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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辛亥革命埋葬了清王朝,创建了中华民国。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很快取而代之。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涉及到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及民众心理等诸多方面。国内外的形势是制约和影响是主要原因,革命党人自身力量不够、革命政权无法摆脱财政危机、西方列强的政治压力,则是最重要的因素。
关键词:辛亥革命 袁世凯 孙中山 临时大总统
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孙中山的巨大贡献和卓著声望,被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咄咄逼人,炙手可热,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孙中山就被迫让位于袁氏。过去常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但实际情形是时势选择了袁世凯。袁继任临时大总统,完全是当时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人心思定,期盼强人统治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内忧外患,国内战乱不断,列强侵凌日甚。国家需要强盛,人民需要安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对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深为不满,并把这种不满转化为对异族统治的憎恨。辛亥革命爆发后,人们最关心的是清帝能否退位。革命后谁来当政,广大民众并不太关心。在一般人看来,只要皇帝退了位,一切都好办。普通民众把共和简单地理解为汉人当家作主,希望天下太平,不要再生战事。袁世凯作为汉人,曾做过满清高官,又遭猜忌被贬。根据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这一逻辑,人们对袁颇有同情而无恶意,袁氏上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人们的大汉族主义心理。
这种社会心理趋向,谁都无法扭转。孙中山说:“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续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1]孙中山认为必须立即结束战争,与民休息,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经济生产。实际上,孙中山的辞职和袁世凯的继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折射出国情民意。
二、革命党人的涣散与蜕化
辛亥革命前同盟会已经开始走向涣散和蜕化,在获得初步的胜利后,更是分崩离析,“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2]如参加武昌首义的孙武,因企图担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次长,未能如愿,对南京临时政府十分不满,联络一部分失意党人,在黎元洪的暗中支持下成立民社,与同盟会对抗,处处与南京临时政府为难。部分革命党人还认为民国建立,清廷即倒,革命功成,意志衰退,隐退思想滋生。这类事件在革命党人阵营中引起了思想混乱,严重地削弱了革命阵营的凝聚力。在此情况下,孙中山被搞得焦头烂额。革命党人虽有对革命的满腔热忱和顽强斗志,但缺少从政经验,掌握政权后深感力不从心。孙中山说:“清帝退位,民国统一,继此建设之事,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去完成。”“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正足当之。”[3]
三、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财政极其困难,内无存储,外无支援。南京临时政府名义上统辖响应武昌起义的省区达10多个,却得不到各省都督的财政支持,孙中山衷告“各省贤达有为之都督、司令及百有司”,“将应缴部款从速完缴”,但应者廖廖。
当时,国家有可能筹得现款的渠道主要是关税、盐税。但是武昌起义后不久,英国就联络其他国家,将海关关税控制起来,作为中国继续向列强支付赔款的保证。盐税由于张謇的反对,无法征缴。无奈,发行公债,可是临时政府刚建立,信用颇微,很难取得民间信任,故应募者寥寥无几。迫不得已,孙中山只好以政府名义举借外债,效果也不理想。西方列强表示“中立”,孙中山筹借款困难重重,虽经资本家出面,“求间接之接收”,成效也不大。
此时的革命党人虽拥有了半壁江山,但离革命的真正胜利甚为遥远。革命党人要兴师北伐,各级政府机构要正常运转等,都需要大量经费。精于理财的实业家张謇有一本账,他认为:新政府的开支至少每年须有1亿2千万两,每月须有 1千万两;扣除可能得到的收入,新政府每年将短缺8千万两。当时,曾有人动员他在未来的临时政府中出掌财政,但他自觉无力解决这一难题,不肯就职。当时的临时政府,无论是部署繁重而艰巨的北伐任务,还是维持百废待兴的南京临时政府日常工作,样样都需要经费,而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却“库藏如洗”。
四、帝国主义列强支持袁世凯
为了获取列强的支持,孙中山早在 1912年1月5日发布的《宣告各友邦书》中,就宣布承认革命以前所有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对满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但是,西方列强不希望中国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想让中国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继续供其掠夺剥削,成为输出资本的理想的场所。列强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无法控制战后局面,也不能确保它们的在华利益。
辛亥年间,列强看中了袁世凯,它们对袁印象不错。义和团起事时,为了确保列强在华利益,袁不惜大肆冤杀滥杀义和团民。袁办理清末外交多年,和列强关系不错。现在又掌握满清最高权利,有北洋军作后盾,在南北实力对比中具有明显优势。鉴于此,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表示:“看来很明显,内阁总理大臣最后担任总统职位,是使中国能够恢复和平和秩序的唯一可能的办法。”[4]
五、袁世凯的个人特质
辛亥革命爆发后,舆论普遍认为,收拾局面,非袁莫属。袁世凯能接任临时大总统,与他的个人特质有很大关系。一般认为,袁的眼界不如孙中山,气度不如黄兴,作风不如宋教仁,但同周围与他有相似经历的人比较,则无疑是鹤立鸡群,属于求实求新的人物。袁世凯是一个新旧参半的人物,脱离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藩篱,对世界大势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注重现实,讲求效果,处事果断。他的身上既有新成分,也有旧基因,其新旧双重身份能被南北双方共同接受,被海内外视为统一中国的唯一人选。
综上所述,孙中山的让位和袁世凯的继任是历史的选择。人们对之所以感到遗憾,是因为袁氏上台后逐渐走到了历史的反面,抛弃共和,建立帝制。但在那样一个新知与旧影共存的时代,幻想通过一次革命将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扫除殆尽,也是不现实的。
参考文献:
[1]孙中山.总理全集·演讲(上册)[M].广州:中山书店,1928:51.
