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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运动的爆发，不但让辛亥革命领导人孙文开始重新审视国际格局，而且其对日本政府的政策同样有了新的认识。与此同时，辛亥革命后，中国在政治局面上的混乱波及到了日本。本文以“亚洲主义”构想为线索，勾勒出五四前后孙文、宫崎滔天在探索日中关系的道路上产生的思想苦闷和斗争。在此基础上探讨两人的“亚洲主义”观所具有的意义。
关键词：亚洲主义；辛亥革命；孙文；宫崎滔天；日中关系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1）04－０009－０4
一、序言
辛亥革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浪潮中，两千多年的王朝专制体制土崩瓦解，中华民国成立了。就其革命的形式而言，辛亥革命不同于历代的王朝交替，有其独到的一面。纵观中国历代的王朝交替，我们可以发现其共同之处，即起义军通过军事行动打倒了前任皇帝，然后取而代之，确立新的中央集权。然而辛亥革命并未完全采取这种方式，而是通过各省纷纷独立，摆脱中央集权的控制，使中央集权内部发生松弛、解体，从而导致王朝体制的覆灭。可以说，辛亥革命给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模式。
然而，正如孙文（1866-1925）临终前所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那样，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军阀混战，袁世凯称帝等一系列问题，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并未完全朝着孙文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否定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如果没有辛亥革命的承前启后，新文化运动（1917-1923）与五四运动（1919）也不可能全国性大规模的开展。因此，野村浩一将辛亥革命作为旧中国的解体和新中国再生的起点的这一观点，是值得肯定的。①（以下关于日本著作的引用，皆为笔者所译）。
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开展在思想上也对孙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前，在孙文来看来，所谓的革命主要以政治、军事为核心，但在吸收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思想之后，孙文开始清晰地意识到思想、精神革命的重要性，并于1919年发表了题为《心理建设》一文。藤井升三曾指出“1919年是一个转换期，孙文的思想明显发生了变化”②。
孙文思想变化的原因与当时的日本对华政策同样切切相关。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会上要求中国将胶州湾租借给日本，并由日本取代德国掌控山东半岛。此举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同时也让孙文重新审视了国际格局并对日本政府有了新的认识。本稿试图通过“亚洲主义”构想这一主题，勾勒出五四运动前后孙文对日观的变化。当然，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局面的混乱，同样波及到日本。日本对中国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呢？本稿同时分析称孙文为“亚洲的珍宝”③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1870-1922）的中国观，从而描绘出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志士在思想上的苦闷与斗争。在此基础上，探讨两人的亚洲主义和日中关系的构想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二、孙文的“亚洲主义”与日中关系的构想
孙文将其后半生的三十年都献给了革命事业。在这三十年间孙文思考的主要课题之一便是如何摆脱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蹂躏。因此，说孙文的“东洋主义”构想是建立在这一思考之上并不为过。在五四运动之前，面对中国逐渐沦为殖民地的现状，孙文设计了两条救国方针，即“黄白战争观”以及“中日协作论”，这两条方针构成了其“亚洲主义”的两条主线。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在战后处理问题上日本政府的立场，都与孙文的期待背道而驰。此时，孙文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需要抵抗的列强，又增加了一个，那就是所谓和中国“同文同种”的邻国——日本。此时，构成其“亚洲主义”思想的两条主线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与更改。
