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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在13世纪中国就作为“赛里斯”出现在德语文学中。16世纪中华文化进入欧洲，经历17、18世纪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次欧洲“中国热”，中国开始在德语文学中具有既宁静、平和，又落后、保守的“双面形象”。歌德、席勒、冯塔纳、黑塞、卡夫卡等著名德语作家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中国元素多次出现在他们的小说、戏剧创作之中。尽管热爱中国文化，他们却不认识中文也未曾来过中国，传教士、汉学家们的游记、译文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主要途径。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深受西方社会对中国集体印象的影响，因此，作家创作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德语文学为载体，通过对德语文学里中国元素的分析，试从社会历史语境下观德语文学里的中国镜像。
【关键词】：德语文学；中国；镜像；语境
一、《中国公主图兰朵》，中世纪至第一次“中国热”期间的中国形象
作为丝绸之国，中国在古希腊、古罗马期间就闻名于世。中世纪时期，中国的名字就出现在作家沃尔夫拉姆笔下的英雄史诗《帕西法尔》中，他将中国称为“塞里斯”，即丝绸之意。该书是德语文学里的第一部成长小说，讲述了一位名叫帕西法尔的青年骑士历经艰难险阻最终成长为圣杯骑士的故事。当时的德语作家对中国的认识停留在乌托邦式的想象之中，将遥远的中国作为异邦与华丽的丝绸联系起来，为他们的文学创作增添神秘色彩与异域风情。进入14、15世纪，随着前往东方传教者的增多和新航路的开辟，中西方信息隔绝的局面逐步被打破，汉学家、传教士、商人的游记与随笔随即传入欧洲，中国文化开始进入西方，并經西方主流思想家的传播真正进入德国。伏尔泰在他将近八十部作品和两百多封书信中提到过中国，在他眼中，中国是一个崇尚道德、奉行法律、提倡贤君良吏的理想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的国家。他推崇儒教、推崇孔子，并尊其为伟大的贤者。[1]此时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已不再仅仅停留在丝绸、瓷器等物质层面上，中国被视为高度发达的文明大国，中国的文学、艺术、思想、制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高度赞扬。中国的政治制度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西方的一种尺度。
17、18世纪的欧洲形成了第一次“中国热”。歌德通过译文阅读了很多的中国诗歌和《好逑传》、《今古奇观》、《花笺记》等小说。中国元素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德语文学中。如歌德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席勒创作的《孔夫子箴言》。1794年席勒得到了《好逑传》的德译本，歌德、席勒均曾对该书产生过极大兴趣，《好逑传》成为二者中国知识的重要来源。女主人公水冰心是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千古奇女子，多次用自己不凡的才智回绝了权贵公子的提亲，捍卫自己的婚姻自由。早在1762年，威尼斯剧作家卡洛·哥奇曾在自己的戏剧《图兰朵——中国童话悲喜剧》中加入中国元素。不过哥奇为迎合观众口味，除了故事发生地点在北京外，在戏剧创作中加入了大量的意大利风情，因此严格意义上它并不算一部中国主题的戏剧。哥奇的这部作品引起了剧作家席勒的注意，他借助小说《好逑传》里面的中国文化知识，再创作戏剧《中国公主图兰朵》，增加了大量的中国风味，如引入“长城”、“铁犁”等典型中国元素，将祭祀牲口所用的数目从一百改为三百，使数字的使用习惯更贴近中国生活。在席勒笔下，图兰朵公主成为了一名崇尚自由平等、妇女解放的英雄形象：
我看遍了整个亚洲的妇女，
都受尽了奴隶的桎梏和压迫。
……
我要为受欺侮的女性，
向傲慢的男人群众报仇！
（第二幕·第四场）
有论者认为，席勒改编的《中国公主图兰朵》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把戏中人物的心理描写得更加深刻，第二他极力去点染上中国色彩。[2]席勒塑造人物的才能自然无须置疑，但他对中国知之不多却想极力增加中国风情，也就免不了对中国形象的误读和对中国元素的误用。就中国公主图兰朵这一形象而言，她是西方世界里的中国形象。[3]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那时的亚洲妇女对自由是一无所知的，因此，理解《图兰朵》的历史背景应该是欧洲思想史，而非中国历史。
