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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6年10月13日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因病去世。人们在缅怀这位伟大君王的同时也不禁想起了另一位君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这位"超长待机"的国家元首不仅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太太，也是历史的经历者和见证者。她是英国的象征，同时也印证了世界政治体制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本文将从历史、心理、经济等角度来探讨英国君主立宪制延续至今的原因。
关键词：英国 君主立宪制 历史传统 民族心理 经济基础
1688年，英国爆发了光荣革命，资产阶级推翻了英国封建统治，在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专政。这场运动不仅开辟了欧洲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更重要的是，它使英国进入新的阶段：英国摆脱了封建制度，成为了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从那时起，英国将君主立宪制延续至今，并且还将继续延续下去……纵观世界历史的长河，像英国这样能够长时间延续一种政体的国家屈指可数。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英国做到这一点呢？这与英国的历史传统、民众的心理意识、经济基础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历史传统：法律高于一切
法律高于一些，既是“法治”。法治似乎是资本主义政体优于封建政体的特征。其实并非如此。英国在中世纪时就有法治的传统。古时，英国的法律基础不是古代的罗马法，而是日耳曼人的习慣法。罗马法认为，法律是君主行使的立法行为，而习惯法却是人民的惯例，要在法庭中宣布，并要代代传下去。因而，英国法律据有广泛的民众性。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诸王国编订法典，这些法典不是由国王单独制定的，而是与贵族议会共同讨论制定的，或是收集前人各种法律仅讨论加以删除整理，颁布施行。这便是英国“法律高于一切”的根源。
12世纪是英国立法的世纪，亨利二世是英国习惯法的真正创建者。当时亨利二世建立巡回法庭，建立陪审团制度，大力发展法治。这让英国人民更加尊重法律，让“法律来源于人民而非国王臆定”这一原则深入人心。所以，当约翰王声称“法律即在我口中”时，英国几乎所有的阶级都来反对，并最终导致1215年贵族、骑士和教士反对国王而联合举行的武装反抗，迫使国王签署了“大宪章”。大宪章确立了两个主要原则——国王不经议会批准不得征税：除按国家法律外不得逮捕或监禁任何自由人。这样王权受到了明显的限制。这两个原则对后来英国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他们成为1689年《权利法案》的主要精髓。正如丘吉尔所说：“有人说，亨利二世时期是法治的开端，其实不然，大宪章才是国王受到法律约束的开始，这是前所未有的。”
二、政治传统：议会是为了限制王权
和法治传统一样，英国的议会也有长期的历史渊源。作为原始社会民主残余的“贤人会议”一直存在于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国王颁布法律，赏赐土地或宣战，都要与贤人会议商议。到13世纪下半期，随着英国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级的成长，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议会产生：它成为了一种限制和监督王权的机构，被分为上、下两院及众议院，作用就是利用法律来制约王权。
15世纪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议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它对王权的限制也不断加强。在政治上，议会成为了立法的角色。从1500年起，议会开始起草自己的法案。从亨利四世起，每个国王的称号由议会决定。就连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也不得不受制于议会。这种具有限制王权传统的议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不仅民众对他有尊重和留恋，甚至连鼓吹君权神授的詹姆斯一世在议会演说中也要表示依照法律统治。在经济上，国王更是受到议会的制约，平时王室的开支全靠国王领地，所以在英国国王是靠自己生活的！从1400—1642年，没有议会的批准，国王要提高税收的企图大都无法实现。为筹款，国王通常会和议会争论的面红耳赤。
三、民族心理：敬重统而不治的国王
无论是中世纪还是在当代，在英国的各阶层人士对国王有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一方面，他们坚信“王在法下”。当国王做出违反法律的事时他们会依靠法律奋起反抗。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国王怀有一种敬重的心理。一个不犯错误，统而不治和至高无尚的君主被认为是英国民众的幸福，而长期受制于议会的国王还被视为人民自由和财产的保护偶像。英国曾流行这样一句话：“当国王在白金汉宫时，人民睡得更安静、更和平”[2]。
英国人特殊的忠君心理可以从两个历史事件中看出：一是英国革命推翻了查理一世，但在人们心中他依然是国王。从革命的上层领导到下层百姓，许多人仍然希望身为囚徒的查理一世复位。而在对国王的审判中，多数人是勉强的。当查理一世在断头台上身首分离时，“数以千计的观众发出痛苦的呻吟”[3]。而在共和国时期，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使得社会上出现希望一位贤明君主登位的心理。当不受法律限制的克伦威尔死后，许多人的心中怀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英国人民为克伦威尔举办了一场“快乐的葬礼”。以上两个事件说明：由于国王与克伦威尔不同，前者受制于议会，处于法律之下。而后者反之。所以，英国社会拥戴了前者，摒弃了后者。这种崇拜国王的社会心理对英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新航路发现后，国王逐渐成了英语民族的象征。对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英国人来说，没有任何人或机构能有国王那么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国王成了他们在海外开拓奋斗的精神支柱。
