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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美家居市场的侧门边，经常有三两陌生人在那里切磋棋艺。闲暇的时候，有个人也偶尔会来下几盘，品味棋局中的纵横博弈。他的气质很特别，但大家都不太认识他。
30年前，他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30年后的今天，他成功打造了一艘巨大的家居卖场航母。他就是著名家居集团——集美家居的总裁赵建国。棺材铺里的穷孩子
赵建国出生在河北沧州市的吴桥县，父亲是个木匠。在他两岁的时候，一家人为了生计就来到北京。“那时候的生活真是苦啊，我记得我们一家住的是间只有两三平方米的柴房，那还是个棺材铺子。”赵建国回忆说。
为了能上学，赵建国六七岁时就学会了扒煤核、捡破烂换钱。在灾年，家里没吃的，小小年纪的赵建国就跟母亲一起走几十里路去田间捡别人遗撒不要的豆子。两人一颗一颗地捡，一天下来，总共才捡了不到3斤。每次回忆起这些往事，赵建国就会眼圈泛红。不过在他看来，苦一点、累一点倒还没什么，最让人觉得难受的是老师和同学们的异样眼光。一个冬天，赵建国唯一的—双球鞋已经破得开了口，脚冻得受不了，于是就捡了点鸡毛塞进去。但是在做操时，他的这个小秘密却惹来了同学们的笑话，他在前面跑，后面鸡毛四处飘……“要饭、捡垃圾、遭白眼，小时候，各种苦都经历过。”赵建国说。
事实上，正是这种苦难的生活经历，造就了赵建国坚韧不屈的品格和敏锐的洞察力。
弃教从商坎坷多
20世纪70年代初，赵建国开始在北京第40中执教。“当时我们学校老师一个月的工资最多的也只有56块钱，学生们的上课条件非常艰苦。”赵建国说，他一直盘算着如何才能帮助大家改善条件。
1978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就想，国家要变革了，个人是不是也应该做些什么?”赵建国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在此凸现了出来。他先做了详细的方案，然后把想利用这个机会办厂为学校解决一部分经费以解决困境的想法告诉了校领导。
经过校方的一番商量并取得同意后，赵建国负责的校办厂在1979年的夏季成立了。“该厂的经营定位是生产、销售沙发。7个工人、36平米的厂房和5000元资金，就是当时的全部家当了。”赵建国告诉记者，“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个，而是当时我们这些人中没有1人了解如何制作沙发。”这些自然都没难倒赵建国，他买来了旧沙发和大家一起“解剖研究”，并鼓励工人去汽车靠垫制作门市偷师学艺。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的努力下来，第一套沙发竟然被这群“非专业人士”开发出来了。
“沙发是制作出来了，但是如何销售出去呢?”赵建国为这个问题苦思冥想着。当时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根深蒂固，沙发是个稀罕物，不像现在，销售渠道几乎为零。赵建国就四处寻找销路，碰壁被拒绝是常有的事，但他始终没泄气。最后，有一家销售商行被他“磨”得不行，勉强答应按“旧货”代销他们的沙发。这一卖，竟然相当地火。
当时我国刚刚改革开放，许多旧风气还未改变。一些工人捧着铁饭碗根本不卖力干活。于是赵建国推行了一系列在当时非常超前的管理方法，如设置任务量、计件付酬、超额奖励以及来料加工等，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工厂的效率和产量。第一年，校办厂获得纯利2万多，第二年获利5万多，第三年达到了8万多。但是，令赵建国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工厂效益好了，工人收入高了，老师的福利上去了，学校里却传来了越来越多的非议声。有人认为厂子有经济问题，还有人指责赵建国有贱卖国家资产的“嫌疑”。这使他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选择了离开，并且走得“干干净净”。
