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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文庙，大家最先想到的大概是南京的夫子庙、山东曲阜的孔庙，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在沈阳，曾经也矗立过一座文庙——盛京文庙。
文庙是纪念祭祀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祠庙建筑，在历代王朝更迭中又被称作文庙、夫子庙、至圣庙、先师庙、先圣庙、文宣王庙，在各种称谓里，文庙之名最为普遍。在我国古代建筑类型中，文庙是最为突出的一种，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最直观的就是可以使用“庑殿顶”的建筑结构。在清代，“庑殿顶”只能用于皇家和孔子的宫殿，其中又以重檐庑殿顶最为尊贵。沈阳作为“龙兴之地”，清王朝的陪都，其文庙也一样受到了清代皇家的最高礼遇，可以说曾盛极一时。
皇太极的抉择
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由辽阳转移到了沈阳。皇太极即位后，大力提倡儒家文化，各府县的文庙学宫建设蓬勃兴起，文庙成了城市中重要的文化建设项目和标志性建筑。
公元1629年，对于皇太极乃至整个清王朝而言，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是他登基执政的第三个年头，随着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民族不断融合，政权也逐渐稳固，早期部落式的治理模式和民族分治政策弊端凸显，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加深，难以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年轻的皇太极意识到，旧的制度已经难以适应日渐庞大的部落，并逐渐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桎梏，为此他苦思良久。
皇太极精通满汉蒙三种语言，自小学习汉文化，熟读汉族的经史典籍，因此他能够清楚地看出当时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也能够在汉族的经史典籍中找到解决的方案。终于在这一年八月，他做出了一个足以改变部落命运的决定——振兴文治，即效仿汉人王朝的治理模式。皇太极下旨在京修筑文庙，鼓励学习儒学，下令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各家所有生员参加考试，奖励其中文义明通者，并极力推崇“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的治国理念。
同样在这一年，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科举考试，在皇太极的朝堂上举行。皇太极即位后，一改其父努尔哈赤的民族歧视政策。他深知获得汉族百姓及汉族上层精英力量的支持，对于稳固统治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参加这次科举考试的汉族生员，也将此次考试视为救命稻草。他们迫切希望抓住这一机会改变自己受压迫和奴役的处境，之后涌现出的多位汉人重臣，都为清王朝问鼎中原立下汗马功劳。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因其固有的包容性，使得汉化之门一旦开启，便要一直走下去不能停。不久，要求皇帝开经筵、重典学的提议在大臣中间出现了。
公元1632年，也就是皇太极登基的第六个年头，汉官王文奎等人提出将《四书》《孝经》中的章句翻译成满文，每日向皇太极进讲，使他能“听政之暇，观览默会，日知越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这应当是清代最早提出开经筵的记载。
历史的发展更加证明，皇太极的决定对于整个后金政权以及大清王朝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尊崇儒术，学习汉制，加快了满洲统治阶级的开化，盛京文庙就成了儒学在国家权力中枢传播的载体和标志，推动着满清统治者逐步完成渔猎部落封建化的转变，后金政权开始逐步蜕变为雄踞北方的大清帝国。
为表示尊孔敬儒，从顺治皇帝进京后的9个皇帝，都为盛京文庙御书匾额，共计11块。康熙皇帝的“万世师表”和雍正皇帝的“生民未有”两块匾额，曾悬挂于大成殿之上。乾隆皇帝御书匾额三块并亲赋诗词“：道接百王后，文崇一统前/规模诚有异，声教讫无边/志旧衣冠慎，怀新礼乐宣/辟雍创国学，合在洽熙年。”
民国时期出版的《沈阳旅游指南》对文庙有这样一段记载：“省城之文庙位于大南城门里，清天聪三年，首建圣殿、三楹戟门、棂星门，至康熙五年，学宫增设，康熙二十一年，筑造东西两庙，康熙三十二年，明伦堂及东西斋房竣工，而大门仪门及东西两角门、学署六间相继建设，至道光时代于圣庙西南隅萃升书院之南侧增设孝子节妇二祠，并于春秋两季执行祭孔之举……”可谓盛极一时。
风吹尚有痕