1923年孙文彻底放弃了“黄白战争观”的理论。 在给犬养毅的书信中，他这样写道：“夫再来之世界战争，说者多谓必为黄白之战争，或为欧亚之战争，吾敢断言其非也，其必为公理与强权之战也，而排强权者固以亚洲受屈之人民为多，但欧洲受屈人民亦复不少，是故受屈人民当联合受屈人民以排横暴者。如是，在欧洲则露、独为受屈者之中坚，英、佛为横暴者之主干；在亚洲则印度、支那为受屈者中坚，而横暴者之主干亦同为英、佛；而米国或为横暴者之同盟，或为中立，而必不为受屈者之友朋，可断言也。惟日本则尚在不可知之数，其为受屈者之友乎？抑为受屈者之敌乎？吾将以先生（犬养毅）之志能否行于山本内阁而定之。”④
由此可见，孙文在对日本唯西方列强马首是瞻的行为极为失望的同时，对犬养毅的入阁报有极大的期望。他希望犬养毅能“另树一帜，以慰亚洲各民族喁喁之望”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孙文的东洋主义构想从单纯的欧亚对抗，升华为公理与强权的对抗。孙文的这一想法，在次年神户高等女子学校举行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在这次著名的演讲中，孙文首先指出西方文化虽然是科学的文化，但同时也是注重功利、武力的霸道文化。然后其运用儒家王道理论，强调了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文化。而王道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⑥的。而孙文的“黄白战争观”的放弃，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当时欧洲就有这么一个王道之国——俄国。他说道：
俄国现在要和欧洲的白人分家，他为什么
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主张王道，不主张霸
道。他要讲仁义道德，不愿讲功利强权。他极
力主持公道，不赞成用少数压迫多数。像这个
情形，俄国最近的新文化便极合我们东方的旧
文化。⑦
其实，在孙文的联俄政策逐渐明朗化的1923年，他和来访的鹤见佑辅举行了一次会谈，会谈中孙文对辛亥革命以来的日本对华政策大加批判，要求日本退出满洲。尽管如此，孙文依然表示自己从未舍弃过日本，并从内心深处深爱着日本。⑧究其原因有二：第一，在逃亡日本时自己曾受到了很多日本友人的帮助，必须知恩图报；第二，作为亚洲的一员，日本的作用不可忽视。
在孙文三十年的革命事业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漂泊逃难中度过。其在日本居住过较长时间，从1895年的第一次起义失败后，孙文开始了漂泊日本的生涯。1905年，其在日本设立了同盟会，其与爱妻宋庆龄的婚礼也是在日本举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医治了革命失败给孙文所带来的心理创伤，给孙文带来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胡锦涛主席在2008年5月访问日本时，特地到了位于日比谷公园内的松本楼饭店，并挥笔写下了“中日友好，世世代代”八个大字。松本楼是梅屋庄吉（1868-1934）的孙女经营的饭店，梅屋庄吉在第一次遇到孙文并得知孙文的起义决心时，对孙文说“你管你起兵吧，我会在财政上支援你的”。梅屋的话并不是一张空头支票，据说其一生对孙文的经济援助的花销高达2兆日元。孙文的婚礼就在梅屋的家中举行，孙文和梅屋结拜了兄弟，宋庆龄与梅屋的妻子同样结为姐妹。
但是，与此同时，日本政府的政策却与民间的日本人士和孙文之间的友谊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日本不顾中国的主权强迫中国签下不平等条约21条之后，孙文开始以一种批判的目光来审视日本政府。1919年孙文在回答日本朝日新闻社上海特派员太田宇之助的提问时，就曾严厉批评日本武人的帝国主义野心。⑨于是，我们能否就此认为孙文已经放弃了“中日协作论”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五四运动可以说在思想上都给孙文带来很大启发。革命要想成功，不单单是依靠少数的革命者，广大群众的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1923年孙文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针。所以，我们不能单纯认为孙文放弃了“中日协作论”，而只能说其“中日协作论”的重心相应地由政府的层面转向为民间层面。此时的孙文寄希望于日本国民能够真正理解和配合中国革命。
