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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廉平，是在他陪同原晋绥军区政委林枫之子林炎志等，赴五寨出席“晋绥儿女支援老区文化教育建设”等活动，刚刚返回太原的家中。身材高大挺拔的廉平虽挟风尘却精神矍铄，神清气爽，看不出他已是８６岁高龄的老人。他这次回五寨，参加完欢庆活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于是便组织当地的老八路们到烈士陵园为牺牲的战友们敬献了花圈，当地领导让他致词，他想起抗战的往事便情不自禁地哭了。他说：“老了。一提过去的事情，就想得很多，就感情激动，就忍不住要落泪。”
情为何而动，泪为谁而流？谈话从这里开始。
故乡可爱
廉平是山西省五寨县人，提起故乡，自然一往情深。高小毕业之时正值国家民族危亡之秋，抗战形势风起云涌，廉平毅然投身于民族革命的时代洪流。七七事变前即由共产党员介绍他加入了“牺牲救国同盟会”，担任五寨县南关支部负责人。抗战初期，在五寨县二区担任牺盟会秘书，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区委宣传委员；抗战后期，他从延安工作归来，又先后担任五寨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同父老乡亲一起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五寨地处晋西北，是块红色的土地，是革命老区。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有人参加了共产党，搞起了红色宣传。１９２５年，共产党员赵成璧、李在唐等就曾在这里创办过“夜光学社”。赵成璧（赵宝成）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总务厅厅长，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壮烈牺牲。１９３５年，共产党员范若愚等在这里创办过“树人补习学校”。共产党人在这里前赴后继地播撒革命火种，进行着革命启蒙宣传。
抗日战争的爆发，唤醒了沉寂的晋西北。牺牲救国同盟会、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公道团、民革中学、农民救国会、八路军、晋绥军、决死队等等都来了。一个小小的五寨县，居然有那么多的组织在活动。既有共产党的力量、国民党的力量，也有统一战线组织、阎锡山的组织，随后还有日本侵略军及其扶植的汉奸政权。共产党、八路军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使五寨真正成为革命老区。
“槐树开花碎纷纷，咱们的亲人是八路军。八路军来了端上饭，日本人来了扔颗手榴弹。”这是家乡的民歌，集中地反映了五寨人民热爱共产党、誓死抗战到底的心声。当时，五寨全县只有四万五千人，正好是中国人口的万分之一，但它对抗战的贡献却绝不止是万分之一。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５年间，五寨就有两万人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民兵组织，他们利用缴获的敌人武器，自制了“落地开花弹”等几种射程的土炮弹，英勇打击敌人，涌现出路玉小、卜贵芬等英雄模范人物，享誉边区，威名远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五寨县出动了数千民工和千余车辆支援前线，共有５２５人光荣牺牲。五寨人民为抗战、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老区人民！
延安最亲
１９３９年底，党组织为培养干部，选派了一批有文化、又有一定斗争经验的年轻党员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当时的北方局党校设在晋察冀边区的阜平，从晋西北出发须要穿越敌人的几条封锁线才能到达。廉平一行２０余人在通过同蒲铁路时与敌交火，致使行程受阻。此时，国民党正欲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形势十分严峻。阎锡山在晋西北取消了统一战线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又磨刀霍霍地集结晋绥军准备向我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发动进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严峻考验，我党我军准备奋起反抗。党组织遂决定将这批青年党员干部直接送过黄河，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１９４１年，廉平从中央党校毕业后被安排在中央情报部工作，见证了整风学习、抢救失足者、审干等重大历史事件，从始至终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１９４５年，他参加了在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召开的晋绥边区“七大”代表会议，回顾总结了晋绥边区抗战工作，然后回到了故乡。抗战期间，廉平在延安度过了五个春秋。