清王朝灭亡后，北洋政府依然很重视对于盛京文庙的保护，制定了祭祀孔子的章程，增設了祭祀礼器。但因当时的北洋政府也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力衰微，许多政策没能真正落实。到了20世纪20年代，由于国家的动荡，长期的资金匮乏，以及西式学堂的引入，文庙已渐渐失去儒学氛围，难以挽回地走向败落，终于随着清帝国大厦的土崩瓦解而归于尘土。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文庙被拆除，平整成朝阳街小学操场，至此，鼎盛300余年的文庙，只留下“文庙里”这个名字。今天，我们也只有在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沈阳人口中，才能探知到一丝丝关于文庙的记忆。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曾于1928-1931年在东北大学任教。他们对清代关外建筑十分感兴趣，曾多次带学生前往故宫的大清门、文庙、昭陵等古迹采风、测绘，并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他们在建筑领域的成就与其在东北大学任教期间，对沈阳古建筑的考察和研究经历是分不开的。梁思成在沈阳工作期间，对于沈阳古建筑的保护和修复也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当时沈阳市为拓宽城市地面交通，决定拆除老城的钟鼓楼，梁思成为此大声疾呼：“毁坏容易保护难，它们一旦消失就不能再恢复了！”这是他试图为保护古建筑而发出的第一声呼喊，也是他踏上保护中国古建筑道路的开端，虽然被拒绝了，但其在沈阳故宫、昭陵等地对古建筑的测绘调查，都为他的学术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2019年，山东曲阜“三孔”文化旅游区全年接待游客550万人次，南京夫子庙秦淮河风光带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3亿元。随着消费水平的升级，人们出行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吃喝玩乐，而是更加在意一座城市的历史文脉和人文内涵，为此，每座城市都在打造自己的“IP”，例如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杭州的“西湖风景名胜”。沈阳若想依托古城打造“盛京皇城”历史文化街区，仅凭借现存的沈阳故宫博物馆和张氏帅府博物馆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复建沈阳文庙的构想由来已久，市区政府及有关部门也曾多次论证。在老沈阳城的东南复建文庙和魁星楼，建成后串联起同在古城中的汗王宫遗址博物馆、中街商业街、沈阳故宫博物馆、东三省总督府、张氏帅府博物馆，共同构建盛京皇城历史文化街区。但由于历经变迁，文庙旧址附近如今正处在学校和住宅等建筑密集地区，主干路网格局已经形成，原址复建和迁址重建等多个方案，都有诸多难题，以至于复建工作悬而未决。
2017年，随着沈阳市创建盛京皇城5A级景区的规划问世，沈阳文庙似乎迎来了复建的曙光，但是沈阳文庙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消失了70余年。由于时间过于久远，留存下来的史料十分稀少。经过多番考证，专家尚不能够精准确定原来盛京文庙的位置，文庙复建筹备工作一时难以进行。
研究人员曾在沈阳市沈河区朝阳一小院内发现一株古树，这是一株洋白蜡，树冠高约20余米，树干直径达一米，需要二至三人才能合抱，据推断这株古树树龄已超过200年。这让研究人员又惊又喜，因为从遗留下来的文庙老照片上看，文庙的大门左侧曾栽植过一株同样的古树，如今再看，这与遗留下来的老照片上的树形别无二致。研究人员据此判定，古树生长的位置正是昔日沈阳文庙大门的位置，复建筹备工作顿时豁然开朗。
这株古洋白蜡以自己跨越200多年的坚守，无声地指证着早已湮没于历史的沈阳文庙的准确位置。
文庙是纪念祭祀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祠庙建筑，在历代王朝更迭中又被称作文庙、夫子庙、至圣庙、先师庙、先圣庙、文宣王庙，在各种称谓里，文庙之名最为普遍。在我国古代建筑类型中，文庙是最为突出的一种，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最直观的就是可以使用“庑殿顶”的建筑结构。在清代，“庑殿顶”只能用于皇家和孔子的宫殿，其中又以重檐庑殿顶最为尊贵。沈阳作为“龙兴之地”，清王朝的陪都，其文庙也一样受到了清代皇家的最高礼遇，可以说曾盛极一时。
皇太极的抉择
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由辽阳转移到了沈阳。皇太极即位后，大力提倡儒家文化，各府县的文庙学宫建设蓬勃兴起，文庙成了城市中重要的文化建设项目和标志性建筑。
公元1629年，对于皇太极乃至整个清王朝而言，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是他登基执政的第三个年头，随着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民族不断融合，政权也逐渐稳固，早期部落式的治理模式和民族分治政策弊端凸显，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加深，难以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年轻的皇太极意识到，旧的制度已经难以适应日渐庞大的部落，并逐渐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桎梏，为此他苦思良久。
皇太极精通满汉蒙三种语言，自小学习汉文化，熟读汉族的经史典籍，因此他能够清楚地看出当时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也能够在汉族的经史典籍中找到解决的方案。终于在这一年八月，他做出了一个足以改变部落命运的决定——振兴文治，即效仿汉人王朝的治理模式。皇太极下旨在京修筑文庙，鼓励学习儒学，下令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各家所有生员参加考试，奖励其中文义明通者，并极力推崇“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的治国理念。
