往都是从农业农村中来，因此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农村作为被提取原始积累的一个地域，农民作为向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的群体，就受到制度的约束。
到1957年中苏两国发生分歧的时候（当时是苏联投资帮我们搞工业化），苏联不再投资，中国就无法进行工业化，政府1957年宣布第二个五年计划停止。在没有投资的情况下就没有就业，城市连自己的人口都吸纳不了，不得不向农村转移了两千万人口。所以1958年提出的户籍制度，并且和粮食、就业、教育、医疗等所有一切城市制度都是高度相关的。
后来当1985年中央的政策部门提出，现在到了开通城乡的时候了，应该及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农产品已经进城了，农民可以进城交易了，可城市里面各个部门对 开通城乡一概反对。为什么？教育部门说如果现在开通城乡，请国家财政拿钱来办学校，否则进城农民的教育，他们的子女就学怎么办？这事到1990年代还没有解决，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卫生部门说进城农民看病谁解决？交通部门说为进城农民开通的线路谁给解决？公安部门说来了那么多人怎么管理，财政得给钱增加警力。可那时候，财政正在亏损，中央政府满足公共开支的能力有限，所以1980年代就没解决。
如果我们现在讨论怎么解决问题，那么就是要好好理解现在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认真的想想“以人为本”，应该怎么以人为本。中国仍然有九亿人是农民户口，“以人为本”就必须以九亿农民为本。这些大目标在各个地方和部门都贯彻了，那就好说了。
越是拼命追求GDP，拼命追求现代化，拼命追求招商引资，就可能是越多的剥夺农民，这是几十年来的根本教训。现在很多人都是以招商引资多少来论英雄，不论是在乡的农民还是进城的农民，处境一样悲惨，照样被残酷剥夺，照样是弱势群体。难道大批进城就一切都好了？看看进城的农民，大部分的生活不也都是挺惨的吗？当然，其中很少一部分可能会好一点。
保护耕地，改善生态环境
中央一号文件：“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并落实到地块和农户。”
《绿色中国》：城镇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工业建设也不断蚕食农地，如何才能做到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
温铁军：2004年，中央政府下决心停止半年征占耕地的审批，并且采取了其他配套的办法，有效地保护了农民利益；刹住滥占耕地的歪风。这也是防止继续出现严重社会问题的重要措施。2004年耕地减少的幅度明显低于2003年。
此外，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征占农民用地，曾经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这次则是在银行不良资产还没快速增加的时候提前刹车，有利于预防金融危机，同时降低投资过热。这项政策10月底到期之前，中央出台了加强土地管理的文件，强调要对土地征占给予高门槛政策，提高了征占土地的代价，使过去各地政府“以地生财”、“以地套现”的成本提高了，有效地在抑制经济过热的同时也防止了不正之风。
回顾2004年的重大农村政策出台，第一个的背景是，受经济过热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健康因素的影响，2003年几乎是建国以来耕地面积减少最快的一年，减少了三千多万亩耕地，提前7年突破了国家原定在2010年要坚持控制的耕地面积不少干18.82亿亩的指标。地方经济发展靠占用土地拉动开发区建设、房地产建设，表面上看GDP上去了，但这是不可持续的，要不得。
中央曾在2003年下了很大的力气，都没有刹住滥占耕地，于是导致国家总体经济安全问题严峻，各地因为滥占农民耕地而引发的上访告状达到近三分之二比例。经济关系绷得太紧，社会关系绷得太紧，绷得太紧就会断，这显然是短期行为。
从客观来讲，这些短期行为是由某些资本力量和地方权力结合而造成的。
简而言之，正是由于2003年滥占耕地，粮食播种面积下降，粮食产量下降，供需矛盾突出，导致消费物价指数上涨，问题显得比较突出，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和关注，因而提出宏观调控。而且，2004年的重大农村政策出台，其实和宏观形势高度相关，它并不是孤立的。
2003年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之后，2004年进一步强调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一再地强调三农政策的重要地位，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一般学术界所理解的农业问题，而是与宏观经济的发展能否可持续高度相关。
在1990年代以来曾经有过两轮大规模的圈地运动，都很疯狂。
第一轮圈地运动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开始，各地大办开发区。那一轮损失三千多万公顷土地，引发了大量的农民上访。
