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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两个关键词：
读客图书：近几年新崛起的民营图书出版机构，3年时间创造了20本书，码洋过亿的销售奇迹，平均单本书销量超过20万册，其中《藏地密码》单本销量就过百万，《侯卫东官场笔记》打响了“官场图书”第一品牌，成为“公务员必读”，累计销量突破200万册。
李佩甫：河南许昌人，国家一级作家，河南省作协主席，代表作有《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曾先后获得“人民文学优秀长篇奖”、“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等，作品被广泛翻译到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
让这两个关键词产生交集的，是陈列在各地书店显著位置一本叫《通天人物》的小说，封面以一威严的蒙眼老年人布局，这个被读者戏称为长得像奥巴马的老人，左眼盖着一个鲜红大印，上面刻着：将权力通天的人物打回原形专用章。黄色硕大的书名下，印着宣传语———“入木三分剖析那个令小角色呼风唤雨、大人物亦步亦趋的权利法则”。紧接着一行小字，将两个关键词串联：“很多人想托他办事，更多人盼着替他办事；别人眼中天大的事，到了呼伯这儿，都成了给谁谁打个招呼的事儿。这境界，是呼伯花了半辈子经营出来的”。熟悉当代文学的人，这才发现呼伯不正是李佩甫代表作《羊的门》的主人公呼天成吗？翻开书，果然在前勒口下方找到标注：本书初版原名《羊的门》。
一部深刻的现实主义力作，一本河南省作协主席的纯文学代表作，是如何又缘何改头换面，摇身一变为《通天人物》的？曾经在意识形态巩固上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纯文学作品，又如何在商业浪潮席卷中，被几方合谋置换为一件精致的“消费品”？
读客图书由广告人华楠创办，提出“像卖牙膏一样卖图书”的口号，要向不读书、不买书的人要市场，他们正是秉承着这样的野心，无限放大了书的商品属性。他们认为书不光是商品，更是快速消费品，这和牙膏、浴液并无区别，如何吸引人的感受力，刺激购买力，成为读客图书着力挖掘的重点。他们将稿子看成原材料，编辑只把10%的时间花在选稿上，90%的时间把稿子开发成为商品，具体做法是：首先判断选题是否贴近主流文化，如《藏地密码》就贴合了青藏铁路开通带起的新一轮“西藏热”，《我们台湾这些年》寄托于两岸三通后，中国人浓郁的台湾情结；其次在产品的再开发上面，要着重寻找和设计关键词，《藏地密码》被编辑提炼出核心价值———一本关于西藏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神秘西藏”成为其鲜明的文化符号，“百科全书”表明该书具有丰富的知识含量；最后在封面设计上通过视觉符号把核心价值表达出来，使其在书店陈列上具有视觉冲击力。读客图书不以封面的漂亮为判断标准，封面是为新华书店等销售渠道的陈列服务，如何使自己的书成为唯一亮点，其他书沦为背景，是读客编辑首要考虑的，《藏地密码》从西藏服饰上的彩条获得灵感，选为封面符号，封面的左侧及书脊部分都用了藏族服装上的五彩色带，因为书店陈列通常是书脊对着读者，所以读客把书脊作为图书外观设计的核心。《藏地密码》的彩条符号绕着书皮包了一圈，10本书摆在一起不光壮观，还简洁明晰传达了书的内容价值，使得读者立刻把作品和神秘西藏相联系。
经过了这样的包装策略，《羊的门》也再换新颜。首先突出呼天成这个“通天人物”的特征，并将其定位为书名，其次紧贴官场文学的新一轮热潮，“官场小说分别在晚清、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90年代市场经济繁荣时期，掀起过三次创作高潮。前两个时期都是在政治腐朽、民不聊生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用文学作品揭露、讽刺和批判社会黑暗。到了90年代，经济高度繁荣、思想空前解放，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至，传统思维观念受到致命冲击。