二、以《艾菲·布里斯特》为代表的否定中国镜像
随着西方了解的逐渐深入，中国神秘的面纱被渐渐揭开。从闭关锁国到被迫打开中国国门，鸦片战争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期，满清政府腐败无能。17、18世纪中国在德国形成的正面形象遭毁坏，中国从美好的化身变为腐朽、闭塞的代名词。在德国人眼中，曾经的文明古国、世外桃源变成了愚昧落后的积弱之国。中国的制度、文化，甚至中国人的愚昧、顽固均遭到质疑和嘲讽。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爆发，欧洲的反华仇华情绪达到顶点。 “黄祸论”在德国甚嚣尘上，德国媒体大量歪曲事实的报道使得德语文学中出现了很多幻想中国入侵欧洲的作品。[4]赫尔德将中国比作“一具木乃伊，他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绘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所以，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5]
在19世纪德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冯塔纳的代表作《艾菲·布里斯特》中，存在着一个中国人的形象，该形象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德国人心目中的中国镜像。小说《艾菲·布里斯特》创作完成于1890年，讲述了贵族小姐艾菲嫁给前途光明的男爵殷士台顿后，不甘寂寞，成为一名少校的情人。六年后事情败露，少校在决斗中被丈夫殷士台顿杀死，艾菲被休，独居异地，临去世前才被父母允许返回娘家的故事。整部小说共36章，这个从未露面的中国人形象在24章里面均有出现，并作为鬼魅形象始终纠缠着艾菲。婚后艾菲与殷士台顿住在原属于船长托姆森的房子中，船长年轻时航行于上海与新加坡之间，晚年便安顿在了此处。同行有一名中国仆人，半月后殉情而死。
在19世纪的德语文学作品中，人们大都对中国持否定观点。在作家冯塔纳笔下，中国人由人变鬼缠住新婚妻子艾菲，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中国人的一种否定态度。那名中国人殉情死后，人们拒绝将他埋在郊区墓地。一位名叫特里佩尔的牧师为其打抱不平，却无缘无故遭世人白眼。这名牧师死后，男爵殷士台顿说，“幸而牧师不久就死了，不然的话，恐怕他连牧师的职位也要丢掉”。[6]虽然冯塔纳曾声明，中国人是非常好的人，但从殷士台顿的话里依旧可以反映出，19世纪德国社会对中国人存在着深刻的偏见。 三、《中国长城建造时》，第二次中国热时期的中国形象分析
随着德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特别是顾路柏的《中国文学史》、马丁·布伯的《庄子语录与寓言》、卫礼贤的《论语》（1910）、《道德经》（1911）、《列子》（1911）、《庄子》（1912）、《易经》（1914）、《孟子》（1916）等译本的出现改变了德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德语文学开始加入古代中国元素，渲染神秘悠远的中国古典文明。欧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第二次“中国热”。尤其是一战结束后，德国战败影响了民众的情绪，使沮丧和绝望充斥着整个德国社会，战争带来的幻灭和挫败压抑着整个德国文坛，中国的道家思想和东方神秘主义引起了德布林、黑塞等作家的兴趣，他们希望通过道家“无为”的哲学精神解救德国人的绝望情绪。
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时期，恰好是欧洲第二次“中国热”的时期。卡夫卡阅读过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并高度评价中国文化，认为在其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他对中国文人有很强的认同感。卡夫卡曾在多篇小说中运用了中国元素，如《往事一页》、《第十一个儿子》《中国长城建造时》等，特别是1917年完成创作的《中国长城建造时》，最为明显地体现了中国元素。长城作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如莫卧儿帝国的泰姬陵、古埃及的金字塔一样闻名世界，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瑰宝的象征。
