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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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瞿林东教授主编的7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该书是中国史学界第一部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作细致考察的多卷本研究成果,全书以历史时段划分,依次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端(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入(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兴盛(五代两宋时期)、多民族史学发展与史学批评(辽夏金元时期)、史学批评的拓展(明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集大成(清时期).瞿林东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起,不断培养史学批评领域的博士研究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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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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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瞿林东教授主编的7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该书是中国史学界第一部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作细致考察的多卷本研究成果,全书以历史时段划分,依次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端(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入(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兴盛(五代两宋时期)、多民族史学发展与史学批评(辽夏金元时期)、史学批评的拓展(明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集大成(清时期).瞿林东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起,不断培养史学批评领域的博士研究生,该书即是瞿林东教授及其博士生们组成的学术队伍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的成果.大体说来,该书与此前有关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研究成果相比,有以下三方面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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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中国先秦史学会同仁李学功、宫长为教授主编的《战国史》(十卷本),由李学勤、孟世凯、晁福林三位教授担任学术总顾问,作者集聚了先秦史学界老中青三代学者.一如李学勤先生在“序”中肯定的,《战国史》(十卷本)作者“不求名利,不慕虚荣,潜心做好一件事”.研究团队积10年之功奉献学界的这项成果,无疑是先秦史学界和文化界可喜可贺的一件大事和盛事.由此出发,梳理战国历史发展衍变之轨迹,不难发现其最大特点,当是各国普遍进行的变法运动.与此相应,三统说、五德说等改制思潮亦应运而生,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走向.藉读《战国史》(
高:从20世纪90年代初咱们就相识,但是对于您的求学经历和学术历程,很多地方并不了解.今天前来采访您,感到特别高兴.你们这一代人,家庭条件不同,个人经历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都遇到了比较频繁的各种各样的“运动”,可以安心坐下来做学问的时间不是很多.因此,凡是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都是无畏艰难,潜心研究干出来的,您也是这样.
围绕唐代城市史的研究,曾诞生过唐宋之际城市变革、“封闭—开放”等理论,经过多年积淀,逐渐走向系统化;相形之下,与唐代乡村相关的学术议题,在中国中古史领域,尚为一片“草莱未辟”之园地.在以农为本的古代中国,聚落形态的差异之外,城郭与乡村为“连续统一体”,时刻处于互动中,而乡土性是广大基层社会的底色.唐王朝辖下的乡村区域,自然也与其临近的城市关联,其中最有代表性者当属京畿的乡村,这片区域在长安城郭(京邑)之外,却与之一同归属王朝的“核心区”(王畿).时隔千年,今人该如何贴近唐代国家的核心区,由京畿城乡观察唐王
公元前221年,秦一统天下,蒙恬北击匈奴,将其赶往阴山以北地区.鄂尔多斯高原被纳入秦帝国版图,但匈奴隐患仍未排除,为增强鄂尔多斯高原北侧区域的防务,加强中央政府对北边区域的有效控制,秦始皇于公元前212年令蒙恬修建沟通秦林光宫和九原郡的直道,史称“秦直道”.
敦煌文献是蕴藏着丰富民族史料的学术富矿,百年来众多学者立足于此,在诸多领域产出了堪称宏富的研究成果.在民族史方面,近年出版的《敦煌民族文献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2019年)即是作者陆庆夫教授精勤治学、博观约取的缩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敦煌学学术发展的历程,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近年来先秦史学界成果不断涌现,不过大多偏重于专题研究,对于某一断代的总论性著作仍较为罕见,因此,李学功教授和宫长为研究员主持编著的十卷本《战国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作为战国历史研究的新成果,立于诸多研究专著中,选题立意显得尤其突出,再加上作者团队涵盖了老中青三代学者,体现出学术传承的接力与后劲,作为此事最初的见证者和推动者,确乎感到欣喜与高兴.我对战国史也作过多方面的探讨,正好借此机会谈一些认识.
清代地方财政史,向来是中外史学界关注的重点.202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周健《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下称“周著”)一书,并于2021年3月获第二届“实践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最佳专著奖”.毫无疑问,该书是清代财政史领域的力作,超越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岩井茂树《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付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等书.关于周著的内容介绍及学术成就,可以参考相关书评及刘昶、黄宗智给出的获奖评语
国内外不同的学术传统,塑造了明史研究不同的旨趣与方法.北美明史学界受边地研究、族群研究、比较帝国史研究与全球史等史学思潮的影响,研究视角与范式与中国内地大相径庭.柯盖德大学鲁大维(David M.Robinson)教授对明代内亚性、元明清宫廷文化继承性有长期的思考,其Martial Spectacles of the Ming Court(Harvard Univ.Press,2013)经杨柳青、康海源两位译者翻译后,中文版《神武军容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动》于2020年10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作为明清易代史的关键性人物之一,袁崇焕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2006年,阎崇年以袁崇焕为核心人物,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开讲《明亡清兴六十年》,触发了新一轮“袁崇焕研究热”.2020年,王荣湟博士新著《袁崇焕全传》(岳麓书社,以下简称《全传》)出版.全书共分八章,70余万字,并附有与辽东相关的督抚镇道官表和袁崇焕年谱.相较于以往研究,我认为《全传》有三个特色和一个突破.
学术自觉是寻找学科前沿和实现研究创新的重要前提.包伟民教授在近著《走向自觉——中国近古历史研究论集》(中华书局,2019年.以下简称《论集》)中认为,学术研究的进步,需要研究者保持自觉的创新意识、批判精神、本土取向、全局观念和学术史关怀.《论集》收录论文21篇,既有制度史、经济史和城市史等专题研究,也有学术综述、笔谈和书评等.通读《论集》,作者对学术自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诸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