第二轮圈地运动起于“以地套现”，只有圈了地，银行才会给钱。第二轮圈走了五千多万公顷土地。这次圈走五千多万公顷比上次所用的时间短得多，不到三年时间。要根本解决问题，首先得明白稀缺的农地资源不能被这种方式占用，不能说地方政府做了规划，一个红线一划，这个地就是资本家的了。所以，制度根本上要改。
中央一号文件：“搞好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庄、集镇规划，引导农户和农村集约用地。”
《绿色中国》：长期以来，我国乡镇、村庄、集镇建设无规划，土地利用率低。引导农户和农村集约用地对解决我国耕地少意义重大，此项工作该如何开展？
温铁军：如果说城镇化是缓解“三农”困境的一个主要路径，我觉得这个是对的，任何国家的发展经验也都是如此。但是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如果也要像欧美那样建设发展就麻烦了，我国现在水、土、矿、环境这些资源已经透支了。
所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需要加快，但也不能太激进。
对于“融入城市”的说法，1980年代大家都比较热衷，我在1985年讨论当年的“一号文件”时，强烈主张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当时一些老一辈的革命家都接受，但是实际执行遇到的问题就很多。当年对这个问题认识还不够，暂时还得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推动农民进城，另一方面稳定乡村经济。这并不等于反对城市化，我只是主张，不要把三农问题简单化。
此外早就有统计，全国1／3的省的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在1亩以下，有八百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在0.8亩地下，有600多个县、大概l／4左右的县人均耕地面积半亩以下。而联合国所规定的耕地对人口的最低保障是0.8亩。
很早以前我们就提出，三农问题面对的最基本的矛盾，就是人口和土地资源之间关系高度紧张，想要通过规模经营，扩大农业的规模来提高农民收益，那是不太可能的，就像流行歌曲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我理解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不是指一条路，农民都进城。当然，农民都能进城最好，我也希望明天早上醒来，中国90％的人都进城了。能否实现且不说，但至少要从两个方面考虑问题，一方面要想方设法适当增加城市就业，或者说增加非农就业。另一方面还得想方设法稳定农村，或者叫建设乡村。而现在都讨论如何增力口城市就业，很少有人真正去想想将来可能还至少会有七八亿人生活在农村。不管将来人口达到16亿还是18亿，总之就算55％的城市化率，一半人生活在城里，那我们的农村人口也是全世界最庞大人口。
中央一号文件：“退耕还林工作要科学规划，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稳步推进。要采取有效措施，在退耕还林地区建设好基本口粮田，培育后续产业，切实解决农民的长期生计问题，进一步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绿色中国》：退耕还林地区如何解决农民的长期生计问题？
温铁军最近我在福建了解那里的林业地区改革的情况，他们没有简单化地执行封山育林，而是同时推广“林下经济”和生态保护林区的综合开发。此外，1988年东北的苇河林业局、1998年大兴安岭林区也都先后开展过林区的农业综合开发经营， 有过成功的经验。只不过，其中有些很好的有效经验，被盲目照搬的政策和瞎指挥给断送了。
结合以往的经验教训看，当前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其实首先是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所强调的：充分尊重各地干部群众的创造。
中央一号文件：“切实防治耕地和水污染。”
《绿色中国》：面对工业“三废”、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生活垃圾等对土壤、水的污染，该如何预防和治理，以保护耕地？
温铁军：现在已经开始有单位和学者强调绿色GDP，就是把发展过程当中对生态和环境所造成的破坏，计为GDP增长的负值，然后来冲减经济增长率。有人甚至测算过我们九十年代以来GDP的高速增长，其实是负数。这么算当然有点激进，我们不太愿意走两个极端，要么说发展是硬道理，增长就是好么说有问题，什么都是问题。
我最近在苏州和长春做过调查，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了。又看到一个报道，说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没道理，但是乱发展更没道理……。
至于中国目前的资源短缺状况，不仅是土地资源短缺，还有严重的水资源短缺、矿产资源短缺、能源短缺等等，追求现代化的资源基本上都短缺。有人计算过，中国如果像美国那样使用汽车，这个世界将受到很大的影响，光停车场恐怕就要把农田差不多占完了。以往的教训确实很值得我们认真的汲取，但也不要因此把什么东西都说成是负面的，调整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不要急躁，先把基本认识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把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接受下来，把“三农问题”上头热下头冷这样一种不正常现象扭转过来，否则事情很难办。
