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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生活和时间，都被“做助教”这件事情填得满满的。
没正式给学生上课以前，我所以为的助教（Teaching Assistant）工作，不过就是批改一下作业，偶尔为学生答疑，做实验的时候略作指导。至于讲课，我以为那是教授的事情——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小姑娘恐怕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等到真正开始工作，我才发现自己太“天真”了。我们这门课程的助教，除了承担带实验、答疑、监考、改卷等，还有一项必须做的，就是quiz section，俗称“习题课”。而我所负责的基础商科课程，每周一次的习题课，助教都要引导学生讨论，并对难题进行讲解，有能力的助教甚至会给学生做一个短暂的复习。
稍稍让我安心的是，在正式走上讲台之前，除了一般培训，我们还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试讲职前培训——这是商科系老师专门给做助教同学开的小灶。我们在培训中进行了练习，最后还有考试，都是10分钟的模拟授课。我讲授的内容都是大一、大二的基本学科知识。前面几次试讲，我还是稍稍有些紧张的——手心都出汗了。还好，我的第一批“学生”（辅导老师和同班同学）都很配合，我慢慢地学会了用眼神和学生交流，甚至能“机智”地回答学生课堂上的提问。我感觉自己越来越享受讲课的过程，若我的讲解能让他们恍然大悟，就会产生一种妙不可言的成就感。
最近我的时间被“做助教”这件事情填得满满的
最后的考试，听我讲课、给我打分的是三位陌生的教授——如能得到這群“学生”的认可，也就意味着我完成了培训。测评前一个星期，我就挑好了课题，开始准备课件和讲词。初稿完成以后，我把身边能动员的人都动员了起来做“预演”——甚至在图书馆见到同学都会跑过去问人家有没有时间听我讲课。经过这一番“折腾”，我的初讲算是顺利地通过了。所有考官都夸奖我的讲解生动有趣，让他们学到了“新知识”——我们学校的老师，想鼓励你从不“吝啬”用词。我也有点飘飘然，但我知道，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等着我。闲下来，突然回想起自己上本科的时候，对老师课堂上的辛苦讲解充耳不闻，喜欢“抓紧”时间埋头做自己的事情——以为自己“赚”了。现在想想其实是大大地吃亏了啊！等我自己体验了“教书匠”的角色，才真正明白，老师做的这一切都是想启发和引导学生，让他们更好地把知识和技能融会贯通。
从自己知道教学材料到掌握教学材料，再到能够独立构架新的教学框架、设计课件成品，并不是那么容易。从教学角度来说，自己明白并不代表学生能够明白，所以解释问题和现象就必须从最简单、直白的角度着手。这对理解教材本身有着很高的要求。教学是非常枯燥、高度程序化的工作，想让学生对教材真正感兴趣，自己就必须对这件工作有着相当的热情、持续着高标准。说起来简单，但事实上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总想超越自己，但是在简单的工作上，想要积累出质的飞跃是最难的。理论上来说，没有不合格的学生，没有不恰当的问题，只有不合适的教学方式和不恰当的回复。
作为助教，我已经上了几节课，发现中国留学生和本土学生有一些区别。
第一个区别是，本土学生更善于寻找外界资源，中国留学生更喜欢寻找内部资源。我一周有6个小时左右的“office hour”（“office hour”大意是指，大学老师在每周安排固定时间接受学生的访问，在这个时间帮助学生答疑解惑），来的大部分都是本土学生。其实，商科专业华人大约占一半以上，但是大部分学生并不喜欢利用自己和教授的“office hour”，而是在留学生内部的微信群中寻找帮助。
第二个区别是，本土生更加独立，中国留学生更加喜欢抱团。本土学生写作业一般都是独立完成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在“office hour”寻求老师和助教的帮助。中国留学生写作业爱扎推，多以两三人为主——他们并不是要互相抄袭，只是想找个伴儿。在我看来，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选择哪种学习方式还是要看自己的习惯。
第三个区别是，本土学生更擅长发散思维，中国留学生更擅长逻辑思维。我在课堂上很喜欢反问学生的一个题，How do you want to solve this problem？（你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可以了解到学生们目前的学习状态和思路。有些问题，尤其是一些“大项目”，本土学生就算完全不会，他们依然可以即兴“瞎说”很多。我觉得这跟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澳洲的老师从小学开始就要求孩子们主动回答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很多课都允许随意插嘴，不需要举手。这种环境，锻炼了学生的发散思维，所以本土的学生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更敢说、敢做。然而，在某一课题的局部推演上，很多本土学生，给他们讲三四遍都理解不了，必须反复举例子，他们才勉强可以理解，而大部分中国学生则是讲一遍就明白了。我想，这也跟从小到大的“训练”有关吧。咱们中国学生从小学到高中，做了无数道“拐弯抹角”的数学题，这种“拐一个弯”，甚至“不拐弯”的题目，根本难不倒我们。
