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巧不成书”，这里的“书”庶几专指叙事文学即小说。明人有“四大奇书”之说，即《三国志》《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奇书的“书”同此。从明代冯梦龙“三言”到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中国古代说部多次征用这句俗语，“无巧不成书”，意在申说一种当今不再注重的文学标准：巧合。
　　事实上，巧合不只是小说内部的情节操控手段，更是古典时期文学进程中的真实遭遇。譬如，近代诗人陈衍论及中国诗史上的波澜起伏时，发表过所谓“三元”之说。“三元”一词本可以指天穹中三种光明之源，唐代梁丘子注《黄庭内景经》：“三元，谓三光之元，曰日、月、星也。”也可以指科举时代三种不同等级的考试的头名，宋代赵升《朝野类要》：“解试、省试并为魁者，谓之双元；若又为殿魁者，谓之三元。”但陈衍却生发出另一层含义，他说：“诗莫盛于开元、元和、元祐”，说的是：中国诗歌史上三个最好的时刻，年号中可巧都带有一个“元”字。开元（713年12月—741年12月）是唐明皇的年号，有盛世之称，其时有李白、杜甫、王维、王昌龄、孟浩然、高适、岑参等大批盛唐诗人活跃；元和（806年—820年）是唐宪宗的年号，当时韩愈、孟郊、李贺、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等中唐诗人各写各的诗，甚至李商隐也已经出生；元祐（1086年—1094年）是北宋哲宗的年号，那是苏轼、黄庭坚、陈师道以及秦观、周邦彦、晏几道的时代，而王安石元祐元年还在世，李清照前两年已经出生，陈与义也已来到了这个世界。
　　陈衍的发明曾启发过沈曾植，沈同是同光体诗人，亦一向赞同三元说，只是到了晚年，他以更早的六朝劉宋时“元嘉”（424年—453年）取代“开元”，因为当年亦有谢灵运、鲍照、颜延之诸人，而伟大的陶渊明元嘉元年也还活着——元嘉、元和、元祐，序列显得更加整齐。
　　但话又说回来，巧之又巧、却鲜有人知的是，不光古代诗歌，中国古小说最早一个辉煌的时间点也带有一个“元”字：太元。一作“大元”，稍早于元嘉，这是晋孝武帝在位的第二个年号（376年—396年）。熟谙历史者或许会怀疑：当时，写《搜神记》的干宝早已在二三十年前辞世，而编《世说新语》的刘义庆要到十年之后才出生；这个时期在中国通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乃是太元八年（383年）的淝水之战，抛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论，直接与小说写作相关的，充其量只能找王嘉在北方写《拾遗记》，祖冲之的祖父祖台之在南方撰《志怪》，可这两部书远远算不上最知名的小说集。不过，小说的逻辑、小说史的呈现方式又焉能与诗歌史、诗歌秩序同日而语呢？起码有最好的两个志怪故事皆白纸黑字，明确缘起于此二十年间，我觉得足以称之为小说的高光时刻了：一是《鹅笼书生》，一是《桃花源记》。
　　《鹅笼书生》，收录于南朝梁代吴均编纂的《续齐谐记》一集。相比之下，《桃花源记》的文献时代稍早，众所周知是陶渊明（365年—427年）的作品，既见于《陶渊明集》，也收在署陶潜所纂的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中（因此将它视为小说才更合适，而不是散文）。通常认为，《桃花源记》是晋亡即公元420年之后的作品，因此文本的开头才会说“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这个“晋”字不像是后人追加的（因为追加的意义并不很大，譬如《续齐谐记》中就没被补上一个），而是原本即有，开头一个字就流露出淡淡的追缅腔调——然后是稍稍细致的回忆刻度：“太元中”。