这一时期的官场小说对传统官场文学有了新的超越：人们不再仅限于对腐败、黑暗现象的愤激，而是从文化的维度，清醒而深刻地反思传统文化的利弊，以及它的统治行为对我们的文化心理所造成的不可磨灭的印迹”，李佩甫《羊的门》正是第三阶段代表作。近几年官场小说再度热销，复杂的社会变革让希望走向仕途或正在仕途摸爬滚打的人需要一本“速成手册”，希望借此对仕途升迁起到指导作用。所以读客图书在对《羊的门》改头换面时，做了减法，他们只提炼出呼天成深谙传统儒家文化进而实践出的“人治”权术如何在当代社会发挥功效，而对背后的传统儒家文化批判，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反思，都做了遮蔽处理。
《通天人物》的封面设计的确达到了吸引眼球的效果，陈列在新华书店的平铺展位上，一个肃穆长者在冲读者发出微笑，嘴角轻轻上扬，流露出深谙世界规则后的蔑视，花白头发代表所经历的丰富人生，白衬衫衣领上沾染鲜红的血迹，预示仕途升迁路上避免不了的流血斗争。这个长者的图案在封面、封底、书脊、前勒口、扉页反复出现四次，以达到强化效果。封面除了醒目，还要起到强化购买的作用，作为一部官场百科全书，一定还要放置一个人人都能识别的官场符号，读客图书选择了一个巨大的红色印章，刻有“将权力通天人物打回原形专用章”字样。市面大部分官场小说都采用红黑两色，为了区别，读客图书选择了更加醒目的黄色字体，书的上沿和下沿延续了《藏地密码》的彩条设计，还为此设计注册了专利。书的封底，没有任何评论家的推荐语，而是从书里摘抄了四段文字，段段都是“通天秘诀”，像诱饵吸引着读者，希望赶快翻书一睹为快。
《羊的门》充满浓厚的神性色彩，它得名源于题记：“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摘自《圣经·新约·约翰福音10》”。接下来的《城市白皮书》、《城的灯》皆以宗教箴言为题记，不能不说是李佩甫的刻意为之。而这种色彩在新版《通天人物》里被消除，而凸显了功利色彩，出版商为了方便读者取经，采用章回体设置，以最清晰的权利升迁路线作为章节名，如第一章“离婚县长要下台，回乡搬救星”，第五章“貌似救下落难领导，打开通天之门”，第十章“私事公办，青田县长落网”，这样简单而明确的划分，凸显了图书策划者更为“现实”的良苦用心。
与其说消除了神性色彩，不如说《通天人物》只保留了权力运作之术并刻意放大。我将其概括为：种人术，读心术，经营术，修炼术。 种人术是指呼天成笼络人脉靠的不是权钱交易，而是慧眼识才，在最困难时救人于水火，然后用感情长久不断地维系。他并不常托人办事，但逢年过节必定礼数周全地送上特产，时刻提醒着他们呼家堡和他的存在，用中国人最重视的感恩知遇之心牢牢控制着他帮过的人，做到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本。
读心术源于呼天成深谙中国人性之道，尤其是长期被儒家文化滋润的中原大地，更讲究脸面跟宗法。他靠着精湛的读心术，一破一立：掐死代表小娥灵魂的鱼，拒绝探望信主濒死的母亲，揭穿红卫兵头上虚假的光环，借于凤琴的死打消全村人单干的念头，此为“破”；他建立公社，村民从出生到死亡都被严密掌控，他颁布呼家堡法则，逐步完善了新村的建设，从生活细节的监管，再到严苛村规的实施，皆为“立”。一破一立使得他成为呼家堡至高无上的神。
呼天成擅于经营外围人际关系，他替办事者考虑周全，从而打开一条条光明大道。为救呼国庆，从市长到办公室打字员九层关系，他统统拿下，又变相给副市长的女儿学校捐了50万，使得他一手培养的呼国庆坐上县委书记的宝座。他在董教授实验未成功前以礼相待，解决他一切困扰，使其死心塌地研制呼家面，而当他一旦研制成功并贪婪地想以技术入股时，呼天成果断地踢他出局。
如果以上三术，皆是外在权术，那呼天成最闪光也是独特的地方是他对自身的内在修炼，“内圣”才是呼天成的独门秘籍。呼天成总结出欲望可能毁坏一个人的成功，但放弃短暂的私欲则可能获得更大权力欲望的满足。当他感到自己控制不住对秀丫的情欲，甚至愿为此丢掉官职时，获得了《达摩易筋经》，于是对着秀丫的胴体修炼，直至欲念全无成为一个圣人，他清楚明白“你要想成为这片土地的主宰，你就必须是一个神。神是不能被捉住的。哪怕被他们捉住一次，你就不再是神了”。
在写呼天成权力之术运作娴熟的同时，小说也写了呼国庆的失败。呼国庆有着和呼天成同样聪明的头脑，生于呼家堡这片贫瘠的中原土地，懂得像草一样顽强生活的真谛，但他正因为缺乏内在的修炼和外在人场的经营，克制不了的情欲加上外露张扬的政治欲，终获锒铛入狱的下场。