我们不妨用正常的心态来看现任政府的措施，来理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样才能做到政令畅通，让科学发展观得以贯彻，让中央不到两年时间内反复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真正变成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的自觉行为。
至于具体的绿色GDP计算问题，统一发展指标等问题，可以具体讨论。假如我们真正统一了认识，可以请培养干部、管干部的系统先做考核指标，不能说哪个地方GDP上去了，干部就提上去。
科教兴农、人才强农是农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
中央一号文件：“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促进农民和农村社会全面发展。”
《绿色中国》：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低，农村劳动力培训几乎是空白，提高农民素质是农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如何推进农民的培训工作？
温铁军：2004年的一号文件就已经明确强调：进城打工农民视同产业工人对待，这意味着农民工应该得到国民待遇。其中，总理为农民工讨工资，是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2003年前出现了高达千亿以上的大规模欠薪，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后，2004年可以说是解决欠薪问题幅度最大，速度最快、效果最好的一年，这体现了农民进城务工政策开始部分地得到贯彻。同时，其他有关方面也逐渐在落实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的指导思想。有很多具体政策，例如教育、社保、工会等方面政策都纷纷出台了。促进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政策思路也早在几年前就提出了，温家宝同志没有就任总理之前，就已经做过很多努力，例如2002年他就指示有关部门研究，如何打掉农民进城的门槛，2003年1月这个文件完成，温家宝同志亲自批示作为国办一号文件发出。到2004年，这方面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变成在社保、医疗、就学、就业等方面都要对农民工实行低门槛政策，并且要国家财政拿钱，六部委实行“阳光工程”，为进城农民工搞就业培训，让他们能够落地生根。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要支持农业院校参与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这充分说明了农业科技教育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绿色中国》：我国农业科技教育总体发展现状令人担忧，如果国家不采取强有力措施，其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温铁军：作用确实重要，但问题也确实严峻。
这些年社会上对教育的批评越来越激烈，这是值得我们农口的科教体系认真思考的。我们不能闭目塞听，更不能妄自尊大。其中，最直接的客观问题是：以西方学术思想为指导的农业院校的教育和科研，如何与已经是原子化的中国小农经济的农村状况相结合?既然科教体系的评价标准和利益分配，都没有强调与中国三农问题相结合的内容，很难要求科研人员完全凭热情来为三农服务。
此外，农村的科技推广体系基本上解体了，这在最需要科技投入的中西部传统农区，也几乎是不争的事实。至少目前，在我国科教系统的西方化指导思想没有发生与党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保持一致的转变之前，我们看不到彻底解决问题的前景。当然，各地已经出现了干部群众的很多新鲜经验，这是可喜的。
《绿色中国》：据说你一直在酝酿建设一个诺亚方舟式的乡村建设实验基地，这是否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关？
温铁军：所谓诺亚方舟，那不过是媒体的说法，容易引起误解。
我们今天做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的时候就做过。
