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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自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下一代,她们是农村版的海归,但同时,她们又是城市化欠账的缩影
在每一个城市,你都可以看见她们的身影。
她们可能在工厂的流水线边,也有可能会在超市、饭馆、美容店、复印社、服装小超市里,她们为城市奉献了自己最美好的一切,但最后却回到了乡下。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国情考察项目《打工妹返乡后的状况》启动,学者们利用两年的时间走访了中西部的若干农村,对返乡女农民工群体进行深入的调研。可以说,这是大陆学术界首次对反乡女农民工进行研究。
调研结果令人惊叹,“她们自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下一代,她们是农村版的海归,但同时,她们又是城市化欠账的缩影。”项目组第二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孟宪范编审说。
我已经不再是我
到城市打工后,你第一个月的工资怎么花的?
调研组调查得到的大部分答案都是:用来买衣服,或者是很多年一直渴望买到的东西。
河南女孩丹凤是家里的老大,1998年她上初二时,弟弟已经7岁,但是因为父母超生罚款的钱一直还不了,父亲无奈让她辍学打工。爱学习的丹凤哭了很多次,最后不得已辍学。1999年,未满15岁的丹凤来到浙江绍兴,开始自己的打工生涯。
刚到绍兴,看到一个广场,下面地下室还有超市,“觉得城市太好了!又觉得自己穿得很土,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她说。
就在丹凤刚到绍兴打工的同时,28岁的陈英第二次踏上了打工的征途。她的目的地是东莞。初中毕业的陈英20岁时第一次出门打工,那时她已经订婚了。婆家人都不同意她外出打工,婆婆说:“外面风流,出去就变坏了。”但陈英还是下决心要走。1990年大年初三,陈英拿了家里的400元就和同伴偷偷出发了。“走时特别高兴,像是出笼的小鸟”,她说。到东莞“胡找工作”。最后在一家台资鞋厂打工,一个月300元 ,一干就是四年。
在农村长大的女孩,几乎都是在花季年龄开始走向城市,她们普遍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收入微薄。但对初次接触大城市的女孩子来说,这些已经足够了。她们看到了以往从没有见过的东西,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她们为了融入这个世界努力改变着自身。
丹凤记得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是600元,她买了衣服、吃的,还买了一本书:《人性的弱点》。陈英则记得,第一月发的工资是300元,“心里好高兴,也不敢花,自己又借了100元,共400元寄给家里,还掉走时偷偷拿家里的钱。”
据调查,大部分的打工妹第一个月的工资都是用来买衣服,或者是买多少年以来一直渴望买到的东西。“服饰和装扮是第一改变,她们学习说普通话,穿时尚的衣服,注重打扮,这都是进入城市后的首要变化。”孟宪范说。
结婚中断了陈英的第一次外出打工生涯。她在1993年回到农村,孩子随后出生,她留在家里三年带孩子。1997年陈英再次来到东莞。回到她原来的鞋厂,因为要照顾家庭,没多久陈英再次回到了乡下,此后她再没有出去。
打工的经历让她念念不忘,第一次打工时陈英每月只有300元工资,但她却能挤出200元寄回家里。1990年她共给家里寄了2000元钱, 在当时的农村,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乡间有向神灵许愿、还愿的风俗,陈英母亲为此祈祷神灵保佑女儿平安,若此愿实现,则唱大戏还愿。春节陈英返乡探亲,母亲花50元请了外村的皮影剧团来村演戏还愿,招待乡亲。演前母亲烧香、放炮,祷告:“求神仙保佑闺女在外边平安!”陈英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眼里泛着泪花。
孟宪范说,许愿是一种承诺,是一种民间信仰方式。因为许愿就要还愿,所以中国人是不轻易许愿的,他们只为最为重要、最为强烈的愿望向神许愿。“一个女儿的安全让母亲向神许愿,这生动反映出贫困给农民带来的深刻焦虑、走出贫困的强烈愿望,以及看到隧道亮光的欣喜,使人震撼。此外,也从一个侧面生动地体现了女性参与经济活动后社会地位的提高。”孟宪范解释说。
丹凤则于2004年返乡,第二年结婚,此后接连生了两个孩子,如今的丹凤头发烫得很时尚,孩子用一次性纸尿片。“访谈开始前,她一边抱着孩子,一边低头研究我的访谈提纲。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访谈对象关心我的访谈提纲。”孟宪范回忆,她给丹凤儿子糖,小孩不敢接,丹凤解释道,我们不要孩子吃别人给的东西。
“她具有城里人的戒备心理。”孟宪范注意到了丹凤身上发生的变化。
