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人都有共同之处，那就是拥有自己的幸福，只是幸福各有各的不同而已。
我平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为年迈的母亲攒零钱，因为我已经能为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尽一份做儿子的孝心。
为维持全家人的生计，母亲付出了一般妇女难以付出的艰辛，吃尽了一般妇女难以尝到的苦头。父亲左眼有眼无珠，永远紧闭，不问世事，右眼出奇地睁得很大，但也只是个摆设。他不能像其他男人一样用大山般的身躯，承载家庭生活的重担。而一个家，总得有人挑起家庭的重担。在我和姐姐、妹妹尚小的时候，家庭的重担自然落到了我瘦小的母亲身上。
那是挣工分、分粮食的年代，为人耿直的生产队马队长，照顾母亲当饲养员，给生产队养猪，每天按正常的女劳动力给8分工分。
母亲愉快地走马上任。她肩挑谷箩，手拎镰刀，爬2公里长的陡坡，到团坡山去割红薯藤来喂猪。生产队饲养场的猪圈里，饲养着老母猪、肥猪和仔猪，大大小小八九十头，母亲每天得来回跑两趟，每趟割四五十公斤红薯藤才够猪的开销。喂了几天，母亲想，一天8分工分，一年365天才挣得2920分。靠这二千多分工分分到的粮食，根本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于是，饲养不到一周，母亲就不顾父亲和全家人反对，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计。她凌晨加班给生产队养猪，挣8分工分，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另挣8分工分。她每天凌晨4点多钟就起床，穿上高筒水鞋，挑起谷箩，拎着马灯，借助昏暗的灯光孤独地爬上陡峭的团坡山去集体的山地里割红薯藤。伸手不见五指的松树林里，猫头鹰“哚……哚”地传来冷一声热一声的悲鸣，让母亲脊梁上一阵紧似一阵地发凉。母亲心跳加快，惧怕得恨不得地上有缝，立即钻进去。她怯怯地回头张望，希望弯弯的山道上能有个说话的同伴。
然而，这一切，都成了无法实现的奢望。无论怎么惧怕，红薯藤还得去割，集体的猪还得喂，白天生产队的劳动还得按时去参加。母亲身上开始冒虚汗，心跳越发加剧。母亲脑子里乱极了，突然，她急中生智，唱起了小时候常挂在嘴边的民歌《梁山伯与祝英台》：“正月好唱祝英台，一对洋雀叫春来……”母亲似乎忘记了害怕，加快速度往前赶路。
天晴时，情况还好一些。遇到刮风下雨，母亲的困难就更大了。那天凌晨，母亲出发时还满天星斗，待割够四五十公斤红薯藤准备下山时，一层层乌云顷刻涌满天空，星星悄然躲了起来，黑沉沉的山野里，冷飕飕的夜风陡然袭来。不一会，狂风便邀约着暴雨，携手肆虐。母亲挂在桃树上的马灯被暴风吹灭了，她出门时没带火柴，只好黑灯瞎火地挑着装满红薯藤的谷箩，高一步低一步地顺着下山的坡路返回。快下到坡脚时，母亲的脚下不慎打滑，一头跌倒，人和两只装满红薯藤的谷箩顺坡滚了几个骨碌。母亲被摔得鼻青脸肿，晕头转向。她十分吃力地摸着爬起来，浑身上下淋着泥水，脸上手上被擦伤慢慢往外渗血。雨还在哗哗地下，风仍在呼呼地刮。母亲摸索着找到谷箩扁担，马灯却不知躲到哪里，怎么找也找不到。她还得趁早将红薯藤送回去，再来割一担。母亲顾不了那么多，挑起红薯藤，忍着疼痛继续赶路。