李佩甫的确花了大量的笔墨写权术，但《羊的门》被称为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正因为他远不止写了权术斗争、官场是非那么简单。《羊的门》作为农村题材小说的新高度，首先是因为真实写出了中原土地的个性。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呼天成的出现和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李佩甫在“土地的传说”章节描绘出了中原文化的核心，这章在《羊的门》里作为提纲挈领的引子，而在《通天人物》里被放置在与内容貌似无关的附录，使得读者无意中忽略全书更深层次的内涵。豫中平原遭遇连年战乱，天灾频繁，人的延续全因他们已化为低贱的植物———草，草具有败中求生、小中求活的特点，它们编织成的“呼家堡草床”正修炼出了呼天成这样的人物。中原人重视屋，毕生的精力都放在了造屋上，将屋视为生息之所，这正反映了中原文化对宗法伦理的重视，呼天成抓住这一点，大搞集体合作化建设，不断强调一体化的归训，对个人化、私有化进行惩治，在追求个性的年代，呼家堡的存在可谓“畸形”。
当《通天人物》刻意放大“权术”，以“官场指导手册”面貌出版，却使读者忽略李佩甫也伏写了呼家堡神话破产的结局。在呼天成60岁生日时，传来了村民要举家离开呼家堡的消息，呼天成再度施展权术挽留，但村民执意要走甚至拒绝见呼天成一眼，这让“呼天成的肝疼了，他的肝上冒出了一团一团的火苗，他心里说：老了，难道真是老了？”40年来他第一次感觉到他花心血浇筑的铁板一块，出现了裂隙，呼天成“王”的地位因村民的叛离而动摇。《通天人物》结尾呼天成突然发高烧，想听狗叫，而狗早在他当政的初期就被消灭干净，于是全村丧失尊严的人们跪在地上此起彼伏地学起了狗叫，人已不再是“人”，正象征呼天成的神话走到了尽头，这个没经历现代文明洗礼的乡村，头顶上的乌托邦光环，也宣告破灭。
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发挥着形成、塑造、巩固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如今除了少数作品受到体制的保护外，大多数作品在商业社会里流通，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操控，有些甚至沦为“一次性消费品”，情感深度被消解，人文关怀被削弱。作为消费品，文学获得了空前的普及，打破了千年来被上层社会垄断的局面，不再是附庸风雅的玩物，而是介入了寻常百姓生活。但凸显了文学消费属性的同时，受众又影响了文学的生产方式和内涵，作者和出版商不得不更多地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通天人物》的改头换面就是过分考虑了读者的结果，从封面设计的引人眼球再到刻意凸显“权术”二字，都是围绕读者趣味展开，吸引购买成为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势必削弱原书所蕴涵的批判性。在市场运作中，读者看起来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自主权，但其实受到了作者、出版商、媒体三重操纵，为追求商业效益，他们生产出刻意迎合读者低级趣味的东西，或者在传播中夸大商业卖点，淡化人文情怀，或是通过意见领袖的传播操控公众舆论，使大众传媒充当了消费的导师，长此以往，读者反而丧失了主体地位，以为是在自主选择，殊不知是陷入了几方共谋的消费圈套。