《中国长城建造时》的叙述者是一名中国人，讲述的对象是中国的长城，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中华帝国，然而对卡夫卡而言，中国只是一个象征物，想借助它表达荒诞、矛盾、恐惧、非理性、捉摸不透等感受。小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叙述者描述和思考长城的建造，第二部分着重描述中国的制度，以及那个由温顺的臣民、专断的官吏和神秘的皇帝构成的中华帝国。为了抵挡北方民族入侵，皇帝下令建造绵延万里的长城，人们必须在荒无人烟之地夜以继日的砌石头。为加快工作效率和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领导人员采取“分段建造”的方法，每一队工人在修筑完五百米的长城后便调往其他地方继续建造。“分段建造”又何尝不是官员们为压制百姓而想出来的方法呢。完成五百米的建造任务后，质朴愚昧的顺民欢呼雀跃，还未平复兴奋激动的心情就已经被调离到另一个地方，继续建造另一段五百米长的城墙。分段建筑虽是有意为之，却无人负责修补每一小段之间的缺口，最终修成的是一个千疮百孔、并无抵御能力的长城。的确，长城建成后两千多年来，并没有发挥出人们期盼的那种防御北方蛮族的作用。至卡夫卡写就该篇小说之时，中国已匍匐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任人宰割而无法阻挡。此外，分段修城的这种策略还隐喻中华帝国的内部机制，如此折射出帝国内部组织的混乱不堪，影射内部腐朽的官僚制度。
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位致力于比较民族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对长城科考后撰写了一份报告。作为一名中国文人，他所表现出来的却是欧洲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最终，他得出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结论：修长城的决定自古就有，并非哪位皇帝的旨意。“无辜的北方民族以为修筑长城是因了他们的缘故，可敬无辜的皇帝，他以为修筑长城是他的旨意。我们修城的人知道不是这样，可是我们缄口不言。”[7]除此之外，小说中关于时间的叙述也是含混不清的，“不知道正在当朝的是哪个皇帝，甚至对朝代的名称也存在着怀疑”[8]。小说中既有秦朝为抵御北方民族长城初建时期的影子，也似有汉朝繁华昌盛、明清腐败衰落的光景。皇帝被一群表面顺从、内心充满敌意的大臣包围，他们时刻想推翻皇帝、顛覆帝国。卡夫卡对这个国家、首都北京、皇帝、宫殿、百姓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制度森严、历史悠久、皇帝至高无上、百姓温顺愚昧，甚至中国人稀疏的胡须、黑长的辫子也刻画的惟妙惟肖。
万里长城是中华帝国的象征，但卡夫卡笔下的长城却并不是真正的中国长城，中国也不是真正的中国。他以欧洲视角观中国，将自己的想法揉于笔端，寄情文字。小说中虚构的中华帝国与卡夫卡身处的奥匈帝国有许多相似之处。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被刺杀于萨拉热窝街头，奥匈帝国传统范围内的巴尔干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火药桶。1916年皇帝约瑟夫一世去世，历经战争的摧残后，古老帝国回天乏术，在一片混乱与动荡中即将走向终点。《中国长城建造时》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于1917年。20世纪初，东方的满清王朝和西方的哈布斯堡王朝江河日下，1911年清帝国崩溃，1918年奥匈帝国战败解体。腐朽的制度、衰落的经济、腐朽的政治，卡夫卡笔下的中华帝国与奥匈帝国存在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卡夫卡笔下中国百姓的“顺民”形象，也似犹太人所处的可怜境地，饱受强权的支配，无奈被忽视、愚弄和排斥。因此而言，卡夫卡笔下的中国就有了双重含义，既描写分崩离析的清王朝，又隐喻即将衰败解体的奥匈帝国。除此之外，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的创作灵感还来源于布拉格劳陵茨山的“饥馑壁”。关于这“饥馑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14世纪中旬布拉格饿殍遍野，国王为给民众找活干大兴土木，毫无目的修建了这座充满洞穴和缝隙的墙壁；另一种解释是说该墙壁实为监狱囚犯所建，旨在加强囚犯的劳动以示惩戒。且不论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可以确定的是这座充满缝隙的城墙离卡夫卡的居住地不远，卡夫卡经常到那里散步。可以想象，布拉格那洞穴满布的“饿馑壁”对卡夫卡笔下“分段而建”的长城有一定的启发。
由此看来，卡夫卡虽然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但他在文学创作中却无意再现一个真实的中国，而是将其作为象征来表现自己心中世界。从马可·波罗开始中国在西方文学中就是疆域辽阔、文化繁盛、君权胜天的帝国形象。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大国形象使得欧洲很多人仍然对中国存在陌生感，如此就为卡夫卡和其他德语作家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如同卡夫卡在作品中用构建的中国来表现自己的世界一样，近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在接受中国文化上起起落落，不论是神圣化还是妖魔化亦或是客观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时期欧洲社会的发展和欧洲人对自己文化和他国文化的深刻思考。