将红薯藤送回生产队饲养场，天还没有亮。母亲想，反正衣服已经湿了，就没有回家带雨具，又冒雨上山割红薯藤。
到了早晨8点生产队出早工时，母亲已经割回两挑红薯藤剁碎，回家更衣，扛起锄头，与其他社员一道参加生产队劳动。
有时母亲忙不过来，就牵着满眼漆黑的父亲到生产队的碓房，将红薯藤放在碓窝里舂。父亲踩碓，母亲拌碓窝。这样，比手工剁红薯藤省时省力。母亲乐意，父亲脸上也泛起一丝丝欣慰，他为自己也能为母亲帮个小忙尽份责任而自豪。
父亲毕竟什么也看不见，感知一切靠的主要是耳朵。他帮母亲踩碓舂猪食，在为母亲节省了时间和劳力的同时，也招来了横祸和灾难。这天天刚蒙蒙亮，母亲第二挑红薯藤还没有割回来，父亲就喜滋滋地摸索着起了床，独自拄着拐棍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摸索到离我家有二三百米远的碓房，等母亲将红薯藤挑到碓房时，他已经冒着寒冷等候多时。
一谷箩红薯藤都还没有舂完，父亲便听到母亲“哎呀”一声惨叫。母亲的右手中指被碓嘴舂扁了，皮肉裂开，白森森的骨头暴露在外。顿时，鲜血喷涌而出。父亲听到喊声，匆忙踩住碓，惊慌失措地问母亲：“咋个了？”母亲疼得牙齿紧咬，十分吃力地小声说：“舂着手了。”父亲焦急地追问：“伤不伤？”母亲突然生气地大声吼道：“扁了！都怪你！就知道瞎舂！”父亲自知因为自己眼睛瞎，踩碓时不能很好与拌碓窝的母亲配合才出事，心里十分愧疚，任凭母亲怎么发火也不吭一声。
过了一阵，父亲忍不住，又对母亲说：“撒泡尿冲冲才不会发炎。”母亲没有吭气，左手紧紧掐住右手腕，一路滴着血跑到茅厕里，艰难地撒尿冲受伤的手指。血水霎时把茅厕里的粪渣染得鲜红，辛辣的尿液浸入母亲被碓舂烂的手指，痛得她忍不住“妈呀、妈呀”地叫唤。她牙齿咬得咯咯响，坚持着找出云南白药撒些许在伤口上。云南白药比尿液还辛辣，再一次钻心的疼痛，让母亲大汗淋漓，泪水纵横。母亲忍住疼痛，找块破布用左手笨拙地将伤指一层又一层包扎起来，用头巾将手兜起来挎在脖子上。母亲不能为生产队喂猪了，马队长临时安排生产队又矮又胖的婆娘，人称矮板凳来顶她几天的班。不过，吊着右手的母亲还得用左手，笨拙而别扭地做家务。包手的破布被血浸透了，母亲又找破布重新换上。第二天上午，母亲痛得受不了，就到大队卫生室去治疗。戴高度近视眼镜的女医生打开一看，吓得跳起来，“妈呀”地惊叫一声，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被震得歪在一边。母亲的伤口已经感染化脓，白乎乎的脓液夹杂着丝丝血水往外渗透，散发出刺鼻的恶臭。眼镜医生边扶眼镜边唠叨，抱怨母亲为什么当时不来卫生室包扎？母亲尴尬地笑了笑，没说什么。她是心疼家里那点只能应付买盐巴和补丁布料的积蓄。眼镜医生咧着雪白的门牙为母亲清洗伤口，舂烂的手指里还夹着碎猪食。她难以想象比她大不了几岁的我的母亲是怎样熬过这20多个小时的。
看到母亲这般受罪，我宛如万箭穿心，难受极了。只怨姐姐和我太小，帮不了母亲的忙。一连几个晚上，母亲受伤的手指都像鸡啄一样疼痛，让她难以入眠。母亲的手在疼痛，在流血。我的心也在疼痛，在流血……
当时我心里一直埋怨，我为什么不早来世上几年？要是我已经长成强壮的男子汉，母亲就不用这么辛苦，也不会去舂猪食致伤受罪。