　　《续齐谐记》也提到“太元中”，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这时候开始做兰台令史——与文书档案相关，东汉历史学家班固也曾任此职——他的名字叫许彦。许彦把一个东汉永平三年（公元60年）的铜盘送给侍中张散，很可能当即被盘诘，因而才和盘托出自己早年的一次灵异经验：他在路上行走如何遭遇一个要求钻到鹅笼里去的奇怪书生大变活人。许彦是那个故事唯一的在场证人，铜盘是唯一的证据。故事发生于阳羡（今江苏宜兴）的山中，所以又称《阳羡书生》；但也有人会在另一个层面上指出，它发生在佛经《杂譬喻经》中——这个故事最出奇与怪诞的，乃是关于空间的想象力，吞吐活人的法术体现出中国套盒的结构，确与“须弥纳于芥子”“一沙一世界”的印度传统相关。无独有偶，《桃花源记》的空间属性同样引人瞩目：“世外桃源”是个常用成语，早已纳入汉语文学，乃至日常表达中了。小说容受了一个脱离了大历史的小世界，这个遗世独立的空间只偶然被发现过一次，令人寄托遥想，成为理想田园的象征境界。但空间角度从来不会孤立地表达，在《鹅笼书生》中，反映为吐纳活人的秩序显然不可容错；《桃花源记》也不例外，自有手段。今人称时空，古人即谓宇宙，从来一体，又岂能割裂呢？某种程度上，巧合正是以一种不讲理和不可知论的方式聚合起来的时空景观。
　　太元时代，《桃花源记》与《鹅笼书生》的故事齐出，它们的共性与差异颇可深考，但首先值得推敲的，更应该是一个故事的内部时间。讲故事的人到底如何由点及线并铺开一个面向，如何将时光定位、展开与呼应，如何消化巧合、接驳现实、容受历史等等，或许正是一个故事的魅力线索所在；与这个故事何以在历史中传承发展，何以在这个世界的时间长河中存续演变，可能是相互策应的。我想顺着时间标记追究《桃花源记》文本中隐藏着的系统、其中可归纳推演的潜在逻辑。我假设，讲述何时的故事和何时讲述故事种种，乃是桃花源超出《诗经》所说的“乐土”“乐郊”“乐国”、《列子》引述的“华胥国”、《山海经》标举的“君子国”，不满足于成为汉语关于理想国的又一个寓言，而能上升为语法符号的原因所在。

二

　　《桃花源记》的开头看上去平淡而直接，一如陶渊明其他诗文的风格，说“开门见山”也可，说“门泊东吴万里船”也无不可，一上来就交代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也简简单单：太元年间，武陵地方的一个渔人，依据河道的脉络，溯源而上。他在不知名的溪水中前进，须知，逆行的不只是水流，文学话语中的流水常常只是个隐喻，旨在提醒水下另有不常知觉的本体：时间。众所周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不过，《论语》中孔子面临的处境，还只是武陵渔人先前普通打鱼生活时的线性状态，“一江春水向东流”，《桃花源记》的起点处。虽然，单单一条江河，就足以唤起人类关于光阴的全部哀怨了；但从水文地理的常识可知，百川汇合，江河流域的来处皆有根系状结构，所谓溯源，乃是一个顽强的过程中，多次难以尽记的选择经历——所以才会“忘路之远近”，所以后来顺流而下时要“处处志之”才有可能再来。甚而，武陵渔人猎奇时，未必有过真正的抉择，而只有一些“盲目”“任意”和不知究竟的临时判断，因为他遭受着时间的双向拉扯：时光在他的游历中流逝，可他所探求的前方却又是时间的来处。一座中国式天然迷宫，为后人称为“迷津”的时空，于是在山水之间展开。 　　《桃花源记》中的五百年，不是历史循环论推导出来的先见之明或其反面的“马后炮”，而是被代入到相似的时代困境之后再提炼到纸上的解决方案。多次发出“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的声音，最终通过详略得当、显隐有度的文字处理，归并成为《桃花源记》一气呵成的一次性描述，多个时间皱褶构造了一种非线性状态。正是这样，长时段历史才更密切贴合当下，对时人有所禆益：小说搭建出一个可全景收纳在视野中的关联模型：个人如何应对混乱的时代，如何通过行动来选择，如何来决定自己的命运。由于有折叠，在秦到“晋太元中”的区段中，部分的秦、全部汉魏、部分的晋不可知见，留下来凸现出的，是更清晰明确的因果：除了嬴刘相接的将来时态，还可见到在五百年的两端，秦和晋的既有勾连。
　　“秦晋”两个政治实体粘连起来联手出现在汉语中，其语用频率比“桃源”更高。杜甫有诗：“颇谓秦晋匹，从来王谢郎。”它频繁为两个人、两个家族、两批人的相遇与交流以及一种更持久关系来命名——众所周知这指的是婚姻。当然，“秦晋之好”的“秦晋”，不能与上文提到《桃花源记》所凑泊的“秦”与“晋”直接画等号。要是严肃的历史叙述及评论，把“喜结秦晋”的出处指派为嬴秦与东晋，当然是低级的偷换概念；但文学不然，在虚构叙事的情境及用心中，这恰恰表明共时（synchronic）与历时（diachronic）的耦合。陶渊明巧妙地让“桃源”隐含“秦晋”，传奇故事于是裹胁了历史的伟力和习俗的韧性：《桃花源记》中的秦与晋，既有关于暴秦的省思和针对当下的时代批判，由秦代晋代各自主宰一时，被安置在桃花源小世界始末两端而起，因隐居与发现，形成遥相关注的连接；又同时蕴含希冀，就是要落实到一个割据时代对秦国晋国结合成的典范的地域政治同盟充满了渴慕之情。