为什么中国人要搞乡村建设运动，而且为什么在大陆搞，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超大型的农业国家，中国只有占国土百分之十几的平原，耕地面积是世界的7％，任何发达国家的农业经验在中国可能都有不适用的地方。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部分人口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农业生产领域之中，停留在传统的农村社区之中，依然是小农经济，土地更少，资源更紧张，中长期看，假如这个资源过度紧缺的问题不能解决，那么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就会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在乡村建设学院所在的河北定州市翟城村，就有一个翟城示范区。另外，全国还有许多经过我们培训后的农民自发建立的合作社，这些都是乡村建设实验基地。刚开始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包下一座荒山或者一片荒地，进行可持续发展的试验。在这里，鸡鸭牛羊都会被散养，有它们自由活动的空间，给它们基本的动物权利。还要种上蔬菜、果树，充分利用沼气，形成生态循环，真正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样板。现在我的做法与那时的观点不一样了，但依然有些青年人正在四处联系，做这方面的努力。
我们的稻作农业文明有6400年了，单家独户是不能进行稻作农业的。给水、排水、联户、协调，村社从来就因这种农业生产方式而发生内部强烈的关联性。大禹治水的同期成功建立了第一个国家，是因为采用疏导的方式，可见中国的政治治理最初产生干疏导，产生于联合，不产生于战争。
可是今天我们照搬过来的一套哲学理念：个体化、理性自私，把这些看成极其合理的原则；从这些派生出一套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但这样的理念能给已经实现了小农经济的农村带来什么？带来私欲的恶性膨胀和资源环境的破坏。
新乡村建设的实质就是渐进“改良”，这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我们做的是自下而上的“改良”。新乡村建设不是搞项目，我们强调的是“以人为本”，让农民无论是在家种地还是在外打工都把自己当人看。我们和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者一样，不会做任何激进斗争，只能无可奈何地央求已经形成的大资本，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是政府资本还是私人资本，是金融资本还是工商业资本，都别太不顾13亿人的起码福祉和生计。否则，连社会稳定都会维持不了。
(责编：曹杰明)
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颁发。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关干“三农”问题的第七个“一号文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是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关键词”。在去年我国农业出现重要转机的背景下，中央正加大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转变财政分配、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新增的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持农业持续发展
中央一号文件：“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农村改革和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保持农村发展好势头的任务非常艰巨。”
《绿色中国》您如何判断当前我国农村的基本现状？
温铁军：1980年恢复包干到户以后，农民人口当时仍然占将近80％，但是财政用于农业的开支曾经一度下降到大约3％，如果说90年代以来的投入增加了，就政府财政投入这一块的结构看，大部分是给了有关部门，而不是给农民。至于国家计划内的农业投资，实际上受到小农经济高度分散的制约，也难以直接用到与农民相关的项目上。
因此，2003年1月份胡锦涛同志任总书记之后第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文件讨论中，才明确强调了今后财政新增用于教育、科技、卫生，文化这四大类的公共开支，向农村倾斜，重点投到县以下。到年底看2003年的投入情况，还是没有落实。中央财经领导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是研究农村问题的大专家，他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讲过，国家用于农业的投资其实70％并没有用到农民头上，农民没得到实惠，而是用于各个部门的大的项目建设上，比如大江大河的治理、大型水库的建设。
2004年中央财政下决心拿出400个亿用于加强农业投入，给农民减免税，或者用于给农民补贴，这是真正的实惠。党中央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我看，中央的这个精神要反复讲，才可能有所调整，因为，以往这个既得利益结构已经形成了。
2005年的情况应该是这样，首先，2004年中央对农民而言的亲民善政，会得到进一步的贯彻，中央正在加大“多予”的力度，给农民更多好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2005年的政策主要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重点是和农民息息相关的项目。早在2003年中央就已经定了的方针是，对农村的投资应该直接投到村以下和农民相关的项目上，而不是以往那种70％都用不到农民身上。这一点，我认为2005年应该有明显的变化了。如果2003年强调，2004年执行，2005年还是少数部门的利益结构加强，跑冒滴漏严重，这事就麻烦了，肯定是有人在想方设法地硬顶着中央的指示……。
