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日本与周边国家出现领土纠纷时，比如与中国之间的尖阁诸岛（即我国钓鱼岛）纠纷，和韩国之间的竹岛纠纷，还有与俄罗斯的北方岛屿的纠纷，你可以发现日本自卫队很少在外交上发言，它不能走到台前，而中韩俄这三国军队可以自由发言，时常走到前面，日本无法实现这一点，当前的宪法是一个强有力的制约。”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历史学者岛善高说。

岛教授所指的宪法具体是《日本国宪法》第九条——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当前的《日本国宪法》又被称为和平宪法。二战后在盟军占领军主导下，日本制定了新的宪法。著名的“放弃战争”条款由驻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亲自要求插进新宪法之中。
　　日本历史学者依田憙家说，在日本街头很少看到军人，一方面是日本军队人数少，另一个原因是日本军人觉得穿军服丢脸或者不好意思，来日本留学的很多中国学生多年都没见过日本军人。
　　可以说，经过二战后六十多年的去国家化和反战教育，整体上热爱和平的思想在日本已经根深蒂固。
　　“现在的日本人都很讨厌战争。二战前的日本人相对来说不讨厌战争。”在依田熹家看来，近代以来，日本的国家道路经过多次选择，在二战战败前，对外是沿着侵略扩张的路线行进，而最终的战败，也给了日本人最深刻的历史教训。

军部“暴走”——明治宪法的重大缺陷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场追赶西方列强的行动，当富国强兵的目标初步实现后，在一个帝国主义横行全球的时代，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日本领导人效仿西方强国。
　　到1880年代后期，日本领导人已充分认识到扩张带来的多重利益，海外市场、原材料、国家威望和战略优势。山县有朋、伊藤博文、松方正义等领导人有着建立日本帝国的勃勃野心。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就是在这样“必战”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
　　福泽谕吉和德富苏峰等人促进了扩张舆论的形成。福泽发表文章称“唤起吾国民报国心之方法莫过于发动战争”，“与支那和朝鲜交往之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客气，而只应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置即可。”甲午战争后，福泽谕吉称今后日本要“把旅顺变为直布罗陀，把金州大连湾变为日本领有的北支那之香港”。福泽之后，日本又有“亚洲门罗主义”和“大东合邦论”等扩张主义思想出台。
　　从1874年进攻台湾清政府赔款、1879年吞并琉球、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再割地赔款、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1910年吞并朝鲜、1915年对华21条、1931年开始扶持伪满洲国，到1937年全面侵华，再到后来所谓的大东亚战争，直到1945年战败，日本逐步扩张的路线非常清晰。对日本政府来说，新世纪和对近代化的追求，包括毫不含糊地承担对立宪制和议会制政府的义务，以及工业化、资本主义和强有力的帝国主义政策。
　　进入1930年代，日本的政党逐渐失势，军队和平民官员开始崛起，占据了可以左右国家局势的各部门要职。日本内阁大臣中军人的比重越来越大。军方愈来愈急于证明日本的优秀。在海外，他们故意制造挑衅事件，而且取得了一些成功。在国内，他们干预政治，必要的话会实施暗杀。他们也协助将正处于改善中的日本经济转变成战备经济。他们操纵天皇，通常以天皇不公开反对他们的行为的方式获得天皇的“授权”。
　　抛开当时日本国内外的大环境不说，从理论上讲，日本的扩张主义国家道路以及侵略他国的程度本来还可以有其他选项，但正因明治宪法设计的缺陷，造成了日本军部的“暴走”（日文失控、疯狂之意）。
　　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国会与内阁（政府）对军队都没有统帅权。这样就产生了陆军的参谋本部和海军的军令部，二者指挥作战，调动军队，对天皇负责而非国会和内阁负责，而内阁下属的陆军省和海军省是管军政——兵源的多少，提供装备等等，也就是说，政府负责招兵、养兵，而用兵权却在参谋本部和军令部。
　　这套体制直接造成了日本军部的暴虐和一意孤行。“一两个参谋就把事情搞大了，比如炸死张作霖是河本大作策划的，‘九一八’是石原莞尔策划的，卢沟桥事变、太平洋战争也都变成军部的作战科参谋在那假借天皇名义，越打越大，不可收拾。”北大历史教授王新生说。
　　战前曾从军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反思过当年的“军令与军政相分离”：从明治到大正初期有过大山严、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和西园寺公望等元老，他们人为地统一了军令与军政中相似的部分。因此，这时军令与军政没有出现过分裂。而且这帮元老也知道战争打到什么程度就可以结束，但是，进入大正以来，元老相继去世，惟一活着的西园寺公望也年迈体弱。此后，天皇——实际上是军部——的统帅权獨立意识变得很强，直接造成了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其结果就是发生在中国的“9·18”事变、卢沟桥事变乃至大东亚战争。
　　然而，进一步分析，当年日本军政与军令权的分离，只不过是个技术性因素——虽然这个技术性因素非常关键，归根到底，是因为明治宪法没有将军队的统帅权赋予民选的议会和政府——事实上彼时日本内阁也非选举产生。总之，明治宪法虽然确定了君主立宪制，却远不是一部民主的宪法。
　　正如学者杜小军指出的，日本依据近代德国宪法和明治宪法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较之英、法、美等国大为滞后。明治宪政体制本质上是天皇、贵族、财阀、军阀、官僚的联合专制。德日两国都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成为未成熟的政治民族。军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的扩张性、侵略性、嗜血性使两国都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给周边邻国乃至世界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值得后人借鉴。 　　严格来说，民主在明治时代虽有所实现，却是极不完善的，二战后的日本还是要为其买单。

