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原子物理学之父”称号的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和夫人玛格丽特，每次来帕沙迪纳，准要到我家看看。我跟玻尔家有多年交往，在哥廷根，我就认识他的哥哥、数学家哈罗德。1911年，我跟玻尔在英国初次会面，正是那年，他提出了振奋人心的原子结构新理论。
　　玻尔是个身材高大、态度和蔼的人，他在各种社交场合都能怡然自得。有件趣事，至今我一想起来还感到忍俊不禁。他在星期日家宴上出了一个洋相，让我看出了他也是那种心不在焉的大学教授。那天晚上，我在他面前放了一只彩色酒杯，我给别人酒杯里倒满了法国白兰地，却忘了给他斟酒。
　　玻尔一边畅谈自己的原子结构理论，一边拿起那只空酒杯喝酒，他这样接连空喝了3次后，我再也沉不住气了。
　　“尼尔斯，您喝的是什么呀?”我问他。
　　玻尔愣了一下，再往酒杯里看看，“啊哟!”他惊奇地说，“我也奇怪，怎么一点儿酒味也尝不出呢?”
　　恩里科·费米是最早完成原子裂变实验的杰出的意大利物理学家。他每次到帕沙迪纳也总要来我家。1939年，费米之所以移居美国，一方面因为对美国感兴趣，另一方面因为娶了一位有犹太血统的意大利海军上将的女儿。墨索里尼上台后大搞反犹主义，于是他当机立断，取道斯德哥尔摩到美国安家落户。他第一次到帕沙迪纳来看我时，我和妹妹特地为他举行了家宴，还邀请了许多社会名流出席作陪。在宴会上他有些局促不安，后来到了深夜，他把我拉到一旁。
　　“亲爱的卡门，你帮我办件事。”
　　“什么事?”
　　“我想到好莱坞去看看。”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心神不定原来是为了这件事。这可把我逗乐了，我问他为什么对电影那样感兴趣。“一个人到了罗马总想见见教皇，”他回答说，“我到了加里福尼亚总该去见识见识拍电影吧!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
　　我和妹妹在好莱坞有不少朋友，其中有著名的匈牙利明星保罗·卢卡斯、贝拉·罗葛茜。因此，我不费什么事就在电影制片厂为费米准备了一个午餐会。我们一同参观了布景设备，又跟一些男明星和漂亮的女明星畅谈了一阵。事后，费米眼睛里流露出愉快的神情对我说，光凭这一点就值得到美国来。
　　后来我和费米还探讨过科学史上一个奇妙的现象：天才人物为什么会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突然涌现出来。触发这种现象的导因还弄不清楚，也许教师具有一定的影响。比方说，费米本人是罗马大学考贝诺教授的学生。我认识这位教授，他是个很出色的物理学教师。虽然他在自己的事业上缺少创见，但却有能力把费米、赛格雷、拉赛迪那样一批青年聚集在他身边，并激励他们上进。正是由于这批青年提出的新颖独到的见解，核裂变的实际应用才得以实现。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是我家的常客，在他身上我发现了一个诚恳而善良的灵魂。他具备的一切品质，正是我在探索自然的道路上毕生所追求的。
　　1911年我在哥廷根大学第一次见到爱因斯坦。那是他到学校来和希尔伯特、闵可夫斯基共同指导一个学术讨论会，这个欧洲最著名的学术讨论会曾经推动很多人去钻研物理学上的新课题。1931年，他应德国政府资助的费城德美文化协会的邀请，以德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初次访问了美国。
　　爱因斯坦到达帕沙迪纳时受到了许多社会名流的欢迎。那天场面很大，四周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在市政府大礼堂前面举行欢迎仪式的过程中，他看到我也在那里，就满面笑容走过来和我握手。
　　“啊!亲爱的卡门，”他说，“在这里见到你我真高兴。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他把我拉到一旁用手指指广场上的喷泉，那喷泉顶上有一个翻滚、弹跳着的小球。“你解释解释为什么小球在喷泉顶上不掉下来吗?”