对于当下的文学作品，读者一面享受自主性，一面具有盲目性，但对于昔日的作品，读者依然受到“经典、选本”观的支配，甚至认为销量失败的作品在文学地位上却能获得成功，因为它背弃了商业利润，以挑战商业规则而赢得文学美誉。读客图书也正是看重了这一点，《羊的门》初版于1999年，由华夏出版社发行，受到评论家的一致赞誉并出现了盗版，但紧接着传出此书被查禁的消息，不绝于耳的“封杀”传闻更使得这本书增添了神秘的色彩以及内容“可信度”，再次刺激了读者的购买欲，但市场已经出现了断档。2007年《羊的门》入选“共和国作家文库”由作家出版社再版，“该文库是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作品，使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出来”，这宣告《羊的门》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但同时因为湮没在该书系众多经典作品中，加上设计同质化，宣传手法单一，该书并未取得理想销量。读客图书“趁虚而入”将“神秘性”与“经典型”合二为一，使得文化资本、象征资本通过逆反效应最终转化为商业利益，据该书责编透露，《通天人物》销量已是2007版《羊的门》销量的数倍，这对单本销量难突破一万册的纯文学市场，算得上一个成功案例。 作者、读者、出版商均可看做文学消费的主体，而文学作品则被视为客体。从纯文本转换为文学消费客体首先受到特定时代的影响，也就是说同一部作品在不同年代出版其面貌、社会效应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承载着不同的文化意味。《羊的门》1999年的出版和2011年《通天人物》的出版，整个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已大不相同，之前追求经济高速发展，如今则提倡生活和谐稳定，作品出版脱离了它生产的原初语境，其美学价值、社会功能也处于变化中，福柯就曾提出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年代，而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出版商正是看重这一点，刻意迎合当下文化热点，强调“以人为本”施展“人术”，削弱作者原本对“人治”下畸形发展的反思主题。而且随着出版商的批量生产，成功经验的广泛复制，此类作品的神秘性被消解，文化内涵呈下降趋势，必然从高雅转向了通俗。官场文学出现初期，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而如今面临了严重同质化、媚俗化倾向，一本书的成功会激发相似题材相似设计的书蜂拥而至，《通天人物》的重新包装正是借鉴了之前官场图书的成功案例。同时，同一部作品同一个年代对于不同阅读群体，也会呈现不一样的面貌，因为阅读这个过程不同于作者的创作过程，它受到了读者的人生经验、趣味、动机的制约，同时读者也为了增加阅历，开阔视野，丰富人生经验而选择性地消费文学作品，将虚构的作品当做生动的现实图景来对待，这种对社会热点的关注和猎奇心理使得那些触及敏感话题、道德热点、社会政治变化的作品畅销一时，读客图书在包装《通天人物》时特地放大了作品的现实性、热点性、神秘性，并将其定位为官场学习范本，已经预先圈定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读者群，专注满足他们渴望从书本获得官场体验的需求。
读客图书的董事长华楠曾说，在他们眼里书没有雅俗之分，只有畅销不畅销之分，于是他们推动了“读客再出版工程”———致力于把轻松好读、富有知识性的出版物，重新包装定位，再次推向市场，并通过读客图书强大的营销和发行渠道，让曾经销量平淡、或已绝版的好书，在读客图书的全力运作下，变为万众瞩目的超级畅销书，让更多的读者能够在书店看到、买到、读到，让更多的作者可以通过作品畅销之后获得丰厚的稿酬。
雅和俗并非泾渭分明，刻意削减“雅”的人文元素，突出“俗”的消费特征，已成为消费社会里文学消费的主要特征。但在强调权力法则的同时，出版商利用各种手段有意对该书的深刻内涵进行了削减的技术处理，这让更多人了解这本书的同时，也忽视了其对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尖锐反思，以及在儒家文化浸染下施行“人治”的复杂性，而这远比权力运作更值得我们警醒。
纯文学在失去轰动效应以后，通过市场运作手段被重新包装推向大众，不失为一种“自救”办法。但一部文学作品一旦进入消费市场，就不再是铁板一块，经历了复杂的商业运作后有可能面目全非，背离作者最初的创作意图，作者要为此做好心理准备，尽量使这一变化是一个相互协商的结果，掌握自主权。而出版商和媒体在追求商业利润同时，也要善于挖掘作品的批判性、反思性，而不是一味应和潮流。作为读者在受到多方力量操控的同时，需要逐渐培养起自我反思的意识和能力，增强辨别力，寻求真正具有文学水准的作品，共同促进文学事业的繁荣。