几十年的光阴梦一般远逝，如今的母亲已年逾古稀。我曾将母亲接到我所在的城市与我一家三口共同生活，我和妻子、女儿向她尽份孝心，让她享受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幸福生活。可是，母亲不习惯。听不到鸡鸣、狗吠，看不到田野里绿油油的庄稼，踩不到毛茸茸的田埂和尘灰没踝的山路……她心烦意乱。最让母亲不舒服的是，居住在城市的楼房里，她失去了劳动的权利和机会。她觉得，这不是幸福，更不是享福，是活受罪。母亲惶惶不可终日，经常看着我阳台上的几盆兰草发愣。她自言自语地说：“这兰草，远瞅像韭菜，近瞅像苞谷地里的三楞子草。”她问我能不能浇尿？我说兰草娇贵秀气，不能。我知道，母亲闲不住，她想家乡的老房子，想父老乡亲，想白花狗、小灰猫，想她的韭菜地……她成天吃不香，坐不稳，卧不安。
终于，母亲病了，卧床不起，让我和妻子、女儿万分焦急。我们带她到医院看病，医生说一切正常，只是血糖偏高。对于母亲的病，我心里有数。她的病，在思想上。果然，几天后，她就像三岁小孩，嚷着要回老家。我和妻子、女儿左劝右劝，劝不住，只能遂她的愿。
回到老家，让三妹帮母亲照管的白花狗见到母亲，先是围着她跳跃撒欢，跳得张口伸舌，大口喘气。尔后，它步步紧跟母亲，可爱得像个孩子。等我们坐在堂屋歇息时，白花狗信步来到母亲身边，紧挨母亲坐下，东张西望看我们闲聊。隔一会，又哼哼唧唧地，亲昵地用脑袋磨蹭母亲的腿，用舌头舔母亲的手。白花狗已为母亲看家护院6度春秋，与母亲朝夕相伴，形影不离，成了母亲难舍难分的“家庭成员”。
草墩尚未坐热，母亲就习惯性地拎着镰刀，背上背篮，带着我们去地里看她种的韭菜、茄子……趴在地里薅草，给蔬菜浇水。母亲又回到了她过惯了的生活，找到了她理想的幸福。她的“病”猝然好了，脸上绽放出满意的微笑。
孤身生活在老家的母亲，是我永远的牵挂，就像维系风筝的线，牢牢地将母亲这个风筝与我系在一起。每过一两个月，我就要攒几百元10元面额的零钱送回去给她零用。我从不敢给她50元和百元的大钞，惟恐她在使用时被人做手脚欺骗。只要听出嫁在本村的姐姐和妹妹打电话告诉我，母亲没钱花了，我就立即将攒好的零钱送回去，一是为母亲送零钱，二是去看望她，为她买米、买面，买降血糖、补钙等药品。用我的轿车拉着她去访友，串亲戚。
有朋友见我天天攒零钱，劝我何必那么麻烦，需要时到银行里兑换，既简单又省事。他们哪里知道我的用意。我是把为母亲攒零钱这个人生中最大的幸福，掰成若干份来慢慢享受。我每次出门买菜和买东西，找补到10元面额的零钱，就小心翼翼地将它展平，收藏在写有“我为母亲攒零钱”字样的牛皮纸信封里，积攒些日子就送回老家亲手交给母亲。每为母亲攒10元零钱，我就向母亲尽了一份孝心；每为母亲攒10元零钱，我就享受了一回幸福。我为母亲攒零钱，十年如一日不间断。
母亲吃不愁，穿不愁，可她偏要忙个手不闲地爬到团坡山的地里种苞谷，在责任田里种韭菜、白菜、茄子和辣椒……还像当年在生产队时一样风雨无阻，无论我们怎么劝她都无济于事。不论她做什么，只要看到她身体好，脸上挂着笑容，我心里就踏实了。特别是能在她的晚年攒零钱去给她养老，孝敬她老人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
责 编：谢荔翔
评选好稿移动、联通、小灵通用户请发短信到07503377394，截止时间：5月12日。