返乡女工带来的变化
在宁夏西海固,可以很清晰地分辨出谁曾经出去打过工。高原上的妇女普遍都有高原红,但出去打工的女孩子很多人高原红都消失了。这些皮肤有着显著变化的女孩,如今是当地从没有出过门的女孩子们羡慕的对象。
返乡回来的打工妹们引人瞩目,她们从头发到衣着,从谈吐到行为举止,都是关注的焦点。有时候会不自觉向别人秀一下自己的普通话;每个星期记得带孩子去县城洗澡;定期买漂亮的衣服,用品牌化妆品;注重孩子教育;和婆婆相处变得融洽;待人接物落落大方……
调研组专家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陈午晴博士对此感受深切。在他调研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大量具有鲜明个性的返乡女农民工。重庆市合川区某村李萍的打工经历带给了她很多的收益。1992年李萍和丈夫一起远赴新疆乌鲁木齐打工。2001年她返回家乡,李萍不再外出打工的直接原因是自己患上一种比较严重的妇科肿瘤疾病,她曾为此前后3次住院看病。不曾想,正是这次重大疾病的治疗引发了她返乡后一段推销保险的经历。
李萍住院看病之前由熟人介绍参加了一项重大疾病保险,令其大感欣慰的是,这个保险为她这次大病治疗支付了4000多元的费用。作为直接受益人,她自然理解了加入保险的意义。不仅如此,她还敏锐地从中发现了一个商机,即:现身说法,推销保险。
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返乡后在家做了五年的保险营销业务。陈午晴认为,目前我国商业保险营销业务主要集中在城市,而且保险推销员不仅需要熟稔保险条款,还需要具备过人的语言沟通能力。李萍作为一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能够在农村顺利开展保险营销业务,与她多年外出打工经历带来的影响有莫大关联。
一位返乡打工妹对调研组成员说,我们有钱了也给小孩买奶粉吃的。在她看来,农村孩子没钱吃奶粉所以不如城里孩子。所以返乡后,她也开始用奶粉来喂养小孩,而不再进行母乳喂养,因为她觉得母乳喂养不如吃奶粉好。
“这些打工妹出去打工的经历给她们带来了正面的变化,同时她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陈午晴说。
这一代人曾远涉他乡,却少有人希望子女复制那些经历。
安徽省肥东县撮镇中岗村的阿珍14岁就开始打工,最早是做瓦工,提泥桶,后来长大结婚后就在一个轮胎原料厂打工,在流水线上干活。2004年,阿珍在家乡的开发区买了一间街面房开小卖部。有三个孩子的她非常注重小孩的教育。她一直教育孩子要好好读书,常对孩子说:“妈妈小时候没有条件多读书,否则不会只开小卖店,开工厂了。”“现在妈妈吃苦,你们要好好学习才对。”现在儿子在撮镇最好的初中——撮镇一中上初三,她希望孩子明年能考上肥东最好的高中——肥东一中。
阿珍重视子女教育很有代表性。在全国妇联2006～2007年对农村妇女状况调查中的女性流动人口调查中,受教育不足是被反复提到的遗憾。在该调查的结集《中国农村妇女状况调查》的一章“31名进城务工妇女访谈录”中,有8名提到受教育不足给自己带来的限制,其中5名已婚有孩子者均表示,决心让孩子受到好的教育,不然,“那我的努力就白费了。”
城市化的欠账
她们在最佳的年龄进入城市,在失去劳动力优势时返乡。这是所有回流农民工的共同特点。调研组通过在昆山等发达地区的调研结果表明,很多企业招聘员工的年龄要求都是18～22岁左右。而这一点也与劳动与社会保障部2007年发布的“关于当前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分析报告”中统计数据一致。
据2007年的一项企业用工调查,将近60%的岗位要求雇员年龄在18～25岁之间,将近30%的岗位的年龄要求在26～35岁之间。“与男性相比,女性外出就业早、就业高峰比男性出现得早、退出得早,表明她们受教育机会少于男性、企业用工偏好更年轻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时间短。”孟宪范分析。
而在孟宪范最新的一篇《她们是农村版海归》的论文中提到,“返乡”主要反映着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带来的迁移障碍。
“中国迁移人口的回流带有强烈的制度排斥色彩”,她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背后包含的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制度对于农村人口的排斥,使得农村人口流动面临着系统性制度障碍,如城市中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低工资,以及不能享有城市居民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上的福利。而这一制度长期的坚硬性,无疑是大量人口回流的主要原因。进城农民工只在最优劳动力年龄段在城市就业,他们并不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得到的却是超低的生存工资,而当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失去优势时即需返乡,回到缺乏社会保障供给的农村社会。