希望加强农业投资，应该主要让农民得实惠。因此强烈建议改变投资机制，不要轻易就把这些投资变成市场化的招标项目：部门寻租，企业承包，如果那些企业的大的工程一上，农民还是只能靠边站。应该尽可能用农民能够接受的方式、让农民增收的方式，能使用农村劳动力的尽量用农村劳动力，能让农民干尽量让农民干，这样才能让农民得实惠。
第二个方面，中央财政正在朝公平的公共财政转化，这也是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已经定下的事情，希望今年不要再延宕了。2005年中央已经要求财政增加对农村倾斜，主要是对县以下农村基层公共开支的财政投入倾斜，那就要对农村的教育、医疗、科技、文化和基层治理等等公益事业倾斜，该财政拿钱的就拿，以往财政是几乎不管农村的。
所以我说第一大块看投入，投入分两头，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投入，我们希望更有利于农民；对财政用于农村的公共事业投入，也希望更加有利于农村稳定。我们认为，增加这两种投入是今年一号文件中的第一件好政策。
第二件好政策，就是中央正在加大、加快减免农业税的力度和速度。
免赋从本届政府开始，而且今年明显加快了，连很多中西部的省都提出一年之内全免农民的农业税。如果真正能够贯彻下去，实施到位，我想农民是欢迎的。只有均田免赋，才能休养生息，对农民来说这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好政策，这一点再次强调一下。
同期，连带发生的问题也是显著的：因为减免了农业税，基层县以下农村的治理，乡村建设的问题会更加突出出来。以往我们不适当地盲目照搬现代上层建筑、导致的乡村基层的高负债问题会爆发。据财政部有关部门2004年调查的结果，乡村两级公共负债已经高达六千亿到一万个亿了。这一方面把税免了，那另一方面公共负债的问题必然凸现出来，因此，一定要想方设法，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方向一起努力，来化解农村基层的治理危机。
让我最担心的，第一是农村基层无人管事，第二是村两级公共能力下降会导致各种各样的不良势力借机而起。
中央一号文件：“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绿色中国》：如何在农村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温铁军：简单地说，如果在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国家加快推进工业化，那么，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往往都是从农业农村中来，因此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农村作为被提取原始积累的一个地域，农民作为向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的群体，就受到制度的约束。
到1957年中苏两国发生分歧的时候（当时是苏联投资帮我们搞工业化），苏联不再投资，中国就无法进行工业化，政府1957年宣布第二个五年计划停止。在没有投资的情况下就没有就业，城市连自己的人口都吸纳不了，不得不向农村转移了两千万人口。所以1958年提出的户籍制度，并且和粮食、就业、教育、医疗等所有一切城市制度都是高度相关的。
后来当1985年中央的政策部门提出，现在到了开通城乡的时候了，应该及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农产品已经进城了，农民可以进城交易了，可城市里面各个部门对 开通城乡一概反对。为什么？教育部门说如果现在开通城乡，请国家财政拿钱来办学校，否则进城农民的教育，他们的子女就学怎么办？这事到1990年代还没有解决，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卫生部门说进城农民看病谁解决？交通部门说为进城农民开通的线路谁给解决？公安部门说来了那么多人怎么管理，财政得给钱增加警力。可那时候，财政正在亏损，中央政府满足公共开支的能力有限，所以1980年代就没解决。
如果我们现在讨论怎么解决问题，那么就是要好好理解现在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认真的想想“以人为本”，应该怎么以人为本。中国仍然有九亿人是农民户口，“以人为本”就必须以九亿农民为本。这些大目标在各个地方和部门都贯彻了，那就好说了。
越是拼命追求GDP，拼命追求现代化，拼命追求招商引资，就可能是越多的剥夺农民，这是几十年来的根本教训。现在很多人都是以招商引资多少来论英雄，不论是在乡的农民还是进城的农民，处境一样悲惨，照样被残酷剥夺，照样是弱势群体。难道大批进城就一切都好了？看看进城的农民，大部分的生活不也都是挺惨的吗？当然，其中很少一部分可能会好一点。
保护耕地，改善生态环境
中央一号文件：“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并落实到地块和农户。”