读客图书：近几年新崛起的民营图书出版机构，3年时间创造了20本书，码洋过亿的销售奇迹，平均单本书销量超过20万册，其中《藏地密码》单本销量就过百万，《侯卫东官场笔记》打响了“官场图书”第一品牌，成为“公务员必读”，累计销量突破200万册。
李佩甫：河南许昌人，国家一级作家，河南省作协主席，代表作有《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曾先后获得“人民文学优秀长篇奖”、“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等，作品被广泛翻译到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
让这两个关键词产生交集的，是陈列在各地书店显著位置一本叫《通天人物》的小说，封面以一威严的蒙眼老年人布局，这个被读者戏称为长得像奥巴马的老人，左眼盖着一个鲜红大印，上面刻着：将权力通天的人物打回原形专用章。黄色硕大的书名下，印着宣传语———“入木三分剖析那个令小角色呼风唤雨、大人物亦步亦趋的权利法则”。紧接着一行小字，将两个关键词串联：“很多人想托他办事，更多人盼着替他办事；别人眼中天大的事，到了呼伯这儿，都成了给谁谁打个招呼的事儿。这境界，是呼伯花了半辈子经营出来的”。熟悉当代文学的人，这才发现呼伯不正是李佩甫代表作《羊的门》的主人公呼天成吗？翻开书，果然在前勒口下方找到标注：本书初版原名《羊的门》。
一部深刻的现实主义力作，一本河南省作协主席的纯文学代表作，是如何又缘何改头换面，摇身一变为《通天人物》的？曾经在意识形态巩固上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纯文学作品，又如何在商业浪潮席卷中，被几方合谋置换为一件精致的“消费品”？
读客图书由广告人华楠创办，提出“像卖牙膏一样卖图书”的口号，要向不读书、不买书的人要市场，他们正是秉承着这样的野心，无限放大了书的商品属性。他们认为书不光是商品，更是快速消费品，这和牙膏、浴液并无区别，如何吸引人的感受力，刺激购买力，成为读客图书着力挖掘的重点。他们将稿子看成原材料，编辑只把10%的时间花在选稿上，90%的时间把稿子开发成为商品，具体做法是：首先判断选题是否贴近主流文化，如《藏地密码》就贴合了青藏铁路开通带起的新一轮“西藏热”，《我们台湾这些年》寄托于两岸三通后，中国人浓郁的台湾情结；其次在产品的再开发上面，要着重寻找和设计关键词，《藏地密码》被编辑提炼出核心价值———一本关于西藏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神秘西藏”成为其鲜明的文化符号，“百科全书”表明该书具有丰富的知识含量；最后在封面设计上通过视觉符号把核心价值表达出来，使其在书店陈列上具有视觉冲击力。读客图书不以封面的漂亮为判断标准，封面是为新华书店等销售渠道的陈列服务，如何使自己的书成为唯一亮点，其他书沦为背景，是读客编辑首要考虑的，《藏地密码》从西藏服饰上的彩条获得灵感，选为封面符号，封面的左侧及书脊部分都用了藏族服装上的五彩色带，因为书店陈列通常是书脊对着读者，所以读客把书脊作为图书外观设计的核心。《藏地密码》的彩条符号绕着书皮包了一圈，10本书摆在一起不光壮观，还简洁明晰传达了书的内容价值，使得读者立刻把作品和神秘西藏相联系。
经过了这样的包装策略，《羊的门》也再换新颜。首先突出呼天成这个“通天人物”的特征，并将其定位为书名，其次紧贴官场文学的新一轮热潮，“官场小说分别在晚清、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90年代市场经济繁荣时期，掀起过三次创作高潮。前两个时期都是在政治腐朽、民不聊生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用文学作品揭露、讽刺和批判社会黑暗。到了90年代，经济高度繁荣、思想空前解放，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至，传统思维观念受到致命冲击。这一时期的官场小说对传统官场文学有了新的超越：人们不再仅限于对腐败、黑暗现象的愤激，而是从文化的维度，清醒而深刻地反思传统文化的利弊，以及它的统治行为对我们的文化心理所造成的不可磨灭的印迹”，李佩甫《羊的门》正是第三阶段代表作。近几年官场小说再度热销，复杂的社会变革让希望走向仕途或正在仕途摸爬滚打的人需要一本“速成手册”，希望借此对仕途升迁起到指导作用。所以读客图书在对《羊的门》改头换面时，做了减法，他们只提炼出呼天成深谙传统儒家文化进而实践出的“人治”权术如何在当代社会发挥功效，而对背后的传统儒家文化批判，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反思，都做了遮蔽处理。
