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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说，“胡德夫深沉丰厚的声音，使我想起东部耸峻的高山，使我想起澎湃广阔的海洋。”白岩松对胡德夫说，“在您的歌声中，听得到岁月与山河！”
胡德夫的志向本是做一名外交官，可偏偏“时不我予”，竟意外地成为了“民谣之父”。
可他直到55岁才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因为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他退出了歌坛。
如今他愈发活跃，新专辑《时光》、新书《时光洄游》相继出版，他说他不要跟这个时代擦肩而过，要直接和年轻人在一起。
他最爱马尔克斯，他也要写出一部大胆的书，就像《百年孤独》。
别碰那棵大树
面对胡德夫，他满头银发，双眉全白却依然凌厉，在他台湾原住民特有的深刻面部轮廓和深沉的气场中可以感受到他所经历的不凡，尤其在看过他的新书《时光洄游》，如何走出大山，经历青春成长，意外成为歌者，发起民歌运动，却又远离舞台，然而在近古稀之年愈发活跃……他如斗士般的传奇一生慢慢地铺展开来。
大地、山谷、海洋、稻穗、牛背……是胡德夫歌声里最重要的意象，1950年，他就出生在这样的地方，一个台东的原住民部落。出生时，他的祖父特地从远方赶来为他接生，并用太平洋的海水为他洗了第一个澡。所以，如他所唱，太平洋的风是他“最早的一件衣裳”。他母亲是排湾族，父亲是卑南族，因此，他總戏称自己是卑排族（谐音“被排”），笑说，哪个族都不认他。
他的家在大武山中，即我们听到的“芬芳的山谷”。对于大地的爱与敬畏从他3岁起就播种在了生命里。那时起，他就随妈妈一起上山耕作，种稻米、开水渠、提水，和族人生活在一起的日子，给他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烙印，最后都变成了歌。包括祖辈流传下来的信念， “别碰那棵大树，大树是不能碰的。因为大树是抓住大地的根本，有需要，就去拿小树做窗户、门槛、墙壁板子，但是大树不能碰。”胡德夫从小就相信的道理，到后来却被他眼前的现实碾压，“我们看到的是卡车一次次开进山里搬大树，土地从绿色变成黄色，从黄色变成咖啡色，冲刷下来的就是土石流。其实我们不必挡着大自然，不必挡着从山上冲下来的水，这是大自然的行径。我从小在大武山长大，出来看外面的社会，原来这个世界，虽然不够你担心，但是足够你损失。我的心里会起很大涟漪，在自我认同、寻找自我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我的民族在这方面的优点。在历史上，对大地、对山林、对河流、对生活的环境，包括整个台湾，我们保守了很久很久的魅力。”
胡德夫在11岁时，不得不告别了他的伊甸园。他要到远在台湾岛西北角的淡江中学上学，正好与他的家形成了一个对角线。离家前，家里给他买了双皮鞋，但一出生就打赤脚的他，脚底已被土地、石头和各种植物磨出了厚厚的一层茧子。他穿不惯，就把鞋挂肩上，依旧赤着脚一路从家走到了高雄，然后坐火车北上。
“叹息的山谷，悲泣的妈妈，我是懵懂的孩子。”这是他离家的真实写照。到了淡水，胡德夫再也“看不到头顶盘旋的老鹰，看不到会唱歌的河流，看不到台湾的时间，却看到了没有见到过的族群。”据说，当时他看到学校旁有一大片草地，就激动地给爸爸写信让他把牛寄过来，他可以一边读书一边继续放牛了。不过美梦马上就破灭了，因为他发现那是个高尔夫球场，草只有浅浅一层。那时，乡愁滋长，开始渐渐地侵蚀着胡德夫的心。
2017年一档以胡德夫为主角的纪录片《未央歌》开播。拍他在一块田里，坐在一头牛边的闲情画面，画面很美好。但忽然，他站起来，麻利儿地蹬掉了脚上的棕色皮鞋，“穿着鞋子算什么放牛啊！”他打着赤脚，卷起裤腿，牵起牛绳踩着泥，走向稻穗间。虽然已是一头华发，但胡德夫依旧是那个牛背上的孩子，在稻田里，是他最自然的样子。
意外地成为歌手
音乐之于胡德夫原本来自于自然，风声、流水声、鸟鸣、虫叫、树叶娑娑……直到上了小学，看到学姐在升降旗典礼上弹风琴，立刻迷上了这个美妙的乐器。胡德夫想尽办法逃课去听学姐练琴——他申请打扫音乐教室，故意把门插弄松，等学姐弹琴时他就从家里逃出来从外面把教室窗户打开——他还缠着她教他弹。于是，学姐毕业后，他便成功地接替了她弹琴的位置。
淡江中学更是胡德夫的福地。那是一所贵族学校，当时的校长陈泗治是台湾著名音乐家，格外重视音乐教育，说起来周杰伦也是从淡江中学走出来的。早在胡德夫上学那会儿，学校就有钢琴房，学生都可以报名学琴。虽然渴望，但依靠奖学金的胡德夫并没有钱学琴。校长了解情况后，就给了他勤工俭学打扫琴房的差事，这样他便有机会摸一摸琴了。