我平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为年迈的母亲攒零钱，因为我已经能为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尽一份做儿子的孝心。
为维持全家人的生计，母亲付出了一般妇女难以付出的艰辛，吃尽了一般妇女难以尝到的苦头。父亲左眼有眼无珠，永远紧闭，不问世事，右眼出奇地睁得很大，但也只是个摆设。他不能像其他男人一样用大山般的身躯，承载家庭生活的重担。而一个家，总得有人挑起家庭的重担。在我和姐姐、妹妹尚小的时候，家庭的重担自然落到了我瘦小的母亲身上。
那是挣工分、分粮食的年代，为人耿直的生产队马队长，照顾母亲当饲养员，给生产队养猪，每天按正常的女劳动力给8分工分。
母亲愉快地走马上任。她肩挑谷箩，手拎镰刀，爬2公里长的陡坡，到团坡山去割红薯藤来喂猪。生产队饲养场的猪圈里，饲养着老母猪、肥猪和仔猪，大大小小八九十头，母亲每天得来回跑两趟，每趟割四五十公斤红薯藤才够猪的开销。喂了几天，母亲想，一天8分工分，一年365天才挣得2920分。靠这二千多分工分分到的粮食，根本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于是，饲养不到一周，母亲就不顾父亲和全家人反对，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计。她凌晨加班给生产队养猪，挣8分工分，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另挣8分工分。她每天凌晨4点多钟就起床，穿上高筒水鞋，挑起谷箩，拎着马灯，借助昏暗的灯光孤独地爬上陡峭的团坡山去集体的山地里割红薯藤。伸手不见五指的松树林里，猫头鹰“哚……哚”地传来冷一声热一声的悲鸣，让母亲脊梁上一阵紧似一阵地发凉。母亲心跳加快，惧怕得恨不得地上有缝，立即钻进去。她怯怯地回头张望，希望弯弯的山道上能有个说话的同伴。
然而，这一切，都成了无法实现的奢望。无论怎么惧怕，红薯藤还得去割，集体的猪还得喂，白天生产队的劳动还得按时去参加。母亲身上开始冒虚汗，心跳越发加剧。母亲脑子里乱极了，突然，她急中生智，唱起了小时候常挂在嘴边的民歌《梁山伯与祝英台》：“正月好唱祝英台，一对洋雀叫春来……”母亲似乎忘记了害怕，加快速度往前赶路。
天晴时，情况还好一些。遇到刮风下雨，母亲的困难就更大了。那天凌晨，母亲出发时还满天星斗，待割够四五十公斤红薯藤准备下山时，一层层乌云顷刻涌满天空，星星悄然躲了起来，黑沉沉的山野里，冷飕飕的夜风陡然袭来。不一会，狂风便邀约着暴雨，携手肆虐。母亲挂在桃树上的马灯被暴风吹灭了，她出门时没带火柴，只好黑灯瞎火地挑着装满红薯藤的谷箩，高一步低一步地顺着下山的坡路返回。快下到坡脚时，母亲的脚下不慎打滑，一头跌倒，人和两只装满红薯藤的谷箩顺坡滚了几个骨碌。母亲被摔得鼻青脸肿，晕头转向。她十分吃力地摸着爬起来，浑身上下淋着泥水，脸上手上被擦伤慢慢往外渗血。雨还在哗哗地下，风仍在呼呼地刮。母亲摸索着找到谷箩扁担，马灯却不知躲到哪里，怎么找也找不到。她还得趁早将红薯藤送回去，再来割一担。母亲顾不了那么多，挑起红薯藤，忍着疼痛继续赶路。