《通天人物》的封面设计的确达到了吸引眼球的效果，陈列在新华书店的平铺展位上，一个肃穆长者在冲读者发出微笑，嘴角轻轻上扬，流露出深谙世界规则后的蔑视，花白头发代表所经历的丰富人生，白衬衫衣领上沾染鲜红的血迹，预示仕途升迁路上避免不了的流血斗争。这个长者的图案在封面、封底、书脊、前勒口、扉页反复出现四次，以达到强化效果。封面除了醒目，还要起到强化购买的作用，作为一部官场百科全书，一定还要放置一个人人都能识别的官场符号，读客图书选择了一个巨大的红色印章，刻有“将权力通天人物打回原形专用章”字样。市面大部分官场小说都采用红黑两色，为了区别，读客图书选择了更加醒目的黄色字体，书的上沿和下沿延续了《藏地密码》的彩条设计，还为此设计注册了专利。书的封底，没有任何评论家的推荐语，而是从书里摘抄了四段文字，段段都是“通天秘诀”，像诱饵吸引着读者，希望赶快翻书一睹为快。
《羊的门》充满浓厚的神性色彩，它得名源于题记：“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摘自《圣经·新约·约翰福音10》”。接下来的《城市白皮书》、《城的灯》皆以宗教箴言为题记，不能不说是李佩甫的刻意为之。而这种色彩在新版《通天人物》里被消除，而凸显了功利色彩，出版商为了方便读者取经，采用章回体设置，以最清晰的权利升迁路线作为章节名，如第一章“离婚县长要下台，回乡搬救星”，第五章“貌似救下落难领导，打开通天之门”，第十章“私事公办，青田县长落网”，这样简单而明确的划分，凸显了图书策划者更为“现实”的良苦用心。
与其说消除了神性色彩，不如说《通天人物》只保留了权力运作之术并刻意放大。我将其概括为：种人术，读心术，经营术，修炼术。 种人术是指呼天成笼络人脉靠的不是权钱交易，而是慧眼识才，在最困难时救人于水火，然后用感情长久不断地维系。他并不常托人办事，但逢年过节必定礼数周全地送上特产，时刻提醒着他们呼家堡和他的存在，用中国人最重视的感恩知遇之心牢牢控制着他帮过的人，做到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本。
读心术源于呼天成深谙中国人性之道，尤其是长期被儒家文化滋润的中原大地，更讲究脸面跟宗法。他靠着精湛的读心术，一破一立：掐死代表小娥灵魂的鱼，拒绝探望信主濒死的母亲，揭穿红卫兵头上虚假的光环，借于凤琴的死打消全村人单干的念头，此为“破”；他建立公社，村民从出生到死亡都被严密掌控，他颁布呼家堡法则，逐步完善了新村的建设，从生活细节的监管，再到严苛村规的实施，皆为“立”。一破一立使得他成为呼家堡至高无上的神。
呼天成擅于经营外围人际关系，他替办事者考虑周全，从而打开一条条光明大道。为救呼国庆，从市长到办公室打字员九层关系，他统统拿下，又变相给副市长的女儿学校捐了50万，使得他一手培养的呼国庆坐上县委书记的宝座。他在董教授实验未成功前以礼相待，解决他一切困扰，使其死心塌地研制呼家面，而当他一旦研制成功并贪婪地想以技术入股时，呼天成果断地踢他出局。
如果以上三术，皆是外在权术，那呼天成最闪光也是独特的地方是他对自身的内在修炼，“内圣”才是呼天成的独门秘籍。呼天成总结出欲望可能毁坏一个人的成功，但放弃短暂的私欲则可能获得更大权力欲望的满足。当他感到自己控制不住对秀丫的情欲，甚至愿为此丢掉官职时，获得了《达摩易筋经》，于是对着秀丫的胴体修炼，直至欲念全无成为一个圣人，他清楚明白“你要想成为这片土地的主宰，你就必须是一个神。神是不能被捉住的。哪怕被他们捉住一次，你就不再是神了”。
在写呼天成权力之术运作娴熟的同时，小说也写了呼国庆的失败。呼国庆有着和呼天成同样聪明的头脑，生于呼家堡这片贫瘠的中原土地，懂得像草一样顽强生活的真谛，但他正因为缺乏内在的修炼和外在人场的经营，克制不了的情欲加上外露张扬的政治欲，终获锒铛入狱的下场。