[2]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79
[3]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M]第 2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110、485.
[4]胡滨翻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R].北京:中华书局,1984:445.
关键词:辛亥革命 袁世凯 孙中山 临时大总统
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孙中山的巨大贡献和卓著声望,被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咄咄逼人,炙手可热,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孙中山就被迫让位于袁氏。过去常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但实际情形是时势选择了袁世凯。袁继任临时大总统,完全是当时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人心思定,期盼强人统治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内忧外患,国内战乱不断,列强侵凌日甚。国家需要强盛,人民需要安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对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深为不满,并把这种不满转化为对异族统治的憎恨。辛亥革命爆发后,人们最关心的是清帝能否退位。革命后谁来当政,广大民众并不太关心。在一般人看来,只要皇帝退了位,一切都好办。普通民众把共和简单地理解为汉人当家作主,希望天下太平,不要再生战事。袁世凯作为汉人,曾做过满清高官,又遭猜忌被贬。根据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这一逻辑,人们对袁颇有同情而无恶意,袁氏上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人们的大汉族主义心理。
这种社会心理趋向,谁都无法扭转。孙中山说:“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续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1]孙中山认为必须立即结束战争,与民休息,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经济生产。实际上,孙中山的辞职和袁世凯的继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折射出国情民意。
二、革命党人的涣散与蜕化
辛亥革命前同盟会已经开始走向涣散和蜕化,在获得初步的胜利后,更是分崩离析,“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2]如参加武昌首义的孙武,因企图担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次长,未能如愿,对南京临时政府十分不满,联络一部分失意党人,在黎元洪的暗中支持下成立民社,与同盟会对抗,处处与南京临时政府为难。部分革命党人还认为民国建立,清廷即倒,革命功成,意志衰退,隐退思想滋生。这类事件在革命党人阵营中引起了思想混乱,严重地削弱了革命阵营的凝聚力。在此情况下,孙中山被搞得焦头烂额。革命党人虽有对革命的满腔热忱和顽强斗志,但缺少从政经验,掌握政权后深感力不从心。孙中山说:“清帝退位,民国统一,继此建设之事,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去完成。”“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正足当之。”[3]
三、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财政极其困难,内无存储,外无支援。南京临时政府名义上统辖响应武昌起义的省区达10多个,却得不到各省都督的财政支持,孙中山衷告“各省贤达有为之都督、司令及百有司”,“将应缴部款从速完缴”,但应者廖廖。
当时,国家有可能筹得现款的渠道主要是关税、盐税。但是武昌起义后不久,英国就联络其他国家,将海关关税控制起来,作为中国继续向列强支付赔款的保证。盐税由于张謇的反对,无法征缴。无奈,发行公债,可是临时政府刚建立,信用颇微,很难取得民间信任,故应募者寥寥无几。迫不得已,孙中山只好以政府名义举借外债,效果也不理想。西方列强表示“中立”,孙中山筹借款困难重重,虽经资本家出面,“求间接之接收”,成效也不大。
此时的革命党人虽拥有了半壁江山,但离革命的真正胜利甚为遥远。革命党人要兴师北伐,各级政府机构要正常运转等,都需要大量经费。精于理财的实业家张謇有一本账,他认为:新政府的开支至少每年须有1亿2千万两,每月须有 1千万两;扣除可能得到的收入,新政府每年将短缺8千万两。当时,曾有人动员他在未来的临时政府中出掌财政,但他自觉无力解决这一难题,不肯就职。当时的临时政府,无论是部署繁重而艰巨的北伐任务,还是维持百废待兴的南京临时政府日常工作,样样都需要经费,而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却“库藏如洗”。
四、帝国主义列强支持袁世凯
为了获取列强的支持,孙中山早在 1912年1月5日发布的《宣告各友邦书》中,就宣布承认革命以前所有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对满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但是,西方列强不希望中国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想让中国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继续供其掠夺剥削,成为输出资本的理想的场所。列强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无法控制战后局面,也不能确保它们的在华利益。
辛亥年间,列强看中了袁世凯,它们对袁印象不错。义和团起事时,为了确保列强在华利益,袁不惜大肆冤杀滥杀义和团民。袁办理清末外交多年,和列强关系不错。现在又掌握满清最高权利,有北洋军作后盾,在南北实力对比中具有明显优势。鉴于此,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表示:“看来很明显,内阁总理大臣最后担任总统职位,是使中国能够恢复和平和秩序的唯一可能的办法。”[4]
五、袁世凯的个人特质
辛亥革命爆发后,舆论普遍认为,收拾局面,非袁莫属。袁世凯能接任临时大总统,与他的个人特质有很大关系。一般认为,袁的眼界不如孙中山,气度不如黄兴,作风不如宋教仁,但同周围与他有相似经历的人比较,则无疑是鹤立鸡群,属于求实求新的人物。袁世凯是一个新旧参半的人物,脱离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藩篱,对世界大势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注重现实,讲求效果,处事果断。他的身上既有新成分,也有旧基因,其新旧双重身份能被南北双方共同接受,被海内外视为统一中国的唯一人选。
综上所述,孙中山的让位和袁世凯的继任是历史的选择。人们对之所以感到遗憾,是因为袁氏上台后逐渐走到了历史的反面,抛弃共和,建立帝制。但在那样一个新知与旧影共存的时代,幻想通过一次革命将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扫除殆尽,也是不现实的。
参考文献:
[1]孙中山.总理全集·演讲(上册)[M].广州:中山书店,1928:51.
[2]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79
[3]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M]第 2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110、485.
[4]胡滨翻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R].北京:中华书局,198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