圈子里的大倒爷
离开了苦心经营起来的校办厂，赵建国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他凭借着坚韧的本能和不屈的个性，带着十几个人靠捡来的砖瓦，在一片推平的垃圾场上盖起了自己的厂房。1984年，建国木器厂正式成立。同时，赵建国将原料供应商、木工班、图纸设计队等资源整合在一起，由他们提供半成品，而由自己的团队负责组装后进行销售。
赵建国戏称自己是围里最早的大倒爷，那时他就懂得把从广东购买到的家具运到北京销售，并且引领了京城铁艺床、弯曲木以及皮沙发的三次流行风潮。就这样，他轻松地掘到了数桶金。
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赵建国在商界越玩越轻松。1992年，他创办了集美家具城，开始转型做专业卖场。敏锐的市场捕捉力让他屡战屡胜，代理唐山生产的一种欧式床头掀起了北京“床头革命”，力捧穗宝床垫则使其成为国内著名品牌。短短几年间，集美就成为了北京最大的家具经销商。
1999年至2000年，为了进一步发展，赵建国投入大量资金对集美卖场进行了翻修、扩建。然而部分卖场开业还不到半年，受奥运场馆建设征地的影响，集美面临了拆迁。“别看事后谈到此事的时候感觉很平静，但当时感觉就像是天塌下来了!”集美常务副总刘志萍说，“那时赵总大病了好多天”。
“当时给集美带来的直接损失就是4000多万元。刚刚竣工的消防设施和增容的大型变压器、空调系统一夜间都作废了。”赵建国表示，“不过，另觅新址却意外地为集美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与集美长期合作并建立了信任的大部分商户都和集美卖场一起搬迁到了定慧桥新址。为了回报商户的信任，赵建国对那些在拆迁中受损失最重的建材、灯具商户特别“偏心”。他们的租金至今都享受着远低于其他商户的待遇。在商户和市场方的相互支持中，集美拆迁后奇迹般地复活了，而且人气越来越旺。
“要试水就别怕呛”
有了拆迁的经验教训，集美的定慧桥店虽然很红火，赵建国却并没有自此满足，他要开发另一处新的卖场。但令许多人惊讶的是，当时他选中的是一片被许多业内人称为“死地”的破厂房，这块地位于南四环，南边是一条深沟路，北面没有公路，东边被铁道围住了，只有西面有一条几米宽的小马路。“当时要价还很高，经过一番测算，我一跺脚就接受了所有的条件。”赵建国说。
事实证明，赵建国有着非凡的胆略。大红门集美落成后，成为了北京规模最大的航母级家居卖场。为了弥补地理位置上的不便利，他购置了400多辆班车免费接送来自京城八方的顾客，最后带活了周围整个商圈。
“要试水，就别怕呛。”赵建国这样认为。在金融危机全球经济都不景气的情况下，他又在人们异样的目光中将集美家居扩张到了海外。目前，集美已经和法国巴黎93区的Aulnay市正式签署了一个并购协议，把Aulnay市一个25000平方米的商业地产买断，现在只等着国家的正式批文下来了。赵建国表示，集美在法国圈地是有一定的长远计划的。“在西方建立一个根据地，再搞一个组装车间，把中国制造变成了欧洲制造、法国制造，到时候再去抢夺欧洲市场是非常有利的，我们给商户的回报，或者说我们给自己的回报，是立体性的回报，而不是一点一线的回报。”他说。
15年来，赵建国就这样凭借着顽强的个性、独到的眼光和聪明睿智，翘楚京城家居市场。
花钱上的“双面人”
无可争议，赵建国现在是京城家居圈里资产最丰厚的老板之一。今年58岁，苦孩子出身的他照理说干到这份上也该享享清福了。但他对自己却有点“苛刻”。听赵建国身边的人说，他的钱包里基本上没多少现金，也没有什么会员卡。对于吃、穿、用，他非常“随便”，在单位吃的就是集美的小吃城，衣服则都是家里人买的。总之，没事的时候，他基本用不了多少钱。
赵建国虽然自己一年不花多少钱，然而回报社会却一点也不吝啬：为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建立教育奖励基金、资助少数民族大学生；出资350万元支持抗击非典的战役；通过希望工程为河北吴桥建立了专项“建国教育基金”，捐资205万元；向地震灾区捐款230万元……1999年迄今，赵建国一直善举不断。