其实，日本的民间人士中有很多人对中国的革命是满怀热忱的。如果说梅屋庄吉主要是在经济方面给孙文莫大帮助的话，自由民权运动家宫崎滔天的支援则主要表现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
中江兆民（1847-1901）有一部书叫《三醉人经纶问答》，其中描绘了一个怀有“大陆雄飞”志向的东洋豪杰形象的主人公。这个形象令人很容易联想到宫崎滔天，因为滔天就曾经以豪杰大将自居，并自认为是与生俱来的自由民权运动家。⑩那么滔天对当时的日中关系与中国革命有着怎样的认识呢？
三、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与日中关系的构想
可以说滔天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有关中国革命的。在1900年前后滔天对中国革命寄予了极大的期待，并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各国革命的起点、源泉。他曾表示：
倘若中国得以复兴，并以大义昭示天下的话，
印度、泰国、越南皆能振兴，菲律宾、埃及随
之亦可获得解救。……人权的恢复，宇宙新纪
元的开辟，除此之外别无他法。{11}
滔天将这种想法植根于心，并将其作为一生的行动准则。换而言之，滔天认为当时日本的革命力量薄弱并不具备作为世界各国革命先导的能力，所以其希望中国革命能“左手牵日本，右手携朝鲜”。在此基础上中国、日本、朝鲜三国本着平等自由的原则结为盟友，以正义仁道号令海内外“扶倒救衰”{12}。
然而，在目睹中国革命遭遇到种种挫折后，滔天开始反省中国革命走向世界革命的这条路线，五四运动前后滔天终于将其理论重心偏移到“日中改造论”上。当然作为自由民权论者的滔天虽说对中国革命的挫折备感失望，但并无意加入到帝国主义的行列，而且始终对帝国主义的行径表达强烈的不满和谴责。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滔天对日本政府强迫国民出兵西伯利亚一事上的态度中略加了解。滔天强调：“兵乃凶器也，不可随意使用。然在要求国民出兵之前，则必须先拥有大义名分，此乃文明用兵之必要条件，亦是战而胜之的唯一途径。如若反之，在不先明确大义名分之前，当局者固思己见滥用其兵的话，则会带来无法估测的祸害。”{13}也就是说，滔天认为所有的出兵必须要有正当理由，兵乃不得已而用。缺乏大义名分的军事行动只能给国民带来种种苦难，尤其是出兵涉及到巨大的经济负担，而这笔不菲的负担最终将莫名其妙地落到普通国民的身上。滔天设身处地站在了普通民众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张。在《中国革命与列国》一文中，滔天对帝国主义作了如下分析：
所谓帝国主义就是一种吞并主义，吞并主
义必定伴随着军备扩张，而想要军备扩张金钱
必不可少。这笔钱由谁来负担？由广大民众负
担。在战场上谁牺牲了呢？广大民众牺牲了。
征服他国能给广大民众到来什么呢？除了苛捐
杂税别无他物。{14}
那么，对于日本政府的侵华方针，滔天又是怎样看待的呢？首先其非难日本政府的强硬作法，与此同时，滔天也分析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并指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国内的军阀混战愈演愈烈。这些军阀成为日本乃至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吞并中国的切入口。“攘外必先安内”，中国欲摆脱帝国主义，改造国内问题则为当务之急。于是其思想构造也从中国革命引领世界革命转化为“日中改造论”。
滔天认为日中两国军阀间的所谓友好亲善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必定不会长久。作为日本来说，改造的重点在于废除军阀的统治。在1921年的《出鳕目日记》中，滔天强调：“军阀存在一日，国民就无一日之安宁，国家亦无一日之安泰。”{15}如何实现推倒军阀呢？滔天希望能够实行普选，通过普选不单单是打倒那些藩阀官僚，而且可以实现真正的国民政治。
那么由谁来推翻军阀统治呢？滔天和孙文都寄希望于日中两国的国民。在滔天的脑海里，军阀统治下的日本的政策无法代表日本国民的愿望，国民与当局者必须区分对待。其曾明确表示：“政府是政府，青年是青年。政府实施恶政，青年无须从其所为。对于政府的恶行，可请愿上书，可团结上奏，可击而倒之，可取而代之。”同样对于日中两国的关系，其亦寄厚望于日中两国的民间人士。他在长冈护美的欢迎会上，对于那些社交礼仪性的外交辞令倍感愤怒，表示日中民间志士的同志般的结合才是日中两国建立可信赖的友好亲善关系的根基。{16}