皇民和军国主义教育

　　日本政府和军队的侵略扩张有着深厚的国内民意作基础。对清朝与对俄国战争的胜利，让普通日本人像打了鸡血一般。他们到公园集会，排队购买战争版画，支持把台湾和库页岛纳入日益扩大的帝国版图。少数和平主义者的声音被彻底淹没。
　　在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被用来培养国民的忠君爱国的意识。《军人敕语》、《教育敕语》、国家神道教的普及培养了强烈的皇民意识和国家主义情感。北大教授王新生说，战争末期一些日本士兵要么是特攻，抱着炸弹冲向敌方军舰，要么自杀性进攻，要么就是玉碎，战死到最后一个人。已经是愚忠在里面了。
　　《国体之本义》向日本人灌输：天皇是“现人神”（神的化身），“天照大神的直接后裔”，服侍他“不是责任，也不是服从权威，而是内心的自然表现”。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的公民是“不同的个人的集合，统治者与公民之间没有深厚的基础来团结他们”，而“天皇及其臣民来自同样的本源”。“天皇与臣民的关系是父子关系，是一种自然的关系”，不是像西方统治者与公民之间的仅仅契约式的关系。和谐是这关系的特色，“和谐的极致是臣民为天皇牺牲生命。”在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与理性主义带来腐败”，而“我们必须扫除精神的腐败与因沉迷于自我而产生的知识的蒙蔽，回到纯净的心灵状态”，“我们应该这样做，不仅为了我国，也是为了正在挣扎着跳出个人主义僵局的全人类”。
　　《国体之本义》还毫不掩饰地流露出种族优越感：日本人“与自然合一”且比受到个人主义污染的西方国家享受更纯净、更自然的生活。
　　日本占领并控制亚洲，以便从西方帝国主义那里解放亚洲——成了日本特有的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理念。
　　不过，英国学者肯尼斯·韩歇尔却指出，“从西方帝国主义那里解放亚洲”与依托日本的优越“协助促进美化与净化亚洲”是一套华丽的说词，为他们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辩护，而更多的人，只是出于日本赤裸裸的利益需要。他们像纳粹那样提到生存空间的需要。生存空间观往往与一个明显经过选择的论证连接在一起：只有移民、向国际市场进军及领土扩张三种方式才能减轻过剩的人口压力。日本大概除了第三种选择外别无他法。似乎没人准备考虑诸如德川时代曾经实行的很有效的人口控制政策，以及日本还有一个低度开发的北海道。
　　皇姑屯事件的主事者河本大作出身关东军高级参谋，其本人的思想是当时扩张主义者头脑一根筋的典型。1954年12号的《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了他生前的回忆录，文章题目就是《我杀了张作霖》，其中写道：
　　我时常在沉思，世界在向自由主义倾斜。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受到了他们的集中攻击，在最为激进的论客中，甚至有外交官胡说什么放弃满蒙。
　　我国年年增大的人口问题如何解决？我们的食粮政策是什么？现在不正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代了吗？作为当然的解决方法，离开了去往大陆的方策难道还会存在？我所采取的武力方法，到底是不是应该受到世间的批判，还是批判我的世间应该反过来反省？
　　民主功课的欠缺、皇民化的教育、政治体制的弊端让军人绑架了人民与国家政治。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的14年战争中，日本有将近三百万军人伤亡，五十多万平民伤亡。大多数伤亡发生在太平洋战争的4年间。日本也成为迄今为止惟一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国家。然而，更大的灾难是日本给中国和其他国家造成的。
　　二战后，天皇裕仁保住了其性命，甚至免于逊位，但必须按盟军总部的命令放弃其神格，而被视为凡人，日本国民将不再有视天皇神而加以崇拜的责任，这将大大减小《教育敕语》、《国体之本义》中所见的天皇制教化复活的危险。新的宪法在序言中宣布国家主权属于国民。与此同时，国家神道被废除，政教分离。所有这些，都是阻止军国主义在日本复活的措施。