《绿色中国》：城镇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工业建设也不断蚕食农地，如何才能做到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
温铁军：2004年，中央政府下决心停止半年征占耕地的审批，并且采取了其他配套的办法，有效地保护了农民利益；刹住滥占耕地的歪风。这也是防止继续出现严重社会问题的重要措施。2004年耕地减少的幅度明显低于2003年。
此外，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征占农民用地，曾经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这次则是在银行不良资产还没快速增加的时候提前刹车，有利于预防金融危机，同时降低投资过热。这项政策10月底到期之前，中央出台了加强土地管理的文件，强调要对土地征占给予高门槛政策，提高了征占土地的代价，使过去各地政府“以地生财”、“以地套现”的成本提高了，有效地在抑制经济过热的同时也防止了不正之风。
回顾2004年的重大农村政策出台，第一个的背景是，受经济过热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健康因素的影响，2003年几乎是建国以来耕地面积减少最快的一年，减少了三千多万亩耕地，提前7年突破了国家原定在2010年要坚持控制的耕地面积不少干18.82亿亩的指标。地方经济发展靠占用土地拉动开发区建设、房地产建设，表面上看GDP上去了，但这是不可持续的，要不得。
中央曾在2003年下了很大的力气，都没有刹住滥占耕地，于是导致国家总体经济安全问题严峻，各地因为滥占农民耕地而引发的上访告状达到近三分之二比例。经济关系绷得太紧，社会关系绷得太紧，绷得太紧就会断，这显然是短期行为。
从客观来讲，这些短期行为是由某些资本力量和地方权力结合而造成的。
简而言之，正是由于2003年滥占耕地，粮食播种面积下降，粮食产量下降，供需矛盾突出，导致消费物价指数上涨，问题显得比较突出，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和关注，因而提出宏观调控。而且，2004年的重大农村政策出台，其实和宏观形势高度相关，它并不是孤立的。
2003年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之后，2004年进一步强调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一再地强调三农政策的重要地位，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一般学术界所理解的农业问题，而是与宏观经济的发展能否可持续高度相关。
在1990年代以来曾经有过两轮大规模的圈地运动，都很疯狂。
第一轮圈地运动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开始，各地大办开发区。那一轮损失三千多万公顷土地，引发了大量的农民上访。
第二轮圈地运动起于“以地套现”，只有圈了地，银行才会给钱。第二轮圈走了五千多万公顷土地。这次圈走五千多万公顷比上次所用的时间短得多，不到三年时间。要根本解决问题，首先得明白稀缺的农地资源不能被这种方式占用，不能说地方政府做了规划，一个红线一划，这个地就是资本家的了。所以，制度根本上要改。
中央一号文件：“搞好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庄、集镇规划，引导农户和农村集约用地。”
《绿色中国》：长期以来，我国乡镇、村庄、集镇建设无规划，土地利用率低。引导农户和农村集约用地对解决我国耕地少意义重大，此项工作该如何开展？
温铁军：如果说城镇化是缓解“三农”困境的一个主要路径，我觉得这个是对的，任何国家的发展经验也都是如此。但是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如果也要像欧美那样建设发展就麻烦了，我国现在水、土、矿、环境这些资源已经透支了。
所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需要加快，但也不能太激进。
对于“融入城市”的说法，1980年代大家都比较热衷，我在1985年讨论当年的“一号文件”时，强烈主张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当时一些老一辈的革命家都接受，但是实际执行遇到的问题就很多。当年对这个问题认识还不够，暂时还得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推动农民进城，另一方面稳定乡村经济。这并不等于反对城市化，我只是主张，不要把三农问题简单化。
此外早就有统计，全国1／3的省的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在1亩以下，有八百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在0.8亩地下，有600多个县、大概l／4左右的县人均耕地面积半亩以下。而联合国所规定的耕地对人口的最低保障是0.8亩。
很早以前我们就提出，三农问题面对的最基本的矛盾，就是人口和土地资源之间关系高度紧张，想要通过规模经营，扩大农业的规模来提高农民收益，那是不太可能的，就像流行歌曲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我理解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不是指一条路，农民都进城。当然，农民都能进城最好，我也希望明天早上醒来，中国90％的人都进城了。能否实现且不说，但至少要从两个方面考虑问题，一方面要想方设法适当增加城市就业，或者说增加非农就业。另一方面还得想方设法稳定农村，或者叫建设乡村。而现在都讨论如何增力口城市就业，很少有人真正去想想将来可能还至少会有七八亿人生活在农村。不管将来人口达到16亿还是18亿，总之就算55％的城市化率，一半人生活在城里，那我们的农村人口也是全世界最庞大人口。