“目前这种打工妹大规模返乡现象折射出我们城市化的欠账——有流动而无迁移的种种问题。”孟宪范分析,这集中反映在,她们因生育而过早地中断社会劳动生涯、退回家庭的问题。“这一点,只要与城市职业女性并不因生育而离开劳动力市场相比较,就可以看出,打工妹的返乡,反映的是我们二元福利制度的不合理、不公正之处。”
而返乡女农民工的调查也反映出,奢侈的用工制度不可持续。“企业最喜欢用18～22岁的女工。”孟宪范认为,这里的好处很明显;她们反应快,动作敏捷,能耐受长时间连续工作,身体健康。这为企业带来的效益不言而喻。而在打工妹一方,福利的缺位使她们不能在城市完成生育和抚育婴幼儿的生命过程,只得返乡生育。于是,表面上是她们自愿辞工回家,实则折射的是福利排斥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东南沿海普遍的缺工现象已经表明,这种只截取打工妹最富于生命力5年使用的用工模式根本不可持续,且不说她们拿到的只是生存工资。”
“我总是会梦到广州,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回到湖北老家的张玲抱着孩子坐在家门口晒太阳,她在那个城市呆了5年,两年前因为长期流水线工作过度劳累,张玲被机器削去了一截拇指,在得到一笔微薄的赔偿金后,她回到了家乡。
得到或失去,在这些返乡女工的城市经历中浓缩了太多的梦想。
她们的人生期望值已经与流动前大大不同,在自己的家乡她们开始发挥了教师或训练员的作用。洗澡、刷牙、讲普通话,将城市的澡堂、照相馆、美容店移植到乡下,告诉自己的孩子要努力学习,到城市去生活。
返乡的她们,正改变着农村的社会生态,也向下一代传递着改变命运的梦想。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这种只截取打工妹最富于生命力5年使用的用工模式根本不可持续,且不说她们拿到的只是生存工资。
图说注释: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06年城乡住户家计调查样本中的子样本。总样本量为18071户、65281人;其中:农村10751户、43776人;城镇 7320户、21505人。样本中的农村外出就业人数为7971人,城镇就业人数为10918人。其中,“与雇主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村样本被定义为正规就业者,样本量为1842(人);城镇样本中的非自雇者被视为正规就业者,样本量为10469(人)。
在每一个城市,你都可以看见她们的身影。
她们可能在工厂的流水线边,也有可能会在超市、饭馆、美容店、复印社、服装小超市里,她们为城市奉献了自己最美好的一切,但最后却回到了乡下。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国情考察项目《打工妹返乡后的状况》启动,学者们利用两年的时间走访了中西部的若干农村,对返乡女农民工群体进行深入的调研。可以说,这是大陆学术界首次对反乡女农民工进行研究。
调研结果令人惊叹,“她们自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下一代,她们是农村版的海归,但同时,她们又是城市化欠账的缩影。”项目组第二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孟宪范编审说。
我已经不再是我
到城市打工后,你第一个月的工资怎么花的?
调研组调查得到的大部分答案都是:用来买衣服,或者是很多年一直渴望买到的东西。
河南女孩丹凤是家里的老大,1998年她上初二时,弟弟已经7岁,但是因为父母超生罚款的钱一直还不了,父亲无奈让她辍学打工。爱学习的丹凤哭了很多次,最后不得已辍学。1999年,未满15岁的丹凤来到浙江绍兴,开始自己的打工生涯。
刚到绍兴,看到一个广场,下面地下室还有超市,“觉得城市太好了!又觉得自己穿得很土,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她说。
就在丹凤刚到绍兴打工的同时,28岁的陈英第二次踏上了打工的征途。她的目的地是东莞。初中毕业的陈英20岁时第一次出门打工,那时她已经订婚了。婆家人都不同意她外出打工,婆婆说:“外面风流,出去就变坏了。”但陈英还是下决心要走。1990年大年初三,陈英拿了家里的400元就和同伴偷偷出发了。“走时特别高兴,像是出笼的小鸟”,她说。到东莞“胡找工作”。最后在一家台资鞋厂打工,一个月300元 ,一干就是四年。
在农村长大的女孩,几乎都是在花季年龄开始走向城市,她们普遍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收入微薄。但对初次接触大城市的女孩子来说,这些已经足够了。她们看到了以往从没有见过的东西,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她们为了融入这个世界努力改变着自身。