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得以延续的基础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深入英国农村，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英国的呢绒工业具有悠久的历史，曾被誉为"民族工业"。英国农民自古以来多半都以养羊为副业，出卖羊毛，为英国和周边国家的呢绒工业提供原料。早在十五世纪以前，英国便向西欧大陆输出羊毛，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以及新航路的开辟、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英国更是加大了羊毛和呢绒的输出。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国内已经有了许多分散的毛织品手工工场。十六世纪英国的农村不仅出现了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经营的农场和牧场，还出现了许多摆脱了封建行会制度的束缚而在离城市较远的农村中建立起来的采矿、冶金、纺织等工业。
新航路开辟以后，荷兰佛兰得的毛织工业得到了飞跃发展，羊毛价格昂贵，养羊成了有利可图的事业。另外由于海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大量黄金白银流入欧洲，出现了"价格革命"。这使得贪婪的英国贵族地主改变了土地的经营方法，用强制手段驱除佃农，圈占土地从事养羊，掀起了一场"圈地运动"。后来，由于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圈地大多数又以经营农场为主，出现了许多大的农场。圈地运动虽然给农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却加剧破坏了土地所有制的自然经济基础，为英国资本主义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大批的雇佣劳动力，促进了资本主义农场的建立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就这样，英国的资产阶级为今后的政治改革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而在君主立宪制建立之后，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起了反作用——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加速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工业革命各种前提条件的迅速形成。英国成为了工业革命的摇篮。工业革命是英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弥补了其国土狭小的不足，使之影响、左右欧洲和世界秩序一个多世纪。
参考文献：
[1]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234页。
[2] 张金鉴：《欧洲各国政府》，中国台湾：三民书局，1968年，第19页。
[3]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679页。
关键词：英国 君主立宪制 历史传统 民族心理 经济基础
1688年，英国爆发了光荣革命，资产阶级推翻了英国封建统治，在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专政。这场运动不仅开辟了欧洲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更重要的是，它使英国进入新的阶段：英国摆脱了封建制度，成为了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从那时起，英国将君主立宪制延续至今，并且还将继续延续下去……纵观世界历史的长河，像英国这样能够长时间延续一种政体的国家屈指可数。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英国做到这一点呢？这与英国的历史传统、民众的心理意识、经济基础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历史传统：法律高于一切
法律高于一些，既是“法治”。法治似乎是资本主义政体优于封建政体的特征。其实并非如此。英国在中世纪时就有法治的传统。古时，英国的法律基础不是古代的罗马法，而是日耳曼人的习慣法。罗马法认为，法律是君主行使的立法行为，而习惯法却是人民的惯例，要在法庭中宣布，并要代代传下去。因而，英国法律据有广泛的民众性。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诸王国编订法典，这些法典不是由国王单独制定的，而是与贵族议会共同讨论制定的，或是收集前人各种法律仅讨论加以删除整理，颁布施行。这便是英国“法律高于一切”的根源。
12世纪是英国立法的世纪，亨利二世是英国习惯法的真正创建者。当时亨利二世建立巡回法庭，建立陪审团制度，大力发展法治。这让英国人民更加尊重法律，让“法律来源于人民而非国王臆定”这一原则深入人心。所以，当约翰王声称“法律即在我口中”时，英国几乎所有的阶级都来反对，并最终导致1215年贵族、骑士和教士反对国王而联合举行的武装反抗，迫使国王签署了“大宪章”。大宪章确立了两个主要原则——国王不经议会批准不得征税：除按国家法律外不得逮捕或监禁任何自由人。这样王权受到了明显的限制。这两个原则对后来英国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他们成为1689年《权利法案》的主要精髓。正如丘吉尔所说：“有人说，亨利二世时期是法治的开端，其实不然，大宪章才是国王受到法律约束的开始，这是前所未有的。”
二、政治传统：议会是为了限制王权
和法治传统一样，英国的议会也有长期的历史渊源。作为原始社会民主残余的“贤人会议”一直存在于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国王颁布法律，赏赐土地或宣战，都要与贤人会议商议。到13世纪下半期，随着英国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级的成长，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议会产生：它成为了一种限制和监督王权的机构，被分为上、下两院及众议院，作用就是利用法律来制约王权。