胡德夫在音乐上很活跃。他是学校圣歌队的成员，来自加拿大的老师德姑娘将他与另外三个原住民孩子组成四重唱，教他们音乐技巧。正是在德姑娘的家里，胡德夫第一次听到了鲍勃·迪伦，和被他视为精神偶像的美国民谣之父伍迪·格斯里，知晓了约翰·纽曼的Amazing Grace（《奇异恩典》）和他推动英国废奴法案的故事，德姑娘为他讲述了Blowing in the wind（《答案在风中飘》）的创作背景，它对社会的关怀一直到胡德夫自己创作歌曲时也会时时借鉴……
但那时音乐也只是胡德夫生活里的一条副线。中学时，他还是校橄榄球队的主力，荣誉傍身，毕业后则成功考取了台湾大学外文系。胡德夫的志向本是做一名外交官，或做文字工作者，可偏偏“时不我予”。转折出现在大学二年级，他因打球受伤的后遗症复发而休学了。后来他又当兵未遂，只好在台北讨生活。他一边在工厂做外文秘书，同时又和好友们开了一家铁板烧店。就在铁板烧店开幕之际，突然传来了父亲患病的消息。于是，为了给父亲治病，他需要再找到第三份工作。
此时，一个在哥伦比亚咖啡馆弹吉他的老朋友给他递上了橄榄枝。胡德夫高中时就会用吉他伴奏了，马上他就开始了每周一三五在哥伦比亚咖啡馆唱歌的日子，“我就在咖啡厅的角落支起一个麦克风，抱着吉他，因为没有谱架子，就这样翻着歌词在那儿唱。”胡德夫说，“我是意外地成为了一个歌手。” 三个臭皮匠凑到了一块儿
当年的哥伦比亚咖啡馆可是台湾的艺术高地。后来的文艺大咖，如张艾嘉、胡因梦、洪小乔等常常流连于此。在这一时期，胡德夫结识了他生命里非常重要的两个人，李双泽和杨弦。他们聚在一起时总会谈论当时的社会问题，有时候就会拿起琴来唱一些反战歌曲。上个世纪60年代末在反战运动中诞生的民谣，已从美国风行到了台湾。
驻唱时，胡德夫主要唱西洋民谣，比如鲍勃·迪伦、莱昂纳多·科恩等。后来，李双泽鼓励他多唱自己的歌，有一次，他请他唱一首卑南族的歌，胡德夫勉强凭回忆唱出了父亲常常哼唱的歌谣《美丽的稻穗》，没想到反响热烈。在李双泽的启发下，胡德夫对音乐有了新认识，他开始唱越来越多的土民歌，并尝试自己创作。
起初，他会怀疑，“我们没写过歌，写什么，不会写。”杨弦说，“你写写你怀念什么。把你小时候放牛的故事，写成歌看看，想想牛在山上的情形。” “那不是我小时候不想离开的地方吗？天上的苍鹰还一直盘绕在我的脑海里，风吹过野草，牛在吃着野草。”这些画面自然地从琴弦上流淌出来，构成了他的处女作《牛背上的小孩》。
1973年，胡德夫举办了个人演唱会《美丽的稻穗》，成为台湾历史上第一场个人演唱会，余光中、杨弦、林怀民等人均到场。1975年，胡德夫和杨弦在台北中山堂举办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被普遍认为是现代民歌的起点。
在此之前，台湾本地音乐大部分还是老上海时期的情歌，台语歌愈发式微，西洋民谣则大行其道。1976年12月在淡江大学举办的“西洋民谣演唱会”上，李双泽拎着吉它和一瓶可口可乐上台，他唱了一首民謠《补破网》后，台下传出嘘声，李双泽大声质问：“全世界年轻人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唱的都是英文歌，请问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这次 “淡江事件”成为民歌运动的一个标志，打着“唱自己的歌”的口号，这场运动对整个华语乐坛都起到了启蒙作用。
李双泽在他所写的歌曲《我知道》里讲到农民种的稻米、渔民捕的鱼、纺织工人做的衣服、父母对小朋友的养育，歌词虽简单，但贴切到许多普通人，他还创作出《少年中国》、《老鼓手》等名作。杨弦则把余光中的《乡愁四韵》谱上了曲，他发表的《中国现代民歌集》是首张集结出版的民歌唱片。
人们称李双泽、胡德夫、杨弦是“民歌运动三君子”，而胡德夫戏称他们是“三个臭皮匠凑到了一块儿。”“就是这么简单。我从一个意外的歌手又变成了和他们俩一起推开了民歌之门。”
对于胡德夫，美丽的大武山、芬芳的土地、无际的太平洋、原住民的乡情……成为他取之不竭的源泉，他的音乐是自然喂养起来的，他把他简单、质朴的唱法称为“海洋蓝调”，人们从中能感受到最原初的生命力。“我们不只有写那种赏心悦目的好听的歌，更多地是在考虑歌要唱给谁听，其中又有怎样的意义，如果一首歌不能引发人们的思考，那唱来又有什么意思呢？”直到现在，他写歌时都会考虑歌曲的意义，希望能将民谣的精神延续下去。
