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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基民先生在新作《上海1931》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版）和《“四一二”政变三大未解谜团》（《世纪》2019年第2期）中都认为：斯励在“四一二”中曾救周恩来脱险。近来，我翻阅了大量资料、史书，没有找到真凭实据。
回顾当时现场情景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112页记载：
4月12日上海发生蒋介石策划的反革命政变。按照蒋的部署，大批武装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在凌晨袭击工人纠察队驻地。当工人纠察队奋起自卫时，第26军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企图将工人纠察队缴械。周恩来闻讯后赶往设于商务俱乐部内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到后，被骗至第26军第二师司令部。在交涉中表示，工人纠察队的“枪无论如何不能缴去”。但当即“被禁于司令部”（后经罗亦农派黄逸峰通过第二师党代表将周恩来救出）。
除上述这本之外，由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周恩来在上海》以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的历程》和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周恩来生平》等，这些文献和史料都谈到斯励的哥哥斯烈、也就是国民党26军第二师师长，利用他弟弟斯励毕业于黄埔军校、是周恩来的学生，假意邀请周恩来而对其进行软禁、扣留。直到第二天凌晨，周恩来才在黄澄镜（黄逸峰）和国民党26军党代表赵舒的秘密行动中救了出来。
历史当事人周恩来和黄逸峰的回忆
周恩来回到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东四卡子桥附近罗亦农的办公室时，东方图书馆内的工人纠察队在缺乏指挥的情况下，已被敌人缴械，东方图书馆也已被敌人占领。
事情过去了30年，1957年12月22日，周恩来在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座谈会上说道：“那时我们年轻（当时周恩来29岁）经验还不足，就被骗到第二师师部。”后来，周恩来在总结这次教训时说：“敌人怎样骗我们的呢？一个驻在闸北的国民党师长叫斯烈，他的弟弟斯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我的学生。斯烈就是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我们就迷糊了，认为可以利用他。我们认为他不会动手。其实我们这时重点放错了，重点应该放在保护武装。当时斯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去谈一谈，我就被骗去了。当时我们的副指挥也去了。原来我是住在商务印书馆的，不出去也要失败，但不至于一下子就失败。结果在他那里搞了半小时，商务印书馆因为没有人指挥，就松动了，一下子被缴去了。……这是一个教训。骗我们武装的时间是4月11日。”（引自《上海滩》丛书《中江赤魂》第117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版，《周恩来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57年12月22日）
1927年4月12日凌晨，罗亦农得知周恩来被扣的消息后，立刻要原来同26军党代表赵舒保持联络的共产党员黄澄镜找赵舒营救。
黄澄镜，又名黄逸峰，1906年生于江苏东台，先后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上海公学、复旦大学商学院等，1925年参加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斗争中加入共青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后，年轻的黄逸峰担任分管宣传和军事的中共闸北区委委员，在他的组织指挥下，纠察队佯攻正门，智破侧门，一举攻克警署，活捉反动军警30多名，为起义胜利做出贡献。在这次起义中，黄逸峰第一次和总指挥周恩来近距离相见握手。刚刚完成攻击任务后，黄逸峰被交通员领到指挥部接受新的任务。跨进指挥部大门，郭伯和向周恩来介绍黄逸峰，周恩来询问了有关情况后，向黄逸峰下达任务：“在你们那里建立一个前线和总指挥部之间的联系，这件事由你负责！”黄逸峰坚定地表示：“请总指挥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在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下，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正当上海人民欢庆胜利时，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当天凌晨，黄逸峰正在闸北区委守护机关，突然接到浙江区委书记罗亦农的电话，罗在电话里焦急万分：“周恩来总指挥被26军第二师师长斯烈‘请去’，现在情况不明。请你立即赶到26军，找党代表赵舒，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恩来。”赵舒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军官，与黄逸峰早有联系。黄逸峰接电话后，当即找到了赵舒，一起赶到位于宝山路天主堂26军第二师司令部。
1979年1月8日，黄逸峰（黄澄镜）在《文汇报》发表题为《周恩来同志指挥我们战斗》一文回忆中说：
我们到了宝山路天主堂第二师司令部。我看到周总指挥双眼怒视斯烈，抗议他们的反动行为。这时，房间里的桌椅已被推翻在地，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上。我听到周总指挥义正辞严地对斯烈谴责道：“你还是总理的信徒呢！你们公然叛变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得不到好下场的。”斯烈在周总指挥愤怒的训斥下，不得不低下头说：“我也是奉命的。”经过赵舒和斯烈个别谈话，斯烈开始改变主意，向周总指挥表示事情“已过去了，请您来谈谈，并无其他意思”。多次声明是误会，表示道歉。周总指挥根本不理睬他，转头同我一起坐上汽车，冲过重重关口，回到了北四川路东四卡子桥附近罗亦农办公所在地。