李佩甫的确花了大量的笔墨写权术，但《羊的门》被称为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正因为他远不止写了权术斗争、官场是非那么简单。《羊的门》作为农村题材小说的新高度，首先是因为真实写出了中原土地的个性。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呼天成的出现和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李佩甫在“土地的传说”章节描绘出了中原文化的核心，这章在《羊的门》里作为提纲挈领的引子，而在《通天人物》里被放置在与内容貌似无关的附录，使得读者无意中忽略全书更深层次的内涵。豫中平原遭遇连年战乱，天灾频繁，人的延续全因他们已化为低贱的植物———草，草具有败中求生、小中求活的特点，它们编织成的“呼家堡草床”正修炼出了呼天成这样的人物。中原人重视屋，毕生的精力都放在了造屋上，将屋视为生息之所，这正反映了中原文化对宗法伦理的重视，呼天成抓住这一点，大搞集体合作化建设，不断强调一体化的归训，对个人化、私有化进行惩治，在追求个性的年代，呼家堡的存在可谓“畸形”。
当《通天人物》刻意放大“权术”，以“官场指导手册”面貌出版，却使读者忽略李佩甫也伏写了呼家堡神话破产的结局。在呼天成60岁生日时，传来了村民要举家离开呼家堡的消息，呼天成再度施展权术挽留，但村民执意要走甚至拒绝见呼天成一眼，这让“呼天成的肝疼了，他的肝上冒出了一团一团的火苗，他心里说：老了，难道真是老了？”40年来他第一次感觉到他花心血浇筑的铁板一块，出现了裂隙，呼天成“王”的地位因村民的叛离而动摇。《通天人物》结尾呼天成突然发高烧，想听狗叫，而狗早在他当政的初期就被消灭干净，于是全村丧失尊严的人们跪在地上此起彼伏地学起了狗叫，人已不再是“人”，正象征呼天成的神话走到了尽头，这个没经历现代文明洗礼的乡村，头顶上的乌托邦光环，也宣告破灭。
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发挥着形成、塑造、巩固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如今除了少数作品受到体制的保护外，大多数作品在商业社会里流通，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操控，有些甚至沦为“一次性消费品”，情感深度被消解，人文关怀被削弱。作为消费品，文学获得了空前的普及，打破了千年来被上层社会垄断的局面，不再是附庸风雅的玩物，而是介入了寻常百姓生活。但凸显了文学消费属性的同时，受众又影响了文学的生产方式和内涵，作者和出版商不得不更多地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通天人物》的改头换面就是过分考虑了读者的结果，从封面设计的引人眼球再到刻意凸显“权术”二字，都是围绕读者趣味展开，吸引购买成为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势必削弱原书所蕴涵的批判性。在市场运作中，读者看起来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自主权，但其实受到了作者、出版商、媒体三重操纵，为追求商业效益，他们生产出刻意迎合读者低级趣味的东西，或者在传播中夸大商业卖点，淡化人文情怀，或是通过意见领袖的传播操控公众舆论，使大众传媒充当了消费的导师，长此以往，读者反而丧失了主体地位，以为是在自主选择，殊不知是陷入了几方共谋的消费圈套。
对于当下的文学作品，读者一面享受自主性，一面具有盲目性，但对于昔日的作品，读者依然受到“经典、选本”观的支配，甚至认为销量失败的作品在文学地位上却能获得成功，因为它背弃了商业利润，以挑战商业规则而赢得文学美誉。读客图书也正是看重了这一点，《羊的门》初版于1999年，由华夏出版社发行，受到评论家的一致赞誉并出现了盗版，但紧接着传出此书被查禁的消息，不绝于耳的“封杀”传闻更使得这本书增添了神秘的色彩以及内容“可信度”，再次刺激了读者的购买欲，但市场已经出现了断档。2007年《羊的门》入选“共和国作家文库”由作家出版社再版，“该文库是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作品，使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出来”，这宣告《羊的门》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但同时因为湮没在该书系众多经典作品中，加上设计同质化，宣传手法单一，该书并未取得理想销量。