中央一号文件：“退耕还林工作要科学规划，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稳步推进。要采取有效措施，在退耕还林地区建设好基本口粮田，培育后续产业，切实解决农民的长期生计问题，进一步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绿色中国》：退耕还林地区如何解决农民的长期生计问题？
温铁军最近我在福建了解那里的林业地区改革的情况，他们没有简单化地执行封山育林，而是同时推广“林下经济”和生态保护林区的综合开发。此外，1988年东北的苇河林业局、1998年大兴安岭林区也都先后开展过林区的农业综合开发经营， 有过成功的经验。只不过，其中有些很好的有效经验，被盲目照搬的政策和瞎指挥给断送了。
结合以往的经验教训看，当前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其实首先是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所强调的：充分尊重各地干部群众的创造。
中央一号文件：“切实防治耕地和水污染。”
《绿色中国》：面对工业“三废”、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生活垃圾等对土壤、水的污染，该如何预防和治理，以保护耕地？
温铁军：现在已经开始有单位和学者强调绿色GDP，就是把发展过程当中对生态和环境所造成的破坏，计为GDP增长的负值，然后来冲减经济增长率。有人甚至测算过我们九十年代以来GDP的高速增长，其实是负数。这么算当然有点激进，我们不太愿意走两个极端，要么说发展是硬道理，增长就是好么说有问题，什么都是问题。
我最近在苏州和长春做过调查，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了。又看到一个报道，说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没道理，但是乱发展更没道理……。
至于中国目前的资源短缺状况，不仅是土地资源短缺，还有严重的水资源短缺、矿产资源短缺、能源短缺等等，追求现代化的资源基本上都短缺。有人计算过，中国如果像美国那样使用汽车，这个世界将受到很大的影响，光停车场恐怕就要把农田差不多占完了。以往的教训确实很值得我们认真的汲取，但也不要因此把什么东西都说成是负面的，调整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不要急躁，先把基本认识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把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接受下来，把“三农问题”上头热下头冷这样一种不正常现象扭转过来，否则事情很难办。
我们不妨用正常的心态来看现任政府的措施，来理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样才能做到政令畅通，让科学发展观得以贯彻，让中央不到两年时间内反复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真正变成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的自觉行为。
至于具体的绿色GDP计算问题，统一发展指标等问题，可以具体讨论。假如我们真正统一了认识，可以请培养干部、管干部的系统先做考核指标，不能说哪个地方GDP上去了，干部就提上去。
科教兴农、人才强农是农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
中央一号文件：“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促进农民和农村社会全面发展。”
《绿色中国》：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低，农村劳动力培训几乎是空白，提高农民素质是农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如何推进农民的培训工作？
温铁军：2004年的一号文件就已经明确强调：进城打工农民视同产业工人对待，这意味着农民工应该得到国民待遇。其中，总理为农民工讨工资，是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2003年前出现了高达千亿以上的大规模欠薪，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后，2004年可以说是解决欠薪问题幅度最大，速度最快、效果最好的一年，这体现了农民进城务工政策开始部分地得到贯彻。同时，其他有关方面也逐渐在落实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的指导思想。有很多具体政策，例如教育、社保、工会等方面政策都纷纷出台了。