延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难忘。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最艰苦的年代就开始了。各根据地艰苦，延安同样艰苦。陕北地瘠人穷，加之国民党的封锁，我们从五湖四海来了那么多的人，吃饭穿衣都很困难。毛主席说，大家既不愿散伙，又不愿被饿死冻死，那就只有一条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中央党校的师生们开荒种地，边学习边生产。把粮食种子播下去后，就到学校学习；等庄稼长出来后，我们就去锄草，锄完草就去上课；庄稼熟了，大家就去收割，再把收割到的庄稼往回运。每人用荆条编一只箩筐，背着往回运粮食和山药蛋。
延安女子大学的一个老乡告我说：“煮麦子可难吃哩。”我说：“那么好的东西能难吃？”我去吃了几口还香，再吃几口就不行了。她们是天天那么用茶缸煮着吃麦粒，那确实是难以下咽了。当时，延安的生活供给是每人每月三钱油、三钱盐、一斤半蔬菜、４５斤粮，每人每年一套棉装、一套单装。实际上是根本达不到的，经常是一天三顿喝糊糊、吃黑豆，有小米吃就已经很好了。
一冬天是不洗衣服的，因为没有可替换的衣服。从大后方来到延安的同志还带有几件衣服，但是到了冬天，无论男女老幼也只能是外面穿着一件羊皮坎肩，用绳子在腰上一扎。延安的春天是很美的，草木青了，女同志也穿得花花绿绿，很漂亮。到了夏天，我们脱光衣服在延河里洗衣服，把洗了的衣服摊在河边的石头上晾晒，满滩的石头都披上新衣，像一丛丛花儿。我们则在河里学游泳，等着衣服干。当时，延河岸这边是男同志，岸那边是女同志。邓发同志说我们都成“河防司令”了。有时，下午有课，等不及衣服干，就穿着湿衣服去上课。
在党校里学习理论，在生产劳动中锻炼党性，没有听到有人喊苦。邓发同志还是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组织大家开展劳动竞赛，每个同志都怕自己落后，背山药蛋背谷子，抢着干最苦最累的活儿。假如你多背了一筐，那么我就要想办法早起晚归，比你还要多背一大筐。
物质生活虽然如此艰苦，但大家的革命精神却是高昂旺盛的，精神生活是饱满的。我们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扭秧歌，搞竞赛答题。有时，甚至玩起儿童似的游戏来。洪水过后，延河滩上的石缝里到处都有小乌龟，大家就逮小乌龟恶作剧地往别人的脖子里塞。唱歌演戏，那不是鲁艺的专利，在延安那是一种广泛的革命风气，人人都会唱歌扭秧歌。中央党校有自己的剧团，也演出过反对“客里空”的话剧《前线》等。我称自己是“说过一句台词的演员”。当时演出反映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起义的话剧，由于我的个子高，导演就安排我和朱奇两人在剧中当“水兵”，给我的台词只有一句，就是喊一句“和船长一样！”朱奇是朱总司令的儿子。即便是在康生搞“抢救失足者”审干期间，一些同志遭受了误解和冤枉，受着很大的委屈，那也是要唱歌演剧扭秧歌，不坠革命青云之志。
延安的歌声真是难忘。就像鲁艺的吴伯箫同志写的那样：“延安唱歌，成为一种风气，部队里唱歌，学校里唱歌，工厂、农村、机关里也唱歌。每逢开会，各路队伍都是踏着歌走来，踏着歌回去。”整个延安形成了歌的河流和海洋。
战友情深
抗战胜利后，廉平担任过地委秘书长等职。建国后一直在工业、交通等部门工作，担任过１０年交通厅厅长。离休后，从事老区建设促进会等工作，老有所为，发挥余热。延安情结历久弥深，他先后数次回延安，延安精神使他永葆革命青春。
延安是革命者心中的圣地，是革命的代名词。毛主席讲过，革命的和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最后分界线就是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革命的青年就愿意到“延安”不愿意到“西安”。延安是革命者的家，是革命者锻炼的熔炉和革命者的出发地。
最难忘的是一位名叫周竞的山西大姐。当时在延安，我听她的口音像是定襄人，但为了严守纪律，我们谁也不打听对方是哪里人氏。她对同志十分热情，尤其是对年龄小的同志更是关怀照顾。我们都亲切地喊她大姐。党校毕业分配工作时，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将分配到哪里工作。总之，我们从１９４１年分别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她的品质、她的热忱，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全国解放后，我到处打听她的下落，逢人便问，尤其是遇到定襄、五台一带的同志就询问他们知道不知道有个周竞的老乡，然而没有人知道。直到退居二线，在省顾问委员会工作时，到云南遇到一个定襄籍的老干部齐耀纯，她居然就是周竞大姐的亲戚。她告诉我，周大姐已经在太原解放前夕牺牲了。这时，已经是距周大姐牺牲４０年了。