赵舒营救周恩来
1927年4月12日凌晨，国民党第26军党代表赵舒赶了过来，原来，中共浙江区委书记罗亦农获悉周恩来误中斯烈所设圈套并被扣留的消息后，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并尽全力进行营救。他通过工人纠察队的黄逸峰找到与中共上海区党组织保持联系的第26军党代表赵舒，讲明来意。
赵舒（1884—1948）字澄志，号明止，又名元熙，浙江缙云壶镇人。1903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学，不久为革命弃学回国。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奉命去九江策反周凤岐，返浙后任国民革命军26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赵舒一直和中共黄澄镜保持联系，与周恩来的公私关系都很好。
彼时，赵舒对26军所作所为非常愤慨，正计划率领部分军官和士兵脱离该军。接到黄逸峰的请求，他慨然应允，并即时赶到第二师司令部。
赵舒把斯烈叫到了隔壁一间屋子里，以第26军党代表的身份，对斯烈一顿痛斥，并晓之以大义，动之以旧情，责令斯烈将周恩来立即释放，直说得斯烈哑口无言。一会儿，赵舒和斯烈一起从里面走了出来。
因为赵舒耐心做工作，并及时劝说，使斯烈有所心动，也才使周恩来化险为夷，逃过一劫，冲过重重关口，回到了北四川路东四卡子桥附近罗亦农办公所在地。
顺便补充一句，从《周恩来年谱》查知：1927年4月25日，从第26军第二师师长处得知，敌人悬赏二万五千元缉拿周恩来。
不是尾声
从以上事实和经过说明，在营救周恩来脱险的行动中，斯烈的弟弟斯励始终未露面，也就是说在“四一二”周恩来被扣留脱险中没有找到斯励曾营救周恩来的真凭实据。
吴文曾说：“当赵舒匆匆赶到宝山路天主堂第二师师部，周恩来已经获释了。”而由《周恩来在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一书可知，此观点不成立。《周恩来在上海》引用了黄逸峰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前后后》一文（该文出自《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1辑），如文中所述，直到第二天凌晨，周恩来才在同志们的营救下离开二师师部。与之相佐证的还有一文：2018年1月4日资深记者、作家袁念琪在上海《劳动报》刊文《周恩来和浦江饭店》，文中提到了时任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的徐梅坤，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指挥部成员。他记得，在事变第二天即4月13日，周恩来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在商务印书馆里：“有一名下级军官，是白崇禧的弟弟，是黄埔军校学生，认识周恩来同志。于是，在他的掩护下，周恩来同志和我等三四人离开了商务印书馆。”那时，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为上海最高军事长官，驻扎在龙华。
另外补充一点：我查了不少资料，赵舒是26军党代表，但他不是共产党员。
（作者为文史学者，长期研究隐蔽战线史）
责任编辑 章洁
回顾当时现场情景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112页记载：
4月12日上海发生蒋介石策划的反革命政变。按照蒋的部署，大批武装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在凌晨袭击工人纠察队驻地。当工人纠察队奋起自卫时，第26军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企图将工人纠察队缴械。周恩来闻讯后赶往设于商务俱乐部内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到后，被骗至第26军第二师司令部。在交涉中表示，工人纠察队的“枪无论如何不能缴去”。但当即“被禁于司令部”（后经罗亦农派黄逸峰通过第二师党代表将周恩来救出）。
除上述这本之外，由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周恩来在上海》以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的历程》和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周恩来生平》等，这些文献和史料都谈到斯励的哥哥斯烈、也就是国民党26军第二师师长，利用他弟弟斯励毕业于黄埔军校、是周恩来的学生，假意邀请周恩来而对其进行软禁、扣留。直到第二天凌晨，周恩来才在黄澄镜（黄逸峰）和国民党26军党代表赵舒的秘密行动中救了出来。
历史当事人周恩来和黄逸峰的回忆
周恩来回到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东四卡子桥附近罗亦农的办公室时，东方图书馆内的工人纠察队在缺乏指挥的情况下，已被敌人缴械，东方图书馆也已被敌人占领。
事情过去了30年，1957年12月22日，周恩来在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座谈会上说道：“那时我们年轻（当时周恩来29岁）经验还不足，就被骗到第二师师部。”后来，周恩来在总结这次教训时说：“敌人怎样骗我们的呢？一个驻在闸北的国民党师长叫斯烈，他的弟弟斯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我的学生。斯烈就是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我们就迷糊了，认为可以利用他。我们认为他不会动手。其实我们这时重点放错了，重点应该放在保护武装。当时斯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去谈一谈，我就被骗去了。当时我们的副指挥也去了。原来我是住在商务印书馆的，不出去也要失败，但不至于一下子就失败。结果在他那里搞了半小时，商务印书馆因为没有人指挥，就松动了，一下子被缴去了。……这是一个教训。骗我们武装的时间是4月11日。”（引自《上海滩》丛书《中江赤魂》第117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版，《周恩来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57年12月22日）