注释：
[1]钱林森. 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社会科学战线. 1997第8期. 第87页
[2]陈铨. 中德文学研究.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第59-60 页
[3]叶隽. 史诗气象与自由彷徨——席勒戏剧的思想史意义.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 第326页
[4]Kim， Kison. Theater und Ferner Osten. Frankfurt a. M.： Frankfurter Verlagsanstalt. 1982. S.26
[5]Herder， Gottfried.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Berlin： Berlin Verlag. 1965. S.10.
[6]特奥多尔·冯塔纳. 艾菲·布里斯特.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第104页
[7]弗兰茨·卡夫卡. 卡夫卡小说全集（第三卷）. 北京： 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3， 第253页
[8]弗兰茨·卡夫卡. 2003， 第253页
参考文献：
[1]Herder， Gottfried.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Berlin： Berlin Verlag. 1965.
[2]Kim， Kison. Theater und Ferner Osten. Frankfurt a. M.： Frankfurter Verlagsanstalt. 1982.
[3]陈铨. 中德文学研究.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4]弗兰茨·卡夫卡. 卡夫卡小说全集（第三卷）. 北京： 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3.
钱林森. 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社会科学战线. 1997第8期.
[5] 特奥多尔·冯塔纳. 艾菲·布里斯特.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6] 叶隽. 史诗气象与自由彷徨——席勒戏剧的思想史意义.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
【关键词】：德语文学；中国；镜像；语境
一、《中国公主图兰朵》，中世纪至第一次“中国热”期间的中国形象
作为丝绸之国，中国在古希腊、古罗马期间就闻名于世。中世纪时期，中国的名字就出现在作家沃尔夫拉姆笔下的英雄史诗《帕西法尔》中，他将中国称为“塞里斯”，即丝绸之意。该书是德语文学里的第一部成长小说，讲述了一位名叫帕西法尔的青年骑士历经艰难险阻最终成长为圣杯骑士的故事。当时的德语作家对中国的认识停留在乌托邦式的想象之中，将遥远的中国作为异邦与华丽的丝绸联系起来，为他们的文学创作增添神秘色彩与异域风情。进入14、15世纪，随着前往东方传教者的增多和新航路的开辟，中西方信息隔绝的局面逐步被打破，汉学家、传教士、商人的游记与随笔随即传入欧洲，中国文化开始进入西方，并經西方主流思想家的传播真正进入德国。伏尔泰在他将近八十部作品和两百多封书信中提到过中国，在他眼中，中国是一个崇尚道德、奉行法律、提倡贤君良吏的理想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的国家。他推崇儒教、推崇孔子，并尊其为伟大的贤者。[1]此时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已不再仅仅停留在丝绸、瓷器等物质层面上，中国被视为高度发达的文明大国，中国的文学、艺术、思想、制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高度赞扬。中国的政治制度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西方的一种尺度。