促进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政策思路也早在几年前就提出了，温家宝同志没有就任总理之前，就已经做过很多努力，例如2002年他就指示有关部门研究，如何打掉农民进城的门槛，2003年1月这个文件完成，温家宝同志亲自批示作为国办一号文件发出。到2004年，这方面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变成在社保、医疗、就学、就业等方面都要对农民工实行低门槛政策，并且要国家财政拿钱，六部委实行“阳光工程”，为进城农民工搞就业培训，让他们能够落地生根。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要支持农业院校参与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这充分说明了农业科技教育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绿色中国》：我国农业科技教育总体发展现状令人担忧，如果国家不采取强有力措施，其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温铁军：作用确实重要，但问题也确实严峻。
这些年社会上对教育的批评越来越激烈，这是值得我们农口的科教体系认真思考的。我们不能闭目塞听，更不能妄自尊大。其中，最直接的客观问题是：以西方学术思想为指导的农业院校的教育和科研，如何与已经是原子化的中国小农经济的农村状况相结合?既然科教体系的评价标准和利益分配，都没有强调与中国三农问题相结合的内容，很难要求科研人员完全凭热情来为三农服务。
此外，农村的科技推广体系基本上解体了，这在最需要科技投入的中西部传统农区，也几乎是不争的事实。至少目前，在我国科教系统的西方化指导思想没有发生与党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保持一致的转变之前，我们看不到彻底解决问题的前景。当然，各地已经出现了干部群众的很多新鲜经验，这是可喜的。
《绿色中国》：据说你一直在酝酿建设一个诺亚方舟式的乡村建设实验基地，这是否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关？
温铁军：所谓诺亚方舟，那不过是媒体的说法，容易引起误解。
我们今天做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的时候就做过。
为什么中国人要搞乡村建设运动，而且为什么在大陆搞，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超大型的农业国家，中国只有占国土百分之十几的平原，耕地面积是世界的7％，任何发达国家的农业经验在中国可能都有不适用的地方。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部分人口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农业生产领域之中，停留在传统的农村社区之中，依然是小农经济，土地更少，资源更紧张，中长期看，假如这个资源过度紧缺的问题不能解决，那么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就会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在乡村建设学院所在的河北定州市翟城村，就有一个翟城示范区。另外，全国还有许多经过我们培训后的农民自发建立的合作社，这些都是乡村建设实验基地。刚开始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包下一座荒山或者一片荒地，进行可持续发展的试验。在这里，鸡鸭牛羊都会被散养，有它们自由活动的空间，给它们基本的动物权利。还要种上蔬菜、果树，充分利用沼气，形成生态循环，真正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样板。现在我的做法与那时的观点不一样了，但依然有些青年人正在四处联系，做这方面的努力。
我们的稻作农业文明有6400年了，单家独户是不能进行稻作农业的。给水、排水、联户、协调，村社从来就因这种农业生产方式而发生内部强烈的关联性。大禹治水的同期成功建立了第一个国家，是因为采用疏导的方式，可见中国的政治治理最初产生干疏导，产生于联合，不产生于战争。
可是今天我们照搬过来的一套哲学理念：个体化、理性自私，把这些看成极其合理的原则；从这些派生出一套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但这样的理念能给已经实现了小农经济的农村带来什么？带来私欲的恶性膨胀和资源环境的破坏。
新乡村建设的实质就是渐进“改良”，这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我们做的是自下而上的“改良”。新乡村建设不是搞项目，我们强调的是“以人为本”，让农民无论是在家种地还是在外打工都把自己当人看。我们和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者一样，不会做任何激进斗争，只能无可奈何地央求已经形成的大资本，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是政府资本还是私人资本，是金融资本还是工商业资本，都别太不顾13亿人的起码福祉和生计。否则，连社会稳定都会维持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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