周竞大姐，１９１７年生，比我大三岁，是定襄南王村人。她原名周金莲、周爱莲，出生在一个中等生活水平之家，父亲经商，家里只有她兄妹两人。她就学于定襄女子高小，品学兼优，在全县会考时总是名列前茅。“九·一八”事变后，她与同学们开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和太原成成中学读书的齐平结婚后来到太原，在晋生织染厂当会计。齐平把地下党组织的书籍杂志拿回家中，二人同学习，接受了革命的理论。１９３６年，太原救亡组织成立，周竞参加了工人抗日救亡组织，担任厂小组长。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她同丈夫齐平、小姑齐耀纯一道参加革命。撤退到晋南汾城后，她从事妇女救亡工作，成为县妇救会主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和我一样，是在“十二月事变”前被组织派送到延安党校学习的。１９４１年，周竞告别延安后回到太岳区四地委办公室作秘书工作。在八路军情报处谍训班受训后，她们夫妻二人被太岳军区司令部派回太原设立情报站。齐平任站长，周大姐任政委，在敌人的“心脏”里战斗。齐平利用同学关系打入敌人要害部门，在伪保安司令部任上尉军需，周大姐则以家庭妇女身份进行掩护配合。她们为根据地输送了医药器械等急需的物资，解救出了一些被俘的同志，盗出了鬼子的城防工事碉堡图，查清并标注出日寇在太原市区的整个防御设施，在抗日情报战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周大姐夫妇二人又战斗在阎锡山统治集团中枢，齐平在特种警宪指挥处任少校科员，继续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他们提供了阎军盘踞在长治城内的番号、装备、人员和战斗力等情报，为上党战役的胜利做出杰出的贡献。１９４６年，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等作为军调部代表来到太原谈判，周竞、齐平及时提供敌情，使我方在谈判中始终掌握了主动权。陈赓同志曾感慨地讲：“这回到太原，真想去看看周竞、齐平同志啊。”在此后解放山西的历次战役中，他们都为我军提供了珍贵的情报。１９４７年１０月，敌人将他们分别逮捕。敌人对他们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在会场大庭之上把齐平同志当场处死，然后想诱骗周竞为保全丈夫和全家三代人性命而交待党的秘密，但周大姐宁死不屈。当时的《天津日报》就曾报道过“铁大姐”顽强斗争到底的消息，说的就是周大姐。在我军的重重包围中，太原就要解放的１９４８年冬的一个深夜，敌人将周大姐残酷地杀害了。直到如今，也没有找到这一对革命烈士的遗骨。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延河岸边，那个英姿飒爽的女八路，眨闪着明亮的眼睛对我们说：“来，叫声‘大姐’，我给你洗衣服?选”
“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抗日战争，参加共产党，那就是要时刻准备着为党为人民奉献出一切。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发扬延安精神、抗战精神，仍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因为她的实质是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
情为何而动，泪为谁而流？谈话从这里开始。
故乡可爱
廉平是山西省五寨县人，提起故乡，自然一往情深。高小毕业之时正值国家民族危亡之秋，抗战形势风起云涌，廉平毅然投身于民族革命的时代洪流。七七事变前即由共产党员介绍他加入了“牺牲救国同盟会”，担任五寨县南关支部负责人。抗战初期，在五寨县二区担任牺盟会秘书，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区委宣传委员；抗战后期，他从延安工作归来，又先后担任五寨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同父老乡亲一起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五寨地处晋西北，是块红色的土地，是革命老区。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有人参加了共产党，搞起了红色宣传。１９２５年，共产党员赵成璧、李在唐等就曾在这里创办过“夜光学社”。赵成璧（赵宝成）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总务厅厅长，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壮烈牺牲。１９３５年，共产党员范若愚等在这里创办过“树人补习学校”。共产党人在这里前赴后继地播撒革命火种，进行着革命启蒙宣传。
抗日战争的爆发，唤醒了沉寂的晋西北。牺牲救国同盟会、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公道团、民革中学、农民救国会、八路军、晋绥军、决死队等等都来了。一个小小的五寨县，居然有那么多的组织在活动。既有共产党的力量、国民党的力量，也有统一战线组织、阎锡山的组织，随后还有日本侵略军及其扶植的汉奸政权。共产党、八路军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使五寨真正成为革命老区。