17、18世纪的欧洲形成了第一次“中国热”。歌德通过译文阅读了很多的中国诗歌和《好逑传》、《今古奇观》、《花笺记》等小说。中国元素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德语文学中。如歌德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席勒创作的《孔夫子箴言》。1794年席勒得到了《好逑传》的德译本，歌德、席勒均曾对该书产生过极大兴趣，《好逑传》成为二者中国知识的重要来源。女主人公水冰心是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千古奇女子，多次用自己不凡的才智回绝了权贵公子的提亲，捍卫自己的婚姻自由。早在1762年，威尼斯剧作家卡洛·哥奇曾在自己的戏剧《图兰朵——中国童话悲喜剧》中加入中国元素。不过哥奇为迎合观众口味，除了故事发生地点在北京外，在戏剧创作中加入了大量的意大利风情，因此严格意义上它并不算一部中国主题的戏剧。哥奇的这部作品引起了剧作家席勒的注意，他借助小说《好逑传》里面的中国文化知识，再创作戏剧《中国公主图兰朵》，增加了大量的中国风味，如引入“长城”、“铁犁”等典型中国元素，将祭祀牲口所用的数目从一百改为三百，使数字的使用习惯更贴近中国生活。在席勒笔下，图兰朵公主成为了一名崇尚自由平等、妇女解放的英雄形象：
我看遍了整个亚洲的妇女，
都受尽了奴隶的桎梏和压迫。
……
我要为受欺侮的女性，
向傲慢的男人群众报仇！
（第二幕·第四场）
有论者认为，席勒改编的《中国公主图兰朵》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把戏中人物的心理描写得更加深刻，第二他极力去点染上中国色彩。[2]席勒塑造人物的才能自然无须置疑，但他对中国知之不多却想极力增加中国风情，也就免不了对中国形象的误读和对中国元素的误用。就中国公主图兰朵这一形象而言，她是西方世界里的中国形象。[3]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那时的亚洲妇女对自由是一无所知的，因此，理解《图兰朵》的历史背景应该是欧洲思想史，而非中国历史。
二、以《艾菲·布里斯特》为代表的否定中国镜像
随着西方了解的逐渐深入，中国神秘的面纱被渐渐揭开。从闭关锁国到被迫打开中国国门，鸦片战争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期，满清政府腐败无能。17、18世纪中国在德国形成的正面形象遭毁坏，中国从美好的化身变为腐朽、闭塞的代名词。在德国人眼中，曾经的文明古国、世外桃源变成了愚昧落后的积弱之国。中国的制度、文化，甚至中国人的愚昧、顽固均遭到质疑和嘲讽。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爆发，欧洲的反华仇华情绪达到顶点。 “黄祸论”在德国甚嚣尘上，德国媒体大量歪曲事实的报道使得德语文学中出现了很多幻想中国入侵欧洲的作品。[4]赫尔德将中国比作“一具木乃伊，他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绘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所以，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5]
在19世纪德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冯塔纳的代表作《艾菲·布里斯特》中，存在着一个中国人的形象，该形象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德国人心目中的中国镜像。小说《艾菲·布里斯特》创作完成于1890年，讲述了贵族小姐艾菲嫁给前途光明的男爵殷士台顿后，不甘寂寞，成为一名少校的情人。六年后事情败露，少校在决斗中被丈夫殷士台顿杀死，艾菲被休，独居异地，临去世前才被父母允许返回娘家的故事。整部小说共36章，这个从未露面的中国人形象在24章里面均有出现，并作为鬼魅形象始终纠缠着艾菲。婚后艾菲与殷士台顿住在原属于船长托姆森的房子中，船长年轻时航行于上海与新加坡之间，晚年便安顿在了此处。同行有一名中国仆人，半月后殉情而死。
在19世纪的德语文学作品中，人们大都对中国持否定观点。在作家冯塔纳笔下，中国人由人变鬼缠住新婚妻子艾菲，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中国人的一种否定态度。那名中国人殉情死后，人们拒绝将他埋在郊区墓地。一位名叫特里佩尔的牧师为其打抱不平，却无缘无故遭世人白眼。这名牧师死后，男爵殷士台顿说，“幸而牧师不久就死了，不然的话，恐怕他连牧师的职位也要丢掉”。[6]虽然冯塔纳曾声明，中国人是非常好的人，但从殷士台顿的话里依旧可以反映出，19世纪德国社会对中国人存在着深刻的偏见。 三、《中国长城建造时》，第二次中国热时期的中国形象分析
随着德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特别是顾路柏的《中国文学史》、马丁·布伯的《庄子语录与寓言》、卫礼贤的《论语》（1910）、《道德经》（1911）、《列子》（1911）、《庄子》（1912）、《易经》（1914）、《孟子》（1916）等译本的出现改变了德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德语文学开始加入古代中国元素，渲染神秘悠远的中国古典文明。欧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第二次“中国热”。尤其是一战结束后，德国战败影响了民众的情绪，使沮丧和绝望充斥着整个德国社会，战争带来的幻灭和挫败压抑着整个德国文坛，中国的道家思想和东方神秘主义引起了德布林、黑塞等作家的兴趣，他们希望通过道家“无为”的哲学精神解救德国人的绝望情绪。