对于当时中国和俄国的友好亲善，滔天的态度也与孙文不谋而合。他认为中国在反日情绪日益高涨的同时，采取联俄的政策可以说是一种思想上的进步。对日本当局来说，可怕的不是抵制日货等反日运动，而是在于中俄的联合。对于这种东洋的新共和，横跨亚欧大陆的新兴共产国家的携手，滔天认为这足以打破旧世界的格局。{1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在辛亥革命屡遭挫折后，由于受到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孙文和滔天的亚洲主义以及中日关系的构想也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尤其在民间人士对于革命的意义这点上，两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共鸣。这点对于当前的日中关系也具有很大的启示。
四、中日关系的展望
2009年日本的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民主党登上了执政的舞台。“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也随之浮出水面。这一设想很快就得到了中国和韩国的大力支持。然而，最近中国和日本在关于钓鱼岛等问题上发生了摩擦，日中关系似乎又进入到新的冰河期。正如宫崎滔天指出的那样，中日两国乃是“唇齿”关系，两国间的冷战对日中双方来说只有百害而无一利。日中两国应该如何破冰，继续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呢？
在当前政治层面的共同体停滞不前的状态下，日中两国的人民可以先着力于构筑生活层面的共同体。其实环顾我们周围，就有很多可以作为促进共同体形成的素材。比如东亚五国艺人联袂出演的电影《赤壁》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民间交流的模式。《赤壁》于2008年7月10日在中国公演，票房总收入高达3亿多元，创下中国电影票房的纪录。而日本在同年11月公映后，票房超过50亿日元，在当年所有电影票房中高居第四。
另外，出游北海道的中国游客日益增加，这也要归功于电影《非诚勿扰》。《非诚勿扰》中有许多描绘北海道自然风光的场面，很好地拉动了北海道的观光业，同时促进了日中两国的民间交流。
与此同时，购买日本产的大米和水果的中国国民日益增多；生鱼片也逐渐走上了普通中国市民的餐桌；日本的奶粉尿布因其安全性而受到中国消费者的追捧。可以说，中国国民的日本观正日渐发生变化。
当然由东亚各国民众构建的“生活共同体”最终是要推动政治层面的“东亚共同体”的实现。那么作为共同体的推进者，在相互交流过程中，应该具备怎样的态度呢？
笔者认为中庸思想必不可少。中庸思想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思想之一。（当然古希腊亚历士多德也曾提到过中庸即mean，但未引起西方人的重视）孔子曾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有两层含义，消极意义的中庸可解释为无过不及（a mean between extreme），积极意义的中庸指“时中”（a mean in any given situation）。消极意义的中庸是积极意义中庸的前提，狭义的中庸是消极意义中庸的发展。就拿医生看病打个比方。治疗好患者，是作为医生的前提，是不言而喻的事。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的病人，不同的症状，采取最合适的治疗方法。这就是所谓的“时中”。想要做到时中，并不容易，深思熟虑（considered judgment）必不可少。在处理政治问题以及国际关系上，何谓深思熟虑（considered judgment）呢？那就是指权衡大局后，使不利因素降低到最小程度（the least imperfect judgment）。望中日两国人民能够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努力实现“中日友好，世世代代”。
注释：
① 野村浩一：《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前言”，岩波书店2007年版。
②藤井升三：《孙文的民族主义再考》，《历史评论》1996年1月号。
③⑩{11}宫崎滔天：《三十三年的梦》，平凡社1967年版，第114、5-6、37页。
④⑤《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3、401页。
⑥⑦⑧ 陈德仁：《安井三吉编孙文演讲大亚洲主义资料集》，法律文化社1989年版，第73、79、309页。
⑨ 波多野宏一：《孙文和朝日新闻》，岩村三千夫编《现代中国和孙文思想》，讲谈社1967年版，第249页。
{12}《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平凡社1971年版，第296页。
{13}《宫崎滔天全集》第4卷，平凡社1973年版，第438页。
{14}《宫崎滔天全集》第2卷，平凡社1971年版，第606页。
{15}{17}《宫崎滔天全集》第3卷，平凡社1972年版，第351、350页。
{16}《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平凡社1976年版，第500页。