　　要知道，史上最早一次“秦晋之好”发生于公元前654年，晋献公将长女伯姬嫁给秦穆公，著名的贤臣百里奚是那一次跨国联姻的陪嫁奴隶。从公元前221年始皇帝灭六国向前逆推，至此时亦有四百三十年之多，也能折算成一个五百年。秦晋之好于秦国而言自是阶段性的眼前方案，其终极目标“一统天下”，五百年后才得以完成（当然又迅速瓦解，便宜了刘家）。那就意味着以暴秦为中点，前后两个五百年、与两个晋相互映照。但再仔细看，三个时间点却不仅能抵达两次，不要忘记事实上还有第三次秦晋关系：晋太元中，北方秦地乃是氐人所建的前秦（350年—394年）。太元八年，就是前秦与东晋在淝水有了一战。因此，这一组新的共时相秦晋关系，在太元年间彼此抵牾，使“秦晋之好”沦为一个失效的旧词；跟桃花源人与武陵渔人之间的口头契约“不足为外人道也”一般脆弱。《桃花源记》中，渔人贪利，“淳薄既异源”，桃花源于是再次隐遁（《鹅笼书生》就不同，许彦只有好奇心而没有利益诉求，反倒得到神秘书生的馈赠。他甚至满足于故事甚于实物，所以在太元中又将铜盘这件纪念品赠予专长于古文字的学者，故事自此流传于世）。
　　层层剥到秦晋这一层巧合，既能触及桃花源故事的想象基础；同时也可发觉，《桃花源记》对现实的介入性要比以往的常识认知更深得多。由此角度，还可以顺便解决两个小问题：遁世五百年后，桃花源中“男女衣着”何以同步“悉如外人”？桃源人又何以与武陵渔夫的交流毫无障碍？值得注意的是，服饰史以及语言流变史固然也是现代知识，当下仍是大部分幻想小说的死角，自不必苛求前贤。但如此深思熟虑过的《桃花源记》，却有必要承受这方面的审查。有一种可能，正如史学家陈寅恪所发覆，桃花源人所“自云先世避秦时乱”，实乃有避“秦地”或“秦国”乱“来此绝境”的巧妙转换；“先世”，依前文提及的“一去三十年”之例，当是上个世代的遁词：事实上，二三十年前，前一辈人刚刚徙居到这个小盆地与世相隔，“不复出焉”。如此，“不知有汉”的汉，能以反倒早于前秦的成汉（304年—347年）为原型；而“无论魏晋”中的“魏”，便也有曹魏与北魏（386年—534年）的双关——至少，写作《桃花源记》时，成汉和北魏就绝不是陶渊明所“不知”和“无论”的。
　　是的，不同历史时期政权的同名异实现象，社会治乱发展的周期性情态，致使《桃花源記》的时间可以多声部并举、将异代史实进行排列组合而悉数囊括共存。有没有和需不需要更加统一的逻辑呢？前人曾试图据《桃花源诗》“一朝敞神界”，将桃花源直接视为洞天福地，把《桃花源记》故事判归为六朝小说常见的遇仙主题。洞中过一日，人间倏忽就是百年。五百年的人间历法，对于神仙世界而言兴许没过多久，转瞬即逝，回首不惘然；因此，亏得武陵渔夫在故事中直接去了郡下急于要做一个焦虑的向导，要是回家他会发觉再无立锥之地，而陷入更严重的错乱：故土上生活的满是他无知的后裔，他一去未返的溯源已经是流传久远的家族传说。但如果要做这些引申，更宜依从他本《桃花源记》开头写作“晋太康中”（280年—289年）的异文才行。事实上那就成了另一个黯然的故事了。况且，想象力止于时速不同的仙话，推诿到宗教信仰那里，反倒是祛除了时间应有之魔力。叙事往往只能放一个神迹收场，譬如“烂柯”，来取悦人心，并不能像再次蓦然消失的桃花源那样，通过无尽的遗憾来标记向往，成为人所共同寄托的对象。因此，将桃源视为仙境，小看了种种暗号，无视个中巧合，无益于揭橥小说的胜义，实是略嫌粗暴的敉平之论。唯有不论标的是太康还是太元，不论避的是嬴秦还是苻秦甚或是之后的姚秦，共存各表，时代标识越朦胧多义，桃花源才会越捉摸不定、摇曳生姿。也许，时间封存又重演的悖论，牵动着并出而往复的歧义，就是《桃花源记》真正的奥义路径。因为桃花源确实就在现实时空之外，只在那一瞬间，曾与大历史平行对视。
　　作者简介 朱琺，70后，生于上海，文献学博士，小说家。执教于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曾任《越南汉文小说集成》副主编。热爱奇书。撰有小说集《卡尔维诺与计划生育》《安南怪谭》《安南想象：交阯地方的异物、幽灵和古恠》。
　　主 持 人 方 岩
　　责任编辑 孙海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