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夷原不滞胸中，
　　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
　　月明飞锡下天风。
　　——王守仁《泛海》
　　虽然这首诗创作于被贬黜的路上，但表现出来的却是其豪迈、无畏以及对信念和理想的坚贞，没有一丝一毫的消沉、没落和懈怠。阳明先生在这首诗中明确地指出了：世间的一切艰难险阻都似浮云般轻轻掠过，只要内心有坚定的信念，就是一叶扁舟亦可搏击于惊涛骇浪之中，一切凶险都不能动摇我强大的内心，因为我有信念。
　　这首诗正好是写在王阳明人生的分水岭，自少及壮，治学、入仕都比较顺利，直到因言获罪，从此踏上了“荆棘之路”，幸好他没有退缩，并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也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勇气和心态，才为之后的龙场悟道做好了精神上的准备和铺垫。
　　据说当年还有一个人也曾在日本被这首诗深深震撼过，他就是郭沫若先生。而对于阳明先生，现在被大家熟知的恐怕也就只有“知行合一”了。
　　“知行合一”作为心学的三大命题之一，一直被人们所关注，特别是陶行知先生数易其名，并一生都在体悟和践行这句话的真意。关于“知”和“行”的关系问题在《左传》和《尚书》中分别有所记载，认为对于“知”“行”来说，“行”更为困难，而“知”似乎落在了其次，但是不难看出“知”“行”在此时就已经隔离开来被视作两物。
　　春秋时期的孔子提出“学而时习之”，可惜对于“习”通常被后人误读为复习。“学”若看作可以获得“知”，那么“习”则应该是实践便是“行”。似乎夫子的本意是在于强调学习与实践相结合，这恰恰又与夫子主张的学政、观政而后从政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知行合一”中的“一”是“知”和“行”的主旨，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允执厥中，惟精惟一。”“知”和“行”既要允执厥中，也要惟精惟一，既不能偏于“知”也不能偏于“行”。那么“一”又是什么？答曰：天理尔（或可解释为规律）。正如孔夫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
　　孔子有一个很有名的学生叫宰予（子我），擅长言辞表达，有一天宰予白天睡觉，夫子知道后便很愤怒地说：“原来我对别人评价是听其言而信其行，现在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并且说出了另一句著名的狠话：“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诬圬也。”可以看作是孔子对弟子言行不一的深恶痛绝，宰予的语言违背了思想，行为又违背了语言，宰予便成为了不合“一”的典范，夫子对于“不合一”出离愤怒。
　　到了宋代的朱熹则认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虽然把“知”“行”关系稍微进行了调整，但还是有所偏倚。明代的湛甘泉（江门心学）提出：“随处体认天理”，“体认兼知行也”（《甘泉文集》），同时代的王阳明（余姚心学）更是进一步指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至此，“知行合一”的思想便逐渐成形。
　　若把“知”和“行”看成两个舞者，那么“一”便是音乐，“知”“行”是和着“一”的节拍相互促进的，“知”是“行”的先导，“行”是“知”的落实，“行”对“知”的或修正或否定之后又会产生“新知”，再继续扩张下去，如此往复，螺旋上升。“知”为名，“行”为取，世人皆求名则止，行则落于空。譬如知孝道与行孝道之别，好色与好好色，恶臭与恶恶臭，明德与明明德之别，明代王阳明先生提出知行合一的时候主要是针对这个时弊，所谓连八岁小儿都识得却连八十岁的老翁都行不得的社会现状。王阳明在担任兵部主事期间，因上书反对宦官刘谨弄权，于1506年被廷杖四十，并被贬至贵州龙场驿丞，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敢站出来。
　　“知行合一”中的“知”恐怕还尚有自知的含义，“知”便是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能力，“行”便是运用自己的能力，“知行合一”就是形成一个了解能力、运用能力从而达到掌握能力、提升能力的闭环过程，以达到持续进步。正如子夏所言：“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