作者简介：陈毅立，男，1981年生，上海人，日本法政大学博士后、日本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日本东京。
（责任编辑 张卫东）
关键词：亚洲主义；辛亥革命；孙文；宫崎滔天；日中关系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1）04－０009－０4
一、序言
辛亥革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浪潮中，两千多年的王朝专制体制土崩瓦解，中华民国成立了。就其革命的形式而言，辛亥革命不同于历代的王朝交替，有其独到的一面。纵观中国历代的王朝交替，我们可以发现其共同之处，即起义军通过军事行动打倒了前任皇帝，然后取而代之，确立新的中央集权。然而辛亥革命并未完全采取这种方式，而是通过各省纷纷独立，摆脱中央集权的控制，使中央集权内部发生松弛、解体，从而导致王朝体制的覆灭。可以说，辛亥革命给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模式。
然而，正如孙文（1866-1925）临终前所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那样，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军阀混战，袁世凯称帝等一系列问题，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并未完全朝着孙文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否定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如果没有辛亥革命的承前启后，新文化运动（1917-1923）与五四运动（1919）也不可能全国性大规模的开展。因此，野村浩一将辛亥革命作为旧中国的解体和新中国再生的起点的这一观点，是值得肯定的。①（以下关于日本著作的引用，皆为笔者所译）。
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开展在思想上也对孙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前，在孙文来看来，所谓的革命主要以政治、军事为核心，但在吸收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思想之后，孙文开始清晰地意识到思想、精神革命的重要性，并于1919年发表了题为《心理建设》一文。藤井升三曾指出“1919年是一个转换期，孙文的思想明显发生了变化”②。
孙文思想变化的原因与当时的日本对华政策同样切切相关。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会上要求中国将胶州湾租借给日本，并由日本取代德国掌控山东半岛。此举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同时也让孙文重新审视了国际格局并对日本政府有了新的认识。本稿试图通过“亚洲主义”构想这一主题，勾勒出五四运动前后孙文对日观的变化。当然，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局面的混乱，同样波及到日本。日本对中国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呢？本稿同时分析称孙文为“亚洲的珍宝”③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1870-1922）的中国观，从而描绘出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志士在思想上的苦闷与斗争。在此基础上，探讨两人的亚洲主义和日中关系的构想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二、孙文的“亚洲主义”与日中关系的构想
孙文将其后半生的三十年都献给了革命事业。在这三十年间孙文思考的主要课题之一便是如何摆脱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蹂躏。因此，说孙文的“东洋主义”构想是建立在这一思考之上并不为过。在五四运动之前，面对中国逐渐沦为殖民地的现状，孙文设计了两条救国方针，即“黄白战争观”以及“中日协作论”，这两条方针构成了其“亚洲主义”的两条主线。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在战后处理问题上日本政府的立场，都与孙文的期待背道而驰。此时，孙文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需要抵抗的列强，又增加了一个，那就是所谓和中国“同文同种”的邻国——日本。此时，构成其“亚洲主义”思想的两条主线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与更改。