“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既然个人的财富来自社会来自百姓，最终必将回报社会回报百姓。”言者款款漫谈，听者油然起敬。
30年前，他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30年后的今天，他成功打造了一艘巨大的家居卖场航母。他就是著名家居集团——集美家居的总裁赵建国。棺材铺里的穷孩子
赵建国出生在河北沧州市的吴桥县，父亲是个木匠。在他两岁的时候，一家人为了生计就来到北京。“那时候的生活真是苦啊，我记得我们一家住的是间只有两三平方米的柴房，那还是个棺材铺子。”赵建国回忆说。
为了能上学，赵建国六七岁时就学会了扒煤核、捡破烂换钱。在灾年，家里没吃的，小小年纪的赵建国就跟母亲一起走几十里路去田间捡别人遗撒不要的豆子。两人一颗一颗地捡，一天下来，总共才捡了不到3斤。每次回忆起这些往事，赵建国就会眼圈泛红。不过在他看来，苦一点、累一点倒还没什么，最让人觉得难受的是老师和同学们的异样眼光。一个冬天，赵建国唯一的—双球鞋已经破得开了口，脚冻得受不了，于是就捡了点鸡毛塞进去。但是在做操时，他的这个小秘密却惹来了同学们的笑话，他在前面跑，后面鸡毛四处飘……“要饭、捡垃圾、遭白眼，小时候，各种苦都经历过。”赵建国说。
事实上，正是这种苦难的生活经历，造就了赵建国坚韧不屈的品格和敏锐的洞察力。
弃教从商坎坷多
20世纪70年代初，赵建国开始在北京第40中执教。“当时我们学校老师一个月的工资最多的也只有56块钱，学生们的上课条件非常艰苦。”赵建国说，他一直盘算着如何才能帮助大家改善条件。
1978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就想，国家要变革了，个人是不是也应该做些什么?”赵建国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在此凸现了出来。他先做了详细的方案，然后把想利用这个机会办厂为学校解决一部分经费以解决困境的想法告诉了校领导。
经过校方的一番商量并取得同意后，赵建国负责的校办厂在1979年的夏季成立了。“该厂的经营定位是生产、销售沙发。7个工人、36平米的厂房和5000元资金，就是当时的全部家当了。”赵建国告诉记者，“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个，而是当时我们这些人中没有1人了解如何制作沙发。”这些自然都没难倒赵建国，他买来了旧沙发和大家一起“解剖研究”，并鼓励工人去汽车靠垫制作门市偷师学艺。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的努力下来，第一套沙发竟然被这群“非专业人士”开发出来了。
“沙发是制作出来了，但是如何销售出去呢?”赵建国为这个问题苦思冥想着。当时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根深蒂固，沙发是个稀罕物，不像现在，销售渠道几乎为零。赵建国就四处寻找销路，碰壁被拒绝是常有的事，但他始终没泄气。最后，有一家销售商行被他“磨”得不行，勉强答应按“旧货”代销他们的沙发。这一卖，竟然相当地火。
当时我国刚刚改革开放，许多旧风气还未改变。一些工人捧着铁饭碗根本不卖力干活。于是赵建国推行了一系列在当时非常超前的管理方法，如设置任务量、计件付酬、超额奖励以及来料加工等，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工厂的效率和产量。第一年，校办厂获得纯利2万多，第二年获利5万多，第三年达到了8万多。但是，令赵建国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工厂效益好了，工人收入高了，老师的福利上去了，学校里却传来了越来越多的非议声。有人认为厂子有经济问题，还有人指责赵建国有贱卖国家资产的“嫌疑”。这使他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选择了离开，并且走得“干干净净”。
圈子里的大倒爷