第四点，中国留学生应试能力比本土学生强太多了。举个例子，“数据结构”期中考试的平均分一般是60-70分左右（来源于统计数据），中国学生大多可以考80分以上。我自己做题时候最大的感觉就是，审题完毕立刻就能看出这道题想考什么公式、知识点了——考点都明白了，把它做出来不就跟“走个流程”一样简单了吗。我觉得，与我们国内的考试相比，澳洲本土的考试简直就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做助教是有价值的社会经历，也是难得的专业训练
首先，做助教没有自己的“教学自由”。并不是每一位讲课的教授都非常熟悉教学材料，对学生宽严适当，对教学目标和要求都表达得十分清晰。在糟糕的情况下，教授本人不仅不熟悉教学材料，而且还会在作业和讲义上出错，甚至期末考试卷的参考答案都会出错，学生当然也就得不到应有的指导和反馈。而无论教授如何，助教都必须做到跟随教授本人的教学大纲和评分标准，即使这些标准在助教本人看来根本“不靠谱”……所幸，我的两位教授是非常好的。
其次，做助教本质上属于学术圈的“精英政治”中最低层的成员。在未来找工作的时候，有过相当的助教经历，能够证明你是合格的、可以被雇用的“物美价廉”的劳动力。因此，做助教的要求并不是辅导出优秀的学生，也不是改变那些成绩很差、基础不扎实、对学习几乎没有兴趣的学生。做助教的目的是给任课老师和学生的未来“增光添彩”“排忧解难”。这意味着许多时候助教只能“葫芦僧判葫芦案”——因为任课教授需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学生需要得到高的分数。如果严格判卷，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仅学生不欢迎，教授不喜欢，未来教学评价肯定也会很差。
20多岁是一个人学习知识、积累能力、获得经验最快的时期。从某些角度来看，如果说需要走出学校的象牙塔，自己做一番事业，助教的工作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助教接触到的大多是来“要”分數和“要”答案，抱怨考试太难的学生，而不是与你志同道合，愿意付出努力、改变世界的年轻人。这些学生只想“不挂科”——特别在麦考瑞大学，这是个“宿命”般的现实。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做助教是有价值的社会经历，也是难得的专业训练。正如参加各种俱乐部学习不到什么东西和义工活动往往没有什么结果一样——身边的人以为你在做“蠢事”，但这往往能够改变个人的发展方向。
做助教对我而言，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任务，一份兼职。最特殊的，是这份工作让我有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心。我不希望大老远跑来上课的同学，什么也没得到。即使只是短短一个小时的课程，我也希望能有所裨益。诚然，“瞎糊弄”对我来说是轻松的，可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公平的。
（编辑·张子乐）
kelemyt@126.com
没正式给学生上课以前，我所以为的助教（Teaching Assistant）工作，不过就是批改一下作业，偶尔为学生答疑，做实验的时候略作指导。至于讲课，我以为那是教授的事情——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小姑娘恐怕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等到真正开始工作，我才发现自己太“天真”了。我们这门课程的助教，除了承担带实验、答疑、监考、改卷等，还有一项必须做的，就是quiz section，俗称“习题课”。而我所负责的基础商科课程，每周一次的习题课，助教都要引导学生讨论，并对难题进行讲解，有能力的助教甚至会给学生做一个短暂的复习。
稍稍让我安心的是，在正式走上讲台之前，除了一般培训，我们还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试讲职前培训——这是商科系老师专门给做助教同学开的小灶。我们在培训中进行了练习，最后还有考试，都是10分钟的模拟授课。我讲授的内容都是大一、大二的基本学科知识。前面几次试讲，我还是稍稍有些紧张的——手心都出汗了。还好，我的第一批“学生”（辅导老师和同班同学）都很配合，我慢慢地学会了用眼神和学生交流，甚至能“机智”地回答学生课堂上的提问。我感觉自己越来越享受讲课的过程，若我的讲解能让他们恍然大悟，就会产生一种妙不可言的成就感。
最后的考试，听我讲课、给我打分的是三位陌生的教授——如能得到這群“学生”的认可，也就意味着我完成了培训。测评前一个星期，我就挑好了课题，开始准备课件和讲词。初稿完成以后，我把身边能动员的人都动员了起来做“预演”——甚至在图书馆见到同学都会跑过去问人家有没有时间听我讲课。经过这一番“折腾”，我的初讲算是顺利地通过了。所有考官都夸奖我的讲解生动有趣，让他们学到了“新知识”——我们学校的老师，想鼓励你从不“吝啬”用词。我也有点飘飘然，但我知道，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等着我。闲下来，突然回想起自己上本科的时候，对老师课堂上的辛苦讲解充耳不闻，喜欢“抓紧”时间埋头做自己的事情——以为自己“赚”了。现在想想其实是大大地吃亏了啊！等我自己体验了“教书匠”的角色，才真正明白，老师做的这一切都是想启发和引导学生，让他们更好地把知识和技能融会贯通。
从自己知道教学材料到掌握教学材料，再到能够独立构架新的教学框架、设计课件成品，并不是那么容易。从教学角度来说，自己明白并不代表学生能够明白，所以解释问题和现象就必须从最简单、直白的角度着手。这对理解教材本身有着很高的要求。教学是非常枯燥、高度程序化的工作，想让学生对教材真正感兴趣，自己就必须对这件工作有着相当的热情、持续着高标准。说起来简单，但事实上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总想超越自己，但是在简单的工作上，想要积累出质的飞跃是最难的。理论上来说，没有不合格的学生，没有不恰当的问题，只有不合适的教学方式和不恰当的回复。