1923年孙文彻底放弃了“黄白战争观”的理论。 在给犬养毅的书信中，他这样写道：“夫再来之世界战争，说者多谓必为黄白之战争，或为欧亚之战争，吾敢断言其非也，其必为公理与强权之战也，而排强权者固以亚洲受屈之人民为多，但欧洲受屈人民亦复不少，是故受屈人民当联合受屈人民以排横暴者。如是，在欧洲则露、独为受屈者之中坚，英、佛为横暴者之主干；在亚洲则印度、支那为受屈者中坚，而横暴者之主干亦同为英、佛；而米国或为横暴者之同盟，或为中立，而必不为受屈者之友朋，可断言也。惟日本则尚在不可知之数，其为受屈者之友乎？抑为受屈者之敌乎？吾将以先生（犬养毅）之志能否行于山本内阁而定之。”④
由此可见，孙文在对日本唯西方列强马首是瞻的行为极为失望的同时，对犬养毅的入阁报有极大的期望。他希望犬养毅能“另树一帜，以慰亚洲各民族喁喁之望”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孙文的东洋主义构想从单纯的欧亚对抗，升华为公理与强权的对抗。孙文的这一想法，在次年神户高等女子学校举行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在这次著名的演讲中，孙文首先指出西方文化虽然是科学的文化，但同时也是注重功利、武力的霸道文化。然后其运用儒家王道理论，强调了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文化。而王道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⑥的。而孙文的“黄白战争观”的放弃，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当时欧洲就有这么一个王道之国——俄国。他说道：
俄国现在要和欧洲的白人分家，他为什么
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主张王道，不主张霸
道。他要讲仁义道德，不愿讲功利强权。他极
力主持公道，不赞成用少数压迫多数。像这个
情形，俄国最近的新文化便极合我们东方的旧
文化。⑦
其实，在孙文的联俄政策逐渐明朗化的1923年，他和来访的鹤见佑辅举行了一次会谈，会谈中孙文对辛亥革命以来的日本对华政策大加批判，要求日本退出满洲。尽管如此，孙文依然表示自己从未舍弃过日本，并从内心深处深爱着日本。⑧究其原因有二：第一，在逃亡日本时自己曾受到了很多日本友人的帮助，必须知恩图报；第二，作为亚洲的一员，日本的作用不可忽视。
在孙文三十年的革命事业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漂泊逃难中度过。其在日本居住过较长时间，从1895年的第一次起义失败后，孙文开始了漂泊日本的生涯。1905年，其在日本设立了同盟会，其与爱妻宋庆龄的婚礼也是在日本举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医治了革命失败给孙文所带来的心理创伤，给孙文带来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胡锦涛主席在2008年5月访问日本时，特地到了位于日比谷公园内的松本楼饭店，并挥笔写下了“中日友好，世世代代”八个大字。松本楼是梅屋庄吉（1868-1934）的孙女经营的饭店，梅屋庄吉在第一次遇到孙文并得知孙文的起义决心时，对孙文说“你管你起兵吧，我会在财政上支援你的”。梅屋的话并不是一张空头支票，据说其一生对孙文的经济援助的花销高达2兆日元。孙文的婚礼就在梅屋的家中举行，孙文和梅屋结拜了兄弟，宋庆龄与梅屋的妻子同样结为姐妹。
但是，与此同时，日本政府的政策却与民间的日本人士和孙文之间的友谊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日本不顾中国的主权强迫中国签下不平等条约21条之后，孙文开始以一种批判的目光来审视日本政府。1919年孙文在回答日本朝日新闻社上海特派员太田宇之助的提问时，就曾严厉批评日本武人的帝国主义野心。⑨于是，我们能否就此认为孙文已经放弃了“中日协作论”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五四运动可以说在思想上都给孙文带来很大启发。革命要想成功，不单单是依靠少数的革命者，广大群众的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1923年孙文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针。所以，我们不能单纯认为孙文放弃了“中日协作论”，而只能说其“中日协作论”的重心相应地由政府的层面转向为民间层面。此时的孙文寄希望于日本国民能够真正理解和配合中国革命。
其实，日本的民间人士中有很多人对中国的革命是满怀热忱的。如果说梅屋庄吉主要是在经济方面给孙文莫大帮助的话，自由民权运动家宫崎滔天的支援则主要表现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