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时期，恰好是欧洲第二次“中国热”的时期。卡夫卡阅读过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并高度评价中国文化，认为在其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他对中国文人有很强的认同感。卡夫卡曾在多篇小说中运用了中国元素，如《往事一页》、《第十一个儿子》《中国长城建造时》等，特别是1917年完成创作的《中国长城建造时》，最为明显地体现了中国元素。长城作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如莫卧儿帝国的泰姬陵、古埃及的金字塔一样闻名世界，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瑰宝的象征。
《中国长城建造时》的叙述者是一名中国人，讲述的对象是中国的长城，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中华帝国，然而对卡夫卡而言，中国只是一个象征物，想借助它表达荒诞、矛盾、恐惧、非理性、捉摸不透等感受。小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叙述者描述和思考长城的建造，第二部分着重描述中国的制度，以及那个由温顺的臣民、专断的官吏和神秘的皇帝构成的中华帝国。为了抵挡北方民族入侵，皇帝下令建造绵延万里的长城，人们必须在荒无人烟之地夜以继日的砌石头。为加快工作效率和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领导人员采取“分段建造”的方法，每一队工人在修筑完五百米的长城后便调往其他地方继续建造。“分段建造”又何尝不是官员们为压制百姓而想出来的方法呢。完成五百米的建造任务后，质朴愚昧的顺民欢呼雀跃，还未平复兴奋激动的心情就已经被调离到另一个地方，继续建造另一段五百米长的城墙。分段建筑虽是有意为之，却无人负责修补每一小段之间的缺口，最终修成的是一个千疮百孔、并无抵御能力的长城。的确，长城建成后两千多年来，并没有发挥出人们期盼的那种防御北方蛮族的作用。至卡夫卡写就该篇小说之时，中国已匍匐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任人宰割而无法阻挡。此外，分段修城的这种策略还隐喻中华帝国的内部机制，如此折射出帝国内部组织的混乱不堪，影射内部腐朽的官僚制度。
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位致力于比较民族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对长城科考后撰写了一份报告。作为一名中国文人，他所表现出来的却是欧洲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最终，他得出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结论：修长城的决定自古就有，并非哪位皇帝的旨意。“无辜的北方民族以为修筑长城是因了他们的缘故，可敬无辜的皇帝，他以为修筑长城是他的旨意。我们修城的人知道不是这样，可是我们缄口不言。”[7]除此之外，小说中关于时间的叙述也是含混不清的，“不知道正在当朝的是哪个皇帝，甚至对朝代的名称也存在着怀疑”[8]。小说中既有秦朝为抵御北方民族长城初建时期的影子，也似有汉朝繁华昌盛、明清腐败衰落的光景。皇帝被一群表面顺从、内心充满敌意的大臣包围，他们时刻想推翻皇帝、顛覆帝国。卡夫卡对这个国家、首都北京、皇帝、宫殿、百姓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制度森严、历史悠久、皇帝至高无上、百姓温顺愚昧，甚至中国人稀疏的胡须、黑长的辫子也刻画的惟妙惟肖。
万里长城是中华帝国的象征，但卡夫卡笔下的长城却并不是真正的中国长城，中国也不是真正的中国。他以欧洲视角观中国，将自己的想法揉于笔端，寄情文字。小说中虚构的中华帝国与卡夫卡身处的奥匈帝国有许多相似之处。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被刺杀于萨拉热窝街头，奥匈帝国传统范围内的巴尔干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火药桶。1916年皇帝约瑟夫一世去世，历经战争的摧残后，古老帝国回天乏术，在一片混乱与动荡中即将走向终点。《中国长城建造时》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于1917年。