在台湾70、80年代的文化复兴浪潮中，胡德夫有意无意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期，台湾乡土文学兴起，林怀民创办了云门舞集， 80年代初，新电影运动发轫，台湾的文化在各方面陆续地自我觉醒了。
《为什么》
可谁知，直到三十年后，55岁的胡德夫才发表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2006年，《太平洋的风》一举拿下两项金曲奖，打败了同期的周杰伦。人们感慨他终于复出了，因为有十多年时间，胡德夫退下了音乐的舞台，完全沉寂。
在上世纪80年代，台湾原住民还被称为“山地人”、“山胞”，受到歧视和不平等的对待。那时因为社会变迁，很多原住民被迫搬离家园，离开他们世世代代依靠的土地，迁移到城市生活，可是却往往处于城市最边缘，他们“在河边用破木板搭房子，只能喝简单过滤的河水，住的地方没有灯……”
胡德夫曾参加解救雏妓的社会活动，营救原住民女孩，并在《大武山美丽妈妈》里写下“你是带不走的姑娘，是山里的小姑娘”这样的歌。1984年海山煤矿爆炸，他加入了救援，发现罹难的原住民遗体中竟有不少童工，遂悲愤地写下了歌曲《为什么》。胡德夫受鲍勃·迪伦的影响很大，不仅在音乐于社会的关照和鞭挞上，他更是全身心投入到了社会运动中，并成为骨干。
年轻时的胡德夫耿直而倔强。他的妻子因担忧儿子会被打上“平地山胞”的标签而迟迟不去办户口，被他得知后，他决然地离开了她，没留一丁点余地。因为领导社会运动，他被禁唱，被下过死亡威胁，坐过牢，还不得不与亲朋好友们切断了联系以免受他的牵连。更严重的是，他的身体被搞垮了，第二任妻子也离开了他……
但他依旧坚定，“我从以前到现在一直觉得人与人之间要共融共享，在远古便是人与自然共融共享，更何况是人与人之间。文化是没有什么高低的，每种文化都是有一定的内涵的。”
很久无法唱歌，胡德夫心里也很压抑，他偶尔就会祷告， “带我继续唱歌，带我回到以前。”那些原住民中的年轻人听他的歌，唱他的歌，呼唤他。他说：“要发出卑南族的歌声，在歌声中放入自己的元素，后来我又被孩子们呼唤起来，来唱歌吧！”他回到家乡隐居疗伤，再次从大地、同胞、族群的音乐中汲取了力量，创作出了《大地的孩子》、《记忆》、《脐带》、《芬芳的山谷》等震撼人心灵的声音。
It is all wonderful
近些年，华语民谣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粉丝，胡德夫在内地也非常活跃。2016年，他的随笔作品《我们都是赶路人》出版，同时，他还参加了至少4场音乐节，2场演唱会，并为一些演出做嘉宾。2017年，他在知乎上开专栏，在豆瓣上开课，拍摄纪录片，助阵央视《朗读者》，发行单曲《无涯》，新书《时光洄游》出版，专辑《时光》也同期推出，充实得不亦乐乎。2018年5月20日，他在“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上的音乐会“山谷的呼唤”已经早早确定下来。奔70的年纪，满头银发的胡德夫却依旧活力十足。 问他为何让自己如此忙碌？他回答，“我渐渐老去了。三年前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老了。来内地之后，我发现我可以跟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孩子坐下来聊天呀，去听他们的歌，听他们的问题，问我的问题，真好。但是我想说，人虽然要老了，但还是一颗螺丝钉，在文艺的工作上，我不能缺席。为了更好的一代，工作对我来讲是一个福分。现在我还能用我的脚走遍这么广阔的大地山川，感受这边的人和快速移动的时代，这种感受已经超过我去哪里唱歌。我只要去看，只要去坐下来，尽量不跟这个时代擦肩而过，我心里面觉得我又年轻起来了。时间过得很快，一日千里。”
为了抵抗时间和遗忘，胡德夫开始回忆过往，并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想写自己从山里走出来，一个小孩子看到的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出了校园之后被放逐到社会上，看到台湾的世故和变迁。这会把很多人和事的转变呈现出来。”本来这些他要写进歌里，但歌曲实在太有限了。
作家里，他最爱马尔克斯，伟大的《百年孤独》激发着他的野心。他充满底气地讲，自己的目标是写一本像《百年孤独》一样大胆的书，“虽然我没有百年孤寂，但我也近百了。从70岁开始，把人生回顾一下。”他要把1962年到2017年，从山里走出来的整个过程，都写出来。“其中比较好整理的是通过歌曲来叙述以前的事和艺术界的朋友们，这样思绪就会被牵扯起来。”于是先有了这本《时光洄游》。