中江兆民（1847-1901）有一部书叫《三醉人经纶问答》，其中描绘了一个怀有“大陆雄飞”志向的东洋豪杰形象的主人公。这个形象令人很容易联想到宫崎滔天，因为滔天就曾经以豪杰大将自居，并自认为是与生俱来的自由民权运动家。⑩那么滔天对当时的日中关系与中国革命有着怎样的认识呢？
三、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与日中关系的构想
可以说滔天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有关中国革命的。在1900年前后滔天对中国革命寄予了极大的期待，并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各国革命的起点、源泉。他曾表示：
倘若中国得以复兴，并以大义昭示天下的话，
印度、泰国、越南皆能振兴，菲律宾、埃及随
之亦可获得解救。……人权的恢复，宇宙新纪
元的开辟，除此之外别无他法。{11}
滔天将这种想法植根于心，并将其作为一生的行动准则。换而言之，滔天认为当时日本的革命力量薄弱并不具备作为世界各国革命先导的能力，所以其希望中国革命能“左手牵日本，右手携朝鲜”。在此基础上中国、日本、朝鲜三国本着平等自由的原则结为盟友，以正义仁道号令海内外“扶倒救衰”{12}。
然而，在目睹中国革命遭遇到种种挫折后，滔天开始反省中国革命走向世界革命的这条路线，五四运动前后滔天终于将其理论重心偏移到“日中改造论”上。当然作为自由民权论者的滔天虽说对中国革命的挫折备感失望，但并无意加入到帝国主义的行列，而且始终对帝国主义的行径表达强烈的不满和谴责。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滔天对日本政府强迫国民出兵西伯利亚一事上的态度中略加了解。滔天强调：“兵乃凶器也，不可随意使用。然在要求国民出兵之前，则必须先拥有大义名分，此乃文明用兵之必要条件，亦是战而胜之的唯一途径。如若反之，在不先明确大义名分之前，当局者固思己见滥用其兵的话，则会带来无法估测的祸害。”{13}也就是说，滔天认为所有的出兵必须要有正当理由，兵乃不得已而用。缺乏大义名分的军事行动只能给国民带来种种苦难，尤其是出兵涉及到巨大的经济负担，而这笔不菲的负担最终将莫名其妙地落到普通国民的身上。滔天设身处地站在了普通民众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张。在《中国革命与列国》一文中，滔天对帝国主义作了如下分析：
所谓帝国主义就是一种吞并主义，吞并主
义必定伴随着军备扩张，而想要军备扩张金钱
必不可少。这笔钱由谁来负担？由广大民众负
担。在战场上谁牺牲了呢？广大民众牺牲了。
征服他国能给广大民众到来什么呢？除了苛捐
杂税别无他物。{14}
那么，对于日本政府的侵华方针，滔天又是怎样看待的呢？首先其非难日本政府的强硬作法，与此同时，滔天也分析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并指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国内的军阀混战愈演愈烈。这些军阀成为日本乃至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吞并中国的切入口。“攘外必先安内”，中国欲摆脱帝国主义，改造国内问题则为当务之急。于是其思想构造也从中国革命引领世界革命转化为“日中改造论”。
滔天认为日中两国军阀间的所谓友好亲善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必定不会长久。作为日本来说，改造的重点在于废除军阀的统治。在1921年的《出鳕目日记》中，滔天强调：“军阀存在一日，国民就无一日之安宁，国家亦无一日之安泰。”{15}如何实现推倒军阀呢？滔天希望能够实行普选，通过普选不单单是打倒那些藩阀官僚，而且可以实现真正的国民政治。
那么由谁来推翻军阀统治呢？滔天和孙文都寄希望于日中两国的国民。在滔天的脑海里，军阀统治下的日本的政策无法代表日本国民的愿望，国民与当局者必须区分对待。其曾明确表示：“政府是政府，青年是青年。政府实施恶政，青年无须从其所为。对于政府的恶行，可请愿上书，可团结上奏，可击而倒之，可取而代之。”同样对于日中两国的关系，其亦寄厚望于日中两国的民间人士。他在长冈护美的欢迎会上，对于那些社交礼仪性的外交辞令倍感愤怒，表示日中民间志士的同志般的结合才是日中两国建立可信赖的友好亲善关系的根基。{16}
对于当时中国和俄国的友好亲善，滔天的态度也与孙文不谋而合。他认为中国在反日情绪日益高涨的同时，采取联俄的政策可以说是一种思想上的进步。对日本当局来说，可怕的不是抵制日货等反日运动，而是在于中俄的联合。对于这种东洋的新共和，横跨亚欧大陆的新兴共产国家的携手，滔天认为这足以打破旧世界的格局。{1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在辛亥革命屡遭挫折后，由于受到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孙文和滔天的亚洲主义以及中日关系的构想也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尤其在民间人士对于革命的意义这点上，两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共鸣。这点对于当前的日中关系也具有很大的启示。