1927年4月12日凌晨，罗亦农得知周恩来被扣的消息后，立刻要原来同26军党代表赵舒保持联络的共产党员黄澄镜找赵舒营救。
黄澄镜，又名黄逸峰，1906年生于江苏东台，先后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上海公学、复旦大学商学院等，1925年参加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斗争中加入共青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后，年轻的黄逸峰担任分管宣传和军事的中共闸北区委委员，在他的组织指挥下，纠察队佯攻正门，智破侧门，一举攻克警署，活捉反动军警30多名，为起义胜利做出贡献。在这次起义中，黄逸峰第一次和总指挥周恩来近距离相见握手。刚刚完成攻击任务后，黄逸峰被交通员领到指挥部接受新的任务。跨进指挥部大门，郭伯和向周恩来介绍黄逸峰，周恩来询问了有关情况后，向黄逸峰下达任务：“在你们那里建立一个前线和总指挥部之间的联系，这件事由你负责！”黄逸峰坚定地表示：“请总指挥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在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下，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正当上海人民欢庆胜利时，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当天凌晨，黄逸峰正在闸北区委守护机关，突然接到浙江区委书记罗亦农的电话，罗在电话里焦急万分：“周恩来总指挥被26军第二师师长斯烈‘请去’，现在情况不明。请你立即赶到26军，找党代表赵舒，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恩来。”赵舒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军官，与黄逸峰早有联系。黄逸峰接电话后，当即找到了赵舒，一起赶到位于宝山路天主堂26军第二师司令部。
1979年1月8日，黄逸峰（黄澄镜）在《文汇报》发表题为《周恩来同志指挥我们战斗》一文回忆中说：
我们到了宝山路天主堂第二师司令部。我看到周总指挥双眼怒视斯烈，抗议他们的反动行为。这时，房间里的桌椅已被推翻在地，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上。我听到周总指挥义正辞严地对斯烈谴责道：“你还是总理的信徒呢！你们公然叛变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得不到好下场的。”斯烈在周总指挥愤怒的训斥下，不得不低下头说：“我也是奉命的。”经过赵舒和斯烈个别谈话，斯烈开始改变主意，向周总指挥表示事情“已过去了，请您来谈谈，并无其他意思”。多次声明是误会，表示道歉。周总指挥根本不理睬他，转头同我一起坐上汽车，冲过重重关口，回到了北四川路东四卡子桥附近罗亦农办公所在地。
赵舒营救周恩来
1927年4月12日凌晨，国民党第26军党代表赵舒赶了过来，原来，中共浙江区委书记罗亦农获悉周恩来误中斯烈所设圈套并被扣留的消息后，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并尽全力进行营救。他通过工人纠察队的黄逸峰找到与中共上海区党组织保持联系的第26军党代表赵舒，讲明来意。
赵舒（1884—1948）字澄志，号明止，又名元熙，浙江缙云壶镇人。1903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学，不久为革命弃学回国。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奉命去九江策反周凤岐，返浙后任国民革命军26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赵舒一直和中共黄澄镜保持联系，与周恩来的公私关系都很好。
彼时，赵舒对26军所作所为非常愤慨，正计划率领部分军官和士兵脱离该军。接到黄逸峰的请求，他慨然应允，并即时赶到第二师司令部。
赵舒把斯烈叫到了隔壁一间屋子里，以第26军党代表的身份，对斯烈一顿痛斥，并晓之以大义，动之以旧情，责令斯烈将周恩来立即释放，直说得斯烈哑口无言。一会儿，赵舒和斯烈一起从里面走了出来。
因为赵舒耐心做工作，并及时劝说，使斯烈有所心动，也才使周恩来化险为夷，逃过一劫，冲过重重关口，回到了北四川路东四卡子桥附近罗亦农办公所在地。
顺便补充一句，从《周恩来年谱》查知：1927年4月25日，从第26军第二师师长处得知，敌人悬赏二万五千元缉拿周恩来。
不是尾声
从以上事实和经过说明，在营救周恩来脱险的行动中，斯烈的弟弟斯励始终未露面，也就是说在“四一二”周恩来被扣留脱险中没有找到斯励曾营救周恩来的真凭实据。
吴文曾说：“当赵舒匆匆赶到宝山路天主堂第二师师部，周恩来已经获释了。”而由《周恩来在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一书可知，此观点不成立。《周恩来在上海》引用了黄逸峰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前后后》一文（该文出自《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1辑），如文中所述，直到第二天凌晨，周恩来才在同志们的营救下离开二师师部。与之相佐证的还有一文：2018年1月4日资深记者、作家袁念琪在上海《劳动报》刊文《周恩来和浦江饭店》，文中提到了时任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的徐梅坤，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指挥部成员。他记得，在事变第二天即4月13日，周恩来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在商务印书馆里：“有一名下级军官，是白崇禧的弟弟，是黄埔军校学生，认识周恩来同志。于是，在他的掩护下，周恩来同志和我等三四人离开了商务印书馆。”那时，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为上海最高军事长官，驻扎在龙华。
另外补充一点：我查了不少资料，赵舒是26军党代表，但他不是共产党员。
（作者为文史学者，长期研究隐蔽战线史）
责任编辑 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