“你会怎样形容自己走过的路呢？”我问。
“It is all wonderful。”胡德夫笃定地说。
漂泊了多年，他早已搬回台东，在海边安了家，当下的生活简直完美：“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在家里看看水，看看山，看看来看我的子子孙孙，听听老朋友、老同学聊天，抽一点他们自己种的烟草，感受烟草裹挟的各种植物的气味。每天享受海上的第一道曙光，植物和蓝天，原来那就是我的故乡，原来就是我离开五十几年的地方。我开了一家面馆，没多久就要收了，再开一家大一点点的，在海边，叫做‘蓝海’，吹着太平洋的风。”
Q=《北京青年》周刊A=胡德夫
Q：发起民歌运动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如今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A：当然没想到会是这样子，但台湾的电视台从无到有也只花了几年，我们到电视台去录节目时，才发现媒体力量那么大，一下子就会被人家认识。后来我排队买鸭肉，就有人拿纸过来让我签字。慢慢就有很多邀约，以前很多介绍美国民歌的节目也慢慢转变成介绍这些年轻人的“无病呻吟”。杨祖珺他们在学校活动中就活跃起来了。电视台还开了很多节目，介绍一些做歌的人，所以一下子就听到了这些声音。音乐商业界的人就做市场调查，觉得那个气势已经足以分割那时流行歌垄断的市场，所以他们出很大的力去办民歌比赛。像齐豫他们就去帮助这个节目怎么进行，灯光音响等都做了很大的改变。我们以前拿个话筒就在电视机前唱，从那个时候开始有美工在做设计，开始讲究音效。整个台湾的学校都用民歌的方式表达，更多的人的书包里会有自己做的歌词。
Q：如何界定新民歌呢？
A：我们没有去界定这是一种怎样的音乐，就是希望你眼睛看到的，你写写看，你心中所思的，你写写看。当然写情情爱爱也都可以，但我们三个人还没写过情歌呢。
Q：你有没有给你的妻子写过歌？
A：词都写好了。哼出来给她听，她说好。她在我怀里。
Q：新歌什么时候发呢？
A：《时光》这张专辑，我们1月去南极做首发式，《时光洄游》这本书也是，我们会在南极做一个直播。我想去一个最纯粹、纯净的地方，把一个最纯粹的想法和概念告诉大家。在一个没去过的场域，那种感受对我也是一种养分。
Q：你的新专辑是什么时候创作的呢？
A：陆陆续续的，有一些是70年代的创作。这次专辑很特别，旨在回到民歌最早的源头，以诗入歌，当年就有一些计划，比如把周梦蝶的诗谱成曲子，还有包括和李泰祥合作的把高信疆的詩歌谱成曲，也把最近几年创作的跟诗有关的曲子收集在里面。让这张专辑回到最原始、纯粹的民谣，还蛮有趣的，在人生的这样一个时间点还能找到这些歌，因为有些歌是在20岁出头的时候创作的。
其实我也受到了来自内地的一些鼓舞，讲书、歌、词、诗的节目有很多，而且很认真地在做。我觉得这个时候来读诗，这个时候来唱诗是对的。相形之下，台湾是悲哀的。台湾最近在“去成语”，从仓颉造字以来，这些都是好东西，这样做是不对的。在李泰祥的时代，我们的民歌有很多诗跟歌的结合。李泰祥讲他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诗和歌结合，不让我们的音乐永远停留在情情爱爱、风花雪月的故事里。他要集合中国最好的诗人来写歌，成立一种创造的时代。现在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诗和歌的重要。
Q：回顾过往，有觉得遗憾的事吗？
A：我没有经营好一个家，这是一个遗憾，我不能为之找什么理由。现在我子孙很多，慢慢才释怀了一点。虽然我曾经有几段婚姻，但我没有经营好，没有好好对待过我曾经有的那个家，没有尽心尽力，因为我的个性，一头撞进社会中，顾不到很多东西。虽然我没有个人英雄主义，但我觉得后面跟着的人不多，所以我一定得一个人往前冲。事后，我才了解，你想为人、为自己得到什么，想知道自己是谁，想知道自己前面的路是怎样的时候，你在很想得的时候，失去的也很多。这也让我在后来慢慢长大的过程中有所弥补。后来孩子们、他们的妈妈们跟我现在的太太处得很好。我自己是无憾的，听听年轻人的声音，看看他们的样子，知道自己是谁了，知道自己跟人平起平坐的重要了。
Q：现在还有什么没有完成的愿望？
A：不多。我想让不安静的心安静下来，把不服老的心克制住。
Q：为什么呢？
A：我很想静下来在一个地方，写写东西，想想东西。真的，除了创作以外，没有什么比这个重要了，哪怕是整理自己的过去。但是我又不要和这个时代、这些年轻人脱节，我又想我的脚要快一点——很多人用email在联络，没有一起喝茶一起吃饭，而是都在网络上。而我觉得应该直接和年轻人在一起，直接走在地上。