将红薯藤送回生产队饲养场，天还没有亮。母亲想，反正衣服已经湿了，就没有回家带雨具，又冒雨上山割红薯藤。
到了早晨8点生产队出早工时，母亲已经割回两挑红薯藤剁碎，回家更衣，扛起锄头，与其他社员一道参加生产队劳动。
有时母亲忙不过来，就牵着满眼漆黑的父亲到生产队的碓房，将红薯藤放在碓窝里舂。父亲踩碓，母亲拌碓窝。这样，比手工剁红薯藤省时省力。母亲乐意，父亲脸上也泛起一丝丝欣慰，他为自己也能为母亲帮个小忙尽份责任而自豪。
父亲毕竟什么也看不见，感知一切靠的主要是耳朵。他帮母亲踩碓舂猪食，在为母亲节省了时间和劳力的同时，也招来了横祸和灾难。这天天刚蒙蒙亮，母亲第二挑红薯藤还没有割回来，父亲就喜滋滋地摸索着起了床，独自拄着拐棍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摸索到离我家有二三百米远的碓房，等母亲将红薯藤挑到碓房时，他已经冒着寒冷等候多时。
一谷箩红薯藤都还没有舂完，父亲便听到母亲“哎呀”一声惨叫。母亲的右手中指被碓嘴舂扁了，皮肉裂开，白森森的骨头暴露在外。顿时，鲜血喷涌而出。父亲听到喊声，匆忙踩住碓，惊慌失措地问母亲：“咋个了？”母亲疼得牙齿紧咬，十分吃力地小声说：“舂着手了。”父亲焦急地追问：“伤不伤？”母亲突然生气地大声吼道：“扁了！都怪你！就知道瞎舂！”父亲自知因为自己眼睛瞎，踩碓时不能很好与拌碓窝的母亲配合才出事，心里十分愧疚，任凭母亲怎么发火也不吭一声。
过了一阵，父亲忍不住，又对母亲说：“撒泡尿冲冲才不会发炎。”母亲没有吭气，左手紧紧掐住右手腕，一路滴着血跑到茅厕里，艰难地撒尿冲受伤的手指。血水霎时把茅厕里的粪渣染得鲜红，辛辣的尿液浸入母亲被碓舂烂的手指，痛得她忍不住“妈呀、妈呀”地叫唤。她牙齿咬得咯咯响，坚持着找出云南白药撒些许在伤口上。云南白药比尿液还辛辣，再一次钻心的疼痛，让母亲大汗淋漓，泪水纵横。母亲忍住疼痛，找块破布用左手笨拙地将伤指一层又一层包扎起来，用头巾将手兜起来挎在脖子上。母亲不能为生产队喂猪了，马队长临时安排生产队又矮又胖的婆娘，人称矮板凳来顶她几天的班。不过，吊着右手的母亲还得用左手，笨拙而别扭地做家务。包手的破布被血浸透了，母亲又找破布重新换上。第二天上午，母亲痛得受不了，就到大队卫生室去治疗。戴高度近视眼镜的女医生打开一看，吓得跳起来，“妈呀”地惊叫一声，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被震得歪在一边。母亲的伤口已经感染化脓，白乎乎的脓液夹杂着丝丝血水往外渗透，散发出刺鼻的恶臭。眼镜医生边扶眼镜边唠叨，抱怨母亲为什么当时不来卫生室包扎？母亲尴尬地笑了笑，没说什么。她是心疼家里那点只能应付买盐巴和补丁布料的积蓄。眼镜医生咧着雪白的门牙为母亲清洗伤口，舂烂的手指里还夹着碎猪食。她难以想象比她大不了几岁的我的母亲是怎样熬过这20多个小时的。
看到母亲这般受罪，我宛如万箭穿心，难受极了。只怨姐姐和我太小，帮不了母亲的忙。一连几个晚上，母亲受伤的手指都像鸡啄一样疼痛，让她难以入眠。母亲的手在疼痛，在流血。我的心也在疼痛，在流血……
当时我心里一直埋怨，我为什么不早来世上几年？要是我已经长成强壮的男子汉，母亲就不用这么辛苦，也不会去舂猪食致伤受罪。