作为助教，我已经上了几节课，发现中国留学生和本土学生有一些区别。
第一个区别是，本土学生更善于寻找外界资源，中国留学生更喜欢寻找内部资源。我一周有6个小时左右的“office hour”（“office hour”大意是指，大学老师在每周安排固定时间接受学生的访问，在这个时间帮助学生答疑解惑），来的大部分都是本土学生。其实，商科专业华人大约占一半以上，但是大部分学生并不喜欢利用自己和教授的“office hour”，而是在留学生内部的微信群中寻找帮助。
第二个区别是，本土生更加独立，中国留学生更加喜欢抱团。本土学生写作业一般都是独立完成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在“office hour”寻求老师和助教的帮助。中国留学生写作业爱扎推，多以两三人为主——他们并不是要互相抄袭，只是想找个伴儿。在我看来，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选择哪种学习方式还是要看自己的习惯。
第三个区别是，本土学生更擅长发散思维，中国留学生更擅长逻辑思维。我在课堂上很喜欢反问学生的一个题，How do you want to solve this problem？（你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可以了解到学生们目前的学习状态和思路。有些问题，尤其是一些“大项目”，本土学生就算完全不会，他们依然可以即兴“瞎说”很多。我觉得这跟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澳洲的老师从小学开始就要求孩子们主动回答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很多课都允许随意插嘴，不需要举手。这种环境，锻炼了学生的发散思维，所以本土的学生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更敢说、敢做。然而，在某一课题的局部推演上，很多本土学生，给他们讲三四遍都理解不了，必须反复举例子，他们才勉强可以理解，而大部分中国学生则是讲一遍就明白了。我想，这也跟从小到大的“训练”有关吧。咱们中国学生从小学到高中，做了无数道“拐弯抹角”的数学题，这种“拐一个弯”，甚至“不拐弯”的题目，根本难不倒我们。
第四点，中国留学生应试能力比本土学生强太多了。举个例子，“数据结构”期中考试的平均分一般是60-70分左右（来源于统计数据），中国学生大多可以考80分以上。我自己做题时候最大的感觉就是，审题完毕立刻就能看出这道题想考什么公式、知识点了——考点都明白了，把它做出来不就跟“走个流程”一样简单了吗。我觉得，与我们国内的考试相比，澳洲本土的考试简直就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首先，做助教没有自己的“教学自由”。并不是每一位讲课的教授都非常熟悉教学材料，对学生宽严适当，对教学目标和要求都表达得十分清晰。在糟糕的情况下，教授本人不仅不熟悉教学材料，而且还会在作业和讲义上出错，甚至期末考试卷的参考答案都会出错，学生当然也就得不到应有的指导和反馈。而无论教授如何，助教都必须做到跟随教授本人的教学大纲和评分标准，即使这些标准在助教本人看来根本“不靠谱”……所幸，我的两位教授是非常好的。
其次，做助教本质上属于学术圈的“精英政治”中最低层的成员。在未来找工作的时候，有过相当的助教经历，能够证明你是合格的、可以被雇用的“物美价廉”的劳动力。因此，做助教的要求并不是辅导出优秀的学生，也不是改变那些成绩很差、基础不扎实、对学习几乎没有兴趣的学生。做助教的目的是给任课老师和学生的未来“增光添彩”“排忧解难”。这意味着许多时候助教只能“葫芦僧判葫芦案”——因为任课教授需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学生需要得到高的分数。如果严格判卷，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仅学生不欢迎，教授不喜欢，未来教学评价肯定也会很差。
20多岁是一个人学习知识、积累能力、获得经验最快的时期。从某些角度来看，如果说需要走出学校的象牙塔，自己做一番事业，助教的工作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助教接触到的大多是来“要”分數和“要”答案，抱怨考试太难的学生，而不是与你志同道合，愿意付出努力、改变世界的年轻人。这些学生只想“不挂科”——特别在麦考瑞大学，这是个“宿命”般的现实。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做助教是有价值的社会经历，也是难得的专业训练。正如参加各种俱乐部学习不到什么东西和义工活动往往没有什么结果一样——身边的人以为你在做“蠢事”，但这往往能够改变个人的发展方向。
做助教对我而言，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任务，一份兼职。最特殊的，是这份工作让我有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心。我不希望大老远跑来上课的同学，什么也没得到。即使只是短短一个小时的课程，我也希望能有所裨益。诚然，“瞎糊弄”对我来说是轻松的，可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公平的。
（编辑·张子乐）
kelemyt@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