20世纪初，东方的满清王朝和西方的哈布斯堡王朝江河日下，1911年清帝国崩溃，1918年奥匈帝国战败解体。腐朽的制度、衰落的经济、腐朽的政治，卡夫卡笔下的中华帝国与奥匈帝国存在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卡夫卡笔下中国百姓的“顺民”形象，也似犹太人所处的可怜境地，饱受强权的支配，无奈被忽视、愚弄和排斥。因此而言，卡夫卡笔下的中国就有了双重含义，既描写分崩离析的清王朝，又隐喻即将衰败解体的奥匈帝国。除此之外，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的创作灵感还来源于布拉格劳陵茨山的“饥馑壁”。关于这“饥馑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14世纪中旬布拉格饿殍遍野，国王为给民众找活干大兴土木，毫无目的修建了这座充满洞穴和缝隙的墙壁；另一种解释是说该墙壁实为监狱囚犯所建，旨在加强囚犯的劳动以示惩戒。且不论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可以确定的是这座充满缝隙的城墙离卡夫卡的居住地不远，卡夫卡经常到那里散步。可以想象，布拉格那洞穴满布的“饿馑壁”对卡夫卡笔下“分段而建”的长城有一定的启发。
由此看来，卡夫卡虽然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但他在文学创作中却无意再现一个真实的中国，而是将其作为象征来表现自己心中世界。从马可·波罗开始中国在西方文学中就是疆域辽阔、文化繁盛、君权胜天的帝国形象。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大国形象使得欧洲很多人仍然对中国存在陌生感，如此就为卡夫卡和其他德语作家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如同卡夫卡在作品中用构建的中国来表现自己的世界一样，近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在接受中国文化上起起落落，不论是神圣化还是妖魔化亦或是客观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时期欧洲社会的发展和欧洲人对自己文化和他国文化的深刻思考。
注释：
[1]钱林森. 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社会科学战线. 1997第8期. 第87页
[2]陈铨. 中德文学研究.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第59-60 页
[3]叶隽. 史诗气象与自由彷徨——席勒戏剧的思想史意义.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 第326页
[4]Kim， Kison. Theater und Ferner Osten. Frankfurt a. M.： Frankfurter Verlagsanstalt. 1982. S.26
[5]Herder， Gottfried.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Berlin： Berlin Verlag. 1965. S.10.
[6]特奥多尔·冯塔纳. 艾菲·布里斯特.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第104页
[7]弗兰茨·卡夫卡. 卡夫卡小说全集（第三卷）. 北京： 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3， 第253页
[8]弗兰茨·卡夫卡. 2003， 第253页
参考文献：
[1]Herder， Gottfried.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Berlin： Berlin Verlag. 1965.
[2]Kim， Kison. Theater und Ferner Osten. Frankfurt a. M.： Frankfurter Verlagsanstalt. 1982.
[3]陈铨. 中德文学研究.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4]弗兰茨·卡夫卡. 卡夫卡小说全集（第三卷）. 北京： 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3.
钱林森. 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社会科学战线. 1997第8期.
[5] 特奥多尔·冯塔纳. 艾菲·布里斯特.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6] 叶隽. 史诗气象与自由彷徨——席勒戏剧的思想史意义.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