几十年的光阴梦一般远逝，如今的母亲已年逾古稀。我曾将母亲接到我所在的城市与我一家三口共同生活，我和妻子、女儿向她尽份孝心，让她享受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幸福生活。可是，母亲不习惯。听不到鸡鸣、狗吠，看不到田野里绿油油的庄稼，踩不到毛茸茸的田埂和尘灰没踝的山路……她心烦意乱。最让母亲不舒服的是，居住在城市的楼房里，她失去了劳动的权利和机会。她觉得，这不是幸福，更不是享福，是活受罪。母亲惶惶不可终日，经常看着我阳台上的几盆兰草发愣。她自言自语地说：“这兰草，远瞅像韭菜，近瞅像苞谷地里的三楞子草。”她问我能不能浇尿？我说兰草娇贵秀气，不能。我知道，母亲闲不住，她想家乡的老房子，想父老乡亲，想白花狗、小灰猫，想她的韭菜地……她成天吃不香，坐不稳，卧不安。
终于，母亲病了，卧床不起，让我和妻子、女儿万分焦急。我们带她到医院看病，医生说一切正常，只是血糖偏高。对于母亲的病，我心里有数。她的病，在思想上。果然，几天后，她就像三岁小孩，嚷着要回老家。我和妻子、女儿左劝右劝，劝不住，只能遂她的愿。
回到老家，让三妹帮母亲照管的白花狗见到母亲，先是围着她跳跃撒欢，跳得张口伸舌，大口喘气。尔后，它步步紧跟母亲，可爱得像个孩子。等我们坐在堂屋歇息时，白花狗信步来到母亲身边，紧挨母亲坐下，东张西望看我们闲聊。隔一会，又哼哼唧唧地，亲昵地用脑袋磨蹭母亲的腿，用舌头舔母亲的手。白花狗已为母亲看家护院6度春秋，与母亲朝夕相伴，形影不离，成了母亲难舍难分的“家庭成员”。
草墩尚未坐热，母亲就习惯性地拎着镰刀，背上背篮，带着我们去地里看她种的韭菜、茄子……趴在地里薅草，给蔬菜浇水。母亲又回到了她过惯了的生活，找到了她理想的幸福。她的“病”猝然好了，脸上绽放出满意的微笑。
孤身生活在老家的母亲，是我永远的牵挂，就像维系风筝的线，牢牢地将母亲这个风筝与我系在一起。每过一两个月，我就要攒几百元10元面额的零钱送回去给她零用。我从不敢给她50元和百元的大钞，惟恐她在使用时被人做手脚欺骗。只要听出嫁在本村的姐姐和妹妹打电话告诉我，母亲没钱花了，我就立即将攒好的零钱送回去，一是为母亲送零钱，二是去看望她，为她买米、买面，买降血糖、补钙等药品。用我的轿车拉着她去访友，串亲戚。
有朋友见我天天攒零钱，劝我何必那么麻烦，需要时到银行里兑换，既简单又省事。他们哪里知道我的用意。我是把为母亲攒零钱这个人生中最大的幸福，掰成若干份来慢慢享受。我每次出门买菜和买东西，找补到10元面额的零钱，就小心翼翼地将它展平，收藏在写有“我为母亲攒零钱”字样的牛皮纸信封里，积攒些日子就送回老家亲手交给母亲。每为母亲攒10元零钱，我就向母亲尽了一份孝心；每为母亲攒10元零钱，我就享受了一回幸福。我为母亲攒零钱，十年如一日不间断。
母亲吃不愁，穿不愁，可她偏要忙个手不闲地爬到团坡山的地里种苞谷，在责任田里种韭菜、白菜、茄子和辣椒……还像当年在生产队时一样风雨无阻，无论我们怎么劝她都无济于事。不论她做什么，只要看到她身体好，脸上挂着笑容，我心里就踏实了。特别是能在她的晚年攒零钱去给她养老，孝敬她老人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
责 编：谢荔翔
评选好稿移动、联通、小灵通用户请发短信到07503377394，截止时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