“槐树开花碎纷纷，咱们的亲人是八路军。八路军来了端上饭，日本人来了扔颗手榴弹。”这是家乡的民歌，集中地反映了五寨人民热爱共产党、誓死抗战到底的心声。当时，五寨全县只有四万五千人，正好是中国人口的万分之一，但它对抗战的贡献却绝不止是万分之一。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５年间，五寨就有两万人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民兵组织，他们利用缴获的敌人武器，自制了“落地开花弹”等几种射程的土炮弹，英勇打击敌人，涌现出路玉小、卜贵芬等英雄模范人物，享誉边区，威名远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五寨县出动了数千民工和千余车辆支援前线，共有５２５人光荣牺牲。五寨人民为抗战、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老区人民！
延安最亲
１９３９年底，党组织为培养干部，选派了一批有文化、又有一定斗争经验的年轻党员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当时的北方局党校设在晋察冀边区的阜平，从晋西北出发须要穿越敌人的几条封锁线才能到达。廉平一行２０余人在通过同蒲铁路时与敌交火，致使行程受阻。此时，国民党正欲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形势十分严峻。阎锡山在晋西北取消了统一战线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又磨刀霍霍地集结晋绥军准备向我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发动进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严峻考验，我党我军准备奋起反抗。党组织遂决定将这批青年党员干部直接送过黄河，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１９４１年，廉平从中央党校毕业后被安排在中央情报部工作，见证了整风学习、抢救失足者、审干等重大历史事件，从始至终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１９４５年，他参加了在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召开的晋绥边区“七大”代表会议，回顾总结了晋绥边区抗战工作，然后回到了故乡。抗战期间，廉平在延安度过了五个春秋。
延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难忘。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最艰苦的年代就开始了。各根据地艰苦，延安同样艰苦。陕北地瘠人穷，加之国民党的封锁，我们从五湖四海来了那么多的人，吃饭穿衣都很困难。毛主席说，大家既不愿散伙，又不愿被饿死冻死，那就只有一条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中央党校的师生们开荒种地，边学习边生产。把粮食种子播下去后，就到学校学习；等庄稼长出来后，我们就去锄草，锄完草就去上课；庄稼熟了，大家就去收割，再把收割到的庄稼往回运。每人用荆条编一只箩筐，背着往回运粮食和山药蛋。
延安女子大学的一个老乡告我说：“煮麦子可难吃哩。”我说：“那么好的东西能难吃？”我去吃了几口还香，再吃几口就不行了。她们是天天那么用茶缸煮着吃麦粒，那确实是难以下咽了。当时，延安的生活供给是每人每月三钱油、三钱盐、一斤半蔬菜、４５斤粮，每人每年一套棉装、一套单装。实际上是根本达不到的，经常是一天三顿喝糊糊、吃黑豆，有小米吃就已经很好了。
一冬天是不洗衣服的，因为没有可替换的衣服。从大后方来到延安的同志还带有几件衣服，但是到了冬天，无论男女老幼也只能是外面穿着一件羊皮坎肩，用绳子在腰上一扎。延安的春天是很美的，草木青了，女同志也穿得花花绿绿，很漂亮。到了夏天，我们脱光衣服在延河里洗衣服，把洗了的衣服摊在河边的石头上晾晒，满滩的石头都披上新衣，像一丛丛花儿。我们则在河里学游泳，等着衣服干。当时，延河岸这边是男同志，岸那边是女同志。邓发同志说我们都成“河防司令”了。有时，下午有课，等不及衣服干，就穿着湿衣服去上课。
在党校里学习理论，在生产劳动中锻炼党性，没有听到有人喊苦。邓发同志还是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组织大家开展劳动竞赛，每个同志都怕自己落后，背山药蛋背谷子，抢着干最苦最累的活儿。假如你多背了一筐，那么我就要想办法早起晚归，比你还要多背一大筐。
物质生活虽然如此艰苦，但大家的革命精神却是高昂旺盛的，精神生活是饱满的。我们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扭秧歌，搞竞赛答题。有时，甚至玩起儿童似的游戏来。洪水过后，延河滩上的石缝里到处都有小乌龟，大家就逮小乌龟恶作剧地往别人的脖子里塞。唱歌演戏，那不是鲁艺的专利，在延安那是一种广泛的革命风气，人人都会唱歌扭秧歌。中央党校有自己的剧团，也演出过反对“客里空”的话剧《前线》等。我称自己是“说过一句台词的演员”。当时演出反映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起义的话剧，由于我的个子高，导演就安排我和朱奇两人在剧中当“水兵”，给我的台词只有一句，就是喊一句“和船长一样！”朱奇是朱总司令的儿子。即便是在康生搞“抢救失足者”审干期间，一些同志遭受了误解和冤枉，受着很大的委屈，那也是要唱歌演剧扭秧歌，不坠革命青云之志。