丹凤记得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是600元,她买了衣服、吃的,还买了一本书:《人性的弱点》。陈英则记得,第一月发的工资是300元,“心里好高兴,也不敢花,自己又借了100元,共400元寄给家里,还掉走时偷偷拿家里的钱。”
据调查,大部分的打工妹第一个月的工资都是用来买衣服,或者是买多少年以来一直渴望买到的东西。“服饰和装扮是第一改变,她们学习说普通话,穿时尚的衣服,注重打扮,这都是进入城市后的首要变化。”孟宪范说。
结婚中断了陈英的第一次外出打工生涯。她在1993年回到农村,孩子随后出生,她留在家里三年带孩子。1997年陈英再次来到东莞。回到她原来的鞋厂,因为要照顾家庭,没多久陈英再次回到了乡下,此后她再没有出去。
打工的经历让她念念不忘,第一次打工时陈英每月只有300元工资,但她却能挤出200元寄回家里。1990年她共给家里寄了2000元钱, 在当时的农村,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乡间有向神灵许愿、还愿的风俗,陈英母亲为此祈祷神灵保佑女儿平安,若此愿实现,则唱大戏还愿。春节陈英返乡探亲,母亲花50元请了外村的皮影剧团来村演戏还愿,招待乡亲。演前母亲烧香、放炮,祷告:“求神仙保佑闺女在外边平安!”陈英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眼里泛着泪花。
孟宪范说,许愿是一种承诺,是一种民间信仰方式。因为许愿就要还愿,所以中国人是不轻易许愿的,他们只为最为重要、最为强烈的愿望向神许愿。“一个女儿的安全让母亲向神许愿,这生动反映出贫困给农民带来的深刻焦虑、走出贫困的强烈愿望,以及看到隧道亮光的欣喜,使人震撼。此外,也从一个侧面生动地体现了女性参与经济活动后社会地位的提高。”孟宪范解释说。
丹凤则于2004年返乡,第二年结婚,此后接连生了两个孩子,如今的丹凤头发烫得很时尚,孩子用一次性纸尿片。“访谈开始前,她一边抱着孩子,一边低头研究我的访谈提纲。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访谈对象关心我的访谈提纲。”孟宪范回忆,她给丹凤儿子糖,小孩不敢接,丹凤解释道,我们不要孩子吃别人给的东西。
“她具有城里人的戒备心理。”孟宪范注意到了丹凤身上发生的变化。
返乡女工带来的变化
在宁夏西海固,可以很清晰地分辨出谁曾经出去打过工。高原上的妇女普遍都有高原红,但出去打工的女孩子很多人高原红都消失了。这些皮肤有着显著变化的女孩,如今是当地从没有出过门的女孩子们羡慕的对象。
返乡回来的打工妹们引人瞩目,她们从头发到衣着,从谈吐到行为举止,都是关注的焦点。有时候会不自觉向别人秀一下自己的普通话;每个星期记得带孩子去县城洗澡;定期买漂亮的衣服,用品牌化妆品;注重孩子教育;和婆婆相处变得融洽;待人接物落落大方……
调研组专家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陈午晴博士对此感受深切。在他调研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大量具有鲜明个性的返乡女农民工。重庆市合川区某村李萍的打工经历带给了她很多的收益。1992年李萍和丈夫一起远赴新疆乌鲁木齐打工。2001年她返回家乡,李萍不再外出打工的直接原因是自己患上一种比较严重的妇科肿瘤疾病,她曾为此前后3次住院看病。不曾想,正是这次重大疾病的治疗引发了她返乡后一段推销保险的经历。
李萍住院看病之前由熟人介绍参加了一项重大疾病保险,令其大感欣慰的是,这个保险为她这次大病治疗支付了4000多元的费用。作为直接受益人,她自然理解了加入保险的意义。不仅如此,她还敏锐地从中发现了一个商机,即:现身说法,推销保险。
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返乡后在家做了五年的保险营销业务。陈午晴认为,目前我国商业保险营销业务主要集中在城市,而且保险推销员不仅需要熟稔保险条款,还需要具备过人的语言沟通能力。李萍作为一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能够在农村顺利开展保险营销业务,与她多年外出打工经历带来的影响有莫大关联。
一位返乡打工妹对调研组成员说,我们有钱了也给小孩买奶粉吃的。在她看来,农村孩子没钱吃奶粉所以不如城里孩子。所以返乡后,她也开始用奶粉来喂养小孩,而不再进行母乳喂养,因为她觉得母乳喂养不如吃奶粉好。
“这些打工妹出去打工的经历给她们带来了正面的变化,同时她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陈午晴说。
这一代人曾远涉他乡,却少有人希望子女复制那些经历。
安徽省肥东县撮镇中岗村的阿珍14岁就开始打工,最早是做瓦工,提泥桶,后来长大结婚后就在一个轮胎原料厂打工,在流水线上干活。2004年,阿珍在家乡的开发区买了一间街面房开小卖部。有三个孩子的她非常注重小孩的教育。她一直教育孩子要好好读书,常对孩子说:“妈妈小时候没有条件多读书,否则不会只开小卖店,开工厂了。”“现在妈妈吃苦,你们要好好学习才对。”现在儿子在撮镇最好的初中——撮镇一中上初三,她希望孩子明年能考上肥东最好的高中——肥东一中。