　　我对他说，如果小球重量和喷水的动量之间保持某种恰当的关系，一旦小球出现在喷泉顶部，就会停留在那里按水力学规律运动，它一偏离平衡位置就会自动进行校正，因此始终不会掉下来。
　　“sehr gut(好极了)”他点点头，然后又回去参加欢迎仪式。
　　数月之后，我对爱因斯坦有了更深的了解。一头卷曲的白发，一件普通羊毛衫加一支烟斗，加州理工学院人人都知道这个形象是谁。由于要求他写自传的人络绎不绝，有一次他要我想个办法让他避避风头。我在洛杉矶奥列薇拉大街替他安排了一个住处，那是条艺术街，街上行人以留长胡子、穿羊毛衫远近闻名，因此他在那里从未碰到过上述麻烦。我猜想，街上谁也没有认出这个人就是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为人坦率，心口如一，直言不讳。有一次他应邀出席一个“面向全国”的广播节目，有个播音员蓦然发现了这位科学巨匠，就擅自宣布爱因斯坦要向全国听众发表讲话。爱因斯坦非常反感，立刻站起来说，“我没有话要讲，因此讲不出什么话；今后如有话讲，再来向各位奉告。”说完这两句他立刻就坐下去。
　　我和爱因斯坦曾多次促膝长谈，科学对人类的意义这个话题谈得最多。我一直认为，我这一生中科学的最大进步在于消除了不少偏见。由于偏见来自日常生活和一般常识，所以一般人总认为它不可逾越。在消除偏见方面，爱因斯坦是我的榜样。他发现，人们只有抛弃物理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绝对观念，才能对一些天文学和光学现象作出正确解释。他抛弃了绝对时间和空间观念，然后循序渐进，提出-了“相对论”。
　　20世纪物理学的另外两大理论是“量子力学”和“测不准原理”，这两个理论也排除了由一般经验所产生的偏见。比如，众所周知，任何运动物体的速度和位置都能精确地确定。对“测不准原理”来说，这就是一种偏见。“测不准原理”认为基本物理过程是随机量的乘积，因此无法进行严格测定，这种观点显然是和因果律抵触的。“测不准原理”公开发表后，在物理学和哲学上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矛盾。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在物理学上以提出激进理论闻名于世的爱因斯坦，居然也不承认“测不准原理”。他坚信任何过程都能用因果律来描述，位置和时间根本不存在内在的不确定性。因此，他认为“测不准原理”的基本思想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问爱因斯坦：“为什么您不相信测不准原理呢!您年轻时就消除了绝对时间这样一个大偏见。现在提出‘测不准原理’的海森堡也是个青年，他消除另一个偏见——过程确定的唯一性，而您反而不赞成了，这是否表明您年事已高了呢?”
　　爱因斯坦回答说：“并非如此。亲爱的卡门，以前我就说过，我绝不相信仁慈的上帝会用掷骰子来统治世界。”他认为：上帝主宰万物，因而也创造了物理定律。同时，他还认为宇宙是有序的，即一切事物，只要知道它的现状，便能了解它未来的发展和变化。而“测不准原理”却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未来是无法确凿预知的，结果可能多种多样。
　　爱因斯坦在加州理工学院指导过许多次关于物质论会。参加讨论的有密立根、托尔曼、保林和爱勃斯坦，这是个多高水平的学术小组啊!我记得，爱因斯坦的论述清澈明了。而奥本海默表达问题的方法太复杂，因此难于理解。他在黑板前动作迅速，推导方程式常跳过好几步，又以为听的人都跟得上。爱因斯坦接在奥本海默后面登上讲台，首先他表示非常抱歉，他比不上奥本海默那样敏捷，不过他将尽力而为。
　　我在爱因斯坦身上打过一个主意，结果却完全失败了。谢天谢地，幸亏那不是一件科学方面的事情。有个匈牙利才华出众的钢琴家名叫尼里基·哈齐，由于时运不济，人地生疏，他被迫在帕沙迪纳一家大餐厅里当个钢琴伴奏者。从前在布达佩斯他是个公认的神童，我和妹妹对他的处境感到很惋惜，觉得他在美国需要有个显显身手的机会。于是我们决定拉他一把，把南加州的一大批艺术家和音乐会代理人请来听听他的演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特意举办了一个欢迎爱因斯坦的宴会，把南加州有名的音乐会代理人都请来赴宴。那天晚上，正如我们预计的那样，大家请哈齐弹了几首曲子。不料在这个当口，爱因斯坦夫人突然心血来潮，要她丈夫拉小提琴和哈齐合奏，大家对这个主意感到非常高兴。没想到这一下竟触怒了哈齐，他大声嚷道：“我从来不为任何人伴奏!”说罢，就真的不弹了，我们期望美国音乐界重视哈齐的计划也就此成了泡影。而爱因斯坦却兴致勃勃，照拉不误。结果，所有来客都向他表示热烈祝贺，而把那位布达佩斯的神童忘得一干二净。
　　我看，那位傲慢无礼的匈牙利朋友是大错特错了。其后几年，一位真正的钢琴大师凯瑟索斯和爱因斯坦合奏就丝毫没有感到屈尊。加州理工学院的地震专家古腾堡教授也常为爱因斯坦作钢琴伴奏。有一次演奏后我问爱因斯坦古腾堡钢琴弹得怎么样?他回答说，很难跟上。
　　“那是怎么回事呢?”我问道“地震学家弹钢琴不是也有节奏吗?”
　　爱因斯坦笑笑说，“他的节奏很好，但很难捉摸。”我在普林斯顿跟爱因斯坦只见过一、两次面，但在二次大战后却经常接到他的来信。有一次他来信要我参加他发起的“科学家反对使用原子弹紧急行动委员会”。我对这类组织从来就不感兴趣。比较起来，我对在以色列办一所医科大学，或向西班牙提供促进艺术发展奖学金倒是更为关注。我以恕不从命回复了爱因斯坦，并说：“幸而我不是原子科学家，作这种决定要简单多了。”
　　
　　(摘自《二十世纪巨人随笔》，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