小日本主义

　　在1945年9月9日致其子明仁的一封信函中，裕仁将战败归因于低估英美两国，过度依靠精神而不依赖科学，以及只知如何前进的傲慢的军方领导人。
　　显然，这个归因忽视了更为深层的原因，就是如中曾根康弘首相后来反思的，因对华政策失败、军部专横跋扈以及经济疲惫等原因导致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横行，日本背离了自由、民主的世界主流，与希特勒德国绑在一起发动了“大东亚战争”，最终遭到战败。
　　“大正时期以后日本动摇了推进国策的政治基础，错误地估计了世界形势，错误地认为希特勒德国是世界的正统。”曾经批评日本长期缺乏国家战略的中曾根康弘后来写了一本《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
　　事实上，二战前的日本不是没有人提出顺应世界潮流的国家战略，只不过没有机制保证其成为国策罢了。
　　20世纪初，日本出现过“大日本主义”与“小日本主义”之争。前者以日本陆军之父、首相山县有朋为代表，后者以日本著名思想家和评论家石桥湛山为代表。记者出身的石桥认为，大日本主义的要害是鼓吹不仅要防卫“主权线”（指日本本土）、而且要保护“利益线”（与日本经济利益相关的外国及其海域）的军事扩张理论。“大日本主义是把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放在首位的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核心是“军事立国论”。而“小日本主义则是通过改革内政，促进个人自由和活力，立足于产业主义，以达到利国富民之目的”，核心是“产业立国论”。
　　1912年，28岁的石桥发表了“满洲放弃论”，公开谴责日本政府侵略满洲是愚蠢、危险的行为，认为不仅违反了道义原则，而且从经济合理主义出发也得不偿失，论证严密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他还在其他文章中，对所谓领土狭小，人口过剩、资源贫乏、满蒙是日本生命线、国防线等谬论，进行了深刻的批驳。以后，日本对中国的历次侵略大事，石桥几乎都要著文抨击，强烈要求政府抛弃帝国主义，主张日本回到本来的四岛领土上来。
　　在战前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气氛下，石桥的反侵略观点和“小日本主义”主张无人理睬。日本在二战中的惨败恰恰证实了石桥“大日本主义幻想”必亡的预言。当许多日本人在战败之初为国家前途感到忧心忡忡之际，石桥却认为战败“正是实现小日本主义的绝好机会”。这是战后日本人思想解放的最有代表性的话语。
　　石桥湛山的“小日本主义”基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预期，提出自由贸易和工商立国主义的主张——通过正常自由贸易，既可以获得全球资源，也可以获得全球市场，认为日本完全可以走一条放弃扩张领土、赢得和平同时又建设一个欣欣向荣的日本的道路。事实证明，日本战后的发展完全印证了石桥的判断。曾短暂出任首相的石桥虽然没有在日本政坛留下一个派别，但他的思想却事实上指导了日本战后的发展。日本既走了一条和平发展道路，又迎来了经济迅速崛起，GDP曾经长期居于世界第二，仅仅几十年后，就从战败的灰烬中崛起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依某种度量方法）和一个巨大的经济强权（依任何度量方法），而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位居世界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