读客图书“趁虚而入”将“神秘性”与“经典型”合二为一，使得文化资本、象征资本通过逆反效应最终转化为商业利益，据该书责编透露，《通天人物》销量已是2007版《羊的门》销量的数倍，这对单本销量难突破一万册的纯文学市场，算得上一个成功案例。 作者、读者、出版商均可看做文学消费的主体，而文学作品则被视为客体。从纯文本转换为文学消费客体首先受到特定时代的影响，也就是说同一部作品在不同年代出版其面貌、社会效应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承载着不同的文化意味。《羊的门》1999年的出版和2011年《通天人物》的出版，整个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已大不相同，之前追求经济高速发展，如今则提倡生活和谐稳定，作品出版脱离了它生产的原初语境，其美学价值、社会功能也处于变化中，福柯就曾提出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年代，而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出版商正是看重这一点，刻意迎合当下文化热点，强调“以人为本”施展“人术”，削弱作者原本对“人治”下畸形发展的反思主题。而且随着出版商的批量生产，成功经验的广泛复制，此类作品的神秘性被消解，文化内涵呈下降趋势，必然从高雅转向了通俗。官场文学出现初期，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而如今面临了严重同质化、媚俗化倾向，一本书的成功会激发相似题材相似设计的书蜂拥而至，《通天人物》的重新包装正是借鉴了之前官场图书的成功案例。同时，同一部作品同一个年代对于不同阅读群体，也会呈现不一样的面貌，因为阅读这个过程不同于作者的创作过程，它受到了读者的人生经验、趣味、动机的制约，同时读者也为了增加阅历，开阔视野，丰富人生经验而选择性地消费文学作品，将虚构的作品当做生动的现实图景来对待，这种对社会热点的关注和猎奇心理使得那些触及敏感话题、道德热点、社会政治变化的作品畅销一时，读客图书在包装《通天人物》时特地放大了作品的现实性、热点性、神秘性，并将其定位为官场学习范本，已经预先圈定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读者群，专注满足他们渴望从书本获得官场体验的需求。
读客图书的董事长华楠曾说，在他们眼里书没有雅俗之分，只有畅销不畅销之分，于是他们推动了“读客再出版工程”———致力于把轻松好读、富有知识性的出版物，重新包装定位，再次推向市场，并通过读客图书强大的营销和发行渠道，让曾经销量平淡、或已绝版的好书，在读客图书的全力运作下，变为万众瞩目的超级畅销书，让更多的读者能够在书店看到、买到、读到，让更多的作者可以通过作品畅销之后获得丰厚的稿酬。
雅和俗并非泾渭分明，刻意削减“雅”的人文元素，突出“俗”的消费特征，已成为消费社会里文学消费的主要特征。但在强调权力法则的同时，出版商利用各种手段有意对该书的深刻内涵进行了削减的技术处理，这让更多人了解这本书的同时，也忽视了其对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尖锐反思，以及在儒家文化浸染下施行“人治”的复杂性，而这远比权力运作更值得我们警醒。
纯文学在失去轰动效应以后，通过市场运作手段被重新包装推向大众，不失为一种“自救”办法。但一部文学作品一旦进入消费市场，就不再是铁板一块，经历了复杂的商业运作后有可能面目全非，背离作者最初的创作意图，作者要为此做好心理准备，尽量使这一变化是一个相互协商的结果，掌握自主权。而出版商和媒体在追求商业利润同时，也要善于挖掘作品的批判性、反思性，而不是一味应和潮流。作为读者在受到多方力量操控的同时，需要逐渐培养起自我反思的意识和能力，增强辨别力，寻求真正具有文学水准的作品，共同促进文学事业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