离开了苦心经营起来的校办厂，赵建国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他凭借着坚韧的本能和不屈的个性，带着十几个人靠捡来的砖瓦，在一片推平的垃圾场上盖起了自己的厂房。1984年，建国木器厂正式成立。同时，赵建国将原料供应商、木工班、图纸设计队等资源整合在一起，由他们提供半成品，而由自己的团队负责组装后进行销售。
赵建国戏称自己是围里最早的大倒爷，那时他就懂得把从广东购买到的家具运到北京销售，并且引领了京城铁艺床、弯曲木以及皮沙发的三次流行风潮。就这样，他轻松地掘到了数桶金。
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赵建国在商界越玩越轻松。1992年，他创办了集美家具城，开始转型做专业卖场。敏锐的市场捕捉力让他屡战屡胜，代理唐山生产的一种欧式床头掀起了北京“床头革命”，力捧穗宝床垫则使其成为国内著名品牌。短短几年间，集美就成为了北京最大的家具经销商。
1999年至2000年，为了进一步发展，赵建国投入大量资金对集美卖场进行了翻修、扩建。然而部分卖场开业还不到半年，受奥运场馆建设征地的影响，集美面临了拆迁。“别看事后谈到此事的时候感觉很平静，但当时感觉就像是天塌下来了!”集美常务副总刘志萍说，“那时赵总大病了好多天”。
“当时给集美带来的直接损失就是4000多万元。刚刚竣工的消防设施和增容的大型变压器、空调系统一夜间都作废了。”赵建国表示，“不过，另觅新址却意外地为集美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与集美长期合作并建立了信任的大部分商户都和集美卖场一起搬迁到了定慧桥新址。为了回报商户的信任，赵建国对那些在拆迁中受损失最重的建材、灯具商户特别“偏心”。他们的租金至今都享受着远低于其他商户的待遇。在商户和市场方的相互支持中，集美拆迁后奇迹般地复活了，而且人气越来越旺。
“要试水就别怕呛”
有了拆迁的经验教训，集美的定慧桥店虽然很红火，赵建国却并没有自此满足，他要开发另一处新的卖场。但令许多人惊讶的是，当时他选中的是一片被许多业内人称为“死地”的破厂房，这块地位于南四环，南边是一条深沟路，北面没有公路，东边被铁道围住了，只有西面有一条几米宽的小马路。“当时要价还很高，经过一番测算，我一跺脚就接受了所有的条件。”赵建国说。
事实证明，赵建国有着非凡的胆略。大红门集美落成后，成为了北京规模最大的航母级家居卖场。为了弥补地理位置上的不便利，他购置了400多辆班车免费接送来自京城八方的顾客，最后带活了周围整个商圈。
“要试水，就别怕呛。”赵建国这样认为。在金融危机全球经济都不景气的情况下，他又在人们异样的目光中将集美家居扩张到了海外。目前，集美已经和法国巴黎93区的Aulnay市正式签署了一个并购协议，把Aulnay市一个25000平方米的商业地产买断，现在只等着国家的正式批文下来了。赵建国表示，集美在法国圈地是有一定的长远计划的。“在西方建立一个根据地，再搞一个组装车间，把中国制造变成了欧洲制造、法国制造，到时候再去抢夺欧洲市场是非常有利的，我们给商户的回报，或者说我们给自己的回报，是立体性的回报，而不是一点一线的回报。”他说。
15年来，赵建国就这样凭借着顽强的个性、独到的眼光和聪明睿智，翘楚京城家居市场。
花钱上的“双面人”
无可争议，赵建国现在是京城家居圈里资产最丰厚的老板之一。今年58岁，苦孩子出身的他照理说干到这份上也该享享清福了。但他对自己却有点“苛刻”。听赵建国身边的人说，他的钱包里基本上没多少现金，也没有什么会员卡。对于吃、穿、用，他非常“随便”，在单位吃的就是集美的小吃城，衣服则都是家里人买的。总之，没事的时候，他基本用不了多少钱。
赵建国虽然自己一年不花多少钱，然而回报社会却一点也不吝啬：为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建立教育奖励基金、资助少数民族大学生；出资350万元支持抗击非典的战役；通过希望工程为河北吴桥建立了专项“建国教育基金”，捐资205万元；向地震灾区捐款230万元……1999年迄今，赵建国一直善举不断。
“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既然个人的财富来自社会来自百姓，最终必将回报社会回报百姓。”言者款款漫谈，听者油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