同样在这一年，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科举考试，在皇太极的朝堂上举行。皇太极即位后，一改其父努尔哈赤的民族歧视政策。他深知获得汉族百姓及汉族上层精英力量的支持，对于稳固统治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参加这次科举考试的汉族生员，也将此次考试视为救命稻草。他们迫切希望抓住这一机会改变自己受压迫和奴役的处境，之后涌现出的多位汉人重臣，都为清王朝问鼎中原立下汗马功劳。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因其固有的包容性，使得汉化之门一旦开启，便要一直走下去不能停。不久，要求皇帝开经筵、重典学的提议在大臣中间出现了。
公元1632年，也就是皇太极登基的第六个年头，汉官王文奎等人提出将《四书》《孝经》中的章句翻译成满文，每日向皇太极进讲，使他能“听政之暇，观览默会，日知越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这应当是清代最早提出开经筵的记载。
历史的发展更加证明，皇太极的决定对于整个后金政权以及大清王朝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尊崇儒术，学习汉制，加快了满洲统治阶级的开化，盛京文庙就成了儒学在国家权力中枢传播的载体和标志，推动着满清统治者逐步完成渔猎部落封建化的转变，后金政权开始逐步蜕变为雄踞北方的大清帝国。
为表示尊孔敬儒，从顺治皇帝进京后的9个皇帝，都为盛京文庙御书匾额，共计11块。康熙皇帝的“万世师表”和雍正皇帝的“生民未有”两块匾额，曾悬挂于大成殿之上。乾隆皇帝御书匾额三块并亲赋诗词“：道接百王后，文崇一统前/规模诚有异，声教讫无边/志旧衣冠慎，怀新礼乐宣/辟雍创国学，合在洽熙年。”
民国时期出版的《沈阳旅游指南》对文庙有这样一段记载：“省城之文庙位于大南城门里，清天聪三年，首建圣殿、三楹戟门、棂星门，至康熙五年，学宫增设，康熙二十一年，筑造东西两庙，康熙三十二年，明伦堂及东西斋房竣工，而大门仪门及东西两角门、学署六间相继建设，至道光时代于圣庙西南隅萃升书院之南侧增设孝子节妇二祠，并于春秋两季执行祭孔之举……”可谓盛极一时。
风吹尚有痕
清王朝灭亡后，北洋政府依然很重视对于盛京文庙的保护，制定了祭祀孔子的章程，增設了祭祀礼器。但因当时的北洋政府也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力衰微，许多政策没能真正落实。到了20世纪20年代，由于国家的动荡，长期的资金匮乏，以及西式学堂的引入，文庙已渐渐失去儒学氛围，难以挽回地走向败落，终于随着清帝国大厦的土崩瓦解而归于尘土。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文庙被拆除，平整成朝阳街小学操场，至此，鼎盛300余年的文庙，只留下“文庙里”这个名字。今天，我们也只有在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沈阳人口中，才能探知到一丝丝关于文庙的记忆。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曾于1928-1931年在东北大学任教。他们对清代关外建筑十分感兴趣，曾多次带学生前往故宫的大清门、文庙、昭陵等古迹采风、测绘，并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他们在建筑领域的成就与其在东北大学任教期间，对沈阳古建筑的考察和研究经历是分不开的。梁思成在沈阳工作期间，对于沈阳古建筑的保护和修复也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当时沈阳市为拓宽城市地面交通，决定拆除老城的钟鼓楼，梁思成为此大声疾呼：“毁坏容易保护难，它们一旦消失就不能再恢复了！”这是他试图为保护古建筑而发出的第一声呼喊，也是他踏上保护中国古建筑道路的开端，虽然被拒绝了，但其在沈阳故宫、昭陵等地对古建筑的测绘调查，都为他的学术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2019年，山东曲阜“三孔”文化旅游区全年接待游客550万人次，南京夫子庙秦淮河风光带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3亿元。随着消费水平的升级，人们出行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吃喝玩乐，而是更加在意一座城市的历史文脉和人文内涵，为此，每座城市都在打造自己的“IP”，例如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杭州的“西湖风景名胜”。沈阳若想依托古城打造“盛京皇城”历史文化街区，仅凭借现存的沈阳故宫博物馆和张氏帅府博物馆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复建沈阳文庙的构想由来已久，市区政府及有关部门也曾多次论证。在老沈阳城的东南复建文庙和魁星楼，建成后串联起同在古城中的汗王宫遗址博物馆、中街商业街、沈阳故宫博物馆、东三省总督府、张氏帅府博物馆，共同构建盛京皇城历史文化街区。但由于历经变迁，文庙旧址附近如今正处在学校和住宅等建筑密集地区，主干路网格局已经形成，原址复建和迁址重建等多个方案，都有诸多难题，以至于复建工作悬而未决。
2017年，随着沈阳市创建盛京皇城5A级景区的规划问世，沈阳文庙似乎迎来了复建的曙光，但是沈阳文庙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消失了70余年。由于时间过于久远，留存下来的史料十分稀少。经过多番考证，专家尚不能够精准确定原来盛京文庙的位置，文庙复建筹备工作一时难以进行。
研究人员曾在沈阳市沈河区朝阳一小院内发现一株古树，这是一株洋白蜡，树冠高约20余米，树干直径达一米，需要二至三人才能合抱，据推断这株古树树龄已超过200年。这让研究人员又惊又喜，因为从遗留下来的文庙老照片上看，文庙的大门左侧曾栽植过一株同样的古树，如今再看，这与遗留下来的老照片上的树形别无二致。研究人员据此判定，古树生长的位置正是昔日沈阳文庙大门的位置，复建筹备工作顿时豁然开朗。
这株古洋白蜡以自己跨越200多年的坚守，无声地指证着早已湮没于历史的沈阳文庙的准确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