胡德夫的志向本是做一名外交官，可偏偏“时不我予”，竟意外地成为了“民谣之父”。
可他直到55岁才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因为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他退出了歌坛。
如今他愈发活跃，新专辑《时光》、新书《时光洄游》相继出版，他说他不要跟这个时代擦肩而过，要直接和年轻人在一起。
他最爱马尔克斯，他也要写出一部大胆的书，就像《百年孤独》。
别碰那棵大树
面对胡德夫，他满头银发，双眉全白却依然凌厉，在他台湾原住民特有的深刻面部轮廓和深沉的气场中可以感受到他所经历的不凡，尤其在看过他的新书《时光洄游》，如何走出大山，经历青春成长，意外成为歌者，发起民歌运动，却又远离舞台，然而在近古稀之年愈发活跃……他如斗士般的传奇一生慢慢地铺展开来。
大地、山谷、海洋、稻穗、牛背……是胡德夫歌声里最重要的意象，1950年，他就出生在这样的地方，一个台东的原住民部落。出生时，他的祖父特地从远方赶来为他接生，并用太平洋的海水为他洗了第一个澡。所以，如他所唱，太平洋的风是他“最早的一件衣裳”。他母亲是排湾族，父亲是卑南族，因此，他總戏称自己是卑排族（谐音“被排”），笑说，哪个族都不认他。
他的家在大武山中，即我们听到的“芬芳的山谷”。对于大地的爱与敬畏从他3岁起就播种在了生命里。那时起，他就随妈妈一起上山耕作，种稻米、开水渠、提水，和族人生活在一起的日子，给他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烙印，最后都变成了歌。包括祖辈流传下来的信念， “别碰那棵大树，大树是不能碰的。因为大树是抓住大地的根本，有需要，就去拿小树做窗户、门槛、墙壁板子，但是大树不能碰。”胡德夫从小就相信的道理，到后来却被他眼前的现实碾压，“我们看到的是卡车一次次开进山里搬大树，土地从绿色变成黄色，从黄色变成咖啡色，冲刷下来的就是土石流。其实我们不必挡着大自然，不必挡着从山上冲下来的水，这是大自然的行径。我从小在大武山长大，出来看外面的社会，原来这个世界，虽然不够你担心，但是足够你损失。我的心里会起很大涟漪，在自我认同、寻找自我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我的民族在这方面的优点。在历史上，对大地、对山林、对河流、对生活的环境，包括整个台湾，我们保守了很久很久的魅力。”
胡德夫在11岁时，不得不告别了他的伊甸园。他要到远在台湾岛西北角的淡江中学上学，正好与他的家形成了一个对角线。离家前，家里给他买了双皮鞋，但一出生就打赤脚的他，脚底已被土地、石头和各种植物磨出了厚厚的一层茧子。他穿不惯，就把鞋挂肩上，依旧赤着脚一路从家走到了高雄，然后坐火车北上。
“叹息的山谷，悲泣的妈妈，我是懵懂的孩子。”这是他离家的真实写照。到了淡水，胡德夫再也“看不到头顶盘旋的老鹰，看不到会唱歌的河流，看不到台湾的时间，却看到了没有见到过的族群。”据说，当时他看到学校旁有一大片草地，就激动地给爸爸写信让他把牛寄过来，他可以一边读书一边继续放牛了。不过美梦马上就破灭了，因为他发现那是个高尔夫球场，草只有浅浅一层。那时，乡愁滋长，开始渐渐地侵蚀着胡德夫的心。
2017年一档以胡德夫为主角的纪录片《未央歌》开播。拍他在一块田里，坐在一头牛边的闲情画面，画面很美好。但忽然，他站起来，麻利儿地蹬掉了脚上的棕色皮鞋，“穿着鞋子算什么放牛啊！”他打着赤脚，卷起裤腿，牵起牛绳踩着泥，走向稻穗间。虽然已是一头华发，但胡德夫依旧是那个牛背上的孩子，在稻田里，是他最自然的样子。
意外地成为歌手
音乐之于胡德夫原本来自于自然，风声、流水声、鸟鸣、虫叫、树叶娑娑……直到上了小学，看到学姐在升降旗典礼上弹风琴，立刻迷上了这个美妙的乐器。胡德夫想尽办法逃课去听学姐练琴——他申请打扫音乐教室，故意把门插弄松，等学姐弹琴时他就从家里逃出来从外面把教室窗户打开——他还缠着她教他弹。于是，学姐毕业后，他便成功地接替了她弹琴的位置。
淡江中学更是胡德夫的福地。那是一所贵族学校，当时的校长陈泗治是台湾著名音乐家，格外重视音乐教育，说起来周杰伦也是从淡江中学走出来的。早在胡德夫上学那会儿，学校就有钢琴房，学生都可以报名学琴。虽然渴望，但依靠奖学金的胡德夫并没有钱学琴。校长了解情况后，就给了他勤工俭学打扫琴房的差事，这样他便有机会摸一摸琴了。