四、中日关系的展望
2009年日本的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民主党登上了执政的舞台。“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也随之浮出水面。这一设想很快就得到了中国和韩国的大力支持。然而，最近中国和日本在关于钓鱼岛等问题上发生了摩擦，日中关系似乎又进入到新的冰河期。正如宫崎滔天指出的那样，中日两国乃是“唇齿”关系，两国间的冷战对日中双方来说只有百害而无一利。日中两国应该如何破冰，继续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呢？
在当前政治层面的共同体停滞不前的状态下，日中两国的人民可以先着力于构筑生活层面的共同体。其实环顾我们周围，就有很多可以作为促进共同体形成的素材。比如东亚五国艺人联袂出演的电影《赤壁》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民间交流的模式。《赤壁》于2008年7月10日在中国公演，票房总收入高达3亿多元，创下中国电影票房的纪录。而日本在同年11月公映后，票房超过50亿日元，在当年所有电影票房中高居第四。
另外，出游北海道的中国游客日益增加，这也要归功于电影《非诚勿扰》。《非诚勿扰》中有许多描绘北海道自然风光的场面，很好地拉动了北海道的观光业，同时促进了日中两国的民间交流。
与此同时，购买日本产的大米和水果的中国国民日益增多；生鱼片也逐渐走上了普通中国市民的餐桌；日本的奶粉尿布因其安全性而受到中国消费者的追捧。可以说，中国国民的日本观正日渐发生变化。
当然由东亚各国民众构建的“生活共同体”最终是要推动政治层面的“东亚共同体”的实现。那么作为共同体的推进者，在相互交流过程中，应该具备怎样的态度呢？
笔者认为中庸思想必不可少。中庸思想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思想之一。（当然古希腊亚历士多德也曾提到过中庸即mean，但未引起西方人的重视）孔子曾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有两层含义，消极意义的中庸可解释为无过不及（a mean between extreme），积极意义的中庸指“时中”（a mean in any given situation）。消极意义的中庸是积极意义中庸的前提，狭义的中庸是消极意义中庸的发展。就拿医生看病打个比方。治疗好患者，是作为医生的前提，是不言而喻的事。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的病人，不同的症状，采取最合适的治疗方法。这就是所谓的“时中”。想要做到时中，并不容易，深思熟虑（considered judgment）必不可少。在处理政治问题以及国际关系上，何谓深思熟虑（considered judgment）呢？那就是指权衡大局后，使不利因素降低到最小程度（the least imperfect judgment）。望中日两国人民能够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努力实现“中日友好，世世代代”。
注释：
① 野村浩一：《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前言”，岩波书店2007年版。
②藤井升三：《孙文的民族主义再考》，《历史评论》1996年1月号。
③⑩{11}宫崎滔天：《三十三年的梦》，平凡社1967年版，第114、5-6、37页。
④⑤《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3、401页。
⑥⑦⑧ 陈德仁：《安井三吉编孙文演讲大亚洲主义资料集》，法律文化社1989年版，第73、79、309页。
⑨ 波多野宏一：《孙文和朝日新闻》，岩村三千夫编《现代中国和孙文思想》，讲谈社1967年版，第249页。
{12}《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平凡社1971年版，第296页。
{13}《宫崎滔天全集》第4卷，平凡社1973年版，第438页。
{14}《宫崎滔天全集》第2卷，平凡社1971年版，第606页。
{15}{17}《宫崎滔天全集》第3卷，平凡社1972年版，第351、350页。
{16}《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平凡社1976年版，第500页。
作者简介：陈毅立，男，1981年生，上海人，日本法政大学博士后、日本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日本东京。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