阿珍重视子女教育很有代表性。在全国妇联2006～2007年对农村妇女状况调查中的女性流动人口调查中,受教育不足是被反复提到的遗憾。在该调查的结集《中国农村妇女状况调查》的一章“31名进城务工妇女访谈录”中,有8名提到受教育不足给自己带来的限制,其中5名已婚有孩子者均表示,决心让孩子受到好的教育,不然,“那我的努力就白费了。”
城市化的欠账
她们在最佳的年龄进入城市,在失去劳动力优势时返乡。这是所有回流农民工的共同特点。调研组通过在昆山等发达地区的调研结果表明,很多企业招聘员工的年龄要求都是18～22岁左右。而这一点也与劳动与社会保障部2007年发布的“关于当前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分析报告”中统计数据一致。
据2007年的一项企业用工调查,将近60%的岗位要求雇员年龄在18～25岁之间,将近30%的岗位的年龄要求在26～35岁之间。“与男性相比,女性外出就业早、就业高峰比男性出现得早、退出得早,表明她们受教育机会少于男性、企业用工偏好更年轻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时间短。”孟宪范分析。
而在孟宪范最新的一篇《她们是农村版海归》的论文中提到,“返乡”主要反映着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带来的迁移障碍。
“中国迁移人口的回流带有强烈的制度排斥色彩”,她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背后包含的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制度对于农村人口的排斥,使得农村人口流动面临着系统性制度障碍,如城市中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低工资,以及不能享有城市居民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上的福利。而这一制度长期的坚硬性,无疑是大量人口回流的主要原因。进城农民工只在最优劳动力年龄段在城市就业,他们并不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得到的却是超低的生存工资,而当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失去优势时即需返乡,回到缺乏社会保障供给的农村社会。
“目前这种打工妹大规模返乡现象折射出我们城市化的欠账——有流动而无迁移的种种问题。”孟宪范分析,这集中反映在,她们因生育而过早地中断社会劳动生涯、退回家庭的问题。“这一点,只要与城市职业女性并不因生育而离开劳动力市场相比较,就可以看出,打工妹的返乡,反映的是我们二元福利制度的不合理、不公正之处。”
而返乡女农民工的调查也反映出,奢侈的用工制度不可持续。“企业最喜欢用18～22岁的女工。”孟宪范认为,这里的好处很明显;她们反应快,动作敏捷,能耐受长时间连续工作,身体健康。这为企业带来的效益不言而喻。而在打工妹一方,福利的缺位使她们不能在城市完成生育和抚育婴幼儿的生命过程,只得返乡生育。于是,表面上是她们自愿辞工回家,实则折射的是福利排斥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东南沿海普遍的缺工现象已经表明,这种只截取打工妹最富于生命力5年使用的用工模式根本不可持续,且不说她们拿到的只是生存工资。”
“我总是会梦到广州,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回到湖北老家的张玲抱着孩子坐在家门口晒太阳,她在那个城市呆了5年,两年前因为长期流水线工作过度劳累,张玲被机器削去了一截拇指,在得到一笔微薄的赔偿金后,她回到了家乡。
得到或失去,在这些返乡女工的城市经历中浓缩了太多的梦想。
她们的人生期望值已经与流动前大大不同,在自己的家乡她们开始发挥了教师或训练员的作用。洗澡、刷牙、讲普通话,将城市的澡堂、照相馆、美容店移植到乡下,告诉自己的孩子要努力学习,到城市去生活。
返乡的她们,正改变着农村的社会生态,也向下一代传递着改变命运的梦想。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这种只截取打工妹最富于生命力5年使用的用工模式根本不可持续,且不说她们拿到的只是生存工资。
图说注释: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06年城乡住户家计调查样本中的子样本。总样本量为18071户、65281人;其中:农村10751户、43776人;城镇 7320户、21505人。样本中的农村外出就业人数为7971人,城镇就业人数为10918人。其中,“与雇主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村样本被定义为正规就业者,样本量为1842(人);城镇样本中的非自雇者被视为正规就业者,样本量为1046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