延安的歌声真是难忘。就像鲁艺的吴伯箫同志写的那样：“延安唱歌，成为一种风气，部队里唱歌，学校里唱歌，工厂、农村、机关里也唱歌。每逢开会，各路队伍都是踏着歌走来，踏着歌回去。”整个延安形成了歌的河流和海洋。
战友情深
抗战胜利后，廉平担任过地委秘书长等职。建国后一直在工业、交通等部门工作，担任过１０年交通厅厅长。离休后，从事老区建设促进会等工作，老有所为，发挥余热。延安情结历久弥深，他先后数次回延安，延安精神使他永葆革命青春。
延安是革命者心中的圣地，是革命的代名词。毛主席讲过，革命的和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最后分界线就是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革命的青年就愿意到“延安”不愿意到“西安”。延安是革命者的家，是革命者锻炼的熔炉和革命者的出发地。
最难忘的是一位名叫周竞的山西大姐。当时在延安，我听她的口音像是定襄人，但为了严守纪律，我们谁也不打听对方是哪里人氏。她对同志十分热情，尤其是对年龄小的同志更是关怀照顾。我们都亲切地喊她大姐。党校毕业分配工作时，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将分配到哪里工作。总之，我们从１９４１年分别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她的品质、她的热忱，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全国解放后，我到处打听她的下落，逢人便问，尤其是遇到定襄、五台一带的同志就询问他们知道不知道有个周竞的老乡，然而没有人知道。直到退居二线，在省顾问委员会工作时，到云南遇到一个定襄籍的老干部齐耀纯，她居然就是周竞大姐的亲戚。她告诉我，周大姐已经在太原解放前夕牺牲了。这时，已经是距周大姐牺牲４０年了。
周竞大姐，１９１７年生，比我大三岁，是定襄南王村人。她原名周金莲、周爱莲，出生在一个中等生活水平之家，父亲经商，家里只有她兄妹两人。她就学于定襄女子高小，品学兼优，在全县会考时总是名列前茅。“九·一八”事变后，她与同学们开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和太原成成中学读书的齐平结婚后来到太原，在晋生织染厂当会计。齐平把地下党组织的书籍杂志拿回家中，二人同学习，接受了革命的理论。１９３６年，太原救亡组织成立，周竞参加了工人抗日救亡组织，担任厂小组长。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她同丈夫齐平、小姑齐耀纯一道参加革命。撤退到晋南汾城后，她从事妇女救亡工作，成为县妇救会主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和我一样，是在“十二月事变”前被组织派送到延安党校学习的。１９４１年，周竞告别延安后回到太岳区四地委办公室作秘书工作。在八路军情报处谍训班受训后，她们夫妻二人被太岳军区司令部派回太原设立情报站。齐平任站长，周大姐任政委，在敌人的“心脏”里战斗。齐平利用同学关系打入敌人要害部门，在伪保安司令部任上尉军需，周大姐则以家庭妇女身份进行掩护配合。她们为根据地输送了医药器械等急需的物资，解救出了一些被俘的同志，盗出了鬼子的城防工事碉堡图，查清并标注出日寇在太原市区的整个防御设施，在抗日情报战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周大姐夫妇二人又战斗在阎锡山统治集团中枢，齐平在特种警宪指挥处任少校科员，继续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他们提供了阎军盘踞在长治城内的番号、装备、人员和战斗力等情报，为上党战役的胜利做出杰出的贡献。１９４６年，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等作为军调部代表来到太原谈判，周竞、齐平及时提供敌情，使我方在谈判中始终掌握了主动权。陈赓同志曾感慨地讲：“这回到太原，真想去看看周竞、齐平同志啊。”在此后解放山西的历次战役中，他们都为我军提供了珍贵的情报。１９４７年１０月，敌人将他们分别逮捕。敌人对他们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在会场大庭之上把齐平同志当场处死，然后想诱骗周竞为保全丈夫和全家三代人性命而交待党的秘密，但周大姐宁死不屈。当时的《天津日报》就曾报道过“铁大姐”顽强斗争到底的消息，说的就是周大姐。在我军的重重包围中，太原就要解放的１９４８年冬的一个深夜，敌人将周大姐残酷地杀害了。直到如今，也没有找到这一对革命烈士的遗骨。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延河岸边，那个英姿飒爽的女八路，眨闪着明亮的眼睛对我们说：“来，叫声‘大姐’，我给你洗衣服?选”
“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抗日战争，参加共产党，那就是要时刻准备着为党为人民奉献出一切。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发扬延安精神、抗战精神，仍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因为她的实质是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