胡德夫在音乐上很活跃。他是学校圣歌队的成员，来自加拿大的老师德姑娘将他与另外三个原住民孩子组成四重唱，教他们音乐技巧。正是在德姑娘的家里，胡德夫第一次听到了鲍勃·迪伦，和被他视为精神偶像的美国民谣之父伍迪·格斯里，知晓了约翰·纽曼的Amazing Grace（《奇异恩典》）和他推动英国废奴法案的故事，德姑娘为他讲述了Blowing in the wind（《答案在风中飘》）的创作背景，它对社会的关怀一直到胡德夫自己创作歌曲时也会时时借鉴……
但那时音乐也只是胡德夫生活里的一条副线。中学时，他还是校橄榄球队的主力，荣誉傍身，毕业后则成功考取了台湾大学外文系。胡德夫的志向本是做一名外交官，或做文字工作者，可偏偏“时不我予”。转折出现在大学二年级，他因打球受伤的后遗症复发而休学了。后来他又当兵未遂，只好在台北讨生活。他一边在工厂做外文秘书，同时又和好友们开了一家铁板烧店。就在铁板烧店开幕之际，突然传来了父亲患病的消息。于是，为了给父亲治病，他需要再找到第三份工作。
此时，一个在哥伦比亚咖啡馆弹吉他的老朋友给他递上了橄榄枝。胡德夫高中时就会用吉他伴奏了，马上他就开始了每周一三五在哥伦比亚咖啡馆唱歌的日子，“我就在咖啡厅的角落支起一个麦克风，抱着吉他，因为没有谱架子，就这样翻着歌词在那儿唱。”胡德夫说，“我是意外地成为了一个歌手。” 三个臭皮匠凑到了一块儿
当年的哥伦比亚咖啡馆可是台湾的艺术高地。后来的文艺大咖，如张艾嘉、胡因梦、洪小乔等常常流连于此。在这一时期，胡德夫结识了他生命里非常重要的两个人，李双泽和杨弦。他们聚在一起时总会谈论当时的社会问题，有时候就会拿起琴来唱一些反战歌曲。上个世纪60年代末在反战运动中诞生的民谣，已从美国风行到了台湾。
驻唱时，胡德夫主要唱西洋民谣，比如鲍勃·迪伦、莱昂纳多·科恩等。后来，李双泽鼓励他多唱自己的歌，有一次，他请他唱一首卑南族的歌，胡德夫勉强凭回忆唱出了父亲常常哼唱的歌谣《美丽的稻穗》，没想到反响热烈。在李双泽的启发下，胡德夫对音乐有了新认识，他开始唱越来越多的土民歌，并尝试自己创作。
起初，他会怀疑，“我们没写过歌，写什么，不会写。”杨弦说，“你写写你怀念什么。把你小时候放牛的故事，写成歌看看，想想牛在山上的情形。” “那不是我小时候不想离开的地方吗？天上的苍鹰还一直盘绕在我的脑海里，风吹过野草，牛在吃着野草。”这些画面自然地从琴弦上流淌出来，构成了他的处女作《牛背上的小孩》。
1973年，胡德夫举办了个人演唱会《美丽的稻穗》，成为台湾历史上第一场个人演唱会，余光中、杨弦、林怀民等人均到场。1975年，胡德夫和杨弦在台北中山堂举办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被普遍认为是现代民歌的起点。
在此之前，台湾本地音乐大部分还是老上海时期的情歌，台语歌愈发式微，西洋民谣则大行其道。1976年12月在淡江大学举办的“西洋民谣演唱会”上，李双泽拎着吉它和一瓶可口可乐上台，他唱了一首民謠《补破网》后，台下传出嘘声，李双泽大声质问：“全世界年轻人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唱的都是英文歌，请问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这次 “淡江事件”成为民歌运动的一个标志，打着“唱自己的歌”的口号，这场运动对整个华语乐坛都起到了启蒙作用。
李双泽在他所写的歌曲《我知道》里讲到农民种的稻米、渔民捕的鱼、纺织工人做的衣服、父母对小朋友的养育，歌词虽简单，但贴切到许多普通人，他还创作出《少年中国》、《老鼓手》等名作。杨弦则把余光中的《乡愁四韵》谱上了曲，他发表的《中国现代民歌集》是首张集结出版的民歌唱片。
人们称李双泽、胡德夫、杨弦是“民歌运动三君子”，而胡德夫戏称他们是“三个臭皮匠凑到了一块儿。”“就是这么简单。我从一个意外的歌手又变成了和他们俩一起推开了民歌之门。”
对于胡德夫，美丽的大武山、芬芳的土地、无际的太平洋、原住民的乡情……成为他取之不竭的源泉，他的音乐是自然喂养起来的，他把他简单、质朴的唱法称为“海洋蓝调”，人们从中能感受到最原初的生命力。“我们不只有写那种赏心悦目的好听的歌，更多地是在考虑歌要唱给谁听，其中又有怎样的意义，如果一首歌不能引发人们的思考，那唱来又有什么意思呢？”直到现在，他写歌时都会考虑歌曲的意义，希望能将民谣的精神延续下去。
在台湾70、80年代的文化复兴浪潮中，胡德夫有意无意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期，台湾乡土文学兴起，林怀民创办了云门舞集， 80年代初，新电影运动发轫，台湾的文化在各方面陆续地自我觉醒了。
《为什么》