15世纪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议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它对王权的限制也不断加强。在政治上，议会成为了立法的角色。从1500年起，议会开始起草自己的法案。从亨利四世起，每个国王的称号由议会决定。就连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也不得不受制于议会。这种具有限制王权传统的议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不仅民众对他有尊重和留恋，甚至连鼓吹君权神授的詹姆斯一世在议会演说中也要表示依照法律统治。在经济上，国王更是受到议会的制约，平时王室的开支全靠国王领地，所以在英国国王是靠自己生活的！从1400—1642年，没有议会的批准，国王要提高税收的企图大都无法实现。为筹款，国王通常会和议会争论的面红耳赤。
三、民族心理：敬重统而不治的国王
无论是中世纪还是在当代，在英国的各阶层人士对国王有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一方面，他们坚信“王在法下”。当国王做出违反法律的事时他们会依靠法律奋起反抗。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国王怀有一种敬重的心理。一个不犯错误，统而不治和至高无尚的君主被认为是英国民众的幸福，而长期受制于议会的国王还被视为人民自由和财产的保护偶像。英国曾流行这样一句话：“当国王在白金汉宫时，人民睡得更安静、更和平”[2]。
英国人特殊的忠君心理可以从两个历史事件中看出：一是英国革命推翻了查理一世，但在人们心中他依然是国王。从革命的上层领导到下层百姓，许多人仍然希望身为囚徒的查理一世复位。而在对国王的审判中，多数人是勉强的。当查理一世在断头台上身首分离时，“数以千计的观众发出痛苦的呻吟”[3]。而在共和国时期，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使得社会上出现希望一位贤明君主登位的心理。当不受法律限制的克伦威尔死后，许多人的心中怀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英国人民为克伦威尔举办了一场“快乐的葬礼”。以上两个事件说明：由于国王与克伦威尔不同，前者受制于议会，处于法律之下。而后者反之。所以，英国社会拥戴了前者，摒弃了后者。这种崇拜国王的社会心理对英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新航路发现后，国王逐渐成了英语民族的象征。对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英国人来说，没有任何人或机构能有国王那么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国王成了他们在海外开拓奋斗的精神支柱。
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得以延续的基础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深入英国农村，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英国的呢绒工业具有悠久的历史，曾被誉为"民族工业"。英国农民自古以来多半都以养羊为副业，出卖羊毛，为英国和周边国家的呢绒工业提供原料。早在十五世纪以前，英国便向西欧大陆输出羊毛，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以及新航路的开辟、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英国更是加大了羊毛和呢绒的输出。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国内已经有了许多分散的毛织品手工工场。十六世纪英国的农村不仅出现了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经营的农场和牧场，还出现了许多摆脱了封建行会制度的束缚而在离城市较远的农村中建立起来的采矿、冶金、纺织等工业。
新航路开辟以后，荷兰佛兰得的毛织工业得到了飞跃发展，羊毛价格昂贵，养羊成了有利可图的事业。另外由于海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大量黄金白银流入欧洲，出现了"价格革命"。这使得贪婪的英国贵族地主改变了土地的经营方法，用强制手段驱除佃农，圈占土地从事养羊，掀起了一场"圈地运动"。后来，由于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圈地大多数又以经营农场为主，出现了许多大的农场。圈地运动虽然给农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却加剧破坏了土地所有制的自然经济基础，为英国资本主义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大批的雇佣劳动力，促进了资本主义农场的建立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就这样，英国的资产阶级为今后的政治改革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而在君主立宪制建立之后，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起了反作用——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加速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工业革命各种前提条件的迅速形成。英国成为了工业革命的摇篮。工业革命是英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弥补了其国土狭小的不足，使之影响、左右欧洲和世界秩序一个多世纪。
参考文献：
[1]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234页。
[2] 张金鉴：《欧洲各国政府》，中国台湾：三民书局，1968年，第19页。
[3]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6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