可谁知，直到三十年后，55岁的胡德夫才发表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2006年，《太平洋的风》一举拿下两项金曲奖，打败了同期的周杰伦。人们感慨他终于复出了，因为有十多年时间，胡德夫退下了音乐的舞台，完全沉寂。
在上世纪80年代，台湾原住民还被称为“山地人”、“山胞”，受到歧视和不平等的对待。那时因为社会变迁，很多原住民被迫搬离家园，离开他们世世代代依靠的土地，迁移到城市生活，可是却往往处于城市最边缘，他们“在河边用破木板搭房子，只能喝简单过滤的河水，住的地方没有灯……”
胡德夫曾参加解救雏妓的社会活动，营救原住民女孩，并在《大武山美丽妈妈》里写下“你是带不走的姑娘，是山里的小姑娘”这样的歌。1984年海山煤矿爆炸，他加入了救援，发现罹难的原住民遗体中竟有不少童工，遂悲愤地写下了歌曲《为什么》。胡德夫受鲍勃·迪伦的影响很大，不仅在音乐于社会的关照和鞭挞上，他更是全身心投入到了社会运动中，并成为骨干。
年轻时的胡德夫耿直而倔强。他的妻子因担忧儿子会被打上“平地山胞”的标签而迟迟不去办户口，被他得知后，他决然地离开了她，没留一丁点余地。因为领导社会运动，他被禁唱，被下过死亡威胁，坐过牢，还不得不与亲朋好友们切断了联系以免受他的牵连。更严重的是，他的身体被搞垮了，第二任妻子也离开了他……
但他依旧坚定，“我从以前到现在一直觉得人与人之间要共融共享，在远古便是人与自然共融共享，更何况是人与人之间。文化是没有什么高低的，每种文化都是有一定的内涵的。”
很久无法唱歌，胡德夫心里也很压抑，他偶尔就会祷告， “带我继续唱歌，带我回到以前。”那些原住民中的年轻人听他的歌，唱他的歌，呼唤他。他说：“要发出卑南族的歌声，在歌声中放入自己的元素，后来我又被孩子们呼唤起来，来唱歌吧！”他回到家乡隐居疗伤，再次从大地、同胞、族群的音乐中汲取了力量，创作出了《大地的孩子》、《记忆》、《脐带》、《芬芳的山谷》等震撼人心灵的声音。
It is all wonderful
近些年，华语民谣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粉丝，胡德夫在内地也非常活跃。2016年，他的随笔作品《我们都是赶路人》出版，同时，他还参加了至少4场音乐节，2场演唱会，并为一些演出做嘉宾。2017年，他在知乎上开专栏，在豆瓣上开课，拍摄纪录片，助阵央视《朗读者》，发行单曲《无涯》，新书《时光洄游》出版，专辑《时光》也同期推出，充实得不亦乐乎。2018年5月20日，他在“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上的音乐会“山谷的呼唤”已经早早确定下来。奔70的年纪，满头银发的胡德夫却依旧活力十足。 问他为何让自己如此忙碌？他回答，“我渐渐老去了。三年前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老了。来内地之后，我发现我可以跟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孩子坐下来聊天呀，去听他们的歌，听他们的问题，问我的问题，真好。但是我想说，人虽然要老了，但还是一颗螺丝钉，在文艺的工作上，我不能缺席。为了更好的一代，工作对我来讲是一个福分。现在我还能用我的脚走遍这么广阔的大地山川，感受这边的人和快速移动的时代，这种感受已经超过我去哪里唱歌。我只要去看，只要去坐下来，尽量不跟这个时代擦肩而过，我心里面觉得我又年轻起来了。时间过得很快，一日千里。”
为了抵抗时间和遗忘，胡德夫开始回忆过往，并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想写自己从山里走出来，一个小孩子看到的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出了校园之后被放逐到社会上，看到台湾的世故和变迁。这会把很多人和事的转变呈现出来。”本来这些他要写进歌里，但歌曲实在太有限了。
作家里，他最爱马尔克斯，伟大的《百年孤独》激发着他的野心。他充满底气地讲，自己的目标是写一本像《百年孤独》一样大胆的书，“虽然我没有百年孤寂，但我也近百了。从70岁开始，把人生回顾一下。”他要把1962年到2017年，从山里走出来的整个过程，都写出来。“其中比较好整理的是通过歌曲来叙述以前的事和艺术界的朋友们，这样思绪就会被牵扯起来。”于是先有了这本《时光洄游》。
“你会怎样形容自己走过的路呢？”我问。
“It is all wonderful。”胡德夫笃定地说。
漂泊了多年，他早已搬回台东，在海边安了家，当下的生活简直完美：“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在家里看看水，看看山，看看来看我的子子孙孙，听听老朋友、老同学聊天，抽一点他们自己种的烟草，感受烟草裹挟的各种植物的气味。每天享受海上的第一道曙光，植物和蓝天，原来那就是我的故乡，原来就是我离开五十几年的地方。我开了一家面馆，没多久就要收了，再开一家大一点点的，在海边，叫做‘蓝海’，吹着太平洋的风。”
Q=《北京青年》周刊A=胡德夫
Q：发起民歌运动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如今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A：当然没想到会是这样子，但台湾的电视台从无到有也只花了几年，我们到电视台去录节目时，才发现媒体力量那么大，一下子就会被人家认识。后来我排队买鸭肉，就有人拿纸过来让我签字。慢慢就有很多邀约，以前很多介绍美国民歌的节目也慢慢转变成介绍这些年轻人的“无病呻吟”。杨祖珺他们在学校活动中就活跃起来了。电视台还开了很多节目，介绍一些做歌的人，所以一下子就听到了这些声音。音乐商业界的人就做市场调查，觉得那个气势已经足以分割那时流行歌垄断的市场，所以他们出很大的力去办民歌比赛。像齐豫他们就去帮助这个节目怎么进行，灯光音响等都做了很大的改变。我们以前拿个话筒就在电视机前唱，从那个时候开始有美工在做设计，开始讲究音效。整个台湾的学校都用民歌的方式表达，更多的人的书包里会有自己做的歌词。
Q：如何界定新民歌呢？
A：我们没有去界定这是一种怎样的音乐，就是希望你眼睛看到的，你写写看，你心中所思的，你写写看。当然写情情爱爱也都可以，但我们三个人还没写过情歌呢。
Q：你有没有给你的妻子写过歌？
A：词都写好了。哼出来给她听，她说好。她在我怀里。
Q：新歌什么时候发呢？
A：《时光》这张专辑，我们1月去南极做首发式，《时光洄游》这本书也是，我们会在南极做一个直播。我想去一个最纯粹、纯净的地方，把一个最纯粹的想法和概念告诉大家。在一个没去过的场域，那种感受对我也是一种养分。
Q：你的新专辑是什么时候创作的呢？
A：陆陆续续的，有一些是70年代的创作。这次专辑很特别，旨在回到民歌最早的源头，以诗入歌，当年就有一些计划，比如把周梦蝶的诗谱成曲子，还有包括和李泰祥合作的把高信疆的詩歌谱成曲，也把最近几年创作的跟诗有关的曲子收集在里面。让这张专辑回到最原始、纯粹的民谣，还蛮有趣的，在人生的这样一个时间点还能找到这些歌，因为有些歌是在20岁出头的时候创作的。
其实我也受到了来自内地的一些鼓舞，讲书、歌、词、诗的节目有很多，而且很认真地在做。我觉得这个时候来读诗，这个时候来唱诗是对的。相形之下，台湾是悲哀的。台湾最近在“去成语”，从仓颉造字以来，这些都是好东西，这样做是不对的。在李泰祥的时代，我们的民歌有很多诗跟歌的结合。李泰祥讲他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诗和歌结合，不让我们的音乐永远停留在情情爱爱、风花雪月的故事里。他要集合中国最好的诗人来写歌，成立一种创造的时代。现在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诗和歌的重要。
Q：回顾过往，有觉得遗憾的事吗？
A：我没有经营好一个家，这是一个遗憾，我不能为之找什么理由。现在我子孙很多，慢慢才释怀了一点。虽然我曾经有几段婚姻，但我没有经营好，没有好好对待过我曾经有的那个家，没有尽心尽力，因为我的个性，一头撞进社会中，顾不到很多东西。虽然我没有个人英雄主义，但我觉得后面跟着的人不多，所以我一定得一个人往前冲。事后，我才了解，你想为人、为自己得到什么，想知道自己是谁，想知道自己前面的路是怎样的时候，你在很想得的时候，失去的也很多。这也让我在后来慢慢长大的过程中有所弥补。后来孩子们、他们的妈妈们跟我现在的太太处得很好。我自己是无憾的，听听年轻人的声音，看看他们的样子，知道自己是谁了，知道自己跟人平起平坐的重要了。
Q：现在还有什么没有完成的愿望？
A：不多。我想让不安静的心安静下来，把不服老的心克制住。
Q：为什么呢？
A：我很想静下来在一个地方，写写东西，想想东西。真的，除了创作以外，没有什么比这个重要了，哪怕是整理自己的过去。但是我又不要和这个时代、这些年轻人脱节，我又想我的脚要快一点——很多人用email在联络，没有一起喝茶一起吃饭，而是都在网络上。而